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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第五节 丝绸之路的起点——汉长安城

2021-1-7 16:11| 发布者: 文心雕龙| 查看: 75| 评论: 0

摘要:   丝绸之路正式开辟后,它的起点上的第一座城市,便是汉代的都城长安。  公元前202年,刘邦于垓下(在今安徽省)彻底打败项羽,即皇帝位,这就是汉高祖。他采纳了娄敬的建议,决定建都关中。但由于公元前206年项羽率兵入关中时,已将秦咸阳宫殿付之一炬,因而便选在渭河南岸与咸阳大致隔河相对的一个叫“长安”的乡聚处,另建新宫,并首先将附近幸免于火 ...

     
  丝绸之路正式开辟后,它的起点上的第一座城市,便是汉代的都城长安。
  公元前202年,刘邦于垓下(在今安徽省)彻底打败项羽,即皇帝位,这就是汉高祖。他采纳了娄敬的建议,决定建都关中。但由于公元前206年项羽率兵入关中时,已将秦咸阳宫殿付之一炬,因而便选在渭河南岸与咸阳大致隔河相对的一个叫“长安”的乡聚处,另建新宫,并首先将附近幸免于火的秦离宫兴庆宫加以整修,改名为长乐宫。汉高祖七年(前200年),朝廷由秦旧都栎阳(在今西安市临潼区栎阳街道办事处以东)迁至长安。与此同时,由丞相萧何主持在长乐宫之西修建了宏大富丽的未央宫。当公元前119年,刘邦率兵讨伐反叛的韩王信余部后返回长安时,看到未央宫如此富丽豪华,还曾很不高兴地责问萧何:“天下匈匈,苦战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萧何答道:“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宫室。且夫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他将供王居住办公的建筑物与天子的权威和长久的影响联系起来,因而说得刘邦又高兴起来(11)。
  汉长安的外郭城直到汉惠帝时才开始修筑。由于先有宫城,后有城郭,加之当时渭河南岸地理条件的限制,汉长安外郭城南部和西北部有几处不规则的曲折变化,好似天上的北斗星和南斗星一般,所以人们称其为“斗城”(12)。
  汉长安城城墙全部用夯土筑城,《三辅黄图》说它高三丈五尺,下宽一丈五尺,上宽九尺,周回六十五里(约合今26公里)。解放后实测周长25公里多,面积约35平方公里。文献记载汉长安城四边各3门,共12座城门。东城从北向南首先是宣平门,文名东都门,这是通连东方最主要大道的城门。由此门向东约5公里,便是秦轵道亭旧址。当公元前206年刘邦军临灞上时,秦王子婴正是在轵道亭“系颈以组,白马素车,奉天子玺符”(13),向刘邦投降的。到唐代,轵道亭遗址仍在,但由于都城位置的南移,东向大道也有变化,故王昌龄说:“轵道,秦故亭名也,今在京师(唐长安)东北十五里,署于路曰:‘秦王子婴降汉高祖之地’。岂不伤哉!余披榛往而访之,则莽苍如也。”(14)由秦轵道亭再向东走2公里左右,便是灞河。这是汉、唐时代长安人送亲友折柳赠别的地方,因而唐代诗词中有“年年柳色,灞陵伤别”(15)和“濯濯长亭柳,阴连灞水流。雨搓金缕细,烟袅翠丝柔。送客添新恨,听莺忆旧游。赠行多折取,那得到深秋”(16)这些名句。东城中门名清明门,又名凯门。因门内有藉田仓,故也称藉田门。再向南为灞城门,又名青绮门。由于门色发青,民间也称为青门或青城门。秦东陵侯邵平,秦亡后在长安灞城门外种瓜,味甜美,时称“东陵瓜”或“青门瓜”。三国时阮籍《咏怀》诗中说:“昔闻东陵瓜,近在青门外。”《述异记》又说,汉景帝元年(156年)“有青雀群飞于灞城门,乃改为青雀门;更修饰刻木为绮寮,雀去,因名青绮门。”南城东头是覆盎门,又名端门。由于此门南为周杜伯国地,即秦之杜县(汉宣帝葬于杜城东原上,改县为杜陵县),故又名杜门,杜门北对长乐宫。中门名安门,又名鼎路门。南城西头为西安门,北对未央宫。西城南头为章城门,又名光华门。出此门可前往渭河上通武帝茂陵(位于今陕西省兴平县)的便桥(即西渭桥)。《咸阳县志》说:西渭桥汉代叫便桥,唐代叫咸阳桥。它的位置在今咸阳市东南。我们从杜甫《兵车行》中的“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等诗句看,这条路和桥在唐代不仅仍然沿用,而且是西去的一条重要通道。中门名直城门。西城北头为雍门,又名西城门。北城西头为横门,临近渭河上之横桥(中渭桥),即秦代在咸阳所架之渭河桥,位于今咸阳市东20余里之窑店公社一带。据《水经注》记载,此桥宽六丈,长380步,共750根柱子。桥两头还有石砌墩柱。这座桥距离长安最近,出横门过此桥前往渭河北岸原上的汉高帝长陵、惠帝安陵、景帝阳陵、昭帝平陵等繁华陵邑也最便捷。特别因为由此桥越渭水,可以经最近的道路,前往秦所修直道起点,即汉时仍经常作为前线指挥部的甘泉宫(位于今陕西淳化县),可以前往沿泾河西北去的丝绸之路,以及前往沿渭河北岸东通蒲津渡的大道,因而横门行人车辆的频繁,是可想而知的。横门又名光门或便门。北城中门为厨城门,因内有长安厨官署而得名。北城东头为洛城门,又名高门或鹳雀台门。
  十二座城门各有三个门洞,每个门洞各通连一条街道,中间一条称为“驰道”,专供皇帝使用。《三辅黄图》引《汉旧仪》说:“长安城中,经纬各长三十二里十八步,地九百七十三顷,八街九陌,三宫九府,三庙、十二门,九市,十六桥。”又说:“水泉深二十余丈。树宜槐与榆,松柏茂盛焉。城下有池,周绕广三丈,深二尺,石桥各六丈,与街相直。”同书引《三辅决录》也说:“长安城,面三门,四面十二门,皆通达九逵,以相经纬,衢路平正,可并列车轨。十二门三涂洞辟,隐以金椎,周以林木。左右出入,为往来之径,行者升降,有上下之别。”可知这些街道不仅宽大平正,夯筑得非常坚固,而且道旁部栽有槐榆等树木,南朝梁何逊《拟轻薄篇》中,便有“长安九逵上,青槐荫道植”的句子。
  如今的汉长安城城墙遗址,北垣最高处尚有10米多高,基部宽达16米。南垣则仍然大体完好地矗立地面。其他两面,也保存有若干段落。城墙一般皆为版筑土夯,断面呈梯形。墙面上涂一层和有麦秸的泥,草泥外再涂一层坚硬的朱红色细沙泥。从残片上还可看到一些朱红色的色泽。城垣每面的三座城门,经发掘过的直城门、西安门、灞城门和宣平门看,各门都有宽八米的3个门洞,门洞之间有4至12米厚的夯土隔墙。门洞内两侧有用光滑的大卵石垒成的柱础遗迹,表明城门上原建有木结构的门楼。它也告诉我们,汉长安城门还不是后世的砖券建筑,因而容易被火烧毁。在灞城门门道中发掘到当时的车轨遗迹,按此车轨宽度计算,城洞中可并行四辆马车。这与上引《三辅决录》的记载,以及张衡《西京赋》中的“城郭之制,则旁开三门,三涂夷庭,方轨十二”等话,恰可互相印证。城门也的确连接了三条平行的道路,中间皇帝专用的“驰道”,分外平整。
  汉代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和保证首都主要是对皇家的供应,在各方面都采取了许多新的措施。如在城市布局上,将宫殿、官署、居民区、工商业区,同置于一个大城之中。这种做法,也开了后世帝王都城建制的先河。再如汉初诸侯豪强竞相铸造钱币,造成市场上极大的混乱。自惠帝二年(前193年)到武帝元鼎四年(前113年),朝廷与地方为铸钱事屡次发生激烈斗争。最后武帝下令销毁各种私铸铜钱,命在京师铸五铢钱通行全国。这对加强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市场物价有很大的好处。在汉长安旧址今相里巷,曾出土大量铸造钱币的钱范,可能就是武帝时所设铸钱作坊用的器物。它也证实,在汉长安城中,的确有铸钱的机构。
  宫殿群处于城中的中心位置,而且占据了绝大部分的土地面积。如位于汉长安东南部改建秦兴乐宫而成的长乐宫,周长20余里,有14座宫殿。其中有一座秦时所建高40丈,上面并修有许多建筑物的高台,由于曾在台上射飞鸿,所以名叫“鸿台”。宫中还有秦始皇修的鱼池、酒池等。《太平寰宇记》说汉武帝曾“作酒池以夸羌胡”,让来长安的少数民族使者开怀畅饮,大概就利用的是这一酒池。汉代又将秦始皇统一全国后用收缴各地兵器融铸成的铜人,由秦阿房宫殿前移至长乐宫大殿前。
  长乐宫的前殿东西宽近50丈,深12丈,这是长乐宫的主要建筑。汉初,皇帝便在这里会见群臣。相传刘邦初即位时,由于废除了秦法,没有朝仪,与他多年并肩征战的群臣,纷纷饮酒争功,吵嚷不休,刘邦也无法制止。这时,曾为秦博士的叔孙通制定了一套朝会礼仪,教群臣多次排练。到汉惠帝七年(前200年)便在长乐宫前殿正式按规定朝见皇帝,对违犯朝仪的“辄引去”。因而,“竟朝置酒,无敢讙哗失礼者”。刘邦当场高兴地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17)从汉惠帝开始,皇帝都搬到未央宫起居听政,庞大的长乐宫仅供皇太后居住使用。她们主要住在这里的长信宫(殿)中,《三辅黄图·长乐宫》上说:“长信宫,汉太后常居之。”“后宫在西,秋之象也。秋主信,故殿皆以长信、长秋为名。”如班婕妤初颇得成帝宠幸,自赵飞燕入宫后,婕妤失宠,便自请于长乐宫的长信殿供养太后,唐王昌龄《长信秋词》中的“奉帚平明金殿开,暂将团扇共徘徊。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便写的是这件事。“昭阳”是未央宫中的宫殿名,赵飞燕就住在那里,因而也是汉成帝常去的地方。
  西汉时期位于长安郊区云阳(淳化县)甘泉山的甘泉宫(改建秦林光宫而成),并非仅供皇帝游乐的清闲所在,而实际上是一个前线指挥部。如文帝时“胡骑入代句注(山西省代县西北之句注山,又名雁门山),边烽火通于甘泉、长安数月”(18)。说明当时作为战争情报的烽火,照例要传到甘泉宫。公元前177年匈奴入侵,汉文帝便亲临甘泉宫坐镇。当汉军取得胜利后,文帝又“自甘泉之高奴(陕北安塞县)”(19),沿直道去前线劳军。汉武帝又于太始元年(前96年)“徒郡国吏民豪杰于茂陵、云陵(阳)”(20)。茂陵(位于陕西省兴平县)是武帝为自己营建的陵墓,所以按照汉代在帝王陵墓附近设陵邑、迁富豪,以保护陵园的惯例,营建了茂陵城。而对云阳也这样安排,足见其地位的重要。汉武帝也曾从甘泉宫经直道北上,再经五原,出长城,登单于台,然后又回到甘泉宫。李白《塞下曲》第六首中的“烽火动沙漠,连照甘泉云。汉帝按剑起,还召李将军。兵气天上合,鼓声陇底闻。横行负勇气,一战净妖氛”这些诗句,便形象地反映了甘泉宫在对匈奴战争中所发挥的特殊作用。
  未央宫位于长安城西南部,距离长乐宫一里,实测周长17里多。它除前殿外,还有承明、清凉、麒麟、凤凰、昭阳等40余座殿台楼阁。从西汉开始,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等几个朝代的朝廷所在地都在这里,与“斗城”共存了近800年。一直到隋初,未央宫才被毁弃不用。
  《三辅黄图》记载,未央宫“宫殿东西五十丈,深十五丈,高三十五丈”,而且“营未央宫因龙首山以制前殿”(21)。张衡《西京赋》中也说未央宫“疏龙首以抗(构筑)殿”,因此更显得高大突出,成为当时长安城中最雄伟的建筑。
  未央宫的修缮并未到此为止,汉武帝时,又“以木兰为棼撩(栋椽),文杏为梁柱”;大门上金兽衔环,周围镶嵌着耀眼的玉石;雕梁画栋,玉石柱础,长廊两旁有镂空花纹的栏杆;在画着连环图案的宫门里,红漆地面明光闪亮;宫门前左边是供人行走的层层台阶,石边是供车上下的平缓坡道。……(22)真正是“木衣绨绣,土被朱紫”。
  未央宫南门名端门,因为是宫中之门,故又称“端闱”。两侧之门称为“掖门”。平时大臣奏事谒见皇帝,则走北门金马门。《汉书·高祖本纪》“北阙”下颜师古注解说:“未央殿虽南向,而上书奏事谒见之徒皆诣北阙。公车司马亦在北焉,是则以北阙为正门。”金马门原名“鲁班门”,因汉武帝时著名相马人东门京在鲁班门外立了一匹铜马,遂改名“金马门”,或“金门”。这里是宫中宦官宦者署所在地,故又谓之“黄门”。汉代备皇帝顾问的职官待诏,也在此门附近办公如公孙弘、杨雄等,都曾“待诏金马门”。《汉书·苏武传》说:“宣帝即时召武待诏宦者署”,实际也就是待诏金马门。
  未央宫遗址前殿之夯土台基,今东西宽150米左右,南北约340米;北部最高,高度在10米以上,从很远的地方,便可以看到。
  前殿北约二里处有东西并列的两个土堆,那便是萧何所监修的天禄阁和石渠阁遗址。“天禄、石渠,典籍之府”(23),两处都是汉朝廷储藏图书典籍的国家图书馆。萧何随刘邦初入咸阳时所收之秦王朝的大量图书、档案,以及后来从民间征集到的典籍都放在这里。著名史学家司马迁的《史记》就是参考这些书籍写成的。刘向也曾于天禄阁校阅群书,撰写成我国最早的分类目录学著作《别录》以及《新序》《说苑》《列女传》《洪范五行传论》等书。位于未央宫前殿遗址正北的天禄阁遗址,其夯土台基今高约7米。台基上的一座小祠堂,相传是后人为纪念刘向而修。石渠阁在天禄阁西一里处,因其下有礲(磨)石筑成之水渠而得名。此水由未央宫西部的沧池引来,再北流转东入长乐宫中之酒池。沧池中有台名“渐台”。西汉末年,当农民起义军绿林军于地皇四年(23年)由宣平门打进长安后,到处找不见新皇帝王莽,直到第三天,才在沧池中的这座渐台上找到了身穿龙袍、蜷缩在屋角里的王莽。
  未央宫中有一座名叫麒麟阁的建筑,相传是汉武帝猎获得一只麒麟后所修。汉宣帝时,将霍光、张安世、赵充国、苏武等11名功臣图像画于麒麟阁上,这里遂称为一座引人注目的建筑,也成为后世诗人常说的话题。如唐陈陶《水调词》中,就有“万里轮台音信稀,传闻移帐护金微。会须麟阁留踪迹,不斩天骄莫议归”这样的句子。
  在长安城内的未央宫北,还有桂宫、北宫,在长乐宫北,还有明光宫。三座宫殿规模都比较小,但建筑和设施同样很考究。如《三辅黄图》引《三秦记》说,桂宫“有明光殿,皆金玉珠玑为帘箔,处处明月珠。金陛玉阶,昼夜光明。”《三辅黄图》又说,北宫近桂宫,“中有前殿,广五十步,珠帘玉户如桂宫”。相传“武帝为七宝床、杂宝案、厕宝屏风,列宝帐,设于桂宫,时人谓之四宝宫”。(24)
  由于城中面积有限,建筑物愈来愈多,因而太初元年(前104年),汉武帝又在长安西城外上林苑北部原秦代建章乡所在地新修了一组庞大的建筑群,这便是建章宫。据《三辅黄图》引《三辅旧事》说:“建章宫周回三十里。”它的前殿高度与未央宫前殿相当(25),因而登临其上,“下视未央”(26)。班固《西都赋》也说,建章宫“正殿崔嵬,层构厥高,临乎未央。”此外,宫中还有骀荡、*(左马右及)娑、枍诣、天梁、奇华、鼓簧、玉堂、神明台、疏圃、鸣銮、承光、铜柱、函德,井干等大量的殿台楼阁,因而被称为“千门万户”(27)。建章宫南门名阊阖门,共三层,高25丈。由于此建筑物的椽头上镶嵌着玉璧,故又名璧门。进璧门便是华丽的玉堂,《三辅黄图》说它“内殿十二门,阶陛皆玉为之。铸铜凤高五尺,饰黄金栖屋上,下有转枢,向风若翔”。
  建章宫北门有一对高25丈的圆形阙,阙上也各有一只铜铸凤凰,因而又名“凤阙”。古代歌谣说:“长安城西双圆阙,上有一双铜雀宿。一鸣五谷生,再鸣五谷熟。”(28)便说的是这一建筑。由于建筑技术的进步,当时已出现了高层建筑,特别是木结构的高建筑物。这一点在建章宫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如天梁宫,《三辅黄图》说它“梁木至于天,言宫之高也”。位于建章宫北部的凉风台,《关中记》说是“积木为楼,高五十余丈。”井干楼“若井干之形”,同样高五十丈。(29)“井干”,即井上的木栏杆。张衡《西京赋》形容其“井干叠而百增(层)”。这在当时的确是了不起的建筑,充分表现了我国古代劳动者的聪明和技巧。
  建章宫中高五十丈的神明台上也有许多建筑物,汉武帝在这里安置了道士百人(30)专门为自己求福祈年,并立有高大的“铜仙人,舒掌捧铜盘玉杯,以承云表之露,以露和玉屑服之,以求仙道”(31)。在汉代帝王中,武帝尤其迷信鬼神,到处设祠祭祀,追求长生不死,正如《史记·武帝本纪·索隐述赞》中概括的:“志尚奢丽,尤敬神明”。针对武帝上述荒唐行径,唐李商隐曾在《汉宫词》中深刻地讥讽道:“青雀西飞竟未回,君王长在集灵台。侍臣最有相如渴,不赐金茎露一杯。”全诗的意思是说,西王母的信使青雀不回,希望落空。武帝常在集灵台求仙问道,不管其他。大臣中司马相如口渴了(司马相如患消渴病,即今之糖尿病,经常口渴,故云),也不肯将铜仙人盘中的露水赐他一杯。可知武帝原是不爱贤才的。相传后来到魏明帝时,派人接捧盘铜人前往魏都洛阳。由于太重,途中抛弃在灞河岸上。据《三国志·魏书·明帝纪》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说:“帝徒盘,盘拆,声闻数十里。金狄(铜人)或泣,因留于霸城。”唐代李贺根据这些记载和传说,写了著名的《金铜仙人辞汉歌》,其词云:“茂陵刘郎秋风客,夜闻马嘶晓无迹。画栏桂树悬秋香,三十六宫土花碧。魏官牵车指千里,东关酸风射眸子。空将汉月出宫门,忆君清泪如铅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携盘独出月荒凉,渭城已远波声小。”
  在建章宫北部有一个10公顷大的人工水池,名叫太液池,以象征大海。据道家的说法,东海中有瀛洲、蓬莱、方丈三座仙山,上有使人“长生不死”的仙药。武帝在太液池中也修了以这三座“仙山”名字命名的三个小岛,还凿刻了一条鲸鱼和三只石鳖置于水边。
  建章宫前殿夯土台基位于今西安市城西之三桥镇北,现高5米多。由于台基上下均有村民居住,故现名“高低堡子”。高低堡子东北另有一名“双凤寨”的村子,村外农田中两个孤立的土堆,人称“凤凰台”,似即建章宫之凤阙遗址。高低堡子西北一片低洼地,为当年太液池所在地。1972年,考古工作者与当地农民共同在太液池遗址区挖出一条一丈多长的圆锥形巨石,平头锐尾,通体有许多雕凿痕迹,大概就是汉武帝特意设置的那条鲸鱼。
  为了皇家往来的方便,又在长安众多的宫殿之间架设了许多平地上的复道和空中的阁道。《文选西京赋》李善注引《汉武故事》说:“上起明光宫、桂宫、长乐宫,皆辇道相属,悬栋飞阁。”桂宫则有紫房复道通未央宫,并有阁道从宫中西部上城,一直通向城外建章宫的神明台。未央宫与建章宫之间,则是“于宫(未央宫)西跨城池作飞阁,通建章宫,构辇道以上下。辇道为阁道,可以乘辇而行”。(32)这种空中通道,可以通行帝王的车子,就表明它不仅很坚固,也很宽敞。阁道将汉长安众多的宫殿连成了一个整体,无疑是一项巨大的工程。唐代长安各宫殿之间所修供皇帝行走的夹城(复道)以及过城门处的辇道,应该就是在汉长安阁道的影响下修筑的。
  位于汉长安西,包括建章宫在内的皇家园囿上林苑,是在秦上林苑的基础上扩建而成的。汉武帝时它发展到大致北起渭河,南到秦岭,包括今陕西省长安、蓝田、户县、周至几个县的范围,“方三百四十里(33)。”外设围墙,“门十二,中有苑三十六、宫十二、观二十五”(34)。栽植名果异卉三千余种(包括新由西域引来的葡萄),又畜养百兽于其中,供皇帝秋冬射猎(35)。班固在《西都赋》中描绘道:“西郊则有上囿禁苑,林麓薮泽陂池连乎蜀汉,缭以周墙,四百余里。离宫别馆三十六所,神池灵沼往往而在。”如此浩大的工程,耗费了多少人力和物力!而如此宽广的面积,又占用了多少农田!无怪东方朔《谏除上林苑疏》中说:“如天不为变,则三辅之地尽可以为苑,何必周至、户、杜乎?奢侈越制,天为之变。上林虽小,臣尚以为大也。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从汧陇以东,商洛以西,厥壤肥饶。汉兴,去三河之地,止灞浐以西,都泾渭之南,此所谓天下陆海之地;秦之所以虏西戎、兼山东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银铜铁豫章檀柘异类之物,不可胜原。此百工所取给,万民所仰足也。又有粳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饶,土宜姜芋,水多蛙鱼,贫者得以人给家足,无饥寒之忧,故丰镐之间号为土膏,其贾亩一金。今规以为苑,绝陂池水泽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国家之用,下夺农桑之业;弃成功,就败事,损耗五谷。……”(36)东方朔的上书直贬要害,非常恳切,但汉武帝并未采纳这一建议,还是修起了规模空前的皇家园林,并在其中修盖了愈来愈多的建筑物。
  元狩三年(前120年),武帝因为要讨伐阻碍他经由西南通身毒(印度)的昆明国(位于今云南省昆明市一带),知道昆明国有三百里的滇池,当地人习于水战,因而调发各地戍卒在上林苑中开掘了周长四十里的昆明池,用来演习水战(37)。池凿成灌水后,“中有戈船各数十,楼船百艘,船上建戈矛,四角悉垂幡旄葆麾”(38)。《汉书·食货志》也说:“乃大修昆明池,列馆环之,治楼船,高十余丈,旗帜加其上,甚壮。”实际这里成了皇家一个别开生面的游乐场所,四周修建了许多亭台楼馆;在水中养鱼,供诸陵祭祀和长安厨作菜用;用豫章木制的大船,上有宫室,可载万人,专供皇家于其上嬉戏(39)。象太液池一样,也在昆明池水中置放了一条三丈长的石刻鲸鱼,由于雕刻生动,在清亮的水波中,鱼的鬣尾似乎都在摆动(40)。而且他们煞费苦心地将池水比作天上的银河,在它的东西两岸各立了一尊石人,以象征天上的牛郎和织女,这便是班固《西都赋》中所说“左牵牛而右织女,似云汉之无涯”的景象。昆明池“秋光丽晓天,菱鷁舸泛中川。密菱障浴鸟,高荷没钓船。碎珠萦断菊,残丝绕折莲。落花催斗酒,栖乌送一弦。”(41)景色的确是很美的。这里到唐代仍然是一个游览胜地,似乎也还留有一些旧日的建筑物。沈佺期《昆明池侍宴应制》中说:“武帝伐昆明,穿池习五兵。水同河汉在,馆有豫章名。……”韩愈的“问言何处芙蓉多,撑舟昆明度云锦”(42),则不仅反映了唐代昆明池仍然很大,很深,可以行船,而且种满了莲藕,夏季荷花盛开。到唐德宗贞元十四年(798年)时,牵牛、织女石像仍立在原地,人们还为牵牛修了石父庙,为织女修了石婆庙(43)。他俩并已成为昆明池的重要标志之一,被写入许多诗作,杜甫在《秋兴八首》的第七首中就说:“昆明池水汉时功,武帝旌旗在眼中。织女机丝虚夜月,石鲸鳞甲动秋风。波漂菰米沉云黑,露冷莲房坠粉红。关塞极天唯鸟道,江湖满地一渔翁。”“菰米”长浅水中,其嫩茎即茭白,秋日结实为菰米。诗中写其如沉云般黑压压一片,足见数量之多。露水下,荷花落尽,只剩下了莲蓬。当时杜甫正寄居在出川途中的夔州(四川省奉节县东),思念长安,但北望关塞连天,只有鸟才飞得过去。他感慨自己如同漂泊于江湖之上的渔翁一般,何时才能重睹昆明池上的美景!唐代末期童翰卿所见昆明池上的织女形象,仍然是那样动人:“一片昆明石,千秋织女名。见人虚脉脉,临水更盈盈。苔作轻衣色,波为促杼声。岸云连鬓湿,沙月对眉生。有脸莲同笑,无心鸟不惊。还如朝镜里,形影两分明。”(44)
  昆明池旧址约在今长安县斗门镇一带。今斗门镇原置于石父庙中的牵牛石象和置于斗门镇东北五里常家东村的织女象,都是汉代遗物,现已由文物部门妥为保存。
  汉长安的宫殿建筑,占据了城中绝大部分的土地面积,如进东城的霸城门,几十米远,就到了长安宫墙脚下。进南城的西安门或覆盎门,走不多远,就到达未央宫和长乐宫墙下,城中供一般人居住活动的地方很少,市民和工商业者主要居住在城西北和南部偏中的地方。长安居民中除士兵、奴婢外,绝大多数都是手工业者、商人、小贩以及他们的家属。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汉平帝元始二年(2年),长安有80800户,246200人。若再加上皇族、士兵和官僚等,当在50万左右(45)。居民主要居住在长安“八街九陌”旁的宣明、建阳、昌阴、尚冠、修城、黄棘、北焕、南平、大昌、戚里等160个闾里(46)中。当时长安的劳动者居住地狭小、拥挤,却创造了高度发展的物质、精神文明,为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丰富的输出物。
  一、汉长安发达的生产技术与丝路西传
  长安一带有泾、渭、浐、灞、沣、滈、潏、涝八条河流,在秦代又修成了引泾水向东入洛河长达300余里的郑国渠,灌溉技术非常发达。汉代初年的文帝、景帝、武帝等几个皇帝,都认识到“农,天下之人本也”,相继采取了发展生产,奖励农耕的措施。武帝重视兴修水利,推广新式农具,尤其注重在边远地区、丝绸之路沿线屯田积粟,从而使农作物产量显著提高。
  汉武帝时期第一个规模较大的水利工程,便是兴修漕渠。武帝元光年间(前134—前129),在大司农郑当时倡议下,修成了一条西起长安昆明池,向东至今潼关县北部入黄河,全长三百余里的漕渠。它不仅比渭河缩短了约三分之二的路程,以用通航,而且使沿线大片土地得到了灌溉。元鼎六年(前111年),武帝采纳兒宽的建议,整修郑国渠,并在它的南面开凿了六条辅渠,进一步扩大了水浇田。太始二年(前95年),又开凿了从谷口(陕西省泾阳县西北)引泾河水向东至今临潼县入渭河的白公渠。农民大得其利,赞美它“田于何所?池阳谷口。郑国在前,白渠起后。与此同时,关中各地还修了龙首,灵轵、成国等众多水渠,大幅度地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
  西汉农业快速发展的另一重要原因,是积极革新农具和推广先进的耕作技术。汉代已普遍使用铁制农具,并用牛耕种;武帝时又大力推广赵过发明的三脚耧和能保持土壤肥力的轮休耕种法等,显著地提高了生产效率。
  新中国成立后,关中的永寿、长武、华阴等县,曾先后大量出土了西汉铁制农具。1975年在西安西郊汉上林苑遗址区的鱼化寨,出土汉铁制农具达85件之多。其中主要是大、小铁铧和翼状、菱叶状铁辟土。小铁铧是当时播种用的耧铧,大铁铧和铁辟土则是当时耕地翻土用的犁。它们都是当时推进农业发展的先进农具。
  农业的大发展、百姓的丰衣足食,促成了长安市场的繁荣、丝绸之路的开发和对外贸易的兴盛,长安已经变成了全国的财富中心。正因为汉武帝时期国力强盛,政局相对稳定,因而才能够积极地去开拓丝绸之路。
  作为中国古代农业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养蚕织绸业,在汉代也有了长足的发展。陕西关中是古代重要的养蚕、丝绸地区之一。1975年,从宝鸡市茹家庄一座西周墓葬中,就出土了许多从1厘米到4厘米不等的玉蚕,并发现了石黄、朱红、棕色等丝绸织物的印痕(47)。《诗经·豳风》中的《七月》一诗,也生动地反映了当地妇女辛勤从事农桑事业的情景。诗歌说:“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蚕月条桑。取彼斧斨(qiang羌),以伐远扬,猗彼女桑。七月鸣*(左贝右鸟)(jue决),八月载绩。载玄载黄,我采孔阳,为公子裳。”
  “豳”,地名,在今陕西省旬邑县西南,周人在迁至周原之前,便居住在豳地。诗歌不仅描写了采桑养蚕的情况,而且反映了纺织时间和丝织物的颜色。《诗经·秦风》中也有“阪有桑,隰有杨”(48)和“交交黄鸟,止于桑”(49)等句子。1976年,从秦都咸阳宫殿遗址中又曾发现过锦、绮、绢等质地精美的丝织物(50)。这些都表明了古代长安附近蚕桑事业发展之早和水平之高。
  汉代的桑蚕丝绸业也是农业中一个突出发展部分。当时以黄河中下游,特别是今山东等地出产的丝织物最为著名。汉王朝专门在齐郡临淄(山东淄博市东北)设立了负责织绸的“三服官”,它与设在陈留郡襄邑(河南雎县)的“三服官”,都各有织工数千人。秦代皇室所用丝绸是东阿(山东东阿县)出产的“阿缟”;汉代长江流域巴蜀地方(四川省)成都的丝织业也很发达,西汉杨雄曾在《蜀都赋》中称颂灵巧的成都人民“自选奇锦”,“阿丽纤靡”,说他们所生产的丝织物柔软而且华丽。
  长安一带植桑、养蚕的风气也很浓厚,如上林苑中,便种有很多桑树,有专门养蚕缫丝的工人,并在这里修筑了蚕室和茧馆。《三辅黄图》引《汉宫阙疏》说:“‘上林苑有茧馆。’盖蚕茧之所也。”《汉书·元后传》有春幸茧馆的记载。《汉旧仪》也说:“皇后春桑皆衣青,手采桑以缫三瓮茧(51),群臣妾从。春桑生,而皇后亲桑于苑中蚕室,养蚕千薄。……群臣妾从桑,还献于茧观。”茧馆和蚕室附近无疑即有大片的桑林,而帝王后妃每年去这里作一些象征性的采桑喂蚕活动,则是为了表示这一事业的重要和皇家对它的重视。《三辅黄图》记载,在未央宫中设有东、西织室,专门负责织做皇家服用的丝绸衣物。东、西织室设有令、丞职掌其事,汉城遗址区曾出土“织室令印”铜质印章一颗,便是当时的遗物。又有暴室,主管宫中织物染色曝晒之职。
  发明家和织绸能手也往往来长安传授新技术。《西京赋》记载,钜鹿(河北平乡县)人陈宝光的妻子,使用有120个牵线镊子的织机,60天可织成一匹式样新颖的葡萄锦或散花觊。大将军霍光的妻子便把她召至长安家中为自己织作。
  西安附近至今尚无西汉丝绸织物出土,但从前述周、秦时代有关遗物以及从其他地区发现的西汉丝绸实物,都可以看出当时丝绸业所达到的高度水平。如1972年,长沙马王堆曾出土西汉初年的200余件丝绸衣物及残片,表明当时已有了绢、纱、罗、绮、锦等众多的品类。从图案看,有对鸟纹、杯纹、绮、花卉、夔龙纹、水波纹、游豹纹锦、方孔纱等;从结构看,有平纹、提花、起绒锦、经锦等。起绒锦花纹由绒圈组成,有立体感,是提花技术的重要发展。方孔纱中的一件素纱禅衣,重不到一市两,轻薄透明。从这些珍贵丝织文物,即可见西汉时长安丝织物缤纷多彩的景况。
  在农业大发展的基础上,当时的冶铁、炼钢、竹器、玉器、漆器等手工业都欣欣向荣,蓬勃发展。
  我国是最早发明纸的国家。过去一般认为,东汉和帝时的宦官蔡伦是发明造纸的人,相传与他同时的左伯,制纸“尤得其妙”。但1933年,在新疆罗布泊烽燧遗址曾发现过公元前1世纪时的麻纸。1957年,又在西安东郊灞桥砖瓦厂发现了西汉初期的麻纸残片。可知至少在蔡伦之前二三百年,中国人民就已经发明了纸张。东汉的蔡伦,可能只是主持其事,作了某些改进罢了。正是上述农业和手工业的迅速发展,为汉代巩固国防和发展与邻国的友好交往打下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二、丝路源头——汉长安国际物流的中心
  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和丝绸之路的开通,极大促成了长安的繁荣。农业提供了较多的剩余产品,使得较多的人可以离开土地,从事非农业性的活动。正如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的,中国西部多木材、竹、糓、*(左幺右卢)、旄、玉石;东部多鱼、盐、漆、丝;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锡、丹砂、犀、玳瑁、珠玑;北方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等,“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这些全国各地出产的物品,只有由农民生产,工人加工,再经过商人组织流通之后,才能满足各地人民不同的需要。
  汉代长安的商业活动,主要集中在9个市场中,《三辅黄图》引《庙记》说:“长安市有九,各方二百六十六步。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东。凡四里为一市。”《昭明文选》班固所写《西都赋》中“九市开场”一句下,李善注引《汉宫阙疏》也说:“长安立九市,其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东。”其中,今天能知道名字的有柳市、东市、西市、直市、交门市、孝里市、交道亭市等七市。据宋敏求《长安志》注,柳市在长安城西,直市和交门市在渭桥北,孝里市在雍门之东,交道亭市在便桥东(52)。各市皆有围墙,设市门。市场由市令管理,他们办公的地方叫市亭、市楼,或旗亭。张衡《西京赋》中描绘长安市场上的盛况说:“廓开九市,通阛带阓。旗亭五重,俯察百隧。……瑰货方至,鸟集鳞萃。鬻者兼赢,求者不匮。”四方货物,云集长安市场,商人得到很大的利润,而消费者也都能买到所需要的东西。“阛”就是市墙,“阓”就是市门。班固《西都赋》也描绘道:长安九个市场开业,货物分类摆出,熙来攘往,人难得转身,车不能掉头。到处都是店铺和人群,烟尘四起,上接云天。司马迁说:“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53)当时从事商业活动的人愈来愈多,他们经营的货物有酒、醋、粮食、木料、竹器、漆器、铜器、铁器、陶器、染料、马匹、牛、羊、猪、丹砂、丝绸、皮革等。“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54)连一些卖浆、贩脂、兜售肉干、磨刀剪的小贩,都有发财致富、家累千金的。
  丝绸之路开发之后,首先是张骞等人带回了西域各地的葡萄、胡桃、红花、胡麻(芝麻)、蚕豆、大蒜、芫荽、胡萝卜、石榴、黄瓜、苜蓿等植物种子。这些种子,最早便种在长安附近。随后西方各国的使者和商人,又带来了骏马、香料、宝石、象牙、犀角、玳瑁、火浣布(石棉布)和许多珍禽异兽,以致“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后宫;蒲梢、龙文、鱼目、汗血(四种骏马名)之马充于黄门;巨象、狮子、猛犬、大雀(鸵鸟)之群食于外囿。殊方异物,四面而至”(55)。长安上林苑中有观象观、虎圈观、犬台宫、葡萄宫、走马观,应该就是蓄养这些西域异兽和种植新传来的果木的地区。建章宫旁的奇华殿,“四海夷狄器服珍宝,火浣布、切玉刀、巨象、大雀、师子、宫马,充塞其中”(56)。“大雀”即鸵鸟,“师子”即狮子。“宫马”,陈直《三辅黄图校证》云:疑为“宛马”之误。
  出于对匈奴战争的需要,武帝时期马匹在进口物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武帝对马也特别爱好。据《史记·乐书》记载,当汉武帝从大宛得到名叫“蒲梢”的千里马时,也曾作歌唱道:“天马来兮从西极,经万里兮归有德。承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这些都表明了当时对西域马的重视。
  中国主要输出哪些物资呢?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其地皆无丝漆,不知铸铁器。及汉使亡卒降,教他铸作兵器,得汉黄白金,辄以为器,不用为币。”这些物品和一些植物种子以及炼铁打井技术、丰富的农耕经验等,相继传往西方。如前面说过,早在公元前很久,中国的丝便已传到了印度:中国的桃、杏等植物,也在汉代传到了波斯、希腊和罗马等地(57)。
  西汉时代丝绸的输出,首先是汉王朝给匈奴和其他民族的馈赠。从高祖刘邦开始,每年定期赠送大量的丝绸和粮、酒、黄金、器物等许多物品。其次,是汉王朝以丝绸去交换外来的物品,《盐铁论·力耕》中就说:“夫中国一端之缦(无文采之帛),得匈奴累金之物。……是以骡驴馲驼,衔屋入塞;*(左马右單)*(左马右奚)*(左马右原)马,尽为我畜;鼲鼦狐貉,采旃文罽,充于内府;而璧玉、珊瑚、琉璃,咸为国之宝。”珊瑚、琉璃等都不是匈奴地方的产物,可知匈奴人也做倒手买卖,以中国的丝绸,换来了西方的物品。
  丝绸之路上的中外商旅,不避风寒,跋山涉沙,将大批丝绸运往西方各地。在关系正常时,汉王朝在边境要塞关道上也开辟有专门供各族人民互相交易的市场,称为“关市”。《汉书·匈奴传》中便有匈奴人“乐关市,嗜汉财物。汉亦通关市不绝,以中之”这样的记载。五彩缤纷的丝绸美化了人们的生活,丰富了长安的街市。而用大量丝绸换来的外来物品,又使长安成为当时国际贸易、物流的中心。(58)
  (12) 《史记·秦始皇本纪》
  (13) 《三辅黄图》
  (14) 王昌龄:《吊轵道赋序》
  (15) 李白:《忆秦娥》
  (16) 戴叔伦:《赋得长亭柳》
  (17) 《史记·叔孙通传》
  (18) 《汉书·匈奴传》上
  (19) 《汉书·文帝纪》
  (20) 《汉书·武帝纪》
  (21) 《三辅黄图》卷二
  (22) 《三辅黄图》卷二
  (23) 班固:《西都赋》
  (24) 《西京杂记》卷上
  (25) 《史记·封禅书》说建章宫“前殿度高未央”。
  (26) 《三辅黄图》卷二
  (27) 《史记·武帝本纪》
  (28) 宋敏求:《长安志》卷三“凤阙”注
  (29) 《关中胜迹图志》卷四引《汉宫阙疏》
  (30) 宋敏求:《长安志》卷三“神明台”注
  (31) 见《三辅黄图》引《庙记》
  (32) 《三辅黄图》卷二
  (33) 《三辅黄图》卷四
  (34) 见《关中胜迹图志》引《关中记》
  (35) 见《三辅黄图》卷四,及《三辅黄图》卷四引《汉旧仪》
  (36) 《汉书·东方朔传》
  (37) 见《三辅黄图》卷四
  (38) 《三辅黄图》卷四引《三辅旧事》
  (39) 《三辅黄图》卷四引《庙记》
  (40) 《西京杂记》
  (41) 北周庾信:《和炅法师游昆明池》,转引自《初学记》卷七
  (42) 韩愈:《奉酬卢给事云夫四兄曲江荷花行见寄并呈上钱七兄阁老张十八助教》
  (43) 宋敏求:《长安志》卷十二
  (44) 童翰卿:《昆明池织女石》
  (45) 武伯纶:《西安历史述略》第五章
  (46) 陈直:《三辅黄图校正》卷二
  (47) 宝鸡茹家庄西周墓发掘队:《陕西省宝鸡市茹家庄西周墓发掘简报》和李也贞等所写《有关西周丝绸和刺绣的重要发现》,《文物》1976年第4期。
  (48) 《秦风·车邻》
  (49) 《秦风·黄鸟》
  (50) 秦都咸阳考古工作站:《秦都咸阳第一号宫殿建筑遗址简报》,《文物》1976年第11期
  (51) 《艺文类聚》卷十五引此段文字作“三盆茧”。
  (52) 宋敏求:《长安志》卷五
  (53) 《史记·货殖列传》
  (54) 《汉书·食货志》
  (55) 《汉书·西域传》
  (56) 《三辅黄图》卷三
  (57) 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三册
  (58) 注:本章节部分引用、参考武复兴著《丝绸之路的起点——长安》,第19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9月出版。
  

长安与丝绸之路/张燕著.-西安: 西安出版社, 20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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