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21日下午至22日，首届中国考古学大会秦汉考古专业委员会学术研讨会顺利结束。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大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徐州博物馆、烟台市博物馆、吉林市博物馆、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郑州大学、河南大学等16家文博单位、高校和科研院所的27位考古学者，分别做了主题演讲。

 

　　研讨会由信立祥、白云翔、焦南峰、韩国河、郑同修、李银德轮流主持和评议，高屋建瓴，妙语连珠。与会人员研讨内容广泛，交锋激烈。中国、韩国、日本等国的老中青三代学者，以及来自中国人民大学、河南大学、郑州大学等国内多家院校的学生、媒体记者及热心听众济济一堂，共享学术盛会。研讨会主要围绕以下三方面展开。
 

会议现场由信立祥、白云翔、焦南峰、韩国河、郑同修、李银德六位老师轮流主持和评议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焦南峰以《从“天下之中”到“南面称王”——中国古代帝王陵形制演变的考古学观察》为题，从陵墓的形制、陵园的结构及陵区的布局入手，对从商周到明清3600多年来中国古代帝王陵发展演变的宏观趋势进行梳理，将中国古代帝王陵形制的发展演变分为两期五段，并阐述了其中的历史动因。郑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韩国河以《两汉陵寝制度比较研究》为题，就两汉帝陵的选址与分布、陵寝要素的组成进行比较研究，并对两汉陵寝变革的原因进行分析。他认为西汉之初陵寝的设置主旨在维护政权的稳定性，东汉陵寝则是趋向强调政权的合法性。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孙伟刚以《略论秦汉帝陵的“寝园”》为题，认为秦汉帝陵的寝园始于秦始皇帝陵，秦始皇帝陵寝建筑遗址为秦汉帝陵寝园的雏形，也是秦汉帝陵中结构最复杂、形制最完善的寝园建筑，奠定了汉代及以后帝陵寝园的形制结构。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同修、崔圣宽以《定陶汉墓考古新发现及其意义》为题，根据定陶大墓新发现的黄肠木上墨书“建始四年”、“和平二年”等纪年资料，以及墓道南北两侧的礼仪性建筑等发现，推测墓主人可能是汉哀帝之母丁太后。烟台市博物馆闫勇以《试论胶东地区汉代石椁墓》为题，论述在胶东发现的15座石椁墓与山东内陆鲁中地区关系密切，其传播方式可能为直接的小规模人员流动或人口迁徙，也可能是本地区葬俗受内陆地区影响而形成的。大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张翠敏以《辽东半岛两汉墓葬分期》为题，认为战国晚期至西汉，辽东半岛流行贝墓，并成为主要墓葬形式；西汉晚期至王莽时期出现了带有贝墓遗风的贝石墓、贝瓦墓、贝瓦砖墓、贝砖墓、贝砖木合筑墓，贝墓仍然流行，主要流行夫妻合葬；东汉开始流行砖室墓。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白岩以《北京地区战国秦汉时期瓮棺葬研究》为题，系统介绍了北京地区已发表的73座儿童瓮棺葬，圜底大口深腹釜是北京地区瓮棺葬的主要形式。她还介绍了通州胡各庄墓地新发现的成人瓮棺葬。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史党社以《从墓葬中的“异例”看秦文化的传播》为题，认为秦文化的特征从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得以初步确立，嬴姓的秦人宗室贵族有墓主直肢、头西向、腰坑（殉狗）、人殉等葬俗。在陇东南、关中附近的秦墓中，有一批并非秦宗室贵族却使用上述葬俗的“异例”，表明秦文化在形成之后，曾对境内的异姓族群存在着文化传播。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李龙彬以《辽阳新发现的河东新城东汉壁画墓及其相关问题》为题，介绍了辽阳新发现的一座东汉晚期壁画墓情况。其中的童子牵鸠车图和角抵图为辽东地区首次发现，壁画中有“公孙”字样的墨书题记，推测其应是辽东大族公孙氏之墓。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樊温泉以《郑韩故城东周时期空心砖墓葬研究》为题，对324座空心砖墓葬进行了分类和分期，得出郑韩故城东周时期空心砖墓葬发展的规律和区域特征。
 

与会学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振东以《汉长安城的郊外》为题，通过长乐宫、未央宫、北宫以及武库、太仓、大市等的考古发掘和文献记载，探讨了长安城的城内与郊外的分界问题。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张卫星以《秦汉时期的前殿及相关问题初步研究》为题，论述秦汉时期前殿类建筑是大型宫室建筑组合中的主要部分，来源于周代宫室建筑的主体部分，并受到战国时期高台建筑的影响，汉初定型，经过东汉时期的变化，最终演变为魏晋时期的大朝正殿。中国国家博物馆游富祥、张晓磊以《“千渭之会”田野考古调查》为题，介绍了为寻找秦人的早期都邑，对千河下游入渭处、陈家崖及魏家崖等遗址进行田野考古调查的情况，找到了一些重要的线索。吉林市博物馆董学增以《吉林地区古文化、古城、古国——以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吉林市为例》为题，对以吉林市为中心的西团山文化的基本特征、分布范围、社会性质及族属等问题进行分析，对以吉林市帽儿山墓群为代表的夫余文化的内涵也进行了简要介绍。中国人民大学考古文博系王晓琨以《内蒙古中南部地区秦代城址及相关问题》为题，通过对该地区战国至秦汉时期城址及墓葬重新考察后发现，至迟在战国晚期，秦人已经开始在此设城，和林格尔土城子城址很可能始建于战国晚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程鹏飞以《蒙古国中东部地区匈奴城址与聚落考古的新发现》为题，介绍了2014～2015年在蒙古国的鄂尔浑河、塔米尔河、土拉河、克鲁伦河流域调查、发掘的匈奴聚落与城址，这是近年对匈奴城址的最新考古资料，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刘海旺以《汉代聚落形态试论》为题，论述汉代聚落形态面貌主要取决于宅和田的空间关系。按照距城市的远近，将汉代聚落分为城郊型、远郊型和垦区型等不同的类型。依照聚落内部构成要素的空间组成形式，又分为分散型、集中型、共生型等聚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张建锋以《城市水利考古学初论》为题，对城市水利考古的概念、方法和工作内容等进行了具体的阐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瑞以《郑国渠、白渠的走向及相关问题研究综述》为题，回顾了以往对郑国渠和白渠的研究情况，并根据2013年开始的栎阳城遗址考古勘探和试掘，认定白渠所经的位置并不存在渠道，在栎阳城北的石川河北侧勘探发现一条东西向的大型沟渠，其时代与白渠的时代吻合。
 

与会学者
 

 

　　徐州博物馆李银德以《玉枕概论》为题，重点梳理了汉代玉枕的形制和演变，认为汉代是玉枕的发韧期，也是使用玉枕数量最多的时期，是仅次于玉衣、玉棺和玉面罩的重要殓葬玉器。其基本形制有镶玉枕、虎头櫈形枕、实玉枕和空心玉枕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龙国以《山东发现的汉代胡人石雕像》为题，考察山东新发现的汉代胡人石雕像，从衣着及其形态推测，其代表身份地位较高的胡人，是对在朝为官胡人形象的刻写。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洪石以《略论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锥画漆器》为题，考察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锥画漆器，器形主要有卮、奁，还有博具，分别作为酒器、梳妆用具和文娱用具使用。除了博具为木胎外，其余均为纻胎。至迟在战国末期就已发明了锥画工艺，而在漆器上的锥画线条内填金的鎗金工艺至迟在西汉中期也已发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赵宠亮以《考古发现汉晋铜叉形器研究》为题，探讨汉晋墓葬中常见的铜叉形器的用途，可能是发饰、饰品、绕线板、文具、镜架等。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杨哲峰以《白瓷起源问题管见》为题，针对学界忽视的汉晋时期的白胎器物，强调这类器物对中国白瓷起源的重要意义。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张玲以《长江下游西汉中小型墓葬所出硬胎釉陶器研究》为题，论述长江下游地区的釉陶包含汉文化因素和地方文化因素。汉文化因素主要体现在礼制方面，占主体地位；地方文化因素集中于物质和技术方面，与日常生活关系密切。河南省文物局陈彦堂以《从汉代铅釉到唐三彩——中国古代低温釉源与流的考古学辨析》为题，论述东周是中国低温釉陶器发生期，两汉是兴盛期，魏晋北朝时渐衰，唐三彩是重要的技术突破，并形成新的技术和艺术高峰，影响了宋元三彩的发展。南开大学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系刘尊志以《浅论秦汉三国时期的食物品种》为题，梳理秦汉至三国时期的粮食、蔬菜、水果、动物、调味品等食物种类，为我们展现了一幅秦汉时期食物的全景图。
 

与会学者
 

　　此次学术研讨会既有宏观的探讨，也有微观的研究；既有传统的研究热点，如陵墓制度、秦汉都邑，也有新发现的最新进展，如定陶汉墓、匈奴城址调查等，还有对新学科理论建设和常见器物的思考，如水利考古学科体系建设和白陶起源的再探索等。此次研讨会内容丰富，讨论深入，对于推动秦汉考古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撰稿：王晓琨　摄影：徐龙国　审稿：白云翔  洪  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