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17年10月31日晚，美国新大学印中研究中心主任、喜马拉雅大学联盟指导委员Ashok Gurung教授应邀，在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111会议室，为我所师生带来以“跨学科的喜马拉雅研究”为题的精彩学术报告。本次讲座为四川大学藏学所“喜马拉雅系列学术讲座”第九讲，由徐君教授主持，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终身院士、四川大学荣誉教授艾伦·麦克法兰教授、印度尼赫鲁大学、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访问教授Mahendr

    2017年10月31日晚，美国新大学印中研究中心主任、喜马拉雅大学联盟指导委员Ashok Gurung教授应邀，在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111会议室，为我所师生带来以“跨学科的喜马拉雅研究”为题的精彩学术报告。本次讲座为四川大学藏学所“喜马拉雅系列学术讲座”第九讲，由徐君教授主持，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终身院士、四川大学荣誉教授艾伦·麦克法兰教授、印度尼赫鲁大学、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访问教授Mahendra p Lama教授、我所嘎尔让副教授等出席了讲座。来自尼泊尔、印度、阿富汗、俄罗斯、德国、韩国等十多个国家留学生、四川大学和西南民族大学师生等到场聆听。

讲座伊始，Gurung教授向在场的师生表示了感谢，特别是艾伦·麦克法兰教授的到来让他感受到了“双重的荣誉”。艾伦·麦克法兰教授对古龙族的传统和历史的了解，甚至比Gurung教授自己还要清楚。在全世界有70万的古龙族人，在尼泊尔有600到650人，五十年前艾伦·麦克法兰教授进行田野调查Tark村庄与Gurung教授的老家仅是一街之隔。

Gurung教授讲座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Gurung教授个人的研究背景和美国新大学印中研究所基本情况；第二部分以来自甘肃的大蒜和来自印度与尼泊尔的托钵两个故事讨论全球化背景下物质流动的问题；第三部分通过对中国和印度的繁荣、发展不平等相关问题进行对比；第四部分探讨对跨学科的思维方法以及如何成为具有反思精神的实践者和具有行动力的学者。

Gurung教授出生在喜马拉雅区域。作为廓尔喀士兵的儿子，有机会接受教育，在德哈拉顿卡尔加里乔治国王军队里他本应该成为一名军官，但是失败了。后来回到尼泊尔工作，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遇到了美国的大学生，在和他们的相处中开始了解尼泊尔。之后他在西藏地区开展一些项目，在保护和发展项目上与一群杰出的西藏当地人一起工作，他也在青海和云南工作过。在喜马拉雅区域的时光非常美好，所以他把自己叫“喜马拉雅土著”。

Gurung教授是美国新大学印中研究所的开创者和所长，成立印中研究所目的一是促进中国和印度的交流。无论是历史上还是今天，中印之间都存在着佛教、贸易等方面的交流；二是进行中国和印度的比较研究。就今天的中国和印度在过去50年到60年的历史中，在减少贫困、城市化、气候变化等方面的问题进行比较。尽管这两个国家有不同的管理者和意识形态以及商业模式，但是从比较中可以了解到国家管理的不同问题；三是探讨中国和印度的崛起对世界的影响。根据一些历史学家的说法，在工业革命初期一半的GDP是由印度和中国驱动的，而如今中国和印度又重新回到世界的舞台。随着中印成为全球发展重要的参与者，对于巴基斯坦、尼泊尔等邻国的影响与日俱增，对美国、欧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影响也在增加。

Gurung教授用印度与尼泊尔的托钵和甘肃的大蒜两个故事阐明全球化物的流动问题。第一个故事讲到大部分的托钵是印度Machos地区的穆斯林群体制作的，因为Machos地区有大量的枫树原料。托钵制作成碗状后会被运往加德满都进一步加工，由加德满都周围各种种族背景的人一起完成最后的工序。托钵不仅传到了藏区，也很有可能传到汉地，因为越来越多汉人信藏传佛教。第二个故事讲到四年前他在昆明机场等待航班返回加德满都，听到有人在说尼泊尔语，像往常一样他开始和其中一个人交谈，得知这个人是一名老师，之前从未有经商的经验，因为想赚更多的钱，所以有人告诉他去中国的甘肃。他在甘肃买到大蒜后，运到尼泊尔的边境卖给印度的商人，而印度的商人又会开车把大蒜运送到德里售卖，生活在德里的家庭15%-25%的大蒜都来自中国的甘肃。如果仔细研究印度与尼泊尔的托钵和甘肃的大蒜这两个故事，就会发现喜马拉雅区域之间有许多潜在的联系与互动，这些物质的流动方式对许多人的生产和生活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讲座的第三部分，Gurung教授对中国和印度的繁荣与发展不平等问题进行了讨论。Gurung教授列举了相关数据阐述中国不同时期的发展：

1949-1978年: 整体增长，增长缓慢但不平等不断加剧（文革期间）；

1978-1986年：高增长，不平等在缩小（城乡差距缩小）；

1986-2007年（1992年以后的新自由主义高峰）：高增长，不平等加剧（多轴，城乡差距上升）；

2007年之后：增长放缓，不平等情况略有下降（排除高收入）。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基尼系数：

年份	1988	1995	2002	2007	2013
基尼系数(有移民)	0.378	0.458	0.452	0.497	0.453
基尼系数(无移民)	0.378	0.458	0.453	0.499	0.457

Gurung教授认为当社会某个阶段的经济在上升，就会加剧不平等，但在某种程度上达到顶峰后就会下降。经济新常态下中国的经济保持5%到7%的增长，或许有人会说中国部分区域的不平等在下降，但事实上在很多领域，仍然存在着不平等的问题。基尼系数是衡量不平等情况使用最为广泛的方式之一，从一些工作总结的报告中可以知道，在毛泽东时期中国的不平等非常微小，邓小平改革时期中国的经济属于相对平等，二者没有非常大的差异。但是正如大家所知，目前中国民众之间的差距仍在加剧。

同样Gurung教授列举了数据阐述印度不同时期的发展：

1950-1970年:低增长(虽然远高于殖民时期的增长），不平等程度缓慢并且下降；

1970-1980年：增长缓慢，不平等加剧；

1980-1991年：高增长，不平等下降；

1991-2014年（新自由主义时期）：高增长，不平等加剧。

总的来说，呈不平等的“U”字型（从相对平等到相对不平等，和中国的情况相似）。

20世纪80年代以来印度的基尼系数：

不平等	1983-1984	1993-1994	2009-2010
基尼系数	0.327	0.326	0.370

Gurung教授认为就目前的经济数据而言，印度的情况相对较好，但印度也存在问题。一个特别明显的事件，在印度经济突然迅速发展之后，农民的自杀率非常高，因此政策问题和领导人如何进行印度的建设的猜想正在被激烈的讨论，基尼系数显示印度的贫富差距仍然非常大。如果我们要看这两个国家是如何发展的，必须要考虑经济问题。

通过中印两国发展的对比，Gurung教授谈到了印度的种姓制度和原住民以及中国的少数民族问题，呼吁社会的公平与尊严。印度人口中有六分之一是达利特人（Dalits），是印度历史留下的最黑暗的一道伤疤。到了今天仍有大量的达利特人出生在非常恶劣的农村地区，在城市仍然面临着种姓歧视。南亚也有2到2.5亿的达利特人，如果再加上印度1亿的土著居民阿迪瓦西(Adivasi)人，如何看待他们的未来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随后Gurung教授对跨学科的思维方法以及如何成为具有反思精神的实践者和具有行动力的学者进行了探讨。他认为跨学科的知识和跨学科的思维方式是进行喜马拉雅研究的关键，要以一种更具创造性的方式思考这个世界。他建议大家选择一本由人类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哲学家或医学博士撰写的关于国家、近邻等相关问题的书，养成一个阅读习惯，以不同的方式训练，这样可以使同学们对生活的理解更加丰富和深入，同时增加个人的思考能力和决策能力。要努力成为具有反思精神的实践者和具有行动力的学者，很多人在四年之后或完成硕士学位后，将去私营企业、政府机构或非盈利组织工作，但很多人仅仅是为了工作而工作。此外，Gurung教授也对具有天赋并且想成为一名学者的同学提出了建议，在这个时代一定不能与社会脱节，要多和不同学科背景的人探讨，积极和同学、老师进行交流，努力成为一名更好的学者造福于社会。

讲座结束之后，在场的师生分别就如何看待印中边境争议，如何制定好政策来改变农民自杀的问题，中国和印度如何合作应对气候变化，对尼泊尔旅游业的看法等问题向Gurung教授进行提问，教授对大家的提问一一详细作答。Mahendra p Lama教授和艾伦▪麦克法兰教授先后谈了自己对于此次讲座的看法，其中艾伦▪麦克法兰教授就中印之间的差异提出了与Gurung教授不同的看法，基于在印度的有限经验和在中国的长期经验，他认为中印是完全不同的世界，中印两种文明之间的基本思想完全不同，而且过去五十年的历史也非常不同。印度是基于等级制度，人们生来就有血缘和等级，至今没有消失，而中国是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的。在印度大致有3到4亿的贫困人口情况很严峻，而中国在过去的五年里实现了6500万人的脱贫，实现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减贫事业，但是印度并没有做到这一点。Gurung教授对艾伦·麦克法兰教授的观点进行了回应，认为中国对少数民族的影响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故事，而且在中国城市里还是存在像印度一样的不发达区域。此外，在认可Gurung教授将中印两个文明进行对比的基础上，艾伦▪麦克法兰教授提出可以加入第三个文明进行对比，以得出更加丰富的结论。最后徐君教授对整场讲座进行总结，并对Gurung教授的精彩演讲再次表示感谢。

（以上讲座及讨论内容仅代表现场个人观点）

（张建霞供稿，周亚玲供图，徐君校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