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考古学的“科学律令”与地方主义——从民国时期江浙地区发现石器时代遗存谈起
1932年，中研院史语所考古组在河南、山东数度发掘之后，谢英伯在广州组织黄花考古学院。他认为，中国学者从事发掘近十年，范围皆在黄河流域，有必要发掘和研究两广黎族、瑶族的古迹，将来还应赴南洋群岛发掘百越、巫来由等族的史迹。谢英伯的做法很具代表性。本来中国读书人便有传承乡邦文献、编辑方志的习惯，现代考古学采用以前读书人从未用过的田野发掘 ...
1932年，中研院史语所考古组在河南、山东数度发掘之后，谢英伯在广州组织黄花考古学院。他认为，中国学者从事发掘近十年，范围皆在黄河流域，有必要发掘和研究两广黎族、瑶族的古迹，将来还应赴南洋群岛发掘百越、巫来由等族的史迹。谢英伯的做法很具代表性。本来中国读书人便有传承乡邦文献、编辑方志的习惯，现代考古学采用以前读书人从未用过的田野发掘 ...
梁启超在其1902年发表的《新史学》中说，“上自穹古之石史(地质学家从地底僵石中考求人物进化之迹，号曰石史)，下自昨今之新闻”，皆史家研究所当取材。他提出了十种“与史学有直接之关系”的“他学”，前五种依次是地理学、地质学、人种学、人类学和言语学。① 到1928年，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明言：“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