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国家行动寻宝

zl1024

封面图片实物为青铜鸟尊，出土于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现藏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山西省“一普”工作进程

　　2012年 启动

　　2013年 培训摸底

　　2014年 文物认定 数据采集

　　2015年 数据采集 数据审核

　　2016年 总结 文物定级

　　山西省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领导组办公室 山西晚报社 联合主办

　　特约专家：赵曙光 师悦菊 赵志明 王志军

　　可移动文物普查是永不落幕的系统工程

　　——本报专访山西省文物局副局长宁立新

　　从2012年至今，全省的文博人都在绷着一根弦，他们除了要完成日常工作外，还有一项重要的国家任务——进行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注：简称“一普”），换言之就是要真正摸清我省国有文物的家底，给这些文物“上户口”。这是一次涉及面广、繁琐复杂的可移动文物基础调查，小到一枚铜钱，大到一座石碑，文物工作者都要进行登记备案。此次普查，意义非同寻常，是共和国成立以来首次在全国范围进行的重大文化工程。如今，我省“一普”工作已经完成了89%。近日，山西省文物局副局长宁立新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他表示，这将是一项永不落幕的系统工程，开放、共享的文物普查成果将会为山西的知识创新和社会发展提供更多的机遇。

　　“一普”的意义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国家行动

　　在我国的《文物法》中，将文物分为不可移动文物和可移动文物两类，共和国成立以来，可移动文物进行了三次大的普查，但国家对可移动文物的普查尚属首次。可移动文物普查是对我国文化领域国情、国力资源的大调查和大摸底。在山西，开展这项工作的意义和重要性更加突出。山西历史悠久，文物特色鲜明，我们有文明起源的历史物证，有晋国称雄的实物资料，有草原和农业文明交融的遗迹遗物，有晋商百年的辉煌遗产，有各个历史时期的宗教、戏曲艺术及人文文化的丰厚遗存。此外，散落在各行业、各单位以及私人手中的文物更是数不胜数，这是支撑我省未来发展十分珍贵的社会财富。加强对这些文物的调查、保护和利用，对我省转型跨越发展、实施文化强省战略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艰巨任务 文物工作者当仁不让的责任担当

　　宁立新表示，可移动文物普查作为一项国家任务，作为我省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有机组成，在我们的手里，完成好这项光荣任务，向国家和全省人民交一份满意的答卷，是历史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和必须履行的责任担当。这次普查对山西来讲非常艰巨，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来概括：一是工作任务重，普查覆盖了全省约43000余个国有单位、421家各个行业的国有文物收藏单位，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二是技术要求高，需要工作人员具备35类文物、图书、档案等专业知识和计算机技能；三是登录实，按照国家一普颁行的新标准，结合山西省的实际，进行好顶层设计，制定科学、便捷的技术流程；四是要据实报，对50余万件/套文物的14个指标项都要进行归类、拍照、测量、采集和审核，来不得半点马虎；五是要严控质量，组织专家把关，确保数据准确，完成摸清家底任务；六要保证效果好，这是文物工作社会化管理的一次重要行动，不仅要动员全社会各个行业按计划完成普查任务，实现国家和省里的工作目标，同时还要为加强文物的保护和利用，提升文物的科学管理水平，做活文物这篇大文章，更好地服务公众、服务社会打下扎实基础。

　　“枯燥”普查保护文物的必经之路

　　相比之前举办的全国第三次不可移动文物普查而言，“一普”是枯燥的，文博工作者每天需要做的就是小心翼翼地提取出一件件文物，进行测量、拍摄、数据采集和登记，完成后再收好放入库房。三年来，全省近万人都在重复做着这项不重复的工作，就是为了将自己的家底登记清楚。在宁立新看来，“一普”工作是不浪漫的，既没有“三普”那样跋山涉水的艰辛和乐趣，也少有发现新物件的惊喜和狂欢，但这却是文物工作走向社会化的必经之路，更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一普’的目的不仅是为了盘点文物数量及保存情况，而且要实现文物的动态管理，并依托管理平台提供相应社会服务。因此，建立可移动文物数据库是极为重要的环节。”宁立新说，让每件文物“入住”数据库，就像让居民入户、办理“身份证”，“为文物收藏单位实现文物信息数字化和各级文物行政部门加强本地区文物管理提供统一途径，是更好保护文物的必经之路，只有知道我们自己有什么，才能知道怎样更好地保护文物，发挥它的社会教育功能和文化价值。”

　　普查进行时及早发现文物安全隐患

　　山西被称为文物大省，这是毋庸置疑的事情，但真正拥有什么，如果不是文博系统的工作人员则很难知晓。此外，文物保护和管理工作也是压在相关人员身上的重任，在大家看来，只要不把文物拿出来，就能确保其万无一失。其实不然，宁立新在参与普查工作中发现，“一普”工作的重要性还彰显在能及早发现文物的安全漏洞，特别是可以帮助行业外单位，更好地保护现有文物。

　　宁立新说：“文物责任风险，是每位文博从业者的心病，怎样更好地保护呢？就拿山西省文物交流中心来说，创办历史达30年之久，很多东西都堆置在库房里，如果不是‘一普’，恐怕没有机会去集中梳理；太原人都知道崇善寺，作为佛门圣地该寺庙里藏有很多珍贵的经书，通过此次‘一普’工作，该寺庙的僧人才知道里面有什么经书，有何等重要意义和价值。这就是普查的意义所在，能让我们知道自己家有什么从而更好地进行保护。”

　　其实，在普查中还发生了很多事情，比如在对各地市图书馆普查时发现一批有重要价值的古籍，但保存现状令人担忧，书籍无法在恒温恒湿、防虫防尘的环境下进行保护，但是经过“一普”工作人员的指导，图书管理员开始使用纸质文物的保护技术。“及早发现安全漏洞，及早纠正，能让文物得到合理的保护，‘一普’无疑是加强了文物保护工作的规范性，是文物保护的重要手段。”据宁立新介绍，在对行业外单位普查的同时，也是文物认定的过程，会让更多文物有名有分，实至名归。

　　成果惠民让收藏在“禁宫”的文物活起来

　　在老百姓看来，“一普”不关自己的事儿，其实这和大家的生活息息相关，因为在普查结束后，老百姓有望通过网络上的数字博物馆进行观看，文物将真正实现其公共文化产品的特性，为山西文化、旅游等产业发展提供内涵支撑。“目前国家普查办正在建设服务平台，会集中性地展示‘一普’成果，到时候公众不仅可以看到博物馆中的文物精品，也能看到深藏在库房里的东西，这样就大大延伸了文物对社会的服务能力。”在宁立新看来，通过数字化的方式进行传播，不仅可以促进文物资源的合理利用，丰富公共文化服务内容，还有助于加深人们对文物的具体了解和认识，让藏在“禁宫”中的文物活起来。

　　此外，为了让“一普”工作最大程度地惠及社会大众，宁立新还希望有机会把全省各地珍藏的“家底”来一次集中性展览，让公众能亲眼看到不同风格、不同流派、不同地域的文化珍品，开拓公众眼界，增长大众的历史文化常识。对于孩子们来说，这也是最好的、最生动的社会宣传教育途径。

　　2016年，“一普”工作将进入到收尾、总结阶段，但对于山西省来说，该项工作仍将继续。宁立新说：“英国第一次文物普查用了30年时间；法国的文物普查工作从1962年启动，现在还在进行当中。所以摸家底绝非一朝一夕的事情，而是应该时刻知道我们有什么，怎样更好地保护和利用，让其成为一项永不落幕的系统工程，为山西小康社会的建设和人民幸福指数的提升加油助力。”

　　山西“一普”质量可做全国样板

　　——本报专访“一普”办专家组组长师悦菊

　　针对任何一项普查工作，如何强调数据质量都不为过。提起山西“一普”的数据质量在全国有口皆碑。当其他兄弟省份在为普查数量争先恐后时，山西的“一普”工作在保质保量上稳扎稳打，扎实推进。质量把关前置，数据审核前行，搭建起完整的质量控制链，国家普查办专文介绍山西普查“质量控制办法”，要求全国“一普”工作向山西学习。要知道，山西“一普”的质量是建立在三层把关、108名专家“督战”审核的基础上完成的。为此，本报记者采访了山西省文物资料信息中心研究员、省“一普”办副主任、专家组组长师悦菊。

　　14项指标需收藏单位普查员严格登记

　　办理身份证的流程大家都知道，拍照，采集指纹和录入信息。但给一件文物办理身份证，需要对14项指标进行核对、登记。目前，全省通过摸底调查共有421家文物收藏单位，每个单位都不例外，凡认定为文物的藏品，就要按“一普”的规范标准登记，从藏品登记号、到名称、年代、归类、计量、质地、质量、级别、完残程度、来源等进行数据采集，并且多角度拍摄照片，工作流程统一规范，工作量大而繁杂。其目的就是要确保每件文物完整、科学、准确地登记在册。

　　师悦菊告诉记者：“2012年‘一普’启动之初，‘一普’办即组织省直文博单位、基层文物系统、社会文物收藏单位和行业单位，举办了20余次培训班，不厌其烦、详细讲解了文物普查的规范标准和登录原则，强调收藏单位在一线采集数据时，确保文物来源及各项指标的准确性”。

　　108名的专家把关团队颇有《水浒》一百单八将的意味

　　别以为藏品采集登记完了就了事，最复杂细致的任务还在其后——层层把关、逐条审核报送到库。“以登记一件文物为例，国家普查办工作流程是在网上平台进行，登录员首先把认定为文物的藏品按14个指标项采集上报到县级普查办，经县级审核员审核之后，再逐级上报到市级普查办、省级普查办和国家普查办。每级上报需经两道‘手续’，三次审核，流程繁杂，速度缓慢”。师悦菊说，我省“一普”工作比较细致严谨接地气，结合本省实际情况，制定了严格的专家工作流程和审核制度，从全省聘请了文物、图书、档案、教育和新闻出版等多个系统108名专家、学者组成专家团队，依据专家的专业方向和各市收藏文物的数量和种类将专家分为11个包市专家组、三个省直单位专家组和一个综合专家组，充分发挥专家团队作用，严格把控质量关。

　　审核工作前置始终绷紧数据质量生命线

　　按照国家普查办的工作方案，2016年全国“一普”工作进入审核、总结阶段。意味着大家要对申报入库的文物藏品数据进行集中审核，以保证报送数据的准确无误。如此看来，这又是一场“硬仗”。不过值得肯定的是，山西的数据审核工作在上报到全国普查办数据库之前就提前完成了，走在了全国同行的前列。

　　目前，山西共申报藏品数量542943件/套，已上报平台440437件/套，从国家文物数据平台反馈信息来看，数据质量名列全国首位。国家普查办转发山西质量控制办后，师悦菊接了很多同行的“取经”电话，她毫不吝啬地为同行们传经送宝，得到业内同行的一致好评。谈到个中的酸甜苦辣，师悦菊的声音有些颤抖：“国家为此次普查建设了专门的数据平台，要求所有的藏品数据资料报送国普办。但有时候网络不给力，审核上传一条数据的时间长达30分钟之久，严重影响工作效率。针对平台线上审核速度慢、数据不易修改、报送缓慢等问题，我省‘一普’办及时调整了工作流程，实行线下采集、线下审核、集中报送的方式，有效提高了工作效率。2015年，省普查办分7个批次，组织120余名专家，对初审通过的44万余条数据进行了终审。有问题当面解决，不留死角，提前完成了所报数据的审核任务。”师悦菊的介绍看似轻松，实则专家们背后所付出的艰辛劳动令常人难以想像。数据审核不仅劳动强度大，工作单调乏味，而且注意力要求高度集中，眼睛要紧盯电脑，逐项审核数据指标，不得有任何闪失。大部分专家都是文博战线的中坚力量，手头工作都很多，但为了完成“一普”任务，他们想方设法挤出时间。但即便辛苦，专家们依然以高度的职业素养和奉献精神，为各类文物数据保驾护航，为山西文物的普查质量争得了来之不易的殊荣。“普查工作尚未结束，更艰苦的工作还在后头。荣誉只是暂时的，获取荣誉不是我们的目的，高质量完成普查工作任务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这是我和我们的团队应尽的责任”。听着师悦菊老师朴实而坚定的话语，看着她鬓角的华发和平和的眼神，我们由衷地为文博人的奉献和精神点赞。本报记者 孙轶琼

zl1024

1

可移动文物收藏单位。

1

可移动文物分布统计。

　　五张图让你了解我省“一普”总体情况

　　当前，国家首次进行的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已进入到后期阶段。此次普查，山西上报文物藏品总量为542943件（套），实际数量为2635928件。截至2015年12月15日，全省普查采集文物440437件（套），登录文物438836件（套），另有50000余件（套）文物数据已完成专家审核准备登录上报，完成率为88.89%。此次登录的珍贵文物54015件（套），占普查量的11.05%，一般文物194685件（套），占普查量的39.83%，新增文物数量240136件（套），约占普查总量的49.12%。

　　新增文物的来源

　　一是省直重点文物收藏单位进行了全面清底，如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清点了60余年来的文物库藏，采集数据47419件（套），山西省文物交流中心整理历年库藏，采集数据33270件（套），山西博物院在整理账上文物的基础上，对长年未启封的账下文物及数吨钱币进行了登录，现报送总量达到95360件（套）；二是文博系统之外的国有单位，包括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等，重点是图书、档案及宗教、教育系统申报文物58469件（套），采集数据39180件（套）。

　　文物分类执行新标准

　　国家此次普查在原有文物分类基础上，制定了35类的入藏分类标准。依据分类新标准统计，山西可移动文物存量在10000件以上的文物有十大类：陶器、瓷器、铜器、雕塑造像、钱币、古籍图书和文件宣传品、石器石刻砖瓦、玉石器、书法绘画，在1000件以下的有八类：漆器、甲骨、珐琅器、名人遗物、玻璃、乐器法器、交通运输工具和度量衡器。

　　增幅较大的文物类别

　　此次普查增幅在80%以上的类别有陶器、玉石器、瓷器、雕塑造像、石器石刻砖瓦、钱币、古籍图书、碑帖拓本、武器、邮品、档案文书、名人遗物、票据、文具、织绣和其他共16类，约占到全部类别的一半以上。显现出山西的国有可移动文物的收藏仍保持传统优势，进而在碑帖拓本、玺印符牌、邮品、名人遗物、票据、文具、武器、织绣等品类上也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这与图书、档案及企业、学校等国有单位的积极普查有很大的关系。

　　文物入藏来源及时间

　　山西国有文物的入藏中，以旧藏、考古发掘及征集购买为主要的来源形式，约占74.39%，移交、拨交、采集和拣选占19.51%,接受捐赠占4.98%。解放前文物藏量为33394件（套），改革开放前全省国有文物藏量为101651件（套），改革开放后的国有文物藏量为306197件（套），是改革开放前总数的2.27倍。

　　全省各市文物采集量情况

　　我省国有可移动文物的藏量太原一枝独秀，运城、临汾、长治、吕梁、晋中都体现了区域中心的特点。从属地管理分析，太原地处省会，省属文物、图书、档案单位较多，采集总量在20万件（套）以上，明显高于其他市，为我省的藏量大市；运城采集量突破了5万件（套），为我省第二大文物藏量区域；临汾、长治、吕梁、晋中市的采集量在2-3万件（套），为我省第三文物藏量区域；忻州、晋城、朔州、阳泉藏量在1万件（套）左右或以下，为我省较小的文物藏量区域。

　　我省国有可移动文物普查在全国的地位

　　山西国有可移动文物的件（套）采集量居于全国第12位，实际数量居全国第4位。目前，国有可移动文物普查上200万件（套）的省（市）有北京、山东，60万件（套）以上的省（市）有湖北、陕西、广东，50万件的省（市）有河南、天津、内蒙古自治区、浙江和吉林，40万件（套）以上的有四川、江苏和我省。在全国各省份中，我省的上报数据质量居全国第一。

　　本报记者 孙轶琼

zl1024

0

名称：红地湘绣八仙祝寿图帷帘。时代：清代质地：丝绸 细节：通长377厘米、上下宽83厘米

重点单位大数据。

　　这些竟是古人常用品

　　文物承载的是历史，再现的是古人往日的生活。喝酒用的铜杯，盛饭用的瓷碗……还有一件件你意想不到的生活用具。山西博物院、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省文物交流中心……在我省文博系统的这几个“大户”的宝库中，除了那些高居庙堂的礼仪重器，更多的是贯穿古人生活的平常器具，它们在让你脑洞大开的同时，也让你穿越千年，去体味那妙不可言的场景。

　　战国的“烟袋锅”，其实是把“刷子”

　　在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的库房里，尘封有一件距今2400多年的战国鎏金铜器。猛地看上去，与烟袋锅很像，长手柄粗的一端就呈“烟锅”形，一般会误以为是烟斗中放烟丝的地方。这是考古所多年前入库的一件文物，在其登记的文物名中，也是叫“战国鎏金烟袋锅”，出土于长治地区。如果不是“一普”，这个“误会”可能会一直存在下去，当普查队员对其进行重新清理时发现，那个看似像“烟锅”的地方是实心的结构。它根本不是个烟袋锅，那么，这是干吗用的？

　　普查队员请教了各地考古界的专家，最终确定其为一柄战国时期的梳刷，是两千多年前古人用于清理梳子的专用工具，在国内非常少见。普查队员仔细打量这柄鎏金铜梳刷，发现那个所谓放烟丝的孔中有一些动物硬鬃毛的残痕，洗把梳子都能用如此精致之物，可见古人们的生活是多么有品质。不过也从另一侧面反映出，这样的物件，也绝非是普通人能用得起的，应该是上流社会的生活用具。

　　洗个梳子至于这么费劲吗？还得从早期的梳子说起，现存于湖北省博物馆的战国云纹玉梳，是战国曾侯乙墓出土的陪葬品，梳子上仅有6.5厘米宽的齿口，密密麻麻排着20多根梳齿，很容易让人理解“鳞次栉比”这个成语的真正含义。这样的梳子，光靠水冲肯定是清理不干净的，而这个战国鎏金铜梳刷就派上了用场，像“牙刷”一样，细小的硬鬃毛刷在梳子的齿齿上，清洁起来真是so easy。

　　此外，这柄刷子也可能并不是单纯用于刷梳子噢！因为在春秋战国时期，制篦业出现了。想当年制篦业的祖师陈七子入狱，因为狱中条件极差，陈七子头上长满了虱子，奇痒无比，被狱卒用毛竹板痛揍后，发现毛竹板裂成了一条条篦片，于是陈七子将其整理扎压后，用其清除头上的灰垢和虱子。这就是最初的篦箕。战国时期，女子所梳的发髻种类非常多，梳篦总称为“栉”，也因此与簪、钗、胜、步摇、金钿、铢花、勒子并称为八大发饰。民间的妇女会把蓖箕插在发髻上当作发饰，最奇妙的就是用排列得密密麻麻的梳齿去掉头发间的污垢，保持头发干净。所以战国时期梳子的最大用途是去除头皮上的油腻和污垢。如此说来，确实需要这样一把刷子啊。

　　谁说紫砂只有宜兴好？平定的照样顶呱呱

　　提起紫砂，大家肯定想到的是宜兴。其实，咱阳泉平定的紫砂也是很有名的。在山西博物院的库房里，就有一对平定紫砂器——民国人物博古纹紫砂瓶。该瓶通体砖红色，形体优美，上面刻有很多人物图案，刀法纯熟，是平定紫砂中的精品代表。

　　著名歌唱家郭兰英在《夸特产》的歌曲里，宛转悠扬地唱道：“平遥的牛肉太谷的饼，平定的砂锅亮晶晶。”平定砂器，以当地出土的实物为证，至晚起源于秦汉时期，到唐宋时期广泛出现于民间，到明代，平定砂货闻名遐迩。传说康熙有疾，特嘱用平定砂壶煎药，康复后的康熙在砂壶上题了“龙”字，后来被传为煎药神器“龙字壶”。在清代，平定砂器与宜兴紫砂陶、广东砂煲齐名，史称“三鼎甲”。

　　平定砂器如何与紫砂结缘？省博专门研究瓷器的赵凡奇做过研究，因为一战爆发后，农商部奉大总统的命令，向全国各省发出通知，意思就是说外国货现在进口的少了，大家应该大力发展本土工业，有些货完全可以按照外国货的样子制作。接到指令后，时任平定知事（注：县长）的吉廷彦就想着怎么来振兴和发展平定砂器，最后决定由官方发起，筹建平民工厂，并聘请宜兴陶器工艺师来平定授艺。经过一再地研究、实验，平定砂器终于摆脱了颜色简陋的“丑模样”，成为完全可以媲美江南出土的紫砂器。吉廷彦也因提倡本土工业有功，获“一等金质奖章”。

　　如今，平定砂器的制作技艺已经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而新一代的匠人们也在承前启后的基础上进行着创新。记者就曾在我省举办的第二届文博会上，见到了用平定砂器制成的净水壶，可见，传统工业如果创新得当是能够焕发出新的生命力的。当然，这是后话，但至少说明了在山西这块土地上，一批又一批的匠人们，用聪明才智创造着一批又一批的精品和物质财富，这种精神和文化同样需要更好地传承和发扬下去。

　　一幅清代帷帘掩映着多少故事，藏着多少梦

　　古装剧里，每逢喜庆剧情，总会看到这样的场景：大红的灯笼飘舞在门前檐下；雪白的窗户纸上贴满了一幅幅灵动的剪纸；青砖木构的房屋内，梁披红，柱挂彩，床额门楣，绣幔飘飘，桌椅案几，绣垫满满。高寿的老人，新婚的夫妇，满月的婴孩，他（她）们是故事的主人，福寿康宁是他（她）们的梦想。这样的剧情和人物演绎了一段段历史，而那些曾经妆点这些历史场景的绣品，则成为承载这些故事和梦想的文物。“一普”中，在山西省文物交流中心的库房就有这么一件看似不起眼的文物——清晚期红地湘绣八仙祝寿图帷帘。帷帘通长377厘米，上下宽83厘米，为大红缎面，上镶白边，背面加层成为夹帘。画面为湘绣“八仙庆寿”图：自左至右依次为何仙姑、铁拐李、张果老、吕洞宾、寿星、汉钟离、韩湘子、曹国舅、篮采和，构成“八仙祝寿”图。湘绣是以湖南长沙为中心的带有鲜明湘楚文化特色的湖南刺绣产品的总称，曾有“绣花能生香，绣鸟能听声，绣虎能奔跑，绣人能传神”的美誉。此帷帘至少有平绣、织绣和网绣3种以上绣法，尺幅巨大，色彩绚丽，人物传神，技法精湛。依其内容和尺幅，当是寿典或婚典的贺礼或装饰品，既可在正堂典礼时悬挂于楣额上，也可日常用为架子床或暖阁的帷帘。

　　古人在床周围和居室的隔间门上装上帷帘和帐幔，既营造了相对私密的空间，也起到了防风保暖驱防蚊虫的功效，同时，还有承接和修饰的作用。除了作为空间隔断（门帘）作用之外，精美而富有造型感的帷帘和帷幔成了整个建筑室内装饰的一部分。

　　明清时期的晋商，汇通天下，纵横四海，深深的大院汇集了天南海北的名品，无论家具，还是各种陈设品和日常用品，无一不精。此件清晚期湘绣帷帘就是这一背景下来到的山西。每天，在这样美的艺术品中进入梦乡，做起梦来也是香甜的啊！

　　普查之星

　　省博团队：

　　普查之余发明创造普查工具

　　作为全省最大的文物收藏单位，山西博物院的“一普”任务是重中之重。值得一提的是，这支由30余人组成的普查小分队，在完成普查工作的同时，还发明创造了不少小工具，大大节约了人力、财力，说得轻松点，那真是“科技解放劳动生产力”。

　　此次“一普”中，省博申报了155200件／套文物，实际需要登录的数据多达368783件。可以说这样的普查量，占到全省普查量的1/4，意味着每一位普查工作者要给1万多件文物拍照、量身高、填数据……这样的工作量让人吃不消，因为平日里省博的工作量就很大，不仅有馆藏藏品出省展览的任务，还有不少省外展览需要在山西展出的工作，可以说此次“一普”工作是该院保管部的工作人员全员上阵，就连孕妇、病号等都全体出马。在阴暗封闭的库房里一待就是8个小时。一进库房，手机就没有信号，大家笑称，“与世隔绝8小时。”

　　艰巨的任务、繁重的劳动，并没有压垮普查队员，创新工作方法，提升工作效率一直贯穿于他们的工作中。其中，为了在普查中更好地保护纸质文物，他们在拍摄纸质文物时发明了平移式固定架，既避免了文物因来回搬迁受损，又避免了长时间拿相机手会发抖的问题；还有，为小件文物设计了升降台，摆放起文物来非常方便。

　　本报记者 孙轶琼

zl1024

1

名称：青瓷酒壶。时代：唐代。质地：青瓷。细节：高17厘米，腹径12厘米，贴塑人物高5.5—6厘米

太原“一普”大数据。

　　晋阳自古国际范儿

　　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太原称为晋阳，那时，南北融合，不同种族、不同文化在这里交汇。到盛唐时代，国运昌隆，晋阳成为中原大地的交通枢纽，与洛阳、长安并称盛唐三大都城。从太原出土的北齐娄睿、徐显秀墓、隋虞弘墓和大量的唐墓及随葬品就不难看出，曾经有不少外国人在太原这片土地上生息、繁衍和活动。今天，向大家展示的两件文物，就是唐代中西文化交融的见证。

　　东罗马金币 唐朝的外币

　　2001年6月，太祁高速公路晋源区段果树场施工过程中发现一座唐墓，由于铲车取土时该墓葬被严重破坏，墓室仅存东壁，在清理墓葬淤泥时，意外发现的一枚金币，成为该墓仅存的一件遗物。殊不知，这枚金币，见证了1400年前中西外交的那段风云。

　　据曾参与过墓室考古工作的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裴静蓉介绍，金币置于棺床东北角，呈不规则圆形，最大径2.4厘米，最小径2.3厘米，重3.3克。正面有一大一小半身人像两个。两人像均身披甲袍，头戴王冠，冠上有十字架，显然不是中国人的长相和装扮。要是再仔细看，左侧人像较大，留着大胡子，右侧人像较小，颔下无须，两个王冠的空隙处有一个十字架。看上去和扑克牌上的老k图案很相似。据了解，这枚出土的金币图形与东罗马希拉克略（610-641年）所铸金币相同，其上人像就是希拉克略本人和他的儿子君士坦丁。

　　这枚金币怎么会跨越近6000公里来到太原呢？这不得不说说当时的国际格局。东罗马又称拜占庭，历经10个王朝，有107位皇帝被加冕，其钱币种类繁多，有金、银、铜及合金多种。中国发现的东罗马钱币均为金币，且时代较早，大约相当于中国北魏至隋唐时期，明确为出土品的不足百枚。希拉克略登基称帝的时间与唐朝早期相当。那时，新兴的阿拉伯帝国已占领了拜占庭在亚洲和非洲的大片领土，而唐朝通过与突厥的战争，在中亚地区取得了极高的威望，处于两大帝国之间的希拉克略，想通过丝绸之路北道向中国遣使，建立外交关系，联手遏制阿拉伯帝国。由此看来，东罗马金币流入中国甚至太原，是很正常的事情。

　　迄今为止，这块希拉克略东罗马金币是太原出土的唯一一枚（同类金币1970年在陕西何家村窑藏出土1枚）。那么，墓主人到底是什么身份，是顺着丝绸之路而来的东罗马商人，还是希拉克略派到中国的使者？

　　鉴于该墓葬没有出土墓志，所以墓主人的身份成谜，但从这枚随葬的东罗马金币来说，此人非富即贵，在当时应该具有一定的身份地位。不过，你要说墓主人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这也不好确认，因为当时的晋阳城商旅云集，对外贸易往来频繁，在晋阳城做生意、生活的外国人比比皆是。墓主人珍藏的这枚金币，可能是与外国友人交往过程中得到的赠品，也可能是好友赠送的礼物，作为生前喜好之物，死后带入墓内，尘封于地下。但“是金子终究都会闪光”，机缘巧合，经考古人员精心清理，连同墓主人的故事一起重见天日。看似一枚小小的金币，却折射出诸多的信息。

　　要说这东罗马金币在唐朝价值几许，还真有史料记载过，说一胡商用两枚金币加两枚银币买了一名男性奴隶，又用一枚金币购买了一卷精致地毯；一个粟特商人，用金币加米酒收购了成批成捆的丝绸，运往中亚撒马尔罕……黄灿灿的金币，在任何地方、任何朝代，都是硬通货，值钱得很。

　　唐青瓷酒壶 壶上堆饰看玄机

　　胡人，在秦汉以后通常是对北方和西方非汉人游牧民族的一种称谓，在北朝隋唐之际，多特指西域一带的异国人或民族。这一时期的太原，这类“胡人”元素文物出土较多，如胡人佣、胡人壁画等。今天呈现给大家的是一把青瓷酒壶，1999年出土于晋源西镇村唐代墓葬中。

　　此壶形制与唐代中原的一般酒壶没有多大区别，但壶上堆饰的几个胡人造型却非同小可。正面有一位老者，高鼻梁，穿着长袍服装，戴着三角胡人帽，双手握着长笛在演奏；另一侧是位健壮男子，左肩袒露，巾带翻飞，四肢舞动，身体呈“S”形，俨然一副闻乐起舞的状态；背面一中年男子宽脸、大鼻、厚唇，手里拿着一副胡板，双脚“一”字形站立，应是一位演奏家。隋唐时代，胡人伎乐歌舞是装饰造型的主流题材之一，这件附加了典型“胡风”的中原酒器，不仅反映出万国来朝、歌舞升平的盛唐景象，也能反映出当时晋阳也是不少胡人聚居的“家”。

　　唐时代的胡人大多指的是粟特人，其时多以通商的面貌出现，但是最开始进入中国时，与唐代社会格格不入，他们信仰火袄教，婚丧嫁娶的习俗也与唐朝人不同。胡人最开始在唐朝的中原土地上生活时是封闭的，而在中国人眼中，这些高鼻梁、厚嘴唇的家伙看上去很凶横，难以接触。那为何粟特人会留在中国呢？说白了，还是因为唐朝时中国富足，相比中亚而言，人们生活安逸和谐、物资丰盛，而且因为丝绸之路的缘故，中国与世界的交融密切，所以大批的粟特人留恋唐之富庶，乐不思蜀，不愿“还蕃”。

　　对于行业专家来说，最让他们惊喜的是酒壶上的胡人舞蹈，因为那是著名的“胡旋舞”。

　　胡旋舞是啥？听说过安禄山吧？据说他见到唐玄宗后，跳起了胡旋舞，330斤的大汉疾如风焉。酒壶上的舞者，以快速轻捷的旋转动作为主要表现内容，配以节奏明快的胡板、胡笛，演奏者神情专注投入，舞蹈者倾情演绎，全身上下扭动，脚下生风，小圆毯亦似在飞速旋转之中。这左旋右转、变化多姿的舞姿也为唐代诗人岑参提供了写作素材，他写道：“回裾转袖若飞雪，左鋋右鋋生旋风。”

　　这把酒壶究竟是谁的？它的主人是胡人还是汉人？因为出土资料的缺失，这已经无从考证，但是从其壶体为中原造型、纹饰为胡人的特征不难断定，这是一件中西文化交融的典型产物。也许是中原窑厂专为满足这些胡人民族习惯而生产的器具，也许是在中原的胡人向本地窑厂定制的酒具，不管怎样，都是民族融合、中外交融的代表性实物佐证。

　　普查之星

　　韩革（太原市文物局博物馆处处长）

　　三顾茅庐“敲”开行业外单位大门

　　此次“一普”的范围，不仅包括文博系统，还包括行业外的企、事业单位，目的就是摸清国有库存的家底。不过，你打扫自己家可以，要是去别人家翻箱底，人家肯定不乐意。所以，此次对行业外单位进行普查，韩革操心，有时候为了敲开这些收藏单位的大门，免不了要遭遇冷眼，可还得苦口婆心地跟对方沟通。

　　在业内，韩革的认真劲儿有口皆碑。作为太原市“一普”工作的带头人，她凡事讲究亲力亲为，难办的事她办，难沟通的活儿她做，就连太原市整体的数据审核、报送也是她的活儿。行业内彼此都理解，工作起来没什么障碍，但是去行业外普查，着实令人头疼。太原作为重工业城市，几处大型工业机械厂年代久远，且各有特色，若能把它们存的家底摸清，无疑是一件好事，不仅可填补文化、文物类的空白，也有利于树立企业文化。可是，外单位的负责人都有顾虑：你看上了我的好东西，是不是我就得交给文博系统？面对此情此景，韩革耐心讲解“一普”政策，表明只是登录而不变更文物的所有权，但有的还是不愿意。第一次登门讲解，第二次上门沟通，第三次再来劝说……见到韩革，能请进办公室坐上一会儿的算厚道的，还有看见她就赶紧从后门溜走的人。大家把她当成“讨债的”，避之不及。

　　尽管如此，韩革依然没有放弃，她甚至跟对方协商，带领普查队员替对方工作，甚至就连最为基础的测量、登记工作，她都要亲自动手。就这样，韩革的真诚打动了不少企事业单位的负责人。平日里忙完行业内普查，闲暇之余她就到厂矿、图书馆等地帮着做普查，一年多来，她都没有享受过所谓的周末闲暇时光。

zl1024

0

名称：青铜盉（he)时代：商代早期质地：青铜器细节：鬲型，高23.5厘米，宽13.5厘米，重900克。分裆空足，顶有一长流，原应带盖，已佚。颈部为夔龙纹，足部有执柄、铭文。

　　青铜器里看古中国

　　青铜器的出现是一种人类文明的象征之一，已有6000多年的历史。中国的青铜器享誉世界，在夏商周时代发展至鼎盛时期，秦汉以降才逐渐退出主流。山西南部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也是夏商周青铜文明的主场。青铜器象征着王权，代表着礼仪，彰显着财富，堪称国之重器。今天的运城一带，地处华夏古文明腹地，数千年前，也上演了诸多的不凡故事。

　　青铜盉 商汤在耿国祭祖祭禹的礼器

　　青铜器，历朝历代都是官私收藏者青睐的“重宝”，尤其是那些带有铭文的青铜器，更让其价值翻番，往往区区几个字便是一段古老的岁月留痕。因此，也引发了经久不绝的盗掘和走私事件，许多宝贝就这样流失到民间，流散到境外。图中的这件青铜盉，就是被盗掘于运城河津的古墓中，所幸的是，河津公安部门及时将其追回，才让我们对铜盉的历史和价值得以求证。

　　这件青铜盉为商代早期造型，顶部弧鼓，一侧斜立流管，一侧开方形口，原应带盖，可惜已经遗失。盉腹为袋形三足形，一足侧有方形鋬，颈部饰有夔龙纹。柄右侧铸有铭文：“祀父乙”，柄左侧铸铭文：“享渪”。商周时期的河津曾是耿国所在，据记载，这里还曾做过商王朝的都城。河津县志上记述，河津旧有汤陵（现属万荣县荣河村）。周代时的耿国都城和墓地都在河津县汾南柴家乡三王村，近年已有青铜器出土。运城文物局副局长李百勤说，史料记载中商汤曾在河津停留过，而且有商汤陵，“商陵晚照”曾是河津八景之一，遗憾的是在抗战期间被毁。对于这段历史一直没有出土实物为证，也没有发现相关遗迹。这件青铜器的出现，对在河津寻找商代遗存提供了重要信息。岁月悠悠，四千年的岁月已被风尘掩埋，幸得如此重器重现。

　　河津向南百公里外便是安邑，这里曾是夏朝的都城，安邑境内有一条较为平缓的山岗，比起巍峨的中条山实在是逊色不少，然这条山岗在夏商两朝的交替中赫赫有名，此岗名“鸣条岗”，商汤曾于此打败夏桀，鸣条岗一役之后，商汤征伐夏的战役也就算是结束了。夏之遗民被驱赶出了涑水河流域的运城盆地，逃往秦陇之地，商人也一路追击到河津龙门。

　　河津龙门，古亦称“禹门”，相传是大禹治水凿通之处。成语有“鲤鱼跃龙门”，相传那座能让鲤鱼化龙的龙门便是这里。龙门是通向秦陇的黄河要津，要守住得来不易的胜利，商汤有必要驻跸于此，整顿军卒，祭天祷神。商汤之父名为乙，“祀父乙”很有可能就记录了商汤祭祀祖先的事。

　　除此之外，这件青铜盉上还有两个铭文“享渪”，“渪”如果为大禹之禹的古文，那么说明商代人曾在河津祭祀过大禹。祭天祭祖即可，商汤为何还要祭祀大禹？这就不得不说到古人的祭祀礼制。祭祀先贤自古便有，尤其是在先贤建立功业的地方，更是必须要进行。尧舜禹是上古三贤，商人自然也会隆重祭拜，尤其在大禹凿通龙门的地方，这番礼节不能少。

　　通过这条铭文可以间接说明在商朝时，人们便认为大禹治水所开凿的龙门就在河津，这也是后人在河津的龙门修建大禹庙的肇始吧。河津龙门渡两岸曾有一座大禹庙，直到日军入侵时还巍峨挺立着，后毁于战火，今只有遗存。

　　一件小小的青铜礼器和短短的两段铭文的背后是悠悠四千年的岁月，我们无法准确得知当年祭祀的盛况和细节，只能通过这件酒器饱满挺拔的姿态想象一番祭礼的庄严。

　　西周青铜器 来自养龙之父的董国

　　这5件西周青铜器是2007年公安部门移交给闻喜县博物馆的，据悉被盗掘墓葬位于东镇官庄村附近。它们分别是：西周“仲妊”铜甗、西周“仲妊”铜鼎、西周贯耳“仲妊”铜壶（大）、西周贯耳“仲妊”铜壶（小）、西周“仲姞”铜盘。面分别撰有铭文：“仲妊作宝甗其万年永用”“中妊作鼎宝其万年永用”“中妊作宝壶其万年永用”和“中姞肇作宝旅盘其万年宝用”，铜质纯厚，制作考究，是不可多得的西周精品。此批青铜器的出土对研究夏商周断代及西周初年封国制度有重要意义。

　　早在远古时代，闻喜县东部东镇、礼元一带，位于凤凰垣和峨嵋岭之间有一个周长20公里的狭长湖泊，即古鬷（zong)川，又称董泽，现叫白水滩。古书说，鬷（zong)川所居者皆董氏。这个地方是虞舜封给董父的地方，商周时的董国。相传，尧舜时期天灾水祸不断，黄帝后裔孙飂(liu)叔安有个儿子叫父，这孩子与众不同，喜欢龙，于是摸清了龙的种种习性，具有了豢养龙的本事。当时舜帝作为部族首领得到了几条龙，知道父的能力，便把养育龙的任务交给了父。那时的鬷（zong)川烟波浩渺正是一处适合养龙的好地方，于是父被封到此地专职养龙，舜赐氏董，此地遂成为董国。夏商时董国是一方侯国，新近考古证明绛山（在今山西绛县西北）南有倗国，倗国西有董国，董国的古址在今山西闻喜县东北。此批青铜器的出土地东镇官庄村正在闻喜县的东北、绛山的西侧。据此可知这批青铜器应为董国遗物。

　　专家在对这五件青铜器考证时发现甗、鼎、壶这3类器物铭文俱为10字，字体波折，且铭文竖成行横不成行，具有商末周初铭文特征，铭意雷同，为商末周初的青铜器。而中姞盘为西周中期青铜器，可见这五件陪葬器物并非同一时期、同一家族之器。

　　黄帝有25个儿子，为4母所生，分化成12个胞族，分别姓姬、姞、酉、祁、己、滕、箴、荀、妊、僖、缳、依。铭文中的“妊”“姞”应为姓，且都是黄帝后裔所拥有。

　　此批青铜器的出土为商、周断代及研究周时董国延续提供了实物资料。但也存在诸多费解：史料记载董氏出自姬姓，如无误，那么董国姬、妊、姞三族（姓）是何关系？中妊是董国诸侯，还是望族？簋是否为中妊陪葬器，如是，为何粗铸且无铭文，抑或为他族（姓）陪葬器？两件簋明显为周初形制且为粗铸陪葬器，中姞用来陪葬，是否中姞时董国已式微？有政权更替事件发生？此类疑问，有待于进一步的考证。

　　普查之星

　　李百勤(运城市外事侨务和文物旅游局总工）

　　工作是文物保护业余爱好也是文物保护

　　李百勤在文物圈里的知名度是很高的，在运城文物界里更是无人不知。

　　运城市四边的乡野他都走遍了，运城不可移动文物、可移动文物他全都过过目，运城的地上文物、地下文物他全部都钻研过。他说：“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我就像个乡村赤脚大夫，啥病都看。”只要是跟文物沾边，他都关注，“我的工作是文物保护，业余爱好也是文物保护。”足见他对文物的热爱。

　　历史上运城一直都是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文物存量无论是可移动还是不可移动的都非常大。这次 “一普”中，运城有19个单位列入普查，共普查出56000件（套），30多万件文物，数量之大在全省都是前几位的。“一普”工作中，李百勤不仅是运城市的专家组成员，也是省里的专家组成员。运城市普查登记的所有文物他一件一件全部要查验。面对几十万件文物，任务的繁重程度可想而知。

　　1982年李百勤从学校毕业就到了河东博物馆从事文物登记工作，三年里他的小本本上登记了4400件文物。再后来先后到博物馆、考古队、文物局工作，他的工作和生活从此都围绕着文物。这些宝贝让李百勤着迷，他潜心研究，日积月累，他逐渐有了丰实的文物知识和工作经验。运城市很多人在文物方面有疑惑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

　　在这次“一普”工作中，运城发现好几件青铜器，李百勤说这些青铜器对运城古中国研究提供了重要实物。在今年运城举办的古中国研究会上，李百勤还请全国专家看了这些青铜器，对这些青铜的断代得到了与会专家的赞同。李百勤特别开心，说这对古中国的研究非常重要，尤其是对“舜都蒲板，禹都安邑”的确切位置提供了可考资料。

　　对于“一普”工作中付出的辛劳，李百勤只是淡淡说了一句：“我只是想扎扎实实地做点事。”

　　本报记者 李雅丽

zl1024

0

名称：明铜麒麟。时代：明代。质地：铜器细节：长28厘米，高13厘米，重1.575千克。

　　悠久文化结成的符号

　　山西文化的厚重一如几千万年积淀下的黄土层。一层一层的黄土下，是一代一代的文明积存。在古老的土层中探寻中，我们发现，这里曾是一方丰茂肥美的沃土。那些比人类起源还古老的生物曾是人们心中的神灵，原始先民们崇拜它们，祈祷它们，能带给人们幸福和美好，逐渐将这种信仰幻化成一种文化符号代代流传。

　　鹿 原始崇拜的部族图腾

　　现存于阳城县文物博物馆的鹿头盖骨化石，是地质年代显生宙新生代第四纪遗留下来的化石。显生宙，指“看得见生物的年代”，是距今5.7亿年以来有大量生物化石出现的时期，表示在这个时期地球上有显著的生物出现。第四纪是地质时代中的最新的一个纪，它从约2.58万年一直延续到今天。第四纪期间生物界已进化到现代面貌。灵长目中完成了从猿到人的进化。这副鹿头盖骨化石可以说是生活在阳城的最古老的哺乳动物吧。

　　鹿类的进化非常久远，已有上千万年的历程。鹿是一类非常祥和的动物，它以神秘的行踪和优美的体态，赢得了人们的喜爱。性情绵善的鹿也是早期人类猎食的主要对象，一年一脱的鹿角成为人们头上的装饰和居舍的摆设，鹿皮成为人们最早的衣裳。在万物有灵的那个年代里，充满灵性的鹿也成为原始崇拜的神灵，奉为部族图腾。

　　鹿的形象自古以来就被古人用于装饰，商周时期以写实手法突出硕大鹿角形象的玉鹿是极具代表性的早期“鹿文物”。在山西博物院的馆藏玉器中有一件非常珍贵的西周玉鹿，玉鹿呈站立状，有一对异常粗壮的长角，分两叉向左右平展，前叉上扬，卷成两个大圆孔，后叉向后勾曲。这只玉鹿鹿角的造型与阳城发现的这只鹿的头盖骨化石上的鹿角何其相似！西周那件玉雕是晋穆侯次夫人的随葬品，可见鹿很早就受到了王侯贵族们的喜爱，拿它来作为一种带有美好祝愿的装饰。

　　玉器中的鹿纹最早出现在商代，当时的玉鹿作品大都有一对非常突出的鹿角。根据阳城出土的鹿头盖骨化石可知，当时琢玉工匠刻意突出鹿角是一种尊重事实的写实手法。

　　鹿与中国古代人生活关系密切，在古代人的日常生活甚至社会政治活动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反映先民们生活的《诗经》中与鹿相关的诗有多篇，其中关于鹿的描写折射出丰厚的文化寓意，反映了古代社会生活的特色和风貌。那时，鹿皮是古人婚礼当中的重要贽礼，是年轻人结婚时少不了的东西。如果哪位多情的小伙子，爱上了一位如花似玉的姑娘，就会跑到树林里打死一只鹿，送给这位同样对他一往情深的姑娘。在那个年代，把鹿皮作为婚礼中的贽礼，是一种古老的习俗，除了鹿皮的珍贵实用之外，还与它本身具有的可以繁衍子孙这种象征意义有极大的关系。意谓：子孙繁茂，人丁兴旺。在东周时期，鹿皮还是诸侯国之间交往的重要礼物，《管子》中就曾对此有过记录。

　　从自然界的生灵到“信而应礼”的“仁兽”，鹿在古代文化中的寓意不断丰富发展。同时，由于远古时代就出现了鹿崇拜，许多民族都崇拜白鹿，以为鹿皮毛色白为瑞兽神畜。《宋书·符瑞志》载：“白鹿，王者明惠及下则至。”认为鹿为纯善禄兽，当王道通达惠及百姓时，这种祥瑞的动物就会出现。后来“鹿”与“禄”谐音，寓意加官进禄、权力显赫。鹿的文化内涵不断丰富。因此，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鹿纹图案较多，造型亦千姿百态，丰富多彩，或卧或立，或奔跑于山间绿野，或漫步于林间树下，皆生动秀美、雅致可爱。这一切都是源于这种美丽的精灵很早就在这片土地上与我们共存了。

　　麒麟 集诸美于一身的幻想兽

　　这件铜麒麟内部中空，呈自然卧姿，头部回望。双耳独角，目睁口张，鼻子微翘，颚下有卷曲的鬃毛，颈部有弧形纹。前肢一只跪地，一只前撑，两后肢前俯于地，尾巴自然回卷。兽身纹有吉祥纹饰，立体感强，显得壮美而富有生气。

　　麒麟，亦作“骐麟”，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一种祥兽，与凤、龟、龙共称为“四灵”，其造型，麋身、牛尾、马蹄(史籍中有说为“狼蹄”)、鱼鳞皮、独角，角端有肉，是中国古人将许多实有动物的部位经过组合后的一种幻想出来的神兽。

　　这样奇异的生物一般人是绝对没有见过的，不过据说孔子见过。民间传说，孔子降生的当天晚上，有麒麟降临到他家，并吐玉书，上有“水精之子孙，衰周而素王，徵在贤明。”字样。意思自然是说诞生的这个孩子非凡人乃自然造化之子孙，虽未居帝王之位，却有帝王之德，堪称“素王”。至今，在文庙、学宫中还以“麟吐玉书”为装饰，表示祥瑞降临、圣贤诞生的美好寓意。到孔子71岁时，麒麟再度出现。事情大致是有一年鲁哀公在郊外围捕狩猎，发现一只从来没有看见过的野兽，大家就在后面拼命追赶，射了一箭后将此兽捕获。大家从来没见过这种动物，就找来了孔子，孔子看到后说：“这是麟啊……”孔子看着这只麒麟惊魂未定的样子，掩面大哭，心中万分悲痛。后来这只麒麟因惊吓过度不吃不喝很快就死了。这时孔子正在写《春秋》，感怀于麒麟出现得不是时候，甚为伤感，写下“西狩获麟”这句话后就停笔不再写了，于是有了孔子写《春秋》“绝笔于获麟”的故事。后汉武帝也曾称其祭天时也曾捕获过白麟，于是在太始二年（公元前95年）铸麟趾形黄金，史称“麟趾金”，太原的西汉清和太后墓曾出土此金，现存于山西博物院。

　　麒麟是以麋鹿的特征为主，融合了牛、羊、马的特征。它的始作者究竟是谁，其源流怎样，不是很清楚，有学者推测可能是周民族的祖先，因为周人原居西北，那时的西北，水草丰美，适宜鹿类的生长。正是因为麒麟的主要特征与鹿相似，人们又从来没有见过这种传说中的动物，到明代时，人们还曾把长颈鹿当做麒麟。1419年，郑和带着马林国国王赠送的长颈鹿回到了南京。大家一致认定，马林国国王所赠长颈鹿就是麒麟。更为有趣的是“麒麟”这个词在日本就是长颈鹿的意思。

　　在明代，金银矿是禁止民间开采的，对铜矿的开采权管理逐渐放松，到明后期，铜矿的开采大量出自民矿，即使朝廷铸币也仰仗民铜。铜矿开采权的放开，让民间用铜大量增加，铜铸的民用家伙什大量出现，铜摆件、铜造像也大量涌现。麒麟这种在传统文化中极富美好祝愿的装饰器也自然受到人们喜爱，成为重要的铜饰。

　　普查之星

　　张晓剑（临猗县博物馆馆长）

　　博物馆是收藏人类文明遗存的宝库

　　这次“一普”工作中，运城市临猗县博物馆登录上传的文物达6009件 （套），上报数量之多位列全省119县的第2位。在两年时间里把数量如此之大的可移动文物按照规定进行清理、拍照、测量、称重、登录、上传，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

　　“在这些文物中仅库存的钱币就有650多公斤，13万余枚，这些钱币从1992年发掘出土以来，一直放在库房里，从未进行过清洗和整理。在这次普查中，钱币要一枚一枚地清理，并按年代、大小、书体进行归类，真不是一件小工程。这些大多是北宋以前的钱币，由于时间太长了，锈蚀严重，字迹漫漶不清，清理工作特别困难。开始时，用白醋稀释了浸泡后，拿着细刷一点点清理。几天下来，气味难忍。后来，先挑拣一些品相好的进行清理，由易到难，历时大半年才彻底清理登录完毕。”提起“一普”工作，临猗博物馆馆长张晓剑最先想到的就是那些钱币。对于库存瓷器的清理，更是要认真、仔细，为了拍摄美观，必须清理干净。可是瓷器上有些物质就如同硬胶一般黏在上面，年轻工作人员不敢下手清理，面对这些难啃的需要担责任的“硬骨头”，张晓剑明白大家的难处，便自己一遍一遍用温水清洗，直到它们重新明媚照人。

　　“临猗位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居于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发源的区域内，文物数量大，种类丰富，研究价值高，这些文物都是中华文明的历史记录。”电话那头的张晓剑语气逐渐沉缓下来，能够感觉出他的心情有几分激动。张晓剑以前是从事文化工作的，2010年调任临猗县博物馆馆长，“作为一名文物界新人，这次普查是一次锻炼学习的机会，不仅摸清了家底，过手的每件实物，都让人深感震撼。全馆的专业水平得到了提高，更明确了文物工作的责任。”为了这次“一普”的摸家底工作，所有参与者都是全身心投入，原本就没有节假日的博物馆工作人员这次连晚上的时间也都搭进去了。“这次普查仅文物照片就拍了六七万张，在给国家文物局一普平台上传时，白天人多网速慢，就挑半夜三更上传，这个时间网速好一些。”两年时间里，家里难免会有些突发事情，张晓剑的母亲两次住院，他都是匆匆一瞥，无法照顾老人，只能让70多岁的老父忙前忙后。

　　如今“一普”工作算进入收尾阶段，张晓剑摸清家底之后，更加感觉到保护文物的责任重大。“临猗是全国文化先进县，山西省文化强县，博物馆作为保存历史文化遗存的机构，最能反映和展示临猗的历史文明，体现这里几千年的厚重文化。博物馆的功能是其它机构不能替代的。”张晓剑深知这些宝贝的价值和意义。他心里正盼着一件事，就是能把这些宝贝早日展示出来，让更多人欣赏。目前，已经有计划把临猗南城的一个展览馆改造成县博物馆，改造方案已出来了，专家们也给出建议了，就等改造完毕，让那些宝贝闪亮登场。

　　本报记者 李雅丽

zl1024

0

名称：陶鬲。时代：龙山时期。质地：陶。出土日期：2003年4月。细节：高42.5厘米，宽39厘米，口径30.6厘米，厚35厘米

　　新石器时代的“煮器”

　　临汾，地处中华古文明腹地，历史悠久，文化璀璨，是华夏民族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也是黄河文明的摇篮，古老的“丁村人”在汾河岸边留下了拓荒者的脚印，著名的“陶寺”不仅演绎了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重要篇章，更以唐尧部族的兴盛放射出华夏文明的曙光，最早的“中国”在这里出现。三千年前，晋国在这里诞生、发展、壮大，从此，“晋”与山西结下不解之缘！

　　陶鬲 你知道它是干啥的？炊具

　　鬲（lì），字如其形，其形状多为侈口、圆腹、三个袋状足，有的颈部有双耳。使用时，在三个袋状足下直接燃火煮食，陶鬲是新石器时代晚期出现的典型炊具，商周时期继续流行。

　　距今约4000-5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黄河中、下游地区出现一类文化面貌相似的遗存，因首次发现于山东历城龙山镇(今属章丘)而得名。分布于黄河中下游的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省，是汉族先民的文化遗存。山西境内的龙山文化以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为代表，主要分布在晋西南地区，时间约为公元前2500-前1900年。学术界称为龙山文化陶寺类型或者陶寺文化。

　　这件形制巨大的陶鬲，2003年4月出土于曲沃县东许遗址，为陶寺文化的代表性遗存。

　　东许遗址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发现，1986年夏和1995年春先后两次发掘。遗址由听城村西的高阜向西、向北各延伸约1500米，总面积超过200万平方米，其中心位置在东许村约800米处的苹果园附近，路旁的断崖上仍可见到遗址残迹。主要遗迹有灰坑、袋状窖穴。经过几次调查，东许遗址的主要文化内涵属于龙山时期的陶寺文化类型，另外还有零星的仰韶时期庙底沟文化遗存。2003年4月为配合东许铁厂的基建工程，在铁厂内的基建工地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抢救性发掘。发掘面积约300平方米，发现大量灰坑、窖穴、房屋等遗迹及大量的绳纹灰陶陶片，陶器器型有圈足罐、肥袋足鬲、单耳鬲、扁壶、瓮、盆、碗、杯等生活用具。其中在一个半地穴式房址中出土一件完整的夹砂绳纹袋足鬲。

　　大鬲通高42.5厘米、口径30.6厘米、裆高22厘米，在中原地区龙山时代炊具中鲜有堪与相匹者。采用模制、轮制、手制多种制陶工艺制成，为夹砂陶质，胎体厚重，陶色纯正，器身外表遍施绳纹，斜向分布，密度均和。陶鬲明显地分为上下两部分，上身形似深腹罐，尖唇，敞口，圜底，口沿部位有一对鸡冠形鋬；自罐口沿下至底面，均匀分布三条深长的空袋足，足尖短小似乳突，三足间分裆明显而形象，它们在罐体内部并不直接相连，而是有五厘米左右的间隔，从而形成三叉形的罐底。

　　多功能的炊具与一般纯用于煮水制羹的鬲不同的是，这件陶鬲有可能在煮的同时还兼具蒸的功能。三只粗壮雄劲的袋足之间与鬲身之间形成特殊的交接方式，致使分裆处的三叉形隔梁实际上等同于一面大孔的箅子，其上可放置大块饼团类干食，从而兼有了水烹汽蒸的用途，有了同时期出现的真正意义上“上甑下鬲”的“甗”（早期蒸锅）类似的功能。

　　当然，除了技术上的绝妙之处外，不应忽视的还有这件大鬲的艺术之美。以柔软的泥胎制作这样大型且结构复杂的作品，首先要具备娴熟的技艺和过人的胆识。惟其如此，陶鬲所展示的雄大气魄和匀称规则的造型才显得如此摄人心魄。以造型和气氛取胜本是龙山陶器的特长，而自鬲足盘卷向上的如薪柴烈焰般丝丝的绳纹，正是让我们身不由己地进入了远古炊食之美的气氛中。

　　五件宋元白瓷 霍窑的传世精品

　　霍州署现珍藏着5件宋元时期霍州窑瓷器，分别是：金白釉划花纹盖罐、金白釉印花双鱼纹折腹瓷洗、金白釉弦纹三足瓷炉、金白釉瓷盖罐、元白釉高足瓷杯，其中，前2件文物现借展于山西省博物院。均为霍窑传世精品，是研究山西地方名窑的珍贵实物资料。

　　白瓷是中国出现最早、延续时间最久的瓷器品种之一，经久不衰。以出土物为证，白瓷最早出土于东汉墓中，更为进步的白瓷出现于北齐时代，到隋唐时白瓷制造走向成熟，中国北方出现大量著名的白瓷窑，与更早出现于中国南方地区的青瓷相对应，形成了“南青北白”的中国早期瓷器发展局面。宋代定窑白瓷大量制作应用，对当代白瓷制作和后世中国白瓷制造业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白瓷就像摇篮一样，成就了后来的元青花、釉里红及各种彩瓷。

　　霍州窑原称霍县窑，也称“霍窑”或“彭窑”，窑址在今山西省霍州市陈村南。创烧于金，兴盛于元，延续发展有千年的历史。主要产品为仿定窑类型的白瓷，坊间或称为“霍定”，元代还烧造少量的白地黑花瓷，应当是吸收了山西许多以“黑货”的地方瓷窑风格。

　　霍窑白瓷产品可分粗细两类，细者胎质细白坚硬，胎体较薄，有的器物口沿涩边无釉，尤以折腰碗最为精致。霍窑虽为民窑，但其制作器物的技术、要求、工艺等远远精细于其它民窑，甚至不亚于官窑。霍窑器物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器物入炉时，数个套叠在一起，器物之间采用四至五个乳钉支烧，因此在器物内外均留有支钉痕或乳钉粘附在其上，这是霍州窑瓷器的一个特征。霍州窑窑具中就发现了大量圆饼形带数个小支钉的支托。霍州窑烧制的器物有碗、折腰盘、碟、罐、高足杯等。器物胎釉洁白，器里施满釉，器外施釉不到底。胎体一般在口沿处较薄，底部较厚。有的器物光素无纹，有的装饰以印花。纹饰题材以花草居多，线条精细流利，纹饰清晰。元代瓷器中的典型器物──高足杯，在霍州窑有大量的发现。叠烧与器外施釉不到底的做法，在元代也较为流行。在元大都遗址中也曾出土有霍州窑瓷器。

　　元代，霍州窑窑主彭均宝改进制技，效仿定器、烧制出造型新颖的器物，产品风靡一时，彭均宝之名随之而起，霍州窑被称为彭窑。明初曹昭《格古要论》载，“霍器出自山西平阳府霍州，元朝金钱匠彭均宝效古定器，制折腰样者甚整齐，故名曰‘彭窑’。”彭均宝是元代瓷器名师，嘉兴西塘（今浙江嘉善县）人，生卒不详。原是民间戗金匠，擅制戗金银漆器，所戗人物、山水、亭观、花木、鸟兽栩栩如生，巧夺天工。彭均宝自幼在江浙制瓷名地耳染目濡，年轻时又游历浙江各地，到各家大窑场制作戗金银器。后来彭均宝受聘到河北定州涧磁村，所戗作品备受商家赞赏，但因同行相妒，遂离开定州，四处飘泊。无意间经过山西霍州陈村，发现此地能施展自己的才能，从此安心奋斗创业。定州精美的瓷器总是时时在他的脑海中闪现，他就依照定器，改进制技和器物造型，产品换代，创制出别具一格的霍窑瓷器，从此名扬天下。

　　霍窑白瓷名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所用细陶土原料是国内少见的上乘陶土，正如《格古要论》所载：“彭窑所用窑上脉细白者与定器相似。”

　　在英国的大不列颠博物馆，北京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和西安博物馆均收藏着霍州窑的珍品。

　　普查之星

　　张光辉（省考古研究所普查队长）

　　酷暑中体味快乐

　　2013年和2014年两年的盛夏，张光辉都是在侯马南山度过的。作为侯马市“一普”工作队的一员，张光辉和同事们在那里普查整理了许多先秦时期的文物，收获颇丰。而对于那两个难忘的“暑假”，张光辉至今感慨颇深。

　　侯马南山库房是一个占地约5000平方米的文物资料中心，偏居侯马东南一隅，距离市区约8公里。那里的普查工作面临最大的问题有两个，首先是夏季闷热的天气及蚊虫骚扰，还有交通闭塞等困难。

　　“从上午九点多开始，气温就明显升高。到中午，屋子里简直热得让人窒息，一直持续到下午的西晒。虽然有两台老旧的风扇，但偌大的屋子，根本解决不了问题。于是我们一群没有顾忌的大老爷们儿，开始光脚赤膊上阵。普查主要是按逐个库房清查的方式进行，从一楼转战二楼，从东面转战西面，到了二楼西边库房时，由于拍摄光线的需要，工作室内基本是门窗紧闭，几个大小伙子肺活量也大，每天都是汗流浃背，这也招来了大量蚊虫的眷顾。我耳朵里每日听到最多的就是‘嗡嗡嗡’的挑衅。”张光辉说。

　　让他至今记忆犹新的是一次“弹尽粮绝”的经历。去年夏天，南山上连续几日大雨倾盆，虽然大大缓解了闷热的天气，但是连日的大雨也让原本就不便利的南山交通雪上加霜。“不仅快弹尽粮绝了，更糟糕的是一位普查队员在与蚊虫痴狂的厮杀中，不小心把相机和电脑的连接线扯坏了，那意味着数日的普查工作处于瘫痪状态，必须立即更换。”于是他一头冲进雨里，往山下跑，希望能在半路中拦到一辆出租车。可是一直走出山下的复兴村，也没有看到车影，只有再继续向市里出发。直到侯马市郊，才终于拦到了一辆出租车。最后在那位好心司机的帮助下，张光辉采购了满满一车菜粮，还买到了一根新数据线。“要知道我已经连续好几天没洗澡了，淋了那场雨正好当洗澡了，别提多舒坦了。”虽然时隔一年多，张光辉仍对那次天然的淋浴怀念有加，“和志趣相投的人一起做一件伟大的事，谁能说这样的经历不是人生中一笔宝贵的财富呢？”

　　本报记者 贾丽

zl1024

0

名称：金贞祐交钞铜版。时代：金代。质地：铜。细节：竖长方形，四周为云鹤纹花栏，花栏外上方横书“壹伯贯”三个大字

　　文物里有典故的味道

　　睹物，可以思人，更能鉴史。

　　在长治“一普”工程中，很多文物都如同一个个历史坐标，它所传递的史为今鉴的宝贵信息，依然熠熠生辉。从战国蜻蜓眼琉璃珠，看异域文化如何融合改良；从金代交钞铜版上，看到滥发纸币几可亡国……

　　战国蜻蜓眼琉璃珠 也是“随侯珠”

　　它是一件晶莹剔透的古物，也是一枚圆润斑斓的饰物，制作工艺从万里之外的异域逶迤传来，从此缀美了贵胄大夫的生活。它来自大琉璃家庭，名叫“战国蜻蜓眼琉璃珠”。

　　战国蜻蜓眼琉璃珠存世不少，我们单说这件——1961年出自长治市分水岭墓群36号墓的珠子。墓内出土随葬品54件，主要为青铜器。组合为鼎、敦、壶。战国蜻蜓眼琉璃珠当时记录为4件，现存长治博物馆2件。

　　定睛观瞧这两件战国蜻蜓眼琉璃珠，椭圆形，白圈蓝点，形似蜻蜓之眼，中有穿孔，外径0.5厘米。琉璃珠材质是最早的铅钡玻璃，属于中国古代原始玻璃器的经典类型，俗称蜻蜓眼。

　　何为琉璃珠？相传随国的君主随侯在一次出游途中救下一条受伤的大蛇，大蛇痊愈后衔一颗夜明珠送给随侯，后人称之为“明月珠”或“随侯珠”。

　　随侯之珠虽然美名天下，但人们一直不清楚到底是啥。直至1976年随侯墓出土才真相大白。所谓随侯珠，就是精致华美的战国琉璃珠！根据建国以来的考古资料显示，战国琉璃珠出土地主要集中于湖北江陵和湖南长沙，两地都属于战国时期楚国的故土。“琉璃”一词从何而起？有个浪漫而又凄美的故事为之注解。

　　范蠡为越王勾践督造王剑，历经3年烧制铸成。王剑出世之日，范蠡在铸剑模内发现了绿色神奇粉状物体，与水晶熔合后晶莹剔透却有金属之音。越王感念范蠡铸剑之功，将神奇物质命名为“蠡”。范蠡遇西施，以“蠡”打造出精美首饰，作为定情物送予西施。越国惨败吴国，西施被迫赴吴和亲，临别时，西施将“蠡”送还范蠡，西施的泪水滴入“蠡”中流动，后人称之为“流蠡”。“琉璃”就由此演变而来。

　　何为“蜻蜓眼”？“蜻蜓眼”，春秋战国时期从西亚或印度引入，受到王公贵族的极度喜爱，继而产生了社会需求，导致中原玻璃艺匠开始利用本地原料进行仿制，以氧化铅和氧化钡代替苏打，制造出与西亚、地中海东岸地区配方不同，即含铅钡成分的“蜻蜓眼”玻璃珠。珠面上常有多组由蓝色圆点和白色圆圈组成的“鱼目纹”，因珠子上叠加的圆圈很像蜻蜓的复眼而得名。

　　这是“眼睛文化”的产物。“眼睛文化”源于西亚或印度，人们赋予了它“代表神人的眼睛，可用以抵御邪恶”的含义。“蜻蜓眼”珠辗转而至楚地，造型别致，很快征服了好奇喜新的楚人，而宗教上的意义又暗合楚重巫的文化心理。在楚国强盛的国力作用下，形成了一个以湖北、湖南两省为中心的蜻蜓眼辐射圈，远播秦魏。因此，山西长治出土此物，不足为奇。

　　战国时期琉璃眼珠多为类形球，并不规整，尺寸比较小，绝大多数直径不足两厘米。其饰纹简单，采用西亚常用的几何图案，与同期中国玉器或金属器物上传统的云纹、蟠螭纹和龙、辟邪等图样大不相同。

　　赏金贞祐交钞铜版 看金朝兴亡

　　这件文物，绝对是超级大杀器。在宋金历史上，杀人于无形，毁国于庙堂。你以为我要说钩镰枪拐子马，其实，我说的是钱。对，纸钞。

　　沁县文物馆的这件金贞祐三年交钞铜版，为国内存世金贞祐钞版最佳者，极为珍贵。贞祐三年（1215），已是风雨飘摇的金朝末期，交钞贬值严重，通货膨胀，故此钞发行时间很短。

　　此版为竖长方形，四周为云鹤纹花栏。花栏外上方横书“壹伯贯”三个大字，右上书“每纸工墨钱捌文足”，下方为“纳旧换新减半”。花栏内上部正中刻有“壹佰贯八十足陌”，右有“字料”二字，左有“字号”二字；两侧篆文是“伪造交钞处斩”“赏钱贰佰贯文”。

　　中国的纸币之源始于唐宪宗年间的“飞钱”，这是一种官方开具的汇兑凭证。到北宋时，四川民间发行“交子”，仁宗天圣元年（1023），北宋在成都设益州交子务，革除伪造之弊，发行“官交子”，便成为最早由政府发行的纸币。

　　在当时人看来，纸币利于流通、促进交易。但隐藏的巨大危机，人们还没有来得及认识。之后不久，纸币就让人见识到了“通货膨胀”的可怕。北宋外患内忧不断，财政支出浩繁，于是，朝廷不得不滥发纸币，以应付开支。南宋的纸币大多被称为“会子”。这个朝代几乎继承了北宋所有的弊病。由于北有强邻，南宋不得不把大量财政收入投入到边境战事中。朝廷拿不出钱，只好继续毫无节制地印钞，饮鸩止渴。

　　南宋把北宋的毛病学了个精通，而南宋是金最好的老师。金贞元二年（1154年），金政府决定设立“交钞库”印发纸币“交钞”。先在黄河以南通行，后来逐渐推向全境。其最先发行的纸币“交钞”，分大钞、小钞两种：一贯、二贯、三贯、五贯、十贯，谓之大钞；一百、二百、三百、五百、七百，称作小钞。钞券与钱并行，七年为限，到期纳旧易新。到金世宗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取消七年厘革之限，改为无限期流通。既无稳定币值之措施，又无解决出多入少弊端之术，为纸币发行失控大开方便之门。加之金代后期北有蒙古入侵，南有南宋之对峙，军费开支巨大，纸币发行无度，导致贬值严重，不得不废止，另印新钞。

　　金朝交钞，由朝廷统一印制，分路管辖发行，通行长达六十年之久。为加强纸币印制与发行的管理，设置了印造钞引库和交钞库。同时还设有抄纸房，生产钞引专用纸，由印造钞引库兼管。在发行方面，各路均设有转运司。然因金钞既不分界，又经常印发新钞，钞名亦不断更新。这样，各种不同名称的旧钞、新钞在市场上同时流通。其数量越积越多，其值自然越来越低，到元光元年（1222年），万贯金钞换不到一张烧饼，再后，几成废纸（这番场景，是否想到了一麻袋金圆券难买一盒火柴的民国旧事）。不过，纸钞这口黑锅，金朝倒是没背太久，没几年，蒙宋联合夹击，金朝亦随之灭亡，纸质金钞的命运，大抵会成为民间灶底的不可持续性燃料吧。交钞铜版大概好一点，既砍不动，又不方便铸剑化犁，所以才保存至今。

　　多说一句，宋朝亦用纸币，但当时纸币和实物货币同时使用，这样纸币无法大规模贬值。准许实物货币使用，实际上给纸币这个野马套上了缰绳，不至于脱离控制。

　　钞能载国，亦能覆国。有人把美元也叫美刀，事实如刀啊。本报记者刘巍

　　普查之星

　　袁佳珍（山西省文物资料信息中心技术员）

　　她是全省普查数据的“大管家”

　　入行十多年，袁佳珍从没像今年这般忙碌过。这一年，全省文物普查进入“大决战”，而她，是全省文物普查工作的“大管家”。“大管家”的称号，是全省普查队员们给她封的，她不但要作为辅导老师出现在各种培训班的讲台上，不分早晚地在电脑前答疑解惑，还得作为普查队员深入基层单位检查督导审核数据，更主要的是，几乎全省所有普查单位的数据都要汇总到她这里，整理上传到国家文物普查办的数据库。

　　数据上传这项工作听起来简单做起来难。不单是因为全省的数据成千上万、数量庞大，而且国家数据平台经常处于拥堵状态，干着急使不上劲。为了不落下工作，她只好把任务带回家，还得避开人们上网的高峰期，每晚11点以后开始工作，三四点钟收工，然后小睡一会儿，又得去上班了。一年多来，她几乎没睡过一个囫囵觉。“大管家”操持一大家子的活儿，得细心、耐心、交往能力强，袁佳珍果然把这些特点用到了极致。为保证工作进度，节省传送时间，她每月都要带着成千上万条数据到国家“一普”数据平台通过内网传送。因为深得信任，她常在下班后被特许留在机房传数据，每次去都要干一个通宵，那些被她的个人魅力“征服”的小伙伴们会在她困得扛不住时，伸出援助之手。体贴的袁佳珍，也会为小伙伴们送上山西特产或精心准备的礼物作为感谢。

　　虽说“管家”一职劳心费神，但袁佳珍从来没有叫苦叫累过，在“一普”战线上，她从未缺席，她的欢声笑语、幽默乐观的心态，还为紧张的工作氛围增添了不少乐趣。其实，长期连轴转的节奏，让“管家”的身体也出现了一些状况，可她依然选择了默默承受。她对普查工作的全情付出，她对数据的严谨细致，她对队员的热情与爱心，无愧于“管家”称号。提起自己的工作感受，她用朴实的话语说道：“我喜欢这个‘工种’，所以我工作我快乐。”

　　本报记者 孙轶琼

zl1024

0

名称：白釉剔花镂空花卉纹腰圆形瓷枕。时代：宋金。质地：瓷。细节：枕面长27.4厘米，宽18.8厘米，枕墙前高10.2厘米，后高14.3厘米

　　宝贝无缺 历史无憾

　　晋中，地处山西中腹，贯通南北，连接东西，自古以来，文化荟萃，商贸繁盛，纳珍藏宝，琳琅满目。精美文物，素为世人所叹。

　　金代镂空瓷枕 是陪葬品，也是实用器

　　瓷枕历史是从隋代开始的，唐宋时期较为流行，尤在宋金时期达到艺术之巅。

　　2013年5月16日，在晋中市昔阳县松溪路发现了一座砖室墓，昔阳县文物管理所和昔阳县博物馆对其进行了发掘，并进行了异地搬迁保护。该墓葬虽未发现如山西其它宋金墓一样的壁画痕迹，但墓室结构完整而特殊，随葬品位置明确，且数量之多、质量之精在该区域同时期墓葬中较为罕见。此次发掘，出土了包括瓷枕、执壶、茶盏、铜镜等大量精美文物，其中就有这件“金代白釉剔花镂空花卉纹腰圆形瓷枕”。

　　这件瓷枕以大面积的镂空工艺和精美的制作，令人叹为观止。枕整体呈腰圆形，平底，底部中心掏挖椭圆形大孔；枕墙一周近竖直，上承枕面，枕面前低后高，中央略微下凹。枕面装饰三重剔花纹样。最外层为一周窄条带，向内为一周卷草纹条带，枕面中部为卷草花卉纹，共有三朵花头，上部为牡丹花，下部两侧为莲花，花头间以“S”形缠枝卷叶相连，卷叶线条优美曼妙。枕墙两侧及后部采用镂空技法，装饰为五朵缠枝花卉。花枝主干呈波浪形，每一处曲折处出分枝接一朵花头，花头方向上下相间，主干两侧出众多卷叶。所有枝干、卷叶、花叶轮廓以外瓷泥均被雕刻切去，呈镂空状。巧妙利用卷叶、花瓣等部位与枕面上下相连，既不失美观，又有一定的支撑强度。

　　剔花装饰是宋金时期北方地区制瓷窑场中高档瓷器产品上流行的装饰手法，可分为剔地留花和剔花留地两类，以河北定窑、井陉窑、山西平定窑、河南当阳峪窑等诸多窑口为常见。

　　因其对胎体、造型、烧成温度等要求较高，故而成品率低。

　　这件白釉剔花镂空花卉纹腰圆形瓷枕集剔地留花与镂空技法于一身，实属罕见。加之形制较大、保存完整，其学术及艺术价值尤为重要，是北方宋金时期陶瓷艺术品中一件难得的珍品。

　　综合各方面判断，该枕当是山西平定到河北一带窑场的产品。

　　据相关研究人员考证，古代的枕头比现在的功能多一些，兼具保健、嫁妆、镇宅、陪葬等功能。

　　“现在很少有人在送嫁的时候送枕头了，但在二三十年前，大部分人还送枕套，岁数大的人都知道这段历史，为什么呢？这就跟我们的陪嫁文化有关。”我国著名瓷器专家乔木说，现在的枕头还残存着一些古代枕头的功能，保健是第一位的，而瓷枕一般为镇宅而使用，这在《唐书·五行志》里有记载。

　　乔木介绍说，陪葬的功能不用说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大量的出土报告中都有说明，尤其是宋墓。宋墓里出土的瓷枕非常多，这让很多人认为瓷枕就是为死人订烧的，作为陪葬所用。但知名收藏家马未都却不这么认为，他在一篇相关文章中表示，因为出土的宋枕，很多上面都有文字，你不能判断它是为死人写的还是为活人写的，但是有的文字你可以看出它是为活人写的，比如“众中少语，无事早归”。就是说，人多的时候少说话，没事的时候早回家，那么这枕头显然不是给死人枕的。

　　此外，古代枕头还具有一定警醒作用。因枕头与人关系密切，要睡觉难免先看一眼枕头。宋代的工匠们就利用了这一眼，在枕面上写上诸如“为争三寸气，白了少年头”；“有客问浮世，无言指落花”；“过桥须下马，有路莫行船，未晚先寻宿，鸡鸣早看天”等通俗的格言。

　　枕在宋瓷中有着极为特殊的地位，它以有限的画面记录了宋人的生活，体现了宋人身心放松、与世无争的心态。

　　清光绪水牛角组合票版 能防伪，也能教育员工

　　平遥县中国票号博物馆珍藏着一枚“永达成”（有说永远成）票号水牛角组合票版，是上世纪90年代由平遥县刻字行后代呼其任先生捐赠于博物馆的。这枚票版为清光绪年间的珍贵文物，距今约140多年的历史。票版质地坚硬，雕刻精细，印迹清晰，保存相对完好。

　　山西票号在中国近代金融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明末清初，山西商人遍布全国，履及世界，极负盛名，历史上称为“西商”或“西帮”。山西票号初始于道光年间，兴盛于光绪年间。“票号完全是清朝的产物，而且和清朝同时衰亡”。《晋商盛衰记》记载：“山西平遥人雷履泰在天津开设日升昌颜料铺，所贩颜料中，有铜绿一种，产于四川，因自往重庆制造铜绿到天津，当时现银的运送，数目多的则有镖局保送，但有时仍有可能被劫，在那动荡不安的时代，无论是商人还是普通人的银两往来，常常遭到匪帮袭击，劫镖事件屡屡发生，商家为此苦不堪言。道光三年（1823）胸怀韬略足智多谋的雷履泰大动脑筋，在“钱”字上做着文章，经过几年的酝酿，借鉴唐代的“飞钱”，以及宋人“交子”的启迪，演化出了汇兑、汇票。

　　票据是票号或钱庄一种存款和取款的凭据，而印制票据的模版就是票版。最初的票版制作比较粗糙，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票据的使用越来越广泛，一些信誉良好的商号所签发的票据，商人就直接用来支付货款，票据逐渐具备了信用货币的性质。这样一来对于票据的印刷及防伪就有了很高的要求。

　　“永达成”票号水牛角组合票版，是由10块水牛角拼接雕刻成，长18厘米、宽9厘米、高4厘米的长方体。竖版面，版面的格式由边框、天格、地格三部分组成，版面虽是组合而成，却不能随便移动和更换，其外围用铁皮做围子，内里则是用水牛角长钉穿牢。票版上部天格内横书“永达成”字号，地格从左至右，上下行文，“凭贴来取”，“字”，表示印刷的批次，“号”表示批次中的第几张，“钱”为金额，末行“年月日”。

　　票版的边框多有人物组画和文字，其文字为朱伯庐的《朱子家训》，整篇文章上下行文，字体隽秀，分布于票版四角，既告诉了人们做人的道理，突出了晋商对伙计的德行教育，又有了防伪的作用。组画为福禄寿，亭台楼阁，寓意着行商之人的高雅情趣以及对财富孜孜不倦的追求。水牛角质地的票版比早期木质票版质地细密、坚硬，使得具有防伪功能的票版周边雕刻各种繁复精细的花草、人物成为可能。在这些看似装饰性的边框图案中，隐藏着诸多只有当事人才能识别的密码，比如特别的断纹、留白，以及用假字的应用等等，同时由于其质地不易干缩开裂的特殊性，耐磨也适应了大量反复印制的需求。

　　山西票号的票据遗留下来的本就很少，保存下来的票版更是凤毛麟角。“永达成”票号水牛角组合票版，构造奇妙，制作精良，可谓：“晋商票版之王”。

　　普查之星

　　王天义（长治市“一普办”联络员）

　　因为热爱 所以坚持

　　2013年11月，王天义的母亲由于鼓室球瘤需要做手术，当时长治市“一普”正处在国有单位摸底调查阶段，部分县里拿到的国有单位名单不全，调查结果差距很大。由于单位人手有限，自己又是“一普”联络员，虽然在北京陪护母亲住院，仍然需要工作。上午在医院照顾母亲，下午回宾馆多方联系编制机构，尽可能全面地拿到长治市国有机构、企事业单位等详细名单。经过多方努力，长治市向5199家国有单位发放了《国有单位文物收藏情况调查登记表》，实现了国有单位百分之百全覆盖。

　　2014年8月，王天义的母亲再次脑出血住院，作为家中的男孩，照顾母亲是必须的，但是文物普查工作也是要按时完成的。王天义硬是坚持两头跑，在9月底督促长治市16家行业内单位全部地开展“一普”工作。“母亲到太原康复需要人照顾，父亲身体又不好，每每想起母亲让自己赶快回去工作的眼神，我就心如刀绞。”说着话，王天义就哽咽了起来。

　　在“一普”工作中，王天义的主要工作就是“上传下达”，说起来简单，但真正实施起来，麻烦还挺多的。市级普查办虽然不需具体深入一线做调查，但是区域内的普查困难都得协调解决。联系省局，向省局请示工作，传达上级的最新要求，与兄弟单位协商，向专家请教，协调县里与行外单位关系……多方面多渠道解决难题。长治市先后组织了四次普查培训，每次从报送培训名单、邀请授课老师，到制作会议秩序册、座位排序，几乎都是王天义一人担负下来，工作繁琐，但却非常锻炼人。

　　王天义永远忘不了去年冬天，黄崖洞风景区那次文物普查。2014年11月27日一大早，王天义陪同秦秋红、杨林中等专家会同黎城县“一普办”的同志前往黄崖洞认定文物。没想到刚进山，就飘起了雪花，还伴有阵阵寒风，原本一个半小时的山路走得异常艰难。直到11点半，他们才走到高山公园。杨林中患有糖尿病，需要定点进食，否则会导致血糖降低。那时，王天义第一次意识到自己不仅是一名工作者，还要联系团队，为专家们的方方面面考虑。他立刻把所有专家们的包都拎到自己手里，同时联系午饭。午饭过后，又经过一个半小时的攀爬才到达了黄崖洞纪念馆。冬天无人参观，馆内异常寒冷，但他们还是认真地逐件认定，用两个多小时登记完了44套110件文物后才下山。那时雪已经下得很大了，一行数人下午4点才安全下山，大家早已冻成了“雪人”。

　　本报记者 贾丽

zl1024

0

名称：北魏佛头，时代：北魏，质地：砂石质，细节：高约22厘米雕工细腻

　　古老部族的遗痕

　　山西是中国历史上民族战争最集中的地方，也是民族融合最彻底的地区。尤其是游牧民族你方唱罢我又登场，有些部落、民族的存在可能只是短短几十年、上百年，“从来幽并客，皆共沙尘老”。岁月无情、黄沙无情，那些远去古老部族的点点遗痕是留给后人最珍贵的记忆。

　　含笑千年的石佛来自北魏

　　这尊佛像头磨光高肉髻，弯眉，细目微闭，高鼻，小口，嘴角现笑意。凝视中，你的身心会由此安静下来，外界的喧嚣渐渐远去。此时此刻，你会随着佛首畅想，一个疑问开始萦绕于脑海：他们来自何方，身体又在哪里？

　　这里有一个曲折的故事：

　　1997年11月28日，阳泉市郊区旧街乡政府在阎家庄村修公路，开山取石时山崖上滚落下一巨石，石头上刻有大量摩崖造像，施工立刻暂停，文物考古者火速来到施工现场。

　　文物工作者在这里发现了一个共有1窟7龛70余尊造像组成的石窟。经过一番考证，这个石窟始凿于北魏孝昌三年（公元527年）。佛教石刻造像在我国始于北朝，盛于唐，续延千年。历代造像中，尤以北魏石刻佛像最有神韵，也最具有历史研究和考古价值。

　　北魏是一个极为崇信佛教的时代，佛造像的艺术水平极高。同时，又因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的灭佛运动，北魏佛像的存世量也极少。这批石刻是在太武帝灭佛之后雕刻的，得以存世实为幸运。这些石窟造像雕刻技法细腻，佛像保存完好，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是当时山西省文物考古中少有的重大发现。文物部门为如此重大的发现兴奋不已，立刻启动了对这批文物的保护工作。就在文物部门制定保护计划的时候，意外出现了。

　　1998年1月14日夜晚，一群文物盗贼开车呼啸而来，异常嚣张。他们将看护人员用铁丝捆绑后，将石窟中11尊主要佛像的头部凿下掠走。此案引起了中央和山西省有关领导的高度重视，阳泉市公安机关迅速抽调精干力量组成专案组。寻找佛头，抓捕文物贩子的工作及时展开了，办案人员查阅了大量山西省及周边地区文物案案宗，先后14次深入河北省曲阳县、保定市等地开展侦查。追回佛头的工作几经周折，直到今年11月5日，公安人员在河北保定市的曲阳县抓获了6名犯罪嫌疑人，追回3个石佛头像。

　　案子一旦有了眉目，便势如破竹。公安人员立即乘胜追击，南下广东、福建等省，抓获了其余的犯罪嫌疑人，追回剩余的8个佛像头。至此，11尊佛像头失而复得，但是创伤却是永远都无法弥补了……

　　佛家讲劫难，对于这11尊佛像，这也是一场劫难。望着这尊佛头，无论历经多少劫难，内心都似乎永远保持着平和的心境，那微微上扬的唇角似乎是对劫难的坦然。再似乎，穿越千年，当年雕刻这尊佛像的那个工匠，把自己内心的那种虔诚、平静、喜悦也全都融入到了这石像之中。

　　静静地，凝视佛头，心底油然而生的是一种安详与温暖！

　　一枚刀币背后的仇犹古国

　　在阳泉市盂县文管所的收藏品中，有一件刀币常常引起人们的注意，别看它貌不惊人，但背后故事多多。

　　1996年盂县某处建筑工地出土了一批尖首刀币，总数约1000枚左右，盂县文管所收藏的只是其中之一，其它的早已经散存于社会收藏家手中。

　　当年这批尖首刀出土时保存完好，形制基本相同，为尖首弧背凹刃圆环，刀面铸文字或符号一至三个不等。钱币通长15.6-17.6厘米之间，重量以20克以内者居多，最重者22克，最轻者14.4克。曾任中国钱币博物馆馆长的黄锡全教授认为，这批刀币中的70余枚大型刀“可以确定是春秋中晚期小国肥、鼓、仇犹及鲜虞等白狄铸行的货币”。并且认为部分刀币上的铭文“九”“斿”两字可能即为“仇、斿”，是仇犹国所铸货币。

　　仇犹古国是周灵王时，由白狄人在盂县建立的，建于公元前569年。春秋时，在太行山北部地区有一个民族名“狄”，以游牧为生，善于骑射。到了公元前675年时，狄族分为四支———赤狄、白狄、长狄、众狄。长狄和众狄建立了中山国，白狄建立了仇犹国，因为同出一支，仇犹国也是中山国的同盟国。到了公元前475年，晋国的智伯攻打中山国，仇犹也在这场战争中灭亡。仇犹古国存在不足百年。

　　这批尖首刀的出土令人十分惊喜、意义非凡。仇犹国亡国较早，有关仇犹国的文献、实物资料十分稀少，而这批刀币是目前发现的仅有的仇犹货币，为了解仇犹国提供了十分宝贵的实物资料。春秋战国时，燕国、齐国、赵国、中山国都是使用刀币的国家。刀币由刀首、刀身、刀柄、刀环几部分组成。刀首是划分刀币类型的主要依据，按照其形状可以分为针首刀、尖首刀、截首刀、圆首刀和平首刀。按照刀背分为磬折刀和弧背刀。关于尖首刀铸形的年代，学术界向来争论不一，近年来普遍认为是在春秋中期至战国初年铸行。这批尖首刀刀面所铸地名，多在河北保定、满城以南，邢台以北的石家庄地区，其东的山东与河北交界地带以及阳泉地区，从而为尖首刀铸造的国别和年代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盂县所出尖首刀还为燕国所铸弧背明刀的起源提供了新的线索。战国时期，燕国铸刀币又被称为“明”字折刀，盂县出土的刀币证明燕国的弧背明刀的起源是多源而非单源的，当时不仅燕国铸行尖首刀，中山、仇犹、肥、鼓、鲜虞等小国也铸行尖首刀。

　　这批尖首刀以实物资料丰富了学术界对春秋时期白狄诸国政治、经济和文化面貌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相关文献记载的不足，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

　　普查之星

　　王利兵（兴县文物旅游局文物科科长）

　　让每一件文物都焕发出熠熠光彩

　　吕梁兴县在两年文物“一普”工作中共收录两万余件文物，涉及8906个条目，可谓庞杂，是我省一普中数量最大的一个县。

　　王利兵是兴县文物局这次“一普”工作的普查队长，他说，开始时自己是推辞过这个队长的责任。王利兵从事文物工作是2004年开始，这个工作常年在野外无人问津的地方活动。在第三次全国不可移动文物普查时，王利兵就是队长，开着辆小面包车走遍了兴县的山沟河滩，去的都是罕有人迹的野外。有时从早到晚走十多个小时，等到普查结束，他已经腰疼得直不起来，到医院检查———腰椎间盘突出。这时，王利兵才知道那段时间拼命干活确实是有后果的。实心眼儿的他只要工作放到肩头，他就会忍不住要努力把活儿干好，干到尽量完美，他怕自己的身体影响工作，可是在业务上确实离了他不行，他还是担下来了。

　　兴县“一普”工作中前前后后加入到普查队的人不少，但流动性大，真正能做事的最多时也就四五个人，最少时只有两个人。“当时挑选做‘一普’工作时，就是选牵挂少的人，要干就得保质保量。”王利兵知道肩头的担子，知道文物普查的分量。领队不干，别人就更不干了。王利兵是那种责任压肩就全力以赴的人。两年普查工作中，他跟大伙儿牺牲了所有的节假日和午休。县城里的节奏原本是不紧不慢的，文物局在一般人眼里更是个清闲单位。午休时间都没有，不用说外人，家人都不理解、不相信。

　　“你们就那么忙？比领导还忙咧？”83岁的父亲住院一个月，王利兵每天抽空去医院看一眼就跑了，五分钟都不到。老人忍不住问了好几次。“这家就是宾馆，回来睡一觉就跑了。”王利兵的媳妇也有意见，为此跟他吵架闹情绪。

　　“我能咋呢？确实是很忙很忙。”面对责任，如何选择从来都不是问题，王利兵知道家人是能体谅他的。

　　在文物普查中所有文物都要清理、拍照。给文物拍照这项工作，在外人看来似乎就是摁摁快门。可是，当同样一件东西，王利兵拍出来的就与众不同。他不放心交给别人，文物局库房里的那些宝贝全都是他端着相机拍的，这对于腰椎间盘突出不能弯腰的他真是一种折磨。“铜器、瓷器的拍摄是不一样的，光圈速度都要调整变化，文物的角度也要选择好。”因为父亲是山西摄影家协会的大拿，他打小就耳濡目染，在文物部门工作又专门研究了一番如何拍摄文物。经他手拍出来的文物神采奕奕。

　　兴县文物局在这次普查中还承担了晋绥图书馆的普查工作，这座图书馆是全省馆藏书最大的图书馆。图书馆缺人手、没网络、暖气还不给力，几个人冻得瑟瑟缩缩，尽管如此都没抱怨，活计做得一如既往地漂亮。

　　王利兵说，“一普”进入收尾了，等这个工作结束，自己就想请几天假，展展腰。

　　本报记者 李雅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