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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回顾|刘瑞:城、宫何名?——以汉长安城等为例

2021-2-4 15:47| 发布者: 文心雕龙| 查看: 151| 评论: 0|原作者: 刘瑞

摘要:   2021年1月15日下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瑞研究员应邀莅临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考察指导,在南汉二陵博物馆公众考古活动中心多功能报告厅做了题为《城、宫何名——以汉长安城等为例》的学术讲座。这是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主办的“考古广州·名家讲坛”2021年第1讲。讲座由易西兵院长主持,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南越王宫博物馆等文博同行 ...

  2021年1月15日下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瑞研究员应邀莅临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考察指导,在南汉二陵博物馆公众考古活动中心多功能报告厅做了题为《城、宫何名——以汉长安城等为例》的学术讲座。这是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主办的“考古广州·名家讲坛”2021年第1讲。讲座由易西兵院长主持,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南越王宫博物馆等文博同行,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系、暨南大学文博学院师生及我院业务人员聆听了此次讲座。

  现将讲座内容纪要如下:

  壹 前言

  在历史时期考古学中,处处有三问,时时得思考。譬如一座城是谁的城?什么时候开始修建?延用到什么时候?一座墓是谁的墓?这种形制的墓始于何时?延续到什么时候?

  “名”与“实”之间的相辨一直存在于我们工作之中,对于名的问题需多加考虑。

  历史时期即有文字或文字记载以来的时代。从概念看,城市的等级应在聚落之上,把都城考古归入聚落考古是有问题的。起码在秦汉时期,聚落是普通的村落,城市高于聚落,都城的级别又高于其它所有城市。因此聚落、城市和都城的等级不同,功能不同,很多功能性建筑只见于都城,不会存在于小聚落。对不同级别的遗址,考古发掘和研究,自然就要有不同的考虑和思考。聚落和城市有关联,但区别也很明显。一般来说,是从聚落发展为城市,城市发展到都城,但城市不能是聚落。

  在中国,城市的功能多数以政治性为主,经济、军事性为辅。历史时期城市虽多有文献记载,但文献多语焉不详,大部分历史时期的城市在文献记载中仅留地名,虽前人有考证,但多数未开展考古。到底发现的遗址,是不是文献记载的这座城,就需要不断地考证,而要确定它的名字,当然必须先确定其时代,之后才能开展有的放矢的定名讨论。

  贰 城址的定名

  历史时期城市考古中,只有材料较多的城市方具备开展定名问题讨论的可能。从秦汉考古看,最合适的当然是文献记载丰富、考古工作开展甚多的都城长安。

  从文献记载看,长安是西汉、新莽、东汉、西晋、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的都城,有丰富的文献、记述和研究资料。而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特别是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汉长安城连续开展考古工作,考古资料丰富。因此我们可以以汉长安城为例,来看名与实之间的考证问题。

  历代遗留的汉长安城图有很多,现在看到最早的是北宋吕大防《长安城图》,此外还有南宋程大昌《汉长安城图》、元代李好文《汉长安城图》、明代马理《汉四迁图》等等。从对这些图的考察看,前代学者在汉长安城图的绘制中,无论城市形制、内容和标记,都有或多或少差异,如城墙、宫殿、水系、城门等等,都不尽相同。这体现了不同时期不同学者对同一个事物的不同认识。

  长安城的考古工作如果追溯的话,可以早到1933年。当时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徐旭生先生对长安城进行第一次调查,当时记述名称为“杨家城”。后来西京筹备委员会也对西安的古迹古物进行调查保护,在绘制的《西京胜迹图》、《西京附近各县名胜古迹略图》中都留下了汉长安城的历史记忆。到1935年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西安办事处负责人黄文弼先生领导调查长安城内外古迹古物,并对长安城进行了调查测量。

  汉长安城正式考古开始于1956年。当时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成立专门的考古队,对长安城进行调查、勘探和发掘。长安城的考古工作至今已六十多年,取得了非常重要的成果。这些当然都是夏鼐等老一代学者,从一开始就从国家和整个文化高度来推进古代都城考古努力的结晶。

  汉长安城的考古资料很多,不同阶段的考古工作后绘制了不同的城图。如果具体观察的话,很多细节有不少差异,这自然是在不同考古发现基础上不同学者意见的反映。

  除考古学者外,历史学、历史地理学者也一直关注汉长安城,研究并绘制自己的汉长安城图。如武伯伦先生《西安历史述略》的《汉长安城遗址范围和地形图》,陈桥驿先生《中国六大古都》的《汉长安城遗址示意图》、杨宽先生《中国古代都城制度研究》的《西汉长安城内宫室分布图》等等。

  从这些汉长安城图看,不同背景学者所绘制出的城图具有较大差别,如北宫位置、长乐宫内路网、明光宫位置等等。

  从六十多年来不同时期绘制的汉长安城图来看,经过60多年工作后,长安城这座伟大城市作为一座城址的几乎绝大多数细节,都在考古发掘后得到了或多或少的修改甚至重构。而随考古工作的开展,一些早期考古资料的认识,在后来工作中被逐渐修正甚至否定。

  这不断深刻而沉重的提示我们,考古资料同样是文本资料或文献资料,它同样是学者做出来的。

  一座城市的考古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也是认识过程。这就提醒我们,今天的考古资料并不一定是“铁板钉钉”,城址考古更是如此。

  因此,在既有研究中,在默认考古资料绝对可信的前提下,研究中会放心使用,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从汉长安城图的变化看,那种想当然的默认和放心,自然很是脆弱。

  从发现情况看,我们现在已经在汉长安城中,给很多遗址提出了定名,但这可能仅是学者个人的意见。比方说,到现在为止,在长安城遗址内并没有发现“长安”、“未央宫”、“长乐宫”等等文字材料。那么,这里一定就是“长安”?那么图中“长乐宫”“明光宫”等等标注,难道就不会有其它的可能?

  从统计情况看,经调查和发现的秦汉城址已超过774座,不过绝大多数城址仅有简单的调查,而多数的资料基本是由非考古专业的人员调查而来,只有极少数的城址开展过勘探,更少的城址才经过发掘。不过与此差异很大的是,多数城址都有一个历史的“地名”,而其定名的根据,基本都是文献、传说。这些认识,虽言之凿凿、久盛不衰,但实际既没有经过考古工作,更没有发现显示其自名的文字,所以严格的讲起来,这些名称当然都是不确定的。

  没有发现自名下的现在已有的对秦汉城市、城址内建筑的定名,要斟酌、思考、反思。

  叁 结语

  如果说,长安城没有发现“长安”,那就不能叫“长安”?咸阳城没有发现“咸阳”、雍城没有发现“雍城”,是不是就不是咸阳、雍城?

  从学术研究的逻辑看,我们一直说“孤证不立”,但也说“见微知著”、“以小见大”,因此如何判断,以何种逻辑判断,要不断进行“学理”的思考。

  科学研究需要假设,考古学同样需要假设。

  对城址等等的定名,现在看来,基本上都只是假设,与大家期待的“定论”距离还很远……

  在讲座之后的问答环节中,听众积极提问,刘瑞研究员耐心解答。最后,易西兵院长对讲座进行总结,并为刘瑞研究员颁发讲座纪念证书。讲座圆满结束。

(图文转自:“广州考古 南汉二陵博物馆”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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