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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元朝之后的江南第一大港还能看到昔日的辉煌吗？
摘要: 原创 2016-05-05 华夏地理国家地理中文网暨华夏地理宁波市区三江口东岸庆安会馆内，金碧辉煌的古戏台仿佛仍闻得昔日的绕梁余音。 这里曾经是宁波船商洽谈商贸、聚会活动的场所，也是祭祀天后妈祖的神圣殿堂。 框哥 ...
原创 2016-05-05 华夏地理 国家地理中文网暨华夏地理
宁波市区三江口东岸庆安会馆内，金碧辉煌的古戏台仿佛仍闻得昔日的绕梁余音。 这里曾经是宁波船商洽谈商贸、聚会活动的场所，也是祭祀天后妈祖的神圣殿堂。
框哥说：“作为著名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宁波在中国对外交通、贸易、文化交流中占有重要地位。以宁波为门户的中国先进文化的输出曾对亚洲各国文化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文章来自微信号：NationalGeographicCN）
撰文：刘恒武
摄影：陈新宇
唐代诗人白居易在《归田三首》中以“西京尘浩浩，东海浪漫漫”来描述西京长安和东海殊域两个迥异不同的世界。宁波地处中国海岸线中部，依山濒海，三江贯流，对外依靠甬江航道接通海路，对内则借助浙东运河等发达的水系勾连中原，天生具备中枢大港的便利条件，与同样位于东南沿海的台州、温州、福州、泉州等港口城市相比，宁波腹地空间的阔度、深度和丰度更为卓越。宁波向东可依舟山群往来日韩，向南则可经由泉州、广州等港口转运而通达天下。
这幅《宁郡地舆图》是迄今发现最早且最为详尽的宁波城厢地图，绘于19世纪，清晰标注了城内水陆交通要道和建筑，是宁波历史研究中价值极高的史料，实物存于美国国会图书馆。宁波古称“明州”，唐长庆元年(821)，明州州治迁至三江口，并筑子城(内城)，9世纪末，刺史黄晟主持修建罗城(外城)，明州框架初定，此后虽经历代重修改建，但整体面貌基本未变，只是城西广德湖在北宋末年已废湖为田，日湖也在清代淤塞萎缩，徒留天封塔伫立。
由海疆边城到海交重镇的涅槃
从秦汉到魏晋，偏居浙东海滨的宁波地区始终处在历代王朝行政网络的末梢。汉晋时期，宁波称“句章”，东晋末年句章守将刘裕与孙恩水军惨烈交锋，句章发展受到阻滞。之后，这里演变为唐代明州最初的州治，公元821年，明州州城从小溪迁至三江口，最终实现了由海疆边城到海交重镇的涅槃，并为此后一千多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月湖边晨练的老人。月湖开凿于唐代，与南塘河相通，是目前宁波老城内仅存的水域。
9世纪，框架初成的明州城是一个“两江三湖”环绕的水城，西北而来的余姚江和自南而来之奉化江，双江框定了明州主城的北界与东界，日湖和月湖则界定了州城南限，城西的广德湖则在北宋末年被废湖为田。
在两江三湖的环抱中延展起来的明州城呈现出南北稍长、东西略窄的卵形或船形，与唐长安那样方形的传统中国城市相比，别具一格。明州城的布局理念，既有对儒家礼教的遵循，也有风水布局上的酌量。城内干道大致东西平正、南北竖直。日湖在东，处在尊位；月湖在西，处在从位。在古代风水观念中，两湖如同砚池与笔洗，而日湖之北的天封塔则似一枝巨笔。两湖一塔，温煦并提振着明州城内的郁郁文风。
鄞州区南塘河上，在洞桥前玩耍的孩子们。唐时著名水利工程它山堰的建设将南塘河水引至宁波城南注入日月两湖，既抑制了东海咸潮倒灌，又保证了居民生产、生活用水，对宁波老城的确立有重要影响。
唐宋之际，中国经济重心南移、城市商业革命发生、航海对外贸易勃兴，给明州等沿海港口城市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这些海疆边城一跃成为海上对外往来的要津。
港通天下的原点
宁波是一座港城，城因港兴，它联结着水路与陆路的交通线，这些交通线将港城置于物流、人流、信息流的网络中，网络最密集交织处会覆盖出一个“面”，即我们通常所说的“腹地”。城、港、水陆交通网、腹地，共同成就了一座四通八达的港城。
长江三角洲这一入宋以来中国最富庶的地区，为宁波港的繁荣提供了深厚的经济基础。北宋时期，从东渡门到灵桥的江厦地带已是一个成熟完备的港区，直到清代都是帆船寄碇之所和起锚之地，是长三角地区开合吐纳的最关键部位。
三江口一直是东南沿海人流、物流与信息流的重要集散场，夜色中三江口高楼林立，灯光璀璨，但已不见昔日“城外千帆海舶风”的繁华景象。
这里不仅有精心营造的码头，还有修造船场、天后宫，来安门之内的市舶司衙署和市舶库可以被视为港区空间向城内的延伸，市舶司与灵桥门附近的街巷则是港区与城内生活区的接合处。如今的宁波世贸大厦，正坐落在宋代世界贸易中心市舶司的位置上，颇像是一场历史轮回。
宁波慈溪上林湖越窑遗址上千年累积的碎瓷层层叠叠。唐宋时期，上林湖及其周边成为越窑瓷业中心，随着宁波国际港城地位的确立，越窑青瓷远销世界各地。
整个港区的场域并不宽阔，却可以满足远航船舶在行政、技术、商贸乃至宗教上的各种需求。晚唐入宋以后，明州逐渐发展为海滨巨埠和东南佛国，来自五湖四海的巨商鸿儒、高僧雅士在三江口邂逅。日本史籍《本朝高僧传•道隆传》中，讲到南宋高僧兰溪道隆一日在明州城内驻足端详江岸边的日本海舶，眼前忽现神人，告以缘在东方，禅师于是决定随舟东渡，赴日传法。
庆安会馆内正在举行越剧票友选拔赛。19世纪中期，甬埠行驶北洋的船商捐资创建庆安会馆，又名“北号会馆”。而南号船商则专营闽广和南洋等地贸易，其聚集场所安澜会馆紧邻庆安会馆南侧。
可以这样说，晚唐直到上海崛起之前，宁波都是浙东乃至整个长三角地区的门户，三江口港区就是这个门户里的门厅。作为东亚海域世界的枢纽，这里曾是古代中国东南人流、物流与信息流最大集散场域之一，是最具开放性和流动性的、活力充溢的空间。
江北天主教堂内，新婚夫妇在亲友的见证和牧师的引领下宣誓携手一生。19世纪中叶，宁波被迫开埠通商，教堂所在的甬江西岸按照欧洲城市样板建起全新的外国人居留地，称为“老外滩”。
放舟东洋：从宁波到博多
三江口到招宝山这段甬江干流，全长约26公里，平均水深近5米，常年可以通行3000吨左右的船舶，曾是联结整个东亚海域的繁忙航道。甬江入海口是浙东的一道胜景，浩浩江波、茫茫海涛、湛湛青天合成一线、融为一片。招宝山、金鸡山一北一南相向而立，恰如两座送江迎海的门阙。对外来海舶而言，望见招宝山就意味着将抵明州，可赢取往来贸易之利；对宁波本地商民来说，招宝山引导万国商舶来航，使其坐收四海财货之益。两山所夹的入海口既是甬江航道的终点，也是自宁波驶往外洋的起点。船只出了甬江口，航至普陀山，从那里候风驶入外洋。外海航行风波难测，因此普陀山成为了著名的观音道场，参拜观音祈求平安也成为传统。
舟山渔场地处长江、钱塘江、甬江入海口，渔产丰富，是中国最大的近海渔场。对古时船商来说，甬江口既是甬江航道的终点，也是穿行舟山海道、驶往外洋的起点。
五岛列岛位于日本九州西北端，与宁波之东的舟山群岛遥相呼应。唐商张支信的海船从明州甬江口启碇，顺风扬帆，仅用三昼夜的时间就到达了五岛列岛，创下了宁波与北九州之间最快的木帆船航行纪录，普通情况下则需要耗费5-10余天不等。而古时骑马从长安到明州，最快也要20余天，贩运货物耗时更久。相比之下，由宁波出海前往日韩，在大批量货物的长距离运输上，优势尤其明显。
越窑青瓷三足蟾蜍水盂
高7.5厘米这件寓意“蟾宫折桂”的水盂为文房用具，
造型精巧，釉色青淡莹润，为宋代越窑青瓷的精品杰作。现藏于宁波慈溪博物馆。
帆船穿越东海到达五岛列岛之后，继续向东北经平户、沿壹岐水道越过玄界滩进入博多湾之后，就到达了浙东—北九州海航中轴的东端。丝织品与瓷器是古代中国最大宗的海洋贸易商品，除此之外还有书籍、绘画、药材、香料等。从日本和高丽进口的物品则包括木材、铜、折扇、高丽瓷器、人参等。
海船纹铜镜
直径17.3厘米镜背图案以海波纹为底，一条桅杆高耸的海船正在行驶。镜钮上方铸有篆书铭文“煌丕昌天”四字。此类青铜镜并不罕见。有人认为，带有这种图案和铭文的青铜镜不仅是海船上的生活用具，也是带有宗教色彩的祈祷用具。
今天的博多，依然留存有古博多唐房的区域，那里有一系列与宋代中国有关的文化遗存，如承天寺、妙乐寺、圣福寺等。考古资料表明，与宋商活动有关的遗迹大致集中在一个边长500米左右的方形区域，在这片不大的区域里长期定居的宋人或许不超千人。然而，他们却凭借贸易资本的力量，在11—13世纪的日本历史上留下了厚重的存在感。
在一处石材加工场，工人将大块石材切割成块，用于铺路。
跨越海洋的宁波石刻
近年来，九州西海岸和北海岸发现的一些12—14世纪中国系遗物，为探明宋元时代中国船从宁波前往日本九州的航路提供了资料。其中，梅园石制萨摩塔的发现最为引人注目。萨摩石塔属供养塔，其基本形态为壶形塔身、屋檐顶、须弥座，雕刻图案遵循同一模式。据日本学者鉴定，萨摩塔的石材是产于宁波鄞江镇的梅园石。中国工匠用宁波石材在宁波制作好后，由宋商带到九州。
宁波鄞江镇光溪塘一座废弃已久的古采石场，塘内石柱林立，纵深百余米。鄞江自古盛产石材，尤以小溪石和梅园石著名。小溪石属砂岩，多用于建屋、造桥、铺设码头；梅园石则属于凝灰岩，灰色泛紫，材质细腻，是极好的雕刻用材。
公元1181年，日本奈良东大寺的复建，陆续从中国聘来铸造师陈和卿、石雕匠师伊行末和字六郎等人协助施工。在这些工匠中，伊行末可以确认是明州出身。东大寺竣工后，伊行末留在了日本，再也没有返回宁波故乡，他的子孙以伊、井、井野为姓继承发扬了祖辈的石刻技艺，形成了个性鲜明的石刻流派——伊派，至今在京都、奈良和冈山等地仍然可以找到带有伊派石工铭文的石刻遗物。
东钱湖附近史诏墓前的石像生伫立于竹林之中，只有一位当地村民兼任的文保员看护。两宋时期，宁波石刻艺术高度繁荣，不仅有大量石材与石刻作品对外输出，更有宁波石刻匠师东渡日本，传授技艺。
梅园石材与石刻的对日输出，以及宁波石刻匠师的东渡，是宁波石刻艺术东传的三个维度，也是古代中日之间人员、物品、技术跨海交流的宏大图景中的一个局部。
宋商遗迹：萨摩塔分布示意图
更生与嬗变：从老江厦到新北仑
元代直至鸦片战争，宁波始终保持着江南第一大港的地位，港区也一成不变地延展于三江口江厦一带。我国海上对外贸易经过了宋元两代的繁荣期以后，在明代由于海禁政策的钳制开始趋于沉寂，尤其在郑和下西洋之后，紧缩政策更为严格。晚明时期，世界与中国都在面临变局。倭寇开始大行其道，宁波附近形成海上走私贸易据点。此时的江厦埠头少了贸易收入，却见血雨腥风。16、17世纪之交的全球化进程中，原本作为海交巨港的宁波成为一个海疆堡垒。
位于浙江沿海中部的临海为原台州府治所，依山濒海，灵江自北向南环绕，其城墙始筑于南朝，重建于北宋，兼具军事防御与抗洪双重功能，保存完整，号称“江南长城”。
18世纪中期以后，清政府实行闭关政策，宁波对外贸易受到更大的限制。1842年中英签订《南京条约》，宁波被迫开放，来到宁波的外国人在三江口附近按照欧洲城市样板建立起一个全新的居留地，被当时的宁波人称为“老外滩”。
这片比上海外滩建设早得多、规模也小得多的初代外滩，尽管夹杂着西人强行植入的因素，但宁波港却由此开始经历由传统港城到近代港市的嬗变。严信厚、虞洽卿、吴锦堂、包玉刚……一代又一代宁波人在老外滩沐浴新风，再从老外滩码头坐上了驶往上海的客船，在那里建立起一个又一个的商业王国。
台州临海古城里的紫阳街是旧时最繁华的主街，店铺林立，石坊重重，街道格局在各历史时期基本变化不大。而宁波在近年的城市改造中已经旧貌难辨，人们只能在这里依稀寻得古城旧影。
今天的宁波已经完成第二次嬗变：随着由近代港市向现代港口集群的转变，宁波港的核心港区从“老外滩”转移到海岸线上的北仑。2006年，宁波与舟山港口合并，新诞生的宁波-舟山港作为中国第一大港矗立于世界的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