摘要: 龙山时代的文化巨变和传说时代的部族战争韩建业摘要：公元前2千纪之末的龙山时代前后期之交，曾经发生过两次大规模的文化巨变，也就是王湾三期文化对石家河文化、老虎山文化对陶寺文化的大规模代替，应该分别和传说中的禹征三苗、稷放丹朱事件相对应。据此就有可能切实建立龙山时代考古学文化和尧舜禹时期一些部族的对应关系框架，走出夏代之前古史探索的 ...

龙山时代的文化巨变和

传说时代的部族战争

韩建业

摘要：公元前2千纪之末的龙山时代前后期之交，曾经发生过两次大规模的文化巨变，也就是王湾三期文化对石家河文化、老虎山文化对陶寺文化的大规模代替，应该分别和传说中的禹征三苗、稷放丹朱事件相对应。据此就有可能切实建立龙山时代考古学文化和尧舜禹时期一些部族的对应关系框架，走出夏代之前古史探索的关键一步，还可以为夏文化的上限提供坚实的考古学证据。

关键词：龙山时代 传说时代 文化变迁 部族战争 禹征三苗 稷放丹朱

公元前2千纪之末的龙山时代前后期之交，曾经发生过两次大规模的文化巨变，当与部族之间的战争事件相关。据此或可切实建立部分考古学文化和部族之间的对应关系，走出夏代之前古史探索的关键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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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史记》开篇便是《五帝本纪》，此后为《夏本纪》《殷本纪》。司马迁虽曾慨叹五帝之久远，但仍认为其基本可信[1]。后人也大体是同样的认识。但至20世纪早期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兴起，基本否定了五帝时代的历史真实性，甚至连夏禹也成了神话人物[2]。虽然由于甲骨文和殷墟遗址的发现，晚商进入可信的“历史”时期，但文字材料缺乏的五帝时代，仍属“传说时代”[3]或者所谓“原史”时期[4]的范畴，甚至早商和夏代也不例外。主要基于传世文献本身的研究，只能提出若干有待验证的假说[5]。结合甲骨文、金文、简帛等出土文献的研究，只能说明晚商、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存在关于五帝的记载[6]，却无法提供五帝时代真实存在的直接证据。其实在《古史辨》第一册中，李玄伯就明确指出：“要想解决古史，唯一的方法就是考古学”[7]。顾颉刚也认为，地下出土的古物所透露出的古代文化的真相，可以用来建设新古史，也可以破坏旧古史[8]。

按理说，如果传说时代的那些部族集团真实存在过，那就肯定会留下他们的物质遗存，考古学的确就应该是解决传说时代古史的最根本的手段。考古资料长埋于地，没有人为窜改增删的可能，其客观真实性毋庸置疑，应当是传说史料的最可靠的参照系[9]。经过近一个世纪的艰苦的考古工作，这个参照系的内在逻辑秩序和主要内容已经逐渐被破解释读，以陶器为中心的中国史前和原史考古学文化谱系已经基本建立，古史和考古对证研究的条件已经成熟。回顾早商和夏文化的探索历程，以邹衡为代表的学者所使用的方法，主要是由已知推未知的方法，由已知的晚商文化，上推至早商文化、夏文化和先商文化，强调都城定性的重要性，并且注重考古学文化的空间格局和古史体系的整体比对，取得了卓越成绩[10]。五帝时代考古探索的思路也基本是这样。这些讨论的前提，就是考古学文化一定程度上能够与特定族属对应[11]，或者与以某主体族为核心建立的部族集团或早期国家对应。从甲骨文和传世文献记载中晚商王朝的王畿、四土、边疆方国，与殷墟文化中心区、亚文化区和影响区范围的基本对应[12]，从西周封建在考古学上的清楚体现[13]，可知这一前提基本成立。但问题是，在传说时代，特定族属的时空范围难以确切界定，又如何与特定的考古学文化对应？何况考古学文化本身也有多种划分方案。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就容易导致歧见纷呈[14]。

有一种方法有可能一定程度上破解这个难题，这就是考古学文化巨变和部族战争对证研究的方法。激烈的部族之间的战争，有可能会造成文化格局和文化面貌上的巨变现象，这是特别容易引起注意和易于辨别的。“以考古学文化上的重大变迁来证实传说中的重要战争或迁徙事件，由此确立若干基点，并进而探索其它细节，就有可能大致把握五帝时代中国古史的基本脉络。”[15]本文拟对龙山时代的两次文化巨变和尧舜禹时期两次大规模部族战争的关系进行对证分析，在此基础上对其他相关问题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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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湾三期文化的南进与禹征三苗

公元前3千纪后半叶和前2千纪初的龙山时代，豫中地区的王湾三期文化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终于南下豫南和长江中游，造成强大的石家河文化的覆灭，或许与传说中的“禹征三苗”事件相关[16]。

（一）王湾三期文化的发展和分布范围的剧扩

王湾三期文化主要分布在河南中西部地区，绝对年代约在公元前2400~前1750年[17]；可以分为前后两大期，对应龙山前期和后期，大约以公元前2100年为界[18]。前后期之间，在文化范围和对外关系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

王湾三期文化前期主要局限在豫中地区，代表性文化遗存见于郾城郝家台[19]、上蔡十里铺[20]、郑州站马屯[21]、汝州北刘[22]等遗址，在郝家台遗址还发现3万多平方米的夯土城垣[23]。此时，在郑州—汝州以北的豫西北，依然是庙底沟二期类型末段的地盘；在许昌—郾城以东的豫东皖北，分布着造律台文化前期遗存[24]；在西平—上蔡以南的豫南、江汉地区，则为强大的石家河文化。王湾三期文化前期的分布范围大约不过2万平方公里，大约和现在河南省一个地市级行政单位的面积相当。最早的王湾三期文化，当以仰韶文化谷水河类型为基础，直领瓮、深腹罐、盆形擂钵、平底碗、乳足或高足罐形鼎等陶器都主要继承谷水河类型而来，但新出的鬶、鸟首形足鼎、折盘豆、圈足盘、觚形杯、折腹壶等则属于海岱龙山文化因素，漏斗形擂钵、宽扁式足鼎、红陶斜腹杯属于江汉石家河文化因素，显见龙山文化和石家河文化的影响是王湾三期文化形成的重要原因，也显示其与龙山文化、造律台文化和石家河文化等有着密切交流[25]。

王湾三期文化后期已经扩展至除豫东以外的河南省大部地区，还延伸到豫西、晋西南、鄂北、鄂西地区。甚至江汉平原的所谓后石家河文化[26]或肖家屋脊文化[27]，由于和王湾三期文化很接近，也可视为其地方变体。这样算来，包括肖家屋脊文化在内的广义王湾三期文化后期的分布范围，就有大约20多万平方公里，十倍于前期，大于现在河南或者湖北一省的面积。王湾三期文化后期主要就是前期基础上的发展，其典型器类几乎均为承继前期而来，只是在器形、纹饰方面发生了一些变化[28]，还形成了较为明显的地方性差异，可以划分为嵩山以南汝颍区的煤山类型，嵩山以北郑洛区的王湾类型，豫西晋西南黄河沿岸的三里桥类型，豫东南的杨庄类型，豫西南鄂西北地区的下王岗类型，鄂西峡江地区的石板巷子类型等[29]。

各地方类型当中，以居于核心位置的煤山类型实力最强，并且拥有该文化当中面积最大、级别最高的登封王城岗古城[30]和禹州瓦店聚落[31]。其中王城岗古城有夯筑的两座小城和一座大城组成，大城面积达35万平方米，内有人牲、兽牲奠基坑，发现铸造的青铜容器残片[32]；瓦店聚落面积40万平方米，出土大量精美的黑陶高柄杯，以及精美的璧、钺、鸟等玉器。两个聚落都显然存在手工业分工和社会分化，与周围其他中小型聚落形成明显差别，当时应该已进入初期文明或者高级酋邦阶段。王湾三期文化较大墓葬有二层台、木棺和个别精美玉钺，随葬品却很少，体现出“重贵轻富”的丧葬传统，而且宗教色彩比较淡薄，总体朴实中庸，这种文明演进的模式，我们曾称之为“中原模式”[33]。需要指出的是，龙山后期豫南鄂北、鄂西和江汉等地的文化，主要与王湾三期文化的煤山类型面貌更接近[34]，或可视为煤山类型南向影响的结果。

（二）石家河文化的兴盛和覆灭

石家河文化主要分布在长江中游地区，绝对年代约在公元前2500~前2100年[35]，对应龙山前期。兴盛的时候，北括豫南，东近鄱阳，南逾洞庭，西抵三峡，面积约20万平方公里，大体与王湾三期文化晚期范围相当。

石家河文化是屈家岭文化的继承者，分布范围也彼此近同，其宽扁式足折腹鼎、凿形足鼎、高领罐、腰鼓形罐、大孔甑、圈足碗、圈足盘、长颈壶、红陶斜腹杯、高柄杯、彩陶纺轮等绝大多数器类，均为屈家岭文化同类器的继承和发展，只是不如屈家岭文化陶器轻薄精美，渐显老气横秋之象。也有一些来自周围地区的新因素，比如，鬶和刻符陶尊，当来自皖北的大汶口文化尉迟寺类型[36]；豫西南、鄂西北的少量釜形斝，当来自晋西南豫西的庙底沟二期类型末期[37]。此外，新出大量地方特色浓厚的捏塑红陶小动物和小人，动物陶塑种类有各种家畜、野兽、鸟禽、龟鳖、鱼等，小人陶塑有的抱鱼抱狗或背物，姿态活泼。

石家河文化的近20处城址，包括湖北天门石家河与龙嘴城、公安陶家湖与鸡鸣城、孝感叶家庙、沙洋城河、荆门马家垸、江陵阴湘城、应城门板湾、石首走马岭以及湖南澧县鸡叫城和城头山等，基本都是屈家岭文化时期始建。对大洪山南麓以石家河为中心的区域进行系统调查的结果，发现在约150平方公里的区域内集中分布63处石家河文化遗址[38]。其中最大的石家河城面积达120万平方米，加上城外环壕及人工堆筑的土岗则有200万平方米以上，城内有宫殿区、墓葬区、祭祀区等不同功能规划[39]，还可能有过铜器冶铸手工业，地位很是特殊；周围城址大则60多万平方米，小则几万平方米，加上一般聚落，组成多个层次的聚落体系[40]，社会发展阶段当与王湾三文化近似。石家河城内外的印信台、邓家湾、肖家屋脊等处[41]，发现多处套尊、倒立尊、扣碗等构成的祭祀遗迹，三房湾所出红陶杯、红陶塑则数以万计，宗教色彩十分浓厚。其较大墓葬墓室并不讲究，缺乏珍贵随葬品，却整齐摆放大量具有储藏功能的实用高领罐，其财富储藏或者“炫富”色彩浓厚，体现出“重富轻贵”的随葬传统。总体呈现的文明演进模式，可称“东方模式”之“江汉亚模式”[42]。

约公元前2100年进入龙山后期，由于王湾三期文化向南强烈扩张和影响，豫东南、豫西南、鄂西、鄂北等地都已经被王湾三期文化所占据，就连江汉平原及附近地区文化面貌也与王湾三期文化接近[43]，有人称之为后石家河文化或肖家屋脊文化。此时石家河文化的典型器物大多消失，占据主体的矮领瓮、细高柄豆、侧装足鼎等与王湾三期文化煤山类型同类器接近，鬶、盉属于龙山文化或造律台文化因素。值得注意的是肖家屋脊文化玉器较为发达，技艺精湛，有蝉、人首、虎首、飞鹰、盘龙、鹿或羊首、笄、柄形饰、璜、管等种类[44]，但其来源当在龙山文化或王湾三期文化[45]。此外，从屈家岭文化到石家河文化延续近千年的各个古城，也基本都被毁弃；大洪山南麓遗址由石家河文化时期的63处锐减到14处[46]。曾经盛极一时的套缸祭祀设施、数以万计的红陶杯和红陶塑，也基本消失。

（三）禹征三苗与早期夏文化

如上所述，在公元前2100年前后，王湾三期文化和石家河文化之间发生了戏剧性的巨大变化[47]，王湾三期文化在短时间内大规模南下，造成方圆千里的石家河文化的覆亡，城垣被毁，特殊的宗教祭祀物品基本不见。这样的剧烈变化，绝不可能是一般性的文化交流、贸易等可以解释，只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中原和江汉之间大规模的激烈战争所致，可能正好对应先秦文献所载的“禹征三苗”事件[48]。

“禹征三苗”事件以《墨子·非攻（下）》的记载最为详尽：“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龙生于庙，犬哭乎市，夏冰，地坼及泉，五谷变化，民乃大振。高阳乃命玄宫，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四电诱祗，有神人面鸟身，若瑾以侍。搤矢有苗之祥，苗师大乱，后乃遂几。禹既已克有三苗，焉磨为山川，别物上下，卿制大极，而神民不违，天下乃静。则此禹之所以征有苗也”。似乎是禹乘三苗发生天灾内乱之际突然入侵，导致三苗惨败。其他先秦文献也有类似记载。如古本《竹书记年》：“三苗将亡，天雨血，夏有冰，地坼及泉，青龙生于庙，日夜出，昼日不出。”[49]

禹的真实性曾被《古史辨》派怀疑。近年发现的出土文献材料，证明至少在西周中晚期以来，禹治水平土甚至画九州的功绩仍被周人记述赞颂[50]。徐旭生认为包括禹在内的夏人主要的活动区域是晋南和豫中西地区[51]。而三苗的居地，则主要在江汉地区。根据《战国策·魏策》的记载：“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恃此险也，为政不善，而禹放逐之。”据考证，这个范围大约是鄱阳湖以西，洞庭湖以东，桐柏山以南，正是以江汉平原为核心的湖北大部地区[52]。这样看来，禹征三苗事件，就应当发生在晋南—豫中西和江汉之间。文献所载商以前中原和江汉之间最重要的战争事件就是禹征三苗[53]，晚商以前中原和江汉之间最巨大剧烈的文化变迁，就是王湾三期文化对石家河文化的代替，二者之对应若合符节。

前人有以二里头文化向江汉地区的渗透来解释禹征三苗者[54]，与实际情况并不相符，因为龙山后期江汉地区就已经相对没落并“中原化”了。

诚如上述，王湾三期文化对石家河文化的大范围代替对应禹征三苗，则禹与龙山前后期之交的王湾三期文化、三苗与石家河文化就应分别存在对应关系。传说中禹为夏后氏首领，为夏王朝的实际创建者[55]，则龙山后期之初的王湾三期文化，就应当是最初的夏文化，王湾三期文化前期可能就是包括鲧在内的先夏文化[56]。王湾三期文化后期范围广大，不同区域存在较为明显的文化差异，可以分为若干地方类型，应该是夏代早期以夏人为主体的部族集团所遗留下来的文化遗存的共同体[57]；其中豫中地区的煤山类型是南下侵凌石家河文化的主体，或许就是早期夏文化的核心，亦即夏族的文化[58]，王城岗古城就可能确属“禹都阳城”[59]。因此，夏文化上限当开始于王湾三期文化后期之初，而非二里头文化[60]。这为从考古学上确定夏文化上限提供了坚实依据。

石家河文化作为三苗文化，范围也非常广大，相当于现在一省大小，远大于《战国策·魏策》所述范围，内部也有不少区域性差异，也应为具有大同小异文化习俗的部族集团的文化。值得注意的是，文献说三苗“后乃遂几”，考古上石家河文化消亡，可见禹征三苗的确惨烈。但江汉地区之后出现的肖家屋脊文化毕竟有一定特色，还保留了少量石家河文化传统，推测仍有不少土著留在当地。可见中原对江汉文化的强烈影响，并非人群的全面替换，很可能江汉腹地绝大多数仍为当地人群；也并非说江汉文化此后就乏善可陈，肖家屋脊文化精美玉器的发现，就是其仍有相当实力和活力的体现，但这些玉器在江汉毫无渊源，总体属于海岱—中原传统[61]，从这个意义上，江汉文化传统究竟是衰微了！

公元前2100年左右，正值气候干冷期，迫于生计的北方人群、中原人群渐次南下，寻求更适合的生存环境，当属禹征三苗的根本动因。中原和江汉存在稍有不同的文明演进模式，即中原模式和东方模式中的江汉亚模式。中原生计较为艰苦，文化颇多波折，故能长存忧患，自强不息，而江汉生活较为优裕，文化发展平稳，难免耽于安乐，少思进取，这或许就是中原之兴与江汉之衰的内因，所谓“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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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虎山文化的南进与稷放丹朱

龙山时代的另一场文化巨变发生在北方，北方地区的老虎山文化强势南下，造成晋南地区陶寺文化的灭亡，或许与传说中的“稷放丹朱”事件相关。

（一）老虎山文化的发展与兴盛

老虎山文化主要分布在内蒙古中南部、陕北、晋中北和冀西北这个狭义的“北方地区”，绝对年代约在公元前2500~前1800年。该文化也可以分为前后两大期，也以公元前2100年左右为界[63]。

老虎山文化并未发生如王湾三期文化那样剧烈的扩张现象，在北方地区大部，都存在前后期遗存，但也有例外。比如龙山前期，在北部的凉城岱海地区，就有老虎山、园子沟等十多个聚落组成的聚落群[64]，甚至在更靠北的锡林郭勒东部也分布类似遗存[65]，但龙山后期这些地区却基本变成“空白”，南移300多公里。龙山前后期之交横空出世的陕西神木的石峁石城[66]，就应该与老虎山文化及其人群南移的背景有关。石峁石城的构筑方式和此前的老虎山城并无本质差别，城内的白灰面窑洞式建筑也彼此近同，陶器也还是类似的鬲、斝、甗、盉、深腹罐、高领罐等，但其400多万平方米的庞大体量，三重城垣结构，雄伟的皇城台，宏大的城门，讲究的城墙磊砌技术，精美的玉器，以及铜器等，却是远超侪辈，鹤立鸡群，显示石峁聚落至少应该是陕北石峁类型的中心[67]，甚至不排除对老虎山文化其他类型有一定统摄力[68]，当时的北方社会复杂程度已经较高，当已经迈入初级文明或者高级酋邦社会。老虎山文化墓葬很少随葬品，社会分化有限，质朴务实，石峁的多处年轻女子人头坑则体现出其残暴的一面，我们曾将其归纳为文明演进的“北方模式”，这种模式与较为恶劣的气候和资源相对贫乏的自然环境正相适应[69]。

石峁石城的兴起，还当与来自晋西南陶寺古城的启发和压力有关。石峁古城的巨大体量以及发达的玉器技术，在北方地区并无渊源，更应当是受陶寺影响而产生，甚至不排除部分玉器就是从陶寺直接获得。此外，石峁所在的北方地区，还得面对来自欧亚大草原的压力，这应当也是老虎山文化山城林立的主要原因[70]。其西北的阿尔泰地区，当时分布者奥库涅夫文化、切木尔切克文化等青铜时代早期文化，石峁所见青铜器、人面石雕等，就可能是在和欧亚草原青铜文化交流的背景下产生的[71]。

（二）陶寺文化的兴盛和衰亡

陶寺文化主要分布在临汾盆地，绝对年代约在公元前2500~前2100年[72]，对应龙山前期。

陶寺文化是中原地区的“奇葩”，因为它虽然是在当地的仰韶文化庙底沟二期类型的基础上发展来的，有质朴的一面，但却出现了大量“奢侈”的东方因素。陶寺古城面积近300万平方米，当为陶寺文化的核心所在，在石峁石城出现之前，曾经是中原北方地区龙山时代最大规模的中心聚落[73]。石峁之前也就良渚文化有过类似规模的大城，且陶寺所出玉器、鼍鼓、彩绘陶等，也都具有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特征，“V”字形石厨刀甚至和良渚的完全一样，可以推测陶寺文化及其陶寺古城的形成，当有大汶口文化晚期和良渚晚期的特殊贡献[74]，甚至不排除部分良渚人西迁的可能性[75]。陶寺文化社会分化明显、墓葬“富贵并重”的特点，显然与“中原模式”格格不入，属于文明形成的“东方模式”。此外，陶寺文化本身范围虽小，但影响广大，如琮、璧、钺、刀等玉器就西向影响到陕西和甘青宁地区，是老虎山文化、齐家文化、菜园文化等玉器的主要源头[76]。

但到龙山后期，陶寺文化的繁荣戛然而止。龙山后期，原本有斝无鬲的临汾盆地出现大量双鋬陶鬲，陶寺文化也就因此而变为陶寺晚期文化，我曾经认为这与老虎山文化的强力南下有关，说明北方和晋西南之间发生了冲突战争[77]。后来发现的暴力屠杀、摧残女性、疯狂毁墓等现象[78]，证明我们先前基于陶器的观察符合实际。石峁古城与陶寺古城都是三四百万平方米的特大聚落，二者或有短期共存，但基本态势是石峁兴而陶寺废，这一北一南，一兴一废之间，理当存在一定的逻辑关系。老虎山文化的南下还不至于晋西南，类似的陶鬲、细石器镞和卜骨还进一步渗透进后岗二期文化、王湾三期文化等当中[79]，理当给这些地区带来一定压力。稍后王湾三期文化向豫南和江汉地区的剧烈扩张影响，或可视为是来自北方压力的余波。

（三）稷放丹朱与先周文化起源

老虎山文化南下造成陶寺文化覆灭的重大变故，很可能与古史传说的“稷放丹朱”事件相关。

《古本竹书纪年》记载：“后稷放帝朱于丹水”[80]。后稷即传说中周人的始祖，在《诗经》中有清楚记述[81]。后稷与其母有邰氏姜嫄的居地，旧说以为在泾、渭水一带，独钱穆提出晋南起源说[82]。其实如果有邰氏（台骀）所处“大原”本指今太原盆地[83]，则周之先人祖居地还当包括晋中在内。或者周先人存在一个由晋中扩展至晋南的过程。

丹朱传说中为尧子，其始居地应该同在尧都。至于有传说认为丹朱居处豫西南丹水[84]，或许是被逐放的结果，更或许与陶唐氏同豫西南的密切交往有关[85]。尧或陶唐氏居地有山东、河北、山西诸说，山西说因见于《左传》等先秦典籍而倍受重视，但其本身又早有晋南临汾“平阳”说和晋中太原“晋阳”说的分歧[86]，《帝王世纪》主张从晋阳徙平阳[87]。

也有将囚尧和阻丹朱与舜联系者，如《竹书纪年》：“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88]。这样的传说，表面上和儒家所称道的尧舜禅让的说法大相径庭，但实质则有共同点，就是尧、舜之间必定发生了重大变故。这个重大变故，很可能就是“稷放丹朱”事件，实际是后稷驱逐了丹朱，而有些记载则将其托于舜的名义下。毕竟依《尚书·尧典》，舜是当时的中原领袖。而所谓“放”丹朱，很可能就是通过激烈的战争方式解决。

据《尚书·尧典》，稷、禹时代相当，稷放丹朱和禹征三苗的时间也应大体相当，或略有先后，也应在龙山前后期之交。这与老虎山文化南下毁灭陶寺文化的时间正好对应。从北方人的毁城毁墓、暴力屠杀、摧残女性来看，何止是放逐，简直是屠城！

以上论述，进一步证明临汾盆地的陶寺文化应该就是陶唐氏晚期文化[89]，而陶寺古城可能为陶唐氏都城或尧都。从陶寺文化对外的深远影响，可推测《尚书·尧典》所记尧与其他部族首领的关系或有真实历史背景。另一方面，晋南临汾盆地和运城盆地的陶寺晚期文化，可能就是姬周始祖后稷的文化，更早的渊源当为老虎山文化。石峁古城或与姬周远祖或者最早的先周文化有关。

陶寺屠城、稷放丹朱之后，陶唐氏部族在晋南极度衰弱，但不会消亡。陶寺晚期文化就保留了陶寺文化的部分特征，如斝、扁壶等陶器以及玉器等，或许陶寺晚期文化就是新来的姬周文化和陶唐氏文化的融合体。而公元前2100年左右的气候干冷事件，应该就是老虎山文化南下覆灭陶寺文化的深层背景[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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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山时代与尧舜禹时代

龙山时代，指和龙山文化大体同时的黄河长江流域大部地区文化所处的时代[91]。不同地区迈入龙山时代的具体时间有所不同，总体大致在公元前3千纪后半叶至公元前2千纪之初。以鼎、斝（鬲）、鬶等三足器和黑灰陶为代表的龙山时代诸文化，实际是当时文化意义上早期中国的主体文化[92]，社会分化继续加强，形成多个区域中心和区域文明社会，但终以中原实力最强。这是中原文化核心地位千年低落后渐趋回归的时代，也可能正对应尧舜禹和夏代早期。

如上所述，通过两次文化巨变和部族战争的对证，我们可以知道，陶唐氏、夏后氏、先周、三苗等部族可能曾经互相发生关系，尧、禹、后稷、丹朱等可能是略有先后而基本同时的人物，而他们活动的基本舞台，都是在龙山时代的黄河长江流域。而在《尚书·尧典》里，与上述部族、人物大略同时的，还有舜、契等人物，他们也可能与龙山时代的一些考古学文化存在对应的可能。

（一）造律台文化、庙底沟二期类型晚期和有虞氏舜

《国语·鲁语上》：“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舜曾为有虞氏首领。关于有虞氏及其舜的居地有不同说法，主要集中在豫东鲁西和晋南两个地区[93]。从考古学上来看，豫东、皖西北地区龙山时代先后出现的大汶口文化尉迟寺类型、造律台文化，以及晋西南黄河沿岸的庙底沟二期类型晚期，都存在和有虞氏联系的可能性。

造律台文化是在大汶口文化尉迟寺类型基础上，受到龙山文化和王湾三期文化强烈影响而形成[94]。李伯谦认为造律台类型（即造律台文化）可能即为有虞氏（舜）遗存[95]，其前身尉迟寺类型有可能是更早的有虞氏文化。造律台文化或被认为属于中原龙山文化，或被划分在海岱龙山文化，正反映其处于二者过渡性质。在传说中舜之后裔所居陈地淮阳[96]，就曾发现平粮台城址，其建筑技术先进、形制规整、布局严谨[97]，反映社会有很高的发展水平。

晋西南黄河沿岸的庙底沟二期类型，其晚期已经进入龙山前期。非常有趣的是，此时在庙底沟二期类型中，新出大量圜底罐形鼎，以及深腹尊、高颈壶、觚形杯等，都和皖北的大汶口文化尉迟寺类型者很接近[98]。因此，庙底沟二期类型晚期中东方文化因素的大量出现，就很可能是来自豫东皖北人群部分迁徙的结果。这就从考古学上为包括舜在内的部分有虞氏从豫东鲁西迁至晋南的提供了可能性。从属于庙底沟二期类型晚期的芮城清凉寺墓地来看，大小墓严重分化，大墓随葬大量东方式玉器[99]，显然是与东方模式交融的结果，其社会发展阶段和陶寺文化相仿佛，也与传说中虞舜的地位相若。

《尚书·尧典》记载，舜曾经奉尧命“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史记·五帝本纪》有类似记载。从考古上来看，造律台文化继大汶口末期文化之后，的确曾有大规模向外扩张趋势，尤其南向扩展至为明显，深刻影响到广富林文化、斗鸡台文化的形成，甗等因素最远渗透到福建西北部的昙石山文化，其影响还一度到达江汉流域[100]。这或许就是虞舜南巡而葬于苍梧之野这类传说的背景[101]。

（二）后岗二期文化、雪山二期文化和最早的先商文化

先商文化指商朝建立以前商人的文化。先商自契至汤灭夏，恰与夏王朝相始终。依《尚书》等记载，契和禹为同时代之人。据《今本竹书纪年》，夏帝相、少康、杼、芒、泄、不降、孔甲、履癸时，商先公有重要活动或先商发生过重大事件[102]。《诗·商颂·长发》云：“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楚辞·天问》说：“简狄在台喾何宜。”可见传说中商的始祖为帝喾，其与有娀氏或简狄联姻。《史记·殷本纪》将其综合为“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唐兰以为有娀就是戎[103]，和简狄之狄合起来即为戎狄。契为商第一位先公。《世本·居篇》：“契居蕃。”[104]，丁山疑此蕃为亳的音伪，其地在今永定河与滱河之间[105]。赵铁寒认为契始居契阝，即蓟，在今北京市区[106]。二说近似。

商先公契至冥生活的时代约当龙山后期，其时在冀中南至北京一带分布着后冈二期文化涧沟型和雪山二期文化，陶器以卷沿橄榄形罐和卷沿有腰隔甗最为典型，这可能就是最早的先商文化[107]。大约二里头文化二期，这两种陶器，加上来自晋中的卷沿锥足跟鬲，就构成下七垣文化[108]，或者先商文化漳河型[109]——晚期先商文化的主体器类。后冈二期文化涧沟型和雪山二期文化受到龙山文化或造律台文化较大影响，也有双鋬肥袋足鬲等北方文化因素，正与其先为帝喾和简狄的记载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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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王湾三期文化对石家河文化、老虎山文化对陶寺文化的大规模代替，只能是激烈战争行为的后果，分别和传说中的禹征三苗、稷放丹朱事件，存在很好的吻合关系。以此为基点，会发现龙山时代的其他考古学文化和其他部族人物也有较好的对应关系，如有虞氏舜与造律台文化、最早的先商契和雪山二期文化等。这样就基本建立了龙山时代考古学文化和尧舜禹时期一些部族的对应关系框架。很大程度上说明《尚书·尧典》等所记载的尧舜与同侪济济一堂、共同议事的情景，并非子虚乌有，很有可能是当时部族联盟的真实反映。虽然尧、舜、禹、稷、契等都分属不同部族，对应不同的考古学文化，但基本都集中在以晋南为核心的黄河中下游地区，也就是广义的中原地区，而长江流域的三苗则属于被征伐的对立面。至于禅让，其实大抵不过是部族实力消长，联盟首领位置轮替的委婉说法。由禹征三苗等，还可以为夏文化的上限提供坚实的考古学证据。

李民和邵望平曾论证《尚书·禹贡》所载九州范围及其分野，和龙山时代的范围及其各考古学文化大致对应[110]。这应该是大致不差的。但夏初禹所对应的后期王湾三期文化的实力，虽较前期实力大增，毕竟和海岱、华北等地诸龙山时代文化大致仍在伯仲之间，很难设想能有居高临下、规划九州的壮举。龙山时代后期基本也还是“万国林立”的状态。中原地区直到约公元前18世纪以后的二里头文化才达到唯我独尊、影响天下的局面[111]，而那应该已经是晚期夏文化阶段了[112]。另外，可能属早期夏文化的王湾三期文化后期，虽有青铜容器残片发现，表明具有铸造铜鼎的可能性，但很难设想会铸造出威震天下的九鼎，而二里头文化则已经发现真正的铜鼎[113]。很可能禹虽建立夏朝，但对周围部族而言还不具备真正的王权，禹王天下、画九州的传说，至少应该有晚期夏王朝以后的“层累”添加的成分在内。

本文为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欧亚视野下的早期中国文明化进程研究”（18ZDA172）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韩建业，1967年生，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北京 100872〕

注释

[1]《史记·五帝本纪》：“太史公曰：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於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

[2]顾颉刚编著：《古史辨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3]徐旭生所说的“传说时代”下限至于殷墟时期。参见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新一版），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19~20页。

[4]“原史”（Protohistory）是西方学者提出的概念，介于史前和历史时期之间。参见刘文锁：《论史前、原史及历史时期的概念》，《华夏考古》1998年3期，第93~95页。

[5]蒙文通和徐旭生分别提出中国上古“三大民族”和“三大集团”说，内涵大体一致，说明古史传说自有合理逻辑。参见蒙文通：《古史甄微》，巴蜀书社，1999年；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新一版）》，文物出版社，1985年。

[6]李学勤：《走出疑古时代》，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李零：《论公盨发现的意义》，《中国历史文物》2002年6期，第35~45页；王晖：《出土文字资料与五帝新证》，《考古学报》2007年1期，第1~28页。

[7]李玄伯：《古史问题的唯一解决方法》，《古史辨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268~270页。

[8]顾颉刚：《答李玄伯先生》，《古史辨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270~275页。

[9] “若从整理传说史料本身来说，史前考古资料则已成为不可忽视的最可靠的参照系”。白寿彝总主编、苏秉琦主编：《中国通史》第二卷，“序言”部分第1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10]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

[11] 李伯谦说：“考古学文化与族的共同体有联系，但又不是等同的概念。由于婚姻、交往、征服、迁徙等各种原因，属于某一考古学文化的居民有可能属于不同的族，但其中总有一个族是为主的、占支配和领导地位。”参见李伯谦：《二里头类型的文化性质与族属问题》，《文物》1986年6期，第41～47页。

[12]宋新潮：《殷商文化区域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

[13]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商周考古》，文物出版社，1979年，第154~165页；许倬云：《西周史》。三联书店，1994年。

[14]比如关于夏文化，就有很多不同说法。参见郑杰祥编：《夏文化论集》，文物出版社，2002年。

[15]韩建业、杨新改：《五帝时代——以华夏为核心的古史体系的考古学观察》，“前言”第5页，学苑出版社，2006年。

[16]杨新改、韩建业：《禹征三苗探索》，《中原文物》1995年2期，第46～55页。

[17]王湾三期文化的年代上限，我们以前推定在大约公元前2500年（韩建业、杨新改：《王湾三期文化研究》，《考古学报》1997年1期，第1～22页），新测所谓“最早”的数据大约在公元前2400年（方燕明：《河南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碳十四测年的若干问题讨论》，《中原文物》2015年2期，第18~32页）。王湾三期文化的下限，洛阳盆地当以二里头文化的出现为界，二里头一期最新拟合数据在约175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1999～2006）》，文物出版社，2014年，第1231页）。

[18]王湾三期文化前后期之交的年代，我们以前推定在约公元前2200年（韩建业、杨新改：《王湾三期文化研究》，《考古学报》1997年1期，第1～22页），根据新测年数据拟定为约公元前2100年。

[19]指第一、二期遗存。参见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郾城郝家台》，大象出版社，2012年。

[20]指第二、三期遗存。参见河南省驻马店地区文管会：《河南上蔡十里铺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集刊》第3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69～80页。

[21]指第一期遗存。参见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郑州市站马屯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87年2期，第3～46页。

[22]指第三期遗存。参见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临汝北刘庄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90年2期，第11～42页。

[23]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漯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漯河郝家台遗址2015~2016年田野考古主要收获》，《华夏考古》2017年3期，第14～49页。

[24]以安徽蚌埠禹会遗存为代表。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徽省蚌埠市博物馆：《蚌埠禹会村》，科学出版社，2013年。

[25]我曾经将王湾三期文化前期遗存分为A、B、C三群，其中A群为石家河文化因素，B群为龙山文化因素。参见杨新改、韩建业：《禹征三苗探索》，《中原文物》1995年2期，第46～55页。

[26]孟华平：《长江中游史前文化结构》，长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

[27]何驽：《试论肖家屋脊文化及其相关问题》，《三代考古》（二），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98～145页。

[28]韩建业、杨新改：《王湾三期文化研究》，《考古学报》1997年1期，第1～22页。

[29]韩建业：《早期中国——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66～168页。

[30]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登封王城岗与阳城》，文物出版社，1992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登封王城岗考古发现与研究（2002～2007）》，大象出版社，2007年。

[31]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禹州瓦店》，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4年。

[32]龙山时代黄河、长江流域大部地区普遍发现铜器，进入铜石并用时代晚期。属于王湾三期文化的煤山、古城寨、牛砦遗存发现炼铜坩埚片，王城岗、新砦遗址出土铜容器残片；陶寺文化和陶寺晚期文化发现红铜铜铃、砷铜容器残片、铜齿轮形器、铜环等。中原地区这些铜容器的发现，表明已经拥有泥质复合范铸造技术，与西方长期流行的石范技术有别。可见龙山时代已经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的铜器铸造传统。

[33]韩建业：《略论中国铜石并用时代社会发展的一般趋势和不同模式》，《古代文明》第2卷，2003年6月，第84～96页。

[34]靳松安：《王湾三期文化的南渐及其相关问题》，《中原文物》2010年1期，第31～38页。

[35]我曾根据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的碳十四测年数据，结合王湾三期文化等的年代，推断石家河文化的绝对年代在约公元前2500~前2200年。根据新的测年研究，其下限以调整到公元前2100年为宜。参见杨新改、韩建业：《禹征三苗探索》，《中原文物》1995年2期，第46～55页。

[3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蒙城尉迟寺——皖北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存的发掘与研究》，科学出版社，200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蒙城尉迟寺（第二部）》，科学出版社，2007年。

[37]以垣曲古城东关“庙底沟二期文化遗存”中、晚期遗存为代表。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垣曲古城东关》，科学出版社，2001年。

[38]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洪山南麓史前聚落调查——以石家河为中心》，《江汉考古》2009年1期，第3~22页。

[39]北京大学考古系、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石家河考古队：《石家河遗址群调查报告》，《南方民族考古（第五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第213～294页。

[40]张弛：《长江中下游地区史前聚落研究》，文物出版社，2003年。

[41]湖北省荆州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肖家屋脊》，文物出版社，1999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湖北省荆州博物馆：《邓家湾》，文物出版社，2003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石家河遗址2015年发掘的主要收获》，《江汉考古》2016年1期，第36～41页。

[42]韩建业：《中原和江汉地区文明化进程比较》，《江汉考古》2016年6期，第39～44页。

[43]杨新改、韩建业：《禹征三苗探索》，《中原文物》1995年2期，第46～55页。

[44]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石家河遗址2015年发掘的主要收获》，《江汉考古》2016年1期，第36～41页。

[45]肖家屋脊遗址出土的鹰首笄也见于河南禹州瓦店遗址，钟祥六合等遗址出土的冠状透雕玉饰也见于山东临朐朱封大墓和山西襄汾陶寺M22。

[46]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洪山南麓史前聚落调查——以石家河为中心》，《江汉考古》2009年1期，第3~22页。

[47]天文学者认为《墨子·非攻（下）》所说“日妖宵出”当为日全食引起的“天再旦”“天再昏”现象，并计算出公元前2104年在湖北、陕东南、河南南部偏西地区有一次“天再昏”现象。参见江林昌：《夏商文明新探》，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96~197页。

[48]杨新改、韩建业：《禹征三苗探索》，《中原文物》1995年2期，第46～55页。

[49]《通鉴外纪》一注引《隋巢子》、《汲冢纪年》。

[50]朱渊清：《禹画九州论》，《古代文明（第5卷）》，2006年，文物出版社，第55~69页。

[51]徐旭生：《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考古》1959年11期，第592～600页。

[52]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新一版），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57～59页。

[53]文献还记载尧、舜曾对三苗进行征伐，如《吕氏春秋·召类》：“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舜却苗民，更易其俗”，竹简《六韬》：“舜伐三苗”。但很可能这只是禹征三苗传说的变体，即如《今本竹书纪年》；“帝（舜）命夏后征有苗”。即便真有尧舜伐三苗事件，其战争后果也无法和禹征三苗相提并论，否则苗民既已服从易俗，为何禹还要大规模征伐三苗？参见徐旭生：《尧、舜、禹（下）》，《文史》第四十辑，中华书局，1994年，第1~22页；石兴邦、周星：《试论尧、舜、禹对苗蛮的战争——我国国家形成过程史的考察》，《史前研究》1988年辑刊，第9～27页；庄春波：《舜征三苗考》，《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1期，第36~42页；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定州西汉中山怀王墓竹简<六韬>释文及校注》，《文物》2001年5期，第77~83页。

[54]俞伟超：《先楚与三苗文化的考古学推测》，《文物》1980年10期，第1～12页；罗琨：《二里头文化南渐与伐三苗史迹索隐》，《夏文化研究文集》，中华书局，1996年，第197～204页。

[55]《竹书纪年》（《文选·六代论》注引）：“夏自禹以至于桀，十七王。”《史记·夏本纪》：“禹于是遂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

[56]《国语·鲁语上》：“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大戴礼记·帝系》：“颛顼生鲧”。

[57]《国语·周语下》：“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赐姓曰姒，氏曰有夏”。孙庆伟认为这证明“夏”是一个地缘性的政治实体，而非一个血缘单纯的氏族。参见孙庆伟《鼏宅禹迹》，三联书店，2018年，第389页。

[58]《史记·夏本纪》：“太史公曰：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斟戈氏。”这些被“分封”的氏族可能都属于广义“夏”部族集团的范畴。

[59]安金槐最早提出王城岗古城为“禹都阳城”说。参见安金槐：《豫西夏代文化初探》，《河南文博通讯》1978年2期，第38～39页。

[60]邹衡提出二里头文化即夏文化说；安金槐等主张“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即王湾三期文化）已经进入夏代；李伯谦认为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和整个二里头文化都是夏文化，二里头类型“很有可能是‘太康失国’、‘后羿代夏’以后的夏代文化”；我先曾经论证王湾三期文化后期之初已进入夏代，而二里头文化是“少康中兴”之后的文化，后调整为新砦类型才可能是“少康中兴”之后的文化。参见邹衡：《郑州商城即汤都亳说》，《文物》1978年2期，第69～71页；邹衡：《试论夏文化》，《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95～182页；安金槐：《豫西夏代文化初探》，《河南文博通讯》1978年2期，第38～39页；李伯谦：《二里头类型的文化性质与族属问题》，《文物》1986年6期，第41～47页；韩建业：《夏文化的起源与发展阶段》，《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4期，第120～125页；韩建业：《论二里头青铜文明的兴起》，《中国历史文物》2009年1期，第37～47页。

[61] “天门石家河、钟祥六合、澧县孙家岗、荆州枣林岗等遗址墓葬中所见龙山后期小件玉器，与石家河文化和更早的屈家岭文化都缺乏联系，而与中原龙山文化和龙山文化玉器有相似之处。如形态较一致的鹰形笄不但见于肖家屋脊、孙家岗、枣林岗，还发现于禹州瓦店甚至陕北；类似的兽面形冠状饰既见于肖家屋和六合，也见于临朐朱封和陶寺大墓。可见禹征三苗前后不但有中原华夏文化南进，同时还有东夷文化的渗入。”参见韩建业、杨新改：《五帝时代——以华夏为核心的古史体系的考古学观察》，学苑出版社，2006年，第16页。

[62]韩建业：《中原和江汉地区文明化进程比较》，《江汉考古》2016年6期，第39～44页。

[63]韩建业：《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2003年。

[64]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岱海考古（一）——老虎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集》，科学出版社，2000年。

[65]韩建业：《中国西北地区先秦时期的自然环境与文化发展》，文物出版社，2008年，第336～338页。

[66]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陕西神木县石峁遗址》，《考古》2013年7期，第15～24页；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陕西神木县石峁城址皇城台地点》，《考古》2017年7期，第46～56页。

[67]石峁聚落的中心地位是早就知道的，但没有想到遗址会如此庞大。我以前这样说过：“石峁聚落面积达90万平方米，防卫设施完备并发现珍贵玉器，极可能就是陕北超级聚落群的中心”。韩建业：《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254页。

[68]石峁以东约60公里的山西兴县碧村石城聚落，虽有75万平方米的规模，也有中心建筑和玉器，但其体量与石峁不可同日而语。参见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兴县文物旅游局：《2015年山西兴县碧村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6年4期，第25～33页；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兴县文物旅游局：《2016年山西兴县碧村遗址发掘简报》，《中原文物》2017年6期，第4～17页。

[69]韩建业：《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262～266页；韩建业：《略论中国铜石并用时代社会发展的一般趋势和不同模式》，《古代文明》第2卷，2003年6月，第84～96页。

[70]韩建业：《试论作为长城“原型”的北方早期石城带》，《华夏考古》2008年1期，第48～53页。

[71]郭物：《从石峁遗址的石人看龙山时代中国北方同欧亚草原的交流》，《中国文物报》2013年8月2日6版。

[72]韩建业：《晋西南豫西西部庙底沟二期－龙山时代文化的分期与谱系》，《考古学报》2006年2期，第179～204页；何驽：《陶寺文化谱系研究综论》，《古代文明》（第3卷），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54～86页。

[73]何驽、严志斌：《黄河流域史前最大城址进一步探明》，《中国文物报》2002年2月8日第1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省临汾市文物局：《襄汾陶寺——1978～1985年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5年。

[74]韩建业：《唐伐西夏与稷放丹朱》，《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3期，第119～123页。

[75]韩建业：《良渚、陶寺与二里头——早期中国文明的演进之路》，《考古》2010年11期，第71～78页。

[76]韩建业：《中国西北地区先秦时期的自然环境与文化发展》，文物出版社，2008年，第336～338页。

[77]临汾盆地龙山前后期文化，先前我分别称其为“陶寺类型”、“陶寺晚期类型”，后改为陶寺文化和陶寺晚期文化。见韩建业：《唐伐西夏与稷放丹朱》，《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3期，第119～123页。

[7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山西襄汾陶寺城址2002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5年3期，第307～346页；高江涛：《试析陶寺遗址的“毁墓”现象》，《三代考古（七）》，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345～354页。

[79]韩建业：《老虎山文化的扩张与对外影响》，《中原文物》2007年1期，第17～23页。

[80]《山海经·海内南经》注。另：《史记·高祖本纪》正义引“后稷放帝子丹朱于丹水”；《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后稷放帝子丹朱”。

[81]《诗经·大雅·生民之什》：“厥初生民，时维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无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

[82]钱穆：《周初地理考》，《燕京学报》第10期，1931年。

[83]另《诗·小雅·六月》有“薄伐猃狁，至于大原”一句。朱熹《诗集传》以为“大原”即今太原。

[84]《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范汪《荆州记》云：“丹水县在丹川，尧子朱之所封也”。《括地志》云：“丹水故城在邓州内乡县西南百三十里”。

[85] 在豫西南、鄂西北的石家河文化遗存当中，时见源自晋西南的釜形斝（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龙泉与大寺》，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135页）；而晋西南陶寺、清凉寺等墓葬中常见朱砂葬，而朱砂原料很可能来自豫西南鄂西北地区（方辉：《论史前及夏时期的朱砂葬——兼论帝尧与丹朱传说》，《文史哲》2015年2期，第56~72页。）

[86]徐旭生：《尧、舜、禹（上）》，《文史》第三十九辑，中华书局，1994年，第1~26页。

[87]《帝王世纪》：“帝尧始封于唐，又徙晋阳。及为天子，都平阳。”

[88]《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引《括地志》：“《竹书》云：‘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

[89] 李民：《尧舜时代与陶寺遗址》，《史前研究》1985年4期，第34～38页；邹衡：《关于探讨夏文化的条件问题》，《华夏文明（第一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第162～179页；王文清：《陶寺遗存可能是陶唐氏文化遗存》，《华夏文明（第一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06～123页。

[90]韩建业：《距今5000年和4000年气候事件对中国北方地区文化的影响》，《环境考古研究》（第三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59～163页。

[91]严文明：《龙山文化和龙山时代》，《文物》1981年6期，第41～48页。

[92]文化意义上的早期中国，也称文化上的早期中国，或者早期中国文化圈，指“秦汉以前中国大部地区文化彼此交融联系而形成的相对的文化共同体”，我认为其形成于公元前4千纪的“庙底沟时代”。参见韩建业：《庙底沟时代与“早期中国”》，《考古》2012年3期，第59～69页；韩建业：《早期中国——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93]《孟子·离娄下》：“舜生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史记·五帝本纪》：“舜，冀州之人也。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可见战国西汉就存在舜是“东夷”还是“冀州”之人的分歧。参见李伯谦：《论造律台类型》，《文物》1983年4期，第50～59页；徐旭生：《尧、舜、禹（上）》，《文史》第三十九辑，1994年，第1~26页；王克林：《晋西南龙山文化与有虞氏——虞舜部族起源的探索》，《文物世界》2002年1期，第20~23页。

[94]韩建业：《早期中国——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69～170页。

[95]李伯谦：《论造律台类型》，《文物》1983年4期，第50～59页。

[96]《左传·昭公八年》“陈，颛顼之族也”。陈为有虞氏舜后，其地在豫东淮阳。

[97]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南淮阳平粮台遗址龙山时期墓葬发掘报告》，《华夏考古》2017年3期，第3~13页。

[98]韩建业：《晋西南豫西西部庙底沟二期－龙山时代文化的分期与谱系》，《考古学报》2006年2期，第179～204页。

[99]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清凉寺史前墓地》，文物出版社，2016年。

[100]韩建业：《早期中国——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86页。

[101]《礼记·檀弓上》：“舜葬于苍梧之野”。《史记·五帝本纪》：“（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

[102]《今本竹书记年》（王国维疏证）：“帝相十五年，商侯相土作乘马。”“帝少康十一年，使商侯冥治河。”“帝杼十三年，商侯冥死于河。”“帝芒三十三年，商侯迁于殷。”（王国维疏证：“此因《山海经》引《纪年》有‘殷王子亥’，故设迁殷一事。”）“帝泄十二年，殷侯子亥宾于有易，有易杀而放之。十六年，殷侯微以河伯之师伐有易，杀其君绵臣。”“帝孔甲九年，陟。殷侯复归于商丘。”“帝癸三十一年，大雷雨，战于鸣条。”

[103]唐兰：《用青铜器铭文来研究西周史——综论宝鸡市近年发现的一批青铜器的重要历史价值》，《文物》1976年6期，第31～39页。

[104]《水经·渭水注》引，《通鉴地理通释》引作番。

[105]丁山：《商周史料考证》，中华书局，1988年。

[106]赵铁寒：《汤前八迁的新考证》，《大陆杂志》27卷6期，1963年。

[107]韩建业：《先商文化探源》，《中原文物》1998年2期，第48～54页。

[108]李伯谦：《先商文化探索》，《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280～293页；王立新、朱永刚：《下七垣文化探源》，《华夏考古》1995年4期，第59～67页。

[109]邹衡：《试论夏文化》，《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95～182页。

[110]李民：《<禹贡>与夏史》，《尚书与古史研究》（增订本），中州书画社，1981年，第52～53页；邵望平：《<禹贡>“九州”的考古学研究》，《考古学文化论集》（二），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11～30页。

[111]许宏：《最早的中国》，科学出版社，2009年；韩建业：《良渚、陶寺与二里头——早期中国文明的演进之路》，《考古》2010年11期，第71～78页。

[112]韩建业：《论二里头青铜文明的兴起》，《中国历史文物》2009年1期，第37～47页。

[11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新的铜器》，《考古》1991年12期，第1138~1139页。

文章出处：《社会科学》2020年第1期，引用请查核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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