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李并成 玉门关为古丝绸路上的着名关隘，在中西交通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据《汉书地理志》，玉门关与另一重要关隘阳关均位于敦煌郡龙勒县境，皆治以都尉。当时中原与西域交通莫不取道于此。 玉门关始建于何时？由相关史料推得，当在汉武帝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际。《史记大宛列传》载，汉将赵破奴、王恢击破楼兰、姑师后，“封恢为浩侯。于是酒泉列亭障至玉门矣”。《集解》引徐广曰捕得车师王，元封四年封浩侯。”知是年当筑 ...

李并成
玉门关为古丝绸路上的着名关隘，在中西交通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据《汉书地理志》，玉门关与另一重要关隘阳关均位于敦煌郡龙勒县境，皆治以都尉。当时中原与西域交通莫不取道于此。
玉门关始建于何时？由相关史料推得，当在汉武帝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际。《史记大宛列传》载，汉将赵破奴、王恢击破楼兰、姑师后，“封恢为浩侯。于是酒泉列亭障至玉门矣”。《集解》引徐广曰捕得车师王，元封四年封浩侯。”知是年当筑酒泉至玉门间长城塞垣障炉。此处“玉门”即应指汉玉门关，而非汉酒泉郡玉门县，因当时玉门县尚未设置(详后，笔者考得该县治今甘肃省玉门市赤金镇古城0)0此段塞垣建造的同时，玉门关当随之而设。《汉书张骞传》亦云明年，击破姑师，虏楼兰王。酒泉列亭障至玉门矣。”注引韦昭曰：“玉门关在龙勒界。”亦认为其“玉门”即玉门关。敦煌遗书《寿昌县地境》云玉门关，县北一百六十里。汉武帝元鼎九年置，并有都尉。”唐寿昌县即汉龙勒县，元鼎九年即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所记置关时间与上述史料近之。
汉玉门关的位置，历来说法不尽一致。《通鉴》胡注谓在敦煌郡西北，《新唐书地理志》谓在敦煌郡寿昌县西北，《括地志》、《旧唐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舆地广记》更具体地记为在唐寿昌县(治今甘肃敦煌市南湖破城西北118里。上引敦煌遗书《寿昌县地境》以及《沙州城土镜KP.2691)则云在寿昌县北160里，《沙州图经》（S.788)又曰在寿昌县东(西)北160里，清道光《敦煌县志》、宣统《甘肃新通志》等认为在敦煌西北小方盘城，陶葆廉《辛卯侍行记》又认为在敦煌西北大方盘城。后因小方盘城中出土“酒泉玉门都尉”木简，学界一度倾向于此城即汉玉门关。劳干《两关遗址考》、王国维《流沙坠简序》、方诗铭《玉门位置辨》、法国学者沙畹《斯坦因在东土耳其斯坦沙漠所获中国文书考释序论》等以太初二年(公元前103年)李广利首次伐大宛失利后“留军敦煌”不敢东入玉门关等史料为证，认为是年以前的玉门关不在敦煌西北，而在敦煌以东，是年以后才改置在小方盘城。夏鼐《新获之敦煌汉简》、向达《两关杂考》、陈梦家《玉门关与玉门县》、马雍《西汉时期的玉门关和敦煌郡的西境》等则认为，汉玉门关自始置至终汉之世俱在敦煌西北，不存在迁徙问题。嗣后似乎这种观点占了上风，论及玉门关者稀有再言迁徙者。1982年赵永复撰文，则对此观点提出怀疑玉门关在太初时有迁移之说，还不能完全予以否定，不过其迁徙时间未必是太初二年。”认为现在“还不能解决玉门关有无迁移的问题，要彻底解开这个谜，看来有待于地下文物的进一步发现。
汉玉门关到底有无迁徙？最初所置的玉门关究竟在哪里？笔者披检有关史料，并经反复实地踏察，提出一种新的看法。
唐初僧人道宣《释迦方志》卷上《遗迹篇第四》载，大唐使印度有三道，“其中道者，从鄯州东川行百余里，又北出六百余里至凉州，东去京师二千里，从凉州西而少北四百七十里至甘州，又西四百里至肃州，又西少北七十五里至故玉门关，关在南北山间。又西减四百里至瓜州，西南入硫，三百余里至沙州，又西南入碛，七百余里至纳缚波故国，即娄兰地，亦名鄯善”。这段记载所述路线清楚，各地间相互位置准确，与实际行程皆合。值得引起注意的是，云肃州(治今甘肃酒泉市城)西少北75里有“故玉门关”，并且将此记载列入《遗迹篇》中，知书中“故”字当非衍文，这里确有故玉门关。道宣为唐初名僧，据《宋高僧传)》卷14本传等知，其生卒年代为公元596年至667年。所撰《释迦方志》一书亦在唐代开国不久。学者公认隋唐时玉门关已东移至今安西县双塔堡附近(见前引向达《两关杂考》等），“故玉门关”无疑应指隋唐以前，即汉代所置的玉门关。
道宣同书卷上《中边篇第三》又记，蒲昌海“东面少北，去玉门一千三百里，又东北去阳关三百里”。蒲昌海学界公认即今罗布泊，《山海经》称之为拗泽，《史记》名之盐泽，《汉书》、《括地志》等谓之蒲昌海。道宣将玉门与阳关并称，玉门无疑是指所谓的“故玉门关”。由今罗布泊东而少北1300唐里恰是今酒泉市城西不足百里的一带地方，这与《遗迹篇》所记故玉门关在酒泉西少北75里、瓜州(笔者考得治今甘肃安西县锁阳城丨400里的位置十分吻合，两条记载可相互印证。只是以上记蒲昌海“东北去阳关三百里”不确，事实是东去阳关六百里。
依上云“故玉门关”的方位、里距求之，酒泉城西略偏北75里、锁阳城东400里的地方正是今甘肃嘉裕关市区西北约10公里处的石关峡。该峡又名水关峡、黑山峡，位于嘉峪关黑山南部D嘉略关黑山系河西走廊北山向南突出的一片剥蚀残山，山体平地拔石关峡位置示意图起，横亘于走廊平原之上，相对高度200~500米，最高峰达坂顶海拔2799米。山体南部有一条东西向延伸的天然峡谷，即石关峡，长约10公里，贯通整个山体南部，宽百米许，南北两侧山体高耸，如刀削一般，形势险峻，正可谓“关在南北山间”。峡内有大道，可通车马，成为古代由酒泉西出的要口。峡中还有一股溪流由西向东流去，溪水自南北两山崖间渗出，汇为水流，今名红柳沟。今在峡内南侧山坳筑坝建库，拦蓄溪流，名黑山湖水库，绕灌峡口以东黄草营村的土地。这道溪水还为穿越石关峡的沿途行旅提供了良好的补给水源。古代在干旱戈壁地区行进，沿途人畜水源补给为首要问题之一。由肃州西行七八十里(约一日行程)恰可得到红柳沟溪水的补给，因而石关峡也就成为十分理想的必经通道，峡口的所在无疑为要溢重关。
《太平寰宇记》卷152引北魏阚驷《十三州志》延寿县，在(酒泉)郡西，金山在其东，至玉石障。”笔者曾考得汉延寿县治今玉门市清泉乡骗马城，则该县之东的“金山”无疑指今嘉峪关黑山，因除此山外这里别无他山可考，则“玉石障”正是今石关峡。“玉石障”和“玉门关”二名，含义颇为接近，当属一地，只不过为前后时代叫法上的不同。
由上考看来，汉代最早建立的玉门关，亦即道宣所谓“故玉门关”，应是今天的石关峡。它确曾位于敦煌以东，约武帝元封四年始筑，至太初二年李广利首次伐宛后不久，随着武帝西方战略的需要，遂西迁至敦煌郡西北。汉玉门关确有西迁之举。西迁前名玉门关，西迁后这里改置障城，遂名玉石障。当时之所以有“玉门”、“玉石”之名，一方面无疑是由于西域向中原贡玉的孔道经由此峡，二是当地自古亦产玉石(硬玉，质地次于昆仑山北麓所出透闪石质软玉），早有玉石山之名。清乾隆二年刊《重修肃州新志》第2册嘉峪山在酒泉西七十里，即古之玉石山，以其常出玉，故名之。”该山即石关峡所在的嘉峪关黑山，今天名闻遐迩的酒泉夜光杯所用部分玉材亦采自是山。
《汉书地理志》玉门县条师古注、《太平寰宇记》卷152弓丨《十三州志》、《元和郡县图志》卷40肃州玉门县条皆云，汉罢玉门关屯，徙其人于此，故曰玉门县。汉玉门县城即前云今玉门市赤金镇古城，位于石关峡西68公里。所云玉门关，应指最早的玉门关——今石关峡。这里自有流水，可供屯田，今黄草营村即昔之玉门关屯田区。汉罢此关后，其人自然是就近徙于赤金绿洲(为石关峡西最近的一块绿洲），因以置县，名玉门县。有的学者不解此理，以为“汉罢玉门关屯”的玉门关是指敦煌西北的玉门关，恐未妥。试想，假若敦煌西北玉门关罢屯，其人何不就近安置在本郡的龙勒、敦煌、效谷……等县，而要远涉酒泉郡的赤金绿洲(相距约400公里)？此与情理不合。当时边地空虚，人口稀少，河西四郡中尤以最西端的敦煌郡人口最少。由《汉书地理志》所载西汉末年人口数知敦煌郡38335人，仅为河西其他三郡(武威、张掖、酒泉)各郡人口的一半左右，为金城郡人口的14强，不足陇西郡人口的16，.较之内地各郡人口差之更殊。汉代移民的大方向是自东向西，如反其向而行之，由敦煌向酒泉移民，殆无可能，更无任何记载。由此亦可反证汉代最早的玉门关确在距今赤金绿洲不远的石关峡。劳干等人虽然正确地指出了汉玉门关曾有迁徙，但认为最初的玉门关在酒泉郡以西的赤金，欠当，这里是汉玉门县，非玉门关。
无独有偶，武帝之世出于其拓土御边的战略目的，向外徙关，而在关址原地改置为县者，还可举出函谷关一例。《汉书武帝纪》元鼎三年(前114年)冬，徙函谷关于新安，以故关为弘农县。”应劭注云：“时楼船将军杨仆数有大功，耻为关外民，上书乞徙东关，以家财给其用度。武帝意亦好广阔，于是徙关于新安，去弘农三百里。”这种徙关拓边的举措，可以收到逐步推进、稳扎稳固之良效。
前已述及，玉门关是于汉武帝元封四年际伴随着修筑酒泉至玉门关间长城而设立的，既然石关峡为最初的玉门关，那么该峡之地是否也相应地找到了汉长城遗迹呢？该峡是否仍存汉代关址呢？这是不容回避的问题。今天在石关峡一地已无任何长城塞垣可觅，所见塞垣遗迹是于该峡以北约65公里处的金塔县生地湾农场北侧穿过，呈壕堑状，此即汉酒泉郡北部都尉所辖塞段，史书中又称作“酒泉北塞”。如此，石关峡就不可能为玉门关址。然而笔者又注意到，在今酒泉、嘉峪关、金塔一带，除上述那条塞垣外，其南面60公里许还有一条汉塞遗迹，中间已大部缺失，仅存东、西两大段。东段遗迹起自黑河岸边的高台县罗城乡天城村正义峡山嘴墩(汉燧），与沿黑河南北延伸的张掖至古居延间汉塞遗址中段(汉肩水塞)相接，由此西延，经高台县盐池乡北、双井子北、营盘、界牌墩，人酒泉市界，继续西行，复经碱泉墩、芦鼓堆滩、徐家、于家，西止于讨赖河东岸的临水乡暗门八社。笔者实地考察所见，此段边塞除部分隐失和最西段(东壕头以西)1.5公里外，亦皆为壕堑，与河西走廊所见大多数地段汉塞遗迹形制同。保存较好，壕堑残长28公里，壕深1.5米许，底宽约3米，口阔8米许；壕内侧(南侧)垒炮墙体，墙高2.53米，宽约10米，取壕内碱土堆砌而成。壕外侧亦垒矮垣，残高1米许，残宽2.5米。壕内侧有道路延伸，路宽约6米，有明显的路槽，当为古道。这里地处酒泉绿洲下游，绿洲灌溉回归水大量出露，地表泛碱，略呈沼泽状，举目皆白。壕堑西端起墙垣，长约1.5公里，弯曲北折，直抵讨赖河岸。墙垣底宽7米许，顶宽3.55米，残高2，5米，以就地碱土夹柴草夯筑。
在上述东段遗迹之西略偏北约60公里，即石关峡西北25公里许的红柳沟下游(断山口河)今金塔县南部瓜塘子沙窝，即见西段遗迹，为夯土筑垣，已十分残破，高不及米许，残长约5.5公里。东西两段遗迹遥相呼应，可连为一线，中间因后来绿洲农田的垦辟而被破坏隔断。这两段遗迹的连线恰可通过石关峡东口北侧，并向其西北方向延伸20余公里，以对关口形成护卫态势。则当年石关峡一地，筑有汉塞墙垣当无疑义。今日其地不见塞垣，乃由于历史上的破坏而故。
1990年9月、1992年3月、1993年5月，笔者三次在石关峡实查时还发现，该峡东口南侧尚存残垣遗迹，夯筑，残宽3米许，残髙0.5~2米，顺山坡而筑，无疑应为昔日玉门关、玉石障的残址。
写到这里，可能不免有人要问，既然石关峡之地筑有长城塞垣，何故在其北面65公里许又要另修一条汉塞(酒泉北塞)呢？其实这是由于汉塞因时分段而筑造成的结果。笔者考得，河西走廊的汉塞是随着武帝西方战略的拓展实施和河西地区的逐步开发而渐次修筑的。第一次元鼎六年(前111年)由令居“筑塞西至酒泉也”；第二次元封四年(前107年)“酒泉列亭障至玉门矣”，即构筑酒泉至今石关峡段塞垣；第三次太初三年(前102年）由张掖筑塞至居延泽；约在此年或稍后又修筑了西至敦煌西北的塞垣笔者考测，在建造西至敦煌西北塞垣时其起点并未始自石关峡，而是向北移至与张掖居延间塞垣(汉肩水塞)上的今高台县正义峡山嘴墩连结，这样其防线北推60余公里，与其南面酒泉至石关峡塞段相比，不仅可径与敦煌西北的塞垣取直，避免迂回，而且还把讨赖河下游绿洲括于其内，扩大了河西的农业区域，汉于是在这里新设会水县(金塔县西古城）以治由此酒泉石关峡间塞段亦被括于其内，变成了一段内长城，玉门关则随之由石关峡西迁至敦煌西北。又由此可以推得，玉门关西迁的年代当在太初三年或稍后，亦即李广利二次伐大宛之际。据《史记大宛列传》太初二年岁余李广利再伐大宛，“而出敦煌者六万人”，至太初四年得胜回师“军人玉门者万余人”。此处不言军入敦煌，当玉门关已移于敦煌西北。可证玉门关西迁的年代确应在李广利二次伐宛尚未归来的太初三四年际。
玉门关虽自石关峡西移，但该峡作为丝绸之路大道的通衢要口，又有红柳沟水可供行旅补给，其重要的交通地位并未降低，并还多了一段“内长城”的遮罩，故而此后这里又有玉石障之设。
笔者查阅有关史料又发现，石关峡这一最早的玉门关址迨及五代、宋初，又被人们重新利用，重设玉门关。敦煌遗书《西天路竟》(S.383)：“灵州西行二十日至甘州，是汗王。又西行五日至肃州。又西行一日至玉门关。又西行一百里至沙州界，又西行二日至瓜州，又西行三日至沙州。”黄盛璋考得，该文书“为北宋乾德四年(966年)诏遣行勤等157人西行求法中之一沙门行记，与同次赴印之《继业行程》及《宋史》、《佛祖统记》所记行勤等路程皆合”。行勤等由肃州西行一日可抵玉门关，此玉门关当为石关峡。由此玉门关西行至沙州界(即当时沙州归义军政权所控制域界)尚有百里，至瓜州(安西锁阳城)则需百里再加二日，约三天的路程。瓜州位于肃州西约200里，则距上云玉门关约300里，恰合三天行程。由瓜州至沙州又需西行三日，而沙州恰位于瓜州西300里。《元和郡县图志》卷40亦云瓜州“西至沙州三百里”，里数与行程所需日数相符。可见S.383所记行程及玉门关的相对位置无误。
宋人曾公亮《武经总要》前集卷18肃州酒泉郡下记，肃州“西至玉门关七十里”；同卷河湟甘肃瓜沙路下记：“肃州又九十里渡玉门关，又四百二十里至瓜州，又三百里至沙州。”肃州西至玉门关70里，渡玉门关90里(渡，当为渡过、穿过之意，可见玉门关长约20里，这恰与石关峡的长度10公里相符，此亦可证前考石关峡为最初所置玉门关无误），均为一天的路程，与S.383所记合。肃、瓜、沙州间相对位置亦记之不谬。由此证明宋初的玉门关确位于肃州城西一天行程之处。
.五代后晋高居诲《使于阗记》载，由肃州“渡金河，西百里出天门关，又西百里出玉门关，经吐蕃界”。金河，即源出祁连山北麓，流经酒泉城西、城北的讨赖河，下游名北大河，汉时谓之呼蚕水，唐、五代唤作金河。考之史籍，肃州附近从未设过天门关，所记天门关在肃州西百滋，百里系取成数，其位置相当于上引史料中的玉门关，“天门”当为“玉门”之误，因字形相近或字体漫漶致误。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63早就指出，此处的天门关即玉门关。至于所记肃州渡金河西二百里的玉门关，实则为当时玉门县的治所，而非玉门关。两唐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图志》卷40、《通典》卷172、《太平寰宇记》卷152皆云，玉门军在肃州西二百里许，天宝十四年改军置玉门县。故知高居诲之玉门关系玉门县之讹。乾隆本《大清一统志》卷212、清《玉门县志》等史籍亦认为这里的玉门关盖玉门县之误。依其位置五代玉门县的所在亦正是位于今玉门市赤金绿洲的汉玉门县故址赤金古城。
综上考知，汉代最早的玉门关址石关峡，在五代宋初又重新设关，玉门关从隋唐时的关址——今安西双塔堡东迁400里许，又返回到最早的关址石关峡。五代宋初玉门关为何又要东移呢？笔者曾考得这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从当时河西一带的政治军事形势来看，石关峡的位置正当东面的甘州回鹘与西面的瓜沙归义军政权的天然分疆之地，正处在由一个政权辖地进入另一政权辖地的关口，因而势必成为沟通东西交通的必经要口；另一方面还与当时瓜州直通伊州(今新疆哈密)道路(敦煌文书中称之为第五道）的废弃，以及沙州社会长期稳定、沙州以西道路的畅行有关气五代宋初的玉门关存在了约130年，自北宋仁宗景佑三年(1036年)西夏占领整个河西走廊后，玉门关就从史籍上销声匿迹了。玉门关约自西汉元封四年设置以来，伴随着中西交通的发展，历时1140余年；关址最早设在今石关峡，太初三四年际李广利二次伐宛时西迁敦煌西北，隋唐时又东徙今安西县双塔堡，五代宋初进一步东徙，重新回到石关峡。
事实上，石关峡为故玉门关址直到明清在当地仍有传闻。明永乐十二年（1414年）陈诚、李暹受遣出使哈烈国，撰《西域行程》一书。书中写道是年正月十七日“过嘉峪关，关上一平岗，云即古之玉门关，又云榆关，未详孰是。关外沙碛茫然，约行十余里，至大草滩沙河水旁安营”。明嘉峪关位于今嘉峪关市城西约5公里、石关峡东口南6.5公里处。关上一平岗，即明嘉峪关城楼所在之山岗，远望是山，登临其上为平岗。平岗向西北方向延伸，其北缘群峰突起，正是石关峡所在的黑山。陈诚、李暹路经此地即闻古为玉门关，说明玉门关故址延及明代民间仍有传言。明嘉峪关与古玉门关地域相近，岗峦相连，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嘉峪关即是古玉门关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