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由于地理空间距离的遥远与文明文化上的差异，人类历史上的帝国们对“帝国边缘地带”的统治控制都一直是与风险与动荡起伏相伴同行。由其是古典帝国时代，由于当时社会生产力的落后，人类文明的“条块化”分割破碎的现象极为明显，帝国中央政府对“帝国边缘地带”的统治控制就更为薄弱。因此随着帝国内部兴衰治乱的演化循环，其统治控制版图扩张与收缩的脉动变迁周期也极为频繁，而伴随着帝国们的起起落落，人类社会不同文明板块间的 ...

由于地理空间距离的遥远与文明文化上的差异，人类历史上的帝国们对“帝国边缘地带”的统治控制都一直是与风险与动荡起伏相伴同行。由其是古典帝国时代，由于当时社会生产力的落后，人类文明的“条块化”分割破碎的现象极为明显，帝国中央政府对“帝国边缘地带”的统治控制就更为薄弱。因此随着帝国内部兴衰治乱的演化循环，其统治控制版图扩张与收缩的脉动变迁周期也极为频繁，而伴随着帝国们的起起落落，人类社会不同文明板块间的“碰撞前沿地带”也频繁闪现于历史记录中。

因此，寻找与确定“帝国的边缘”与“文明的碰撞前沿地带”就一直是研究“大历史”的政治分析家们努力追求的目标。而且这些地区也一直是人类文明史上战争的热点与高发地带，大量的战争与文明冲突在这些“帝国的边缘”与“文明碰撞前沿地带”持续爆发与扩散，并由此普写了一幕幕的帝国兴衰传奇。

第一节， 帝国边缘地带统治控制的难点所在。

帝国边缘地带统治控制的难点就在于地理空间距离的遥远，并由此导致帝国中央政府在维持这些地区的统治控制时不得不负上沉重的经济财政负担。如维持驻军正常运转，在后勤补给上就面临交通运输的巨大成本压力。

在传统农耕帝国时代，同帝国核心区相比，帝国边缘地带大都是沙漠，高山或者草原之类完全不同的地理环境。而农耕帝国中央政府要想实现对这些地区的真正统治控制，就必须派出大军常驻镇压。目的是要以武力平定本区的一切反抗活动，并阻击外来竞争帝国对手的入侵争夺。

问题是由于帝国边缘地区的经济生产能力低下，根本就无法负担得起庞大驻军所需要的粮草供应，因此帝国中央政府在“边缘地带”的驻军后勤补给绝大部分只能够从帝国农耕区运输而来。在跨越漫长遥远的交通运输距离后，往往送一石粮食到“帝国边缘地带”的大军驻地，就要在运输途中花费掉三石粮食以上的高昂代价。

因此在亚洲的所有定居文明中，也只有中原农耕王朝帝国有兴趣也有能力长时间保持河西走廊交通往来的安全畅通。

一，河西走廊“瓶颈”在古代中原农耕王朝帝国扩张过程的负面影响开始突现。

在古典帝国时代，中原农耕王朝受制于后勤补给的巨大压力，能够将帝国的西部统治控制范围扩张到中亚的河中地区就已经是能力的极限了。其中核心的阻碍就来源于西出玉门关到哈密吐鲁番地区所横亘着的一片巨大的沙漠戈壁地区。

这片不毛之地从玉门关到哈吐地区的距离长达1000多公里，在只能够依赖人力畜力运输的时代，要想长久跨越这一地理阻碍维持帝国中央政府在西域地区的驻军补给，成本代价极为巨大。因此中国历史上只有成就非凡的大帝国，如汉，唐，元，清才能够长久维持得了帝国中央政府在西域地区的统治控制；而西晋与北宋等实力不那么雄厚的王朝，由于无力承担得起在西域地区派驻大军的巨大成本，帝国中央政府的统治控制基本无法在西域地区扎下根来，甚至连河西走廊这一通道的本身也无法进行统治控制。

二，河西走廊这一天然屏障也成功阻隔了中亚民族向东方地区的扩张。

而玉门关到哈密吐鲁番地区这一片巨大的沙漠戈壁地带，在严重阻碍了东方农耕王朝帝国在西域地区的统治经营的同时，也对中亚本区的农耕或者游牧帝国对亚洲东部地区的扩张构成了巨大的地理阻碍。

如大食帝国尽管在恒罗斯的决战中获胜，但大食帝国的统治控制也无法扩张到今天中国新疆的所有地区，更无法越过河西走廊侵入到中原农耕文明的核心区。同样，中亚地区历史上著名的花刺子模帝国，其统治控制也同样无法扩张到新疆的所有地区，就更不要指望能够越过玉门关到吐哈地区辽阔的大沙漠与戈壁地区，进而入侵中国的中原农耕核心区了。

历史上唯一有计划要越过吐哈与玉门关大沙漠戈壁阻碍，东侵中国中原农耕文明核心区的中亚国家就是帖木儿帝国，但这一战略最后也没有真正得到实施。

与中国历史上游牧民族能够频繁从北方南下成功入侵中原农耕文明核心区不同；从中亚地区东侵中原农耕文明核心区的帝国与游牧民族最后成功的却一个也没有。关键的原因还是出在跨越河西走廊屏障向东扩张所必须付出的巨大经济成本问题上。

中国的新疆地区从古代起就是个农牧混合区。说发展农耕经济吧，地理条件又远远比不上中亚河中地区；说发展游牧经济吧，地理条件也远远比不上蒙古高原与哈萨克大草原。因此立足于新疆本区的政权就存在“先天条件发育不良”的严重问题，守成尚可；但要进行大规模扩张就困难重重了，原因就是“体量太小”，在与域外帝国进行战略对决时后劲就严重不足了。这在准格尔与清帝国的战争中表现得极为明显。

三，新疆地区与阿富汗地区一样同属“四战之地”。

尽管新疆地区在古代史上并不适合诞生大帝国（河中地区则可以），但外来帝国想要彻底征服与长久进行统治控制却也不容易。原因就是新疆地区的地理面积很大，因此要彻底征服与控制就要派驻庞大的军队。但同时本区的经济发展条件也不好，维持庞大驻军的后勤开支却要从遥远的外部地区运输入来，经济代价极高。因此历史上凡是能够统治控制得了新疆的中原王朝帝国都是财力雄厚的非凡大帝国。

而正是因为统治控制新疆需要投入巨大的经济财政代价，但经济收获却廖廖无几，除了能够获得战略制高点之外，根本就不是一块油水丰厚的肥肉。因此新疆地区对于来自近东与西亚地区的扩张性帝国而言，其吸引力就远远不及中亚河中地区了。象来自于波斯与阿拉伯地区的西亚帝国就屡次成功地入侵今天中亚乌兹别克斯坦等地区，并在这一地区维持长久的统治控制。

但对于东方更为遥远的新疆地区的扩张，历史上来自于近东，波斯与阿拉伯的帝国们的兴趣就大为下降了。象亚历山大，萨珊与大食等帝国对在新疆地区进行扩张的兴趣就非常淡薄。

与之相反，无论是西亚地区的外来入侵帝国还是中亚地区诞生的本土帝国，在选择扩张方向时，却一直保持着对印度地区进行入侵的历史传统。其背后的原始驱动力同样也是经济因素。

第二节，河西走廊的阻隔造就了中亚地区帝国喜欢南下入侵印度地区的历史传统。

一，河西走廊大沙漠与蒙古高原游牧民族的存在将中亚地区民族的迁移方向逼入印度地区。

与油水稀薄的半农半牧新疆地区相比较，印度河流域作为传统的农耕文明区的油水可就要丰厚得多了。而且向新疆地区扩张后的发展余地也远远不及向印度河流域地区扩张的余地广阔。

因为占领新疆后还要跨越达1000多公里的大沙漠才能够到达玉门关，而要到达富饶的黄河流域还有1000多公里的漫长距离要走，整个路程长达3000公里以上。与之相反，从中亚南下入侵印度河流域地区的地理距离就要短得多了，穿过阿富汗地区1000多公里的距离就可以直接进入印度河流域腹地，而且其间也没有无法跨越的天险，阿富汗开伯尔等少数几个山口的征服要远比向东长途跋涉跨越河西走廊的沙漠戈壁要容易得多。而在印度河流域扎下根来之后，还可以轻易就能够入侵同样富饶的恒河流域。

因此，千万不要小看了从中亚出发，向新疆东进入侵中国农耕文明核心区与向阿富汗南进入侵印度农耕文明核心区所多出的河西走廊这1500多公里的路程距离的历史意义。亚洲历史后来所发生的诸多重大变迁其实都与此一路途差异大有关系。

当然，与中亚民族入侵印度时穿越阿富汗山区的低风险相比较，从中亚地区出发穿越河西走廊时，北面辽阔蒙古高原上活动的凶悍野蛮游牧民族也会带来致命的安全威胁。当年汉帝国使者张骞出使西域时就被游牧民族匈奴人所逮捕过。

因此无论是对于中原农耕文明帝国的征伐军队还是中亚地区的迁移民族而言，漫长的河西走廊并不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得了的。北方活跃的游牧民族骑兵对于任何出入河西走廊的人员都是一个重大的安全威胁。

而纵观整个冷兵器人类文明史，除了中原农耕文明帝国在部分的历史时期（如汉唐）有能力重创蒙古高原上活动的游牧民族，得以保障河西走廊交通旅行的安全外；就从来没有其它任何的中亚定居势力能够对活跃于蒙古高原上凶悍的游牧民族作出“有力的回应”了。而无法也无力拔掉蒙古高原上游牧民族威胁这根“刺”，中亚地区的迁居民族们就绝对不敢冒有可能全军覆没的巨大风险，穿越漫长的河西走廊大沙漠与戈壁，进而大举入侵中原农耕文明核心区了。

因此，今天我们只要研究下全球黄种人口与白种人口的地理分布图。哈密吐鲁番地区以东就是典型的蒙古利亚人种分布区，而以西则是典型的黄白混血人种分布区域。

尽管史前时代原始印欧人种的足迹曾经远达蒙古高原地区，但自从中国有文字记载历史以来，能够以武力优势为后盾，强行穿越河西走廊得以成功入侵中原农耕文明区的白种人部落就已经不再出现过。

像五代十国时代的羯人，九姓杂胡等等白种人也是借助汉帝国中央政府统一西域的机会才得以和平迁居到中原地区的；而“黄头鲜卑”等中国北方白种人部落则是史前时代就遗留于蒙古高原地区的。

因此随着中国历史的发展，当史前时代就已经遗落于中国土地上的那些零星的印欧白种人（如黄头鲜卑等）逐渐彻底融入中国社会之后，从隋唐开始直到现代，中原农耕文明核心区的历史就已经纯粹演化为黄种人自己的争夺史了。因为无论是后来成功入侵中原的辽人，金人，蒙古人，满族人还是中原汉人自己，都一样是蒙古利亚黄种人。

二，不利的地理环境与军事力量的薄弱让印度本土文明屡受劫难。

而与中国乃至东亚历史的“黄种人内循环”现象完全相反，印度地区的历史就被强行注入了太多的白种人影响因素。

原始印度人与今天安达曼群岛上的小黑人差别不大，但随着来自中亚与西亚地区白种黄种等等各式各样民族的持续迁移入侵。传统印度社会被迫注入了太多的外来异族血液基因。

而且随着外来异种民族的一波波入侵，印度本土文明的发展进程也一次次地被粗暴中止打断，因此今天印度人肤色外貌上的“一致性”也要比中国人差很远。毕竟今天中国传统农耕核心区的历史从隋唐时代起就完全是“黄种人内循环”了；而印度地区的印度河流域人种与民族则基本上完全“西亚化与中亚化”了，甚至连远在印度南部的德干高原地区也都被迫输入了大量白种人血液基因。因为外来入侵民族在印度社会一直就占据着“统治者”的优势地位。事实上古代印度的历史基本就是异族统治史，并由此衍生出基于肤色血统差异而运行的“种姓制度理论”，大大阻碍了现代文明在印度社会的传播与发展进步。

第三节，河西走廊对蒙古高原活跃的游牧民族“单向透明”决定了中亚地区人种“图兰”化的命运。

象东方黄河流域的黄种人早早就进入定居农耕文明时代那样，中亚河中地区的白种人也同样早早就进入了定居农耕时代。但由于人口规模与“国家体量”的有限，在面对来自于蒙古高原上的游牧民族大举入侵时，中亚地区定居文明的抵抗能力与表现就要比东方中原地区定居文明要差得太远了。这在匈奴，突厥与蒙古人三波的大规模入侵中表现得极为明显。

在东方的中国，匈奴与突厥这两波游牧民族入侵都被成功打败了，而蒙古人的入侵则没有被打败。但由于抵抗的时间周期很漫长，前后达50年之久，而且蒙古人建立的元朝统治持续的时间也很短，最后也没有导致中原文明的断层发生。

但同一时期的中亚地区白种人定居文明则完全没有能力抵抗住这三波游牧民族的大举入侵，结果中亚定居文明不仅在文明发展上出现大断层，在人种基因层面上也同时发生了巨变。被迫注入了大量蒙古利亚人种的血液基因，人种成份也从汉帝国时代的纯粹东伊朗人种演化为黄白混血的“图兰人种”。

原因也很简单，蒙古高原凶悍的游牧民族兴起后，河西走廊地区辽阔的大沙漠与戈壁能够成功地阻止中亚白种人口的持续东侵；当羯人的政权灭亡之后，中原农耕地区就不再存在中亚东迁白人政权了。因此也就有效地阻止了中原农耕核心区的“图兰”化。

但对于北方蒙古高原上活动的骑马游牧民族而言，河西走廊的大沙漠与戈壁根本就不足以阻止他们的西迁步伐。因此中国历史上从北方南下的游牧民族，一旦入侵中原农耕区的企图失败，就不得不改为向西入侵中亚地区了。从匈奴，突厥，西辽契丹到蒙古人都莫不是如此。

由其是突厥与蒙古人的两次大举西侵，中亚地区原本占绝对统治优势地位的东伊朗人种定居民族受到了致命性重创，人口的损失极其严重。并由此极大地改变了中亚人种的构成，大大加速了中亚“图兰化（即黄白混血化）”进程。

总结，河西走廊屏障的存在深深地影响了历史上亚洲民族的迁移路径。

由于河西走廊屏障的存在，亚洲历史上就出现了三条显著的民族迁移路径。一条是从中亚南下印度的路径；另一条就是从中原农耕区与蒙古高原到中亚的路径；第三条就是从蒙古高原到中原农耕区的路径。

前两条路径在人类冷兵器文明史上都是不可逆转的，原因就是背后都有着深刻的经济学与军事学（冷兵器时代游牧人对定居人的绝对军事优势）驱动要素。而第三条路径由于中原农耕区“体量庞大”，人口众多，经济财力也更为雄厚，因此出现了多次的逆转与反复拉据争夺，但由于都是黄种人间的“内循环（象北欧海盗南下入侵欧洲一样，都是白种人间的内循环）”，在世界史上的影响也就远远没有前两条人种迁移路径的那么深远了。其中第一路径导致了印度地区人种的“雅利安化”，而第二条路径则导致了中亚人种的“图兰化”；并深深地影响了后来人类文明史的发展趋势与方向。

陈天

2014.1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