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22年10月20日下午13：30-15：30，应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文博系的邀请，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张敬国研究员在南京师范大学仙林校区敬文图书馆二楼西报告厅做了题为《凌家滩文化——东方文明起源的曙光》的讲座。此次讲座是南京师范大学考古学系列讲座总第88讲（考古名家讲坛第38讲）。讲座由王志高教授主持，现场及线上师生共200余人参与了本次讲 ...

　　2022年10月20日下午13：30-15：30，应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文博系的邀请，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张敬国研究员在南京师范大学仙林校区敬文图书馆二楼西报告厅做了题为《凌家滩文化——东方文明起源的曙光》的讲座。此次讲座是南京师范大学考古学系列讲座总第88讲（考古名家讲坛第38讲）。讲座由王志高教授主持，现场及线上师生共200余人参与了本次讲座。

　　讲座伊始，张敬国老师强调了国家对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重视，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中华优秀文明资源，要让更多文物和文化遗产活起来，营造传承中华文明的浓厚社会氛围。凌家滩遗址的发现、发掘正是践行这一认识的典范。接着，张敬国老师介绍了凌家滩遗址的概况。凌家滩遗址坐落于安徽江淮之间的巢湖流域，1985年发现于含山县凌家滩村，面积约220万平方米，年代距今约5300-5800年，是安徽唯一一处被评为中国“百年百大遗址”的重要考古发现。自1987年首次发掘以来，先后共十三次发掘，总发掘面积逾6000平方米，发现大型祭坛1处、墓葬68座、内外环壕2处、红陶块砌筑水井1座，还发现目前所见新石器时期最早和面积最大的红陶土块建筑1座，经测试这些红陶块烧成温度在1000℃以上，质地坚硬，可以说是我国砖的祖型。同时，在祭坛南侧发现了多处大型墓葬，每座墓都有玉器随葬。

凌家滩遗址墓葬区域俯视图

　　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玉器成就极高，仅前五次发掘就出土玉器1000多件，后又有零星出土，有工具、礼仪用器、装饰品、动物形或人物形象等多种类型。玉器制造工艺较为先进，钻孔技术令人称奇，有的孔径仅有0.15毫米，可谓是细如发丝。张老师强调，凌家滩文化与辽宁红山文化、浙江良渚文化并列为中国史前三大玉文化，凌家滩和红山的巅峰期大概一致，而远早于良渚文化，所以良渚文化玉器很大可能受到凌家滩文化影响。值得一提的是，2022年北京冬奥会奖牌背面的设计灵感和视觉来源就是凌家滩文化中的玉双联璧。

北京2022年冬奥会冬残奥会奖牌“同心”

　　凌家滩遗址大型墓葬出土的玉器种类丰富多样，且造型独特，极富神秘色彩。其中以1987年发掘的87M4最重要，发现玉器103件（组），种类有玉版、玉龟、璜、勺、钺、斧等。其墓口中部放置一件重4.25公斤的巨形石钺，显示出该墓的与众不同。该墓出土的刻纹玉版和玉龟，被认为是凌家滩文化玉器的杰出代表。玉龟由背甲和腹甲两部分组成，二者可以扣合，两件玉器出土时，龟腹甲在上，龟背甲在下，背甲压在玉版一脚上。刻纹玉版上的图像分为三层，第一层为中心小圆圈和八角形纹，第二层是指向大圆圈的八个“圭形”图标，第三层为指向玉版四角的四个“圭形”图标，似八卦图，让人联想到中国古代两幅神秘的图案：“河图”和“洛书”，印证了中国古代文献记载有关八卦的信息：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玉龟和玉版的组合

　　玉人具有鲜明的凌家滩文化色彩，是具有独特内涵的器物，反映出凌家滩人高超的制玉技艺。1987年发掘的87M1出土玉器11件，其中最重要的是三件呈站立姿态的玉人。此外，1998年发掘的98M29也出土了三件坐姿玉人。这些玉人带有非常显著的蒙古人种特征，长方脸、浓眉大眼、蒜头鼻、大嘴等。玉人的臂上饰满了玉环，头上的冠帽出现了“方格纹”，腰部饰有斜条纹的腰带。这说明当时凌家滩人已经有了审美观念，人们通过佩戴首饰来装饰自己。玉人背后有穿孔，将98M29中出土的一件通高7.7、宽2.1、厚0.6厘米的玉人背后的穿孔在显微镜中放大观察，可发现一个管芯，经测量管芯的顶端直径0.15毫米。这充分说明在5000多年前，凌家滩人已经掌握了超高的玉器制作技术，在同时代中遥遥领先。

　　张老师认为，凌家滩玉人的双臂弯曲、五指张开放在胸前，和红山文化玉人姿势一样。红山文化的玉器，据学者研究多为萨满的法器，其中的玉人是大萨满的造像，这在考古学界已经达成共识。凌家滩与其相距1500公里，却在玉器上反映出相似的精神面貌，表明我国新石器时代北方和南方的信仰中，可能存在着自发产生、高度相似的原生性宗教。

　　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玉璜类型多样，意义独特。87M8出土的两件双虎首玉璜，呈半圆环形，两端各雕一卧虎的上半身，略昂首，以四条横向刻纹表现上下唇及上下两排牙齿，嘴角刻画一对上下外伸的獠牙。鼻子凸起，穿孔为睛，前腿前屈呈匍匐状，造型独特。87M15出土的虎首玉璜，一端平直，另一端为虎形，虎首向上扬起，前肢收于身前，呈伏卧状，平直一端的端头处切割整齐，显为有意制作而非意外断裂，端头处凿出小孔和凹槽，类似榫卯结构，推测应有另一半璜与之相连。这种虎首璜出土时均仅见一半，有观点认为它是军事结盟时所持的信物，用法类似后世的“虎符”。87M9出土两件相同的龙凤璜，整体呈半圆扁方形，琢磨光滑润亮，璜中间分开，两端平齐，侧面各对钻一圆孔，并有暗槽相连。一头呈猪龙首形，一头呈凤首形，在猪龙首眼部和凤首眼部各对钻一孔。张老师认为，这种可分可合的璜形玉器在凌家滩遗址的墓葬中常见，可能是氏族、部落之间结盟或联姻的信物。

87M8出土的双虎首玉璜

87M15出土的虎首玉璜

87M9出土的龙凤璜

　　凌家滩玉龙出土于1998年发掘的98M16，通体灰白泛青，表面琢磨光滑温润，整体呈椭圆形；龙首尾相接，吻部突出，阴刻口、鼻、眼，头顶雕饰两角；背部刻划规整的圆弧线，弧线的两侧面对称刻划17条斜线，似龙身鳞片；尾部钻一圆孔。张老师认为，这件玉龙和红山文化的玉猪龙有相似之处，但在整体形制上有较大差别。红山文化的玉猪龙，龙头为猪形，且龙头与龙尾间有一缺口，而凌家滩的玉龙与后来商、周墓葬中的龙形器相似，说明凌家滩出土玉龙可能是中原龙文化的源头，这表明凌家滩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

98M16出土玉龙

　　玉喇叭形器曾在距今4000年左右的石家河文化中多有出土，而凌家滩的发现早了近1000多年。这件玉喇叭形器呈灰白色，喇叭底部中间实心钻孔，孔壁规整，孔径0.2厘米，喇叭底厚0.1厘米、喇叭壁仅厚0.05厘米。其表面琢磨十分光滑，在显微镜下放大40倍也没有发现摩擦的痕迹。如此精巧的器物，即使使用现代的加工工具，也不易完成，因此有学者认为凌家滩可能有类似现代车床的加工机械。

98M16出土玉喇叭形器

　　1998年，凌家滩的第三次发掘，曾出土一件造型奇异、充满古老而神秘色彩的玉鹰。鹰作展翅飞翔状，玉色灰白泛青绿点。鹰头和嘴琢磨而成，眼睛为一对钻的圆孔，下部雕刻扇形齿纹作鹰的尾部，两翅各雕一猪头，似飞翔状；胸腹部刻划有圆圈的八角星纹，形状与87M4出土的玉版上的八角星纹相似。在不少史前遗址都发现过八角星纹，如大汶口彩陶上的类似纹样，延续了300年左右。张敬国老师认为，这样的八角星纹解释为太阳比较合理，太阳崇拜在史前常见，类似河姆渡文化中“双鸟朝阳纹牙雕”这样的鸟与太阳的组合，在史前文化中也并不少见。

98M29出土玉鹰

　　2007年5月开始的凌家滩遗址第五次发掘，所出土的一件重达88公斤的玉猪，堪称新石器时代玉器之最。张敬国老师介绍，此次考古工作是他作为领队主持的最后一次发掘。玉猪是在玉料的自然形态基础上雕刻而成的。猪拱部凸出，其上有两个鼻孔，嘴两侧刻上弯的獠牙，应该是一头野猪；其颈部至尾部皆保留玉籽料原貌，没有人为加工痕迹。这是目前我国考古发现的时代最早、形体最大和最重的猪形玉雕。在玉猪的身下压着编号为07M23的墓葬。猪在新石器时代是财富的象征，也是重要的祭品。该墓随葬大型玉猪和大量玉、石器300余件，随葬品叠压2-6层，显示出墓主人的大权在握和雄厚财力。这是凌家滩遗址历年发掘中规模最大的墓葬，推测墓主人是凌家滩中晚期氏族部落的统治者。

07M23出土玉猪

　　2007年发掘的07M23出土的摇签占卜器具也是凌家滩遗址的重要发现。这组文物放置在墓主人的腰部正中位置，3件内腔中空的玉龟呈扇形摆放，内插有5根玉签，表明我国历史文献中所记载的有关古人占卜之类的传说是有事实依据的。张敬国老师将这组占卜器具与凌家滩87M4中出土的玉龟和玉版联系起来，认为玉签可能放在玉龟的空腔内，用摇签的方式占卜，而刻纹玉版中指向四面八方的“圭形”图标，也是玉签的样式。这组占卜器具的出土表明07M23墓主人是当时凌家滩先民的神权领袖，其生前将占卜器具悬挂在腰间。这反映出当时的人们崇拜神灵，利用长寿的龟作为与上天、神灵沟通交流的载体。他还认为，这组占卜器具与河南安阳殷墟遗址出土的商周时期的占卜器具使用方法不同。商周时期的卜甲是用火灼龟甲来占卜凶吉，而凌家滩出土的这组占卜器具则以摇签来占卜凶吉，殷墟的占卜方式到西周就已经基本消失，而凌家滩的占卜系统一直传承到今天，如今的寺庙依然存在竹筒和竹签。

07M23出土的玉龟和玉签

　　张老师认为，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玉器，其数量之多、品种之丰富、造型之独特、玉质之精美、纹饰之神秘、制作之精细，为同时期遗址所罕见，彰显了凌家滩先民的精神世界与高超技艺，展现了凌家滩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和形成过程中具有的标志性地位，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重要起源地之一。

　　张敬国老师表示，距今5300年的凌家滩文化发现的大批珍贵玉器，其部分玉料可能来自霍山。霍山是李四光预言的四大地震带所属板块之一，亿万年前的造山运动、岩浆喷发造就了霍山玉石矿脉，发源于大别山主峰白马尖的淠河水滋润出美丽的淠河玉，后更名为霍山玉。霍山玉颜色丰富多彩，以黄、白、红、青、灰、黑颜色为主体，相互交融，如行云流水，这是其他玉所不具备的特征。其硬度为7度，折射率1.55，属于硬玉，可与翡翠相媲美。硬度是玉石质量重要的标准之一，硬度大，则玉器抛光性好，亮度好，且能长期保存。

张敬国老师在考察霍山玉石

　　之后，张敬国老师分享了他对中国文明起源的一些看法。他认为，中国文明起源的特征，主要有以下几点：具备大型聚落遗址中心的地位；出现反映宗教精神文明和天文学认知的遗物；出现代表人与神沟通的工具和神权领袖；出现创新工艺技术；贫富分化严重对立，产生等级和礼仪制度；墓葬随葬品主要以玉器为主，石器和陶器退到了次要地位。张老师指出，中国文明起源发生在新石器时代至铜器时代之间的玉器时代，而凌家滩文化的发达玉器，正透露出其精神领域和社会发展的文明曙光。

　　关于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学术界普遍认可曾经经历古国、王国、帝国三个阶段。张老师认为，古国阶段被认为是从稍有贫富分化的原始时代向阶级社会过渡的时期；并非所有的古国都有文字，也并非只有文字才能证明它是文明；绝大多数地方并不是只用文字、青铜器和城市这三个传统要素作为文明认定的标准。当下中国考古学界对于文明标准的新认定打破了西方考古学的学术垄断。中华文明探源，我们可以用自己的理论与方法来追寻。

现场认真听讲的同学

　　在最后的互动环节中，文博系大二的魏培均同学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凌家滩遗址和南京北阴阳营遗址出土的一些玉璜，在形制和材料上都非常相似，那么凌家滩文化和北阴阳营文化是否有深入的交流？

　　张敬国老师回答：除了北阴阳营遗址外，在长江北岸的南京营盘山遗址也发现了和凌家滩文化高度相似的玉器。凌家滩文化和南京地区同时期的文化可能是依靠发达的水系来交流的。

魏培均同学提问

　　文博系本科三年级的刘一凡提问：淮河上游距今7000年左右的双墩遗址发现的陶符和凌家滩遗址一些玉器的图案非常相似，但这两个遗址在时间上有1000年左右的差距，近年安徽地区有新的考古发现填补这个时间上的空白吗？

　　张敬国老师回答：这是现在亟待解决的问题。双墩遗址的陶符是中国早期文字的源头之一。双墩遗址和凌家滩遗址相距并不远，但前者属于淮河流域，后者属于长江流域，两者之间是否有传承关系还无法确定，期待在座的同学们未来可以探索这个问题。

刘一凡同学提问

　　文博系研究生李泽伟提问：如此发达的凌家滩文化，最终的结局如何？它和良渚文化是什么样的关系？

　　张敬国老师回答，他们曾经邀请水利专家前往凌家滩遗址进行调查，专家们认为，凌家滩水系发达，凌家滩先民可能顺流而下到了今江苏、浙江，凌家滩文化可能影响了良渚文化的产生和发展。

李泽伟同学提问

　　讲座尾声，王志高老师对张敬国老师带来的精彩讲座表示了诚挚的感谢，特别是张老师对凌家滩遗址发现、发掘、保护及研究之贡献，让他深受感动。王老师说，凌家滩遗址已发掘面积不到其总面积的千分之三，未来还有大量的未解之谜等待着同学们去探索。他认为，凌家滩文化的重要性并不比红山文化、良渚文化低，对它的发掘、研究及宣传还有非常大的提升空间。王志高老师还深情回忆了他在北大读书及在南京市博物馆考古部工作期间与张敬国老师的师生情谊，张敬国老师是他敬仰的考古学家，张老师的人格魅力和奉献精神让他深受感染。最后学生代表向张敬国老师献花致谢，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落下帷幕。（文：宋菁蕾、赵五正　图：李佳璇、唐驰）

（图文转自：“南师文博”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