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摘要:今新疆吉木萨尔县是古代北庭，中央王朝在北庭地区的经营和統辖，以汉、唐、元、清四代最具代表性。古代北庭石窟寺，历经唐、宋、元等时期的繁荣兴盛，入明以后，该地佛教及寺庙逐渐湮没无闻。清朝重新统一新疆后，当地百姓把唐代石窟寺遗存作为文化遗产加以利用，重构为吉木萨尔千佛寺，以六月六庙会为中心的民间宗教活动在乾隆晚期出现，嘉庆、道光年间初步形成。民国前期，吉木萨尔千佛寺的六月六庙会进入了极盛时期。吉木

摘要:

今新疆吉木萨尔县是古代北庭，中央王朝在北庭地区的经营和統辖，以汉、唐、元、清四代最具代表性。古代北庭石窟寺，历经唐、宋、元等时期的繁荣兴盛，入明以后，该地佛教及寺庙逐渐湮没无闻。清朝重新统一新疆后，当地百姓把唐代石窟寺遗存作为文化遗产加以利用，重构为吉木萨尔千佛寺，以六月六庙会为中心的民间宗教活动在乾隆晚期出现，嘉庆、道光年间初步形成。民国前期，吉木萨尔千佛寺的六月六庙会进入了极盛时期。吉木萨尔的千佛寺和庙会既是历史的产物，也是现实存在的文化，反映了北庭石窟寺文化遺产的历史传承生态。

关键词: 北庭；石窟寺；千佛寺；文化遺产

北庭文化遗产的传承研究

——从北庭石窟寺到吉木萨尔千佛寺

在当今社会，文化遗产的概念有着普遍而深刻的文化和社会意义，成为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资源。古之西北边疆西域，曾是连结东西方文明的纽带，文化遗产丰富而多样。其中，佛教石窟寺是我国开凿时间较早，数量较多，地方特色鲜明对新疆及中国佛教史、思想文化史、艺术史和社会史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古代天山北庭地区，现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吉木萨尔县，有一座佛教石窟寺“千佛洞"，反映了古代西域与近现代新疆历史文化遗产的传承生态。

一、北庭石窟寺的出现

古代中央王朝在北庭地区的经营和统辖，以汉、唐、元、清四代最具代表性。以唐代为例，以北庭为中心建立的庭州对于东西方贸易及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往来上起着无与伦比的前哨基地的作用，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1]348。实际上，对汉代、元代和清代也是如此。古代西域南农北牧，清代常称南路北路。就天山北路来说，北庭地区在古代历史上实居首要地位。实际上，纵观西域历史演变中的北庭地区，不仅在天山北部，而且对天山南部都有重要地位。草原游牧民社会与农耕定居社会的交往互动，形成了相互依存的关系，不仅使东西方的物质与精神的文化交流持续进行，也使天山南北的物质与精神的文化交流深人发展。

两汉时期，漠北匈奴借助跨博格达山南北而居的车师前后国，长期影响西域政治局势，位于东天山博格达山北麓的北庭是车师的根据地之一。北庭因其重要的战略地位，逐渐成为在唐代西域天山北麓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逐渐也成为宗教活动的中心。吉木萨尔县的文化遗产中，古代宗教文化遗产比较有代表性。大规模宗教活动需要人群作为社会基础，“金满流沙州北，前汉乌孙部旧地，方五千里。后汉车师后王庭。胡故庭有五城，俗号 `五城之地’。贞观十四年平高昌后，置庭州以前，故及突厥常居之。”[3]金满县为庭州州治，并为北庭都护府驻所，北庭地区的居民以当地游牧的突厥系诸部落为基础。而“庭州，……其汉户皆龙朔己后流移人也“[4]则说明了汉族民户主要是在唐高宗龙朔年间（661-663）移居此地。北庭是西突厥重要的根据地之一，曾据有城堡，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可汗浮图城。此城最早见于记载，是《旧唐书》卷109《阿史那社尔传》记载“贞观二年（628），遂率其余众保于西偏，依可汗浮图"[5]。东突厥的阿史那社尔占据了西突厥的北庭重镇可汗浮图城。由于北庭是西突厥常居之地，且对西域全局有重大影响，唐朝为加强对西突厥的控制，稳定西域全局，又建置了金山都护府[6]。此后，为应付北上西域的吐蕃以及东西突厥的复杂形势，强化统治机构，设置了北庭都护府。沙畹首倡可汗浮图四个字是“ Kagan buddha"的音译，[1]376“学界通常都认为“浮图"是佛塔的梵文音译，与佛教寺庙有关。贞观元年（627），玄奘从长安出发西行印度，由敦煌到达伊吾，“法师意欲取可汗浮图过"，本打算翻越天山走北道，后来因高昌王国当时的国王麴文泰“拜请殷勤"，玄奘“既为高昌所请，辞不获免"，才改道高昌[7]。可汗浮图城的得名显然与城中佛寺中的中心建筑佛塔有关，而这一点能引起佛教徒玄奘内心的宗教情感共鸣。但更为重要的是，玄奘知道当时西域的历史形势，西突厥控制着东西方的交通道路，要想畅通无阻，必须得到西突厥的保障，才能前往西突厥北庭重地。玄奘从高昌得到麴文泰的支持继续西行，还是要到碎叶拜见西突厥统叶护可汗，获其庇佑，也说明了这一点。佛教途经西域传人中原，逐渐本土化，形成汉传佛教。在唐代汉传佛教出现了回传西域的现象，汉传佛教寺院在西域大量出现，而庭州见诸记载的就有龙兴寺[8]、应运大宁寺[9]14113“，但其遗址今难以确定。西域原本佛教兴盛，主要流行于天山以南的塔里木盆地周缘的绿洲，有龟兹和于阗两个佛教中心。龟兹以小乘佛教为主，石窟为其典型的佛教寺院形制，于阗则以大乘佛教为主。悟空从印度还归帝乡，“从此又发至北庭州，本道节度使御史大夫杨袭古与龙兴寺僧，请于阗国三藏沙门尸罗达摩（唐言戒法）译《十地经》，三藏读梵文并译语，沙门大震笔授，沙门法超润文，沙门善信证义，沙门法界证梵文并译语。《回向轮经》翻译准此”[10]。从于阗高僧尸罗达摩在北庭的译经活动可见，北庭已经深受天山以南于阗佛教的影响[11]。北庭重镇可汗浮图城的西突厥早已经深受佛教影响叽又有唐朝政府的支持，加之高昌回鹘的弘扬[12]，天山以北逐渐形成北庭佛教。还有一座高台寺，北宋出使高昌回鹘的王延德从高昌城经他道翻过天山，先是“憩高台寺"[9]14112，再北上到北庭城会见高昌回鹘国王。高台寺，根据路线、方位和地望，顾名思义，估计就是现在的千佛洞地方[13]，至少说明现在的千佛洞曾经为高昌回鹘所使用。千佛洞坐西朝东，在其洞口一线北面，由于雨水冲刷塌陷露出3 个佛龛残基，佛龛间隔约0.4米，佛龛口宽约0.6 米，其中最北端佛龛的底部铺素面红方砖，长约0.3 米，厚0.05米，中间佛龛清理出一件高约8厘米的泥塑发髻残伴除了唐代的寺院，吉木萨尔县的较早的佛教寺院遗址还有位于北庭故城西边约700米的高昌回鹘的西大寺，据C14测定的年代数据，该佛寺建造的时代大致在十世纪中期至十三世纪中期左右，即相当于宋初至元代初期前后[15]172。比较高昌回鹘的西大寺庭院之南的平台地面所铺红色方砖，砖边长0.27米，厚0.04米，方砖面平，背面粗糙[15]84，千佛洞佛龛中红方砖的形制与此类似。另外两寺还都使用形制类似的土坯。千佛洞与西大寺使用同样规格及形制的建筑材料，加之其佛龛与西大寺的洞龛类似，可以证实千佛洞曾经是高昌回鹘在北庭地区的重要寺院。天山以北的北庭出现石窟寺，这也显示了北庭石窟与以石窟寺为主要寺庙形制的龟兹佛教的历史渊源。

根据1988年昌吉回族自治州首次文物普查，吉木萨尔县系统地建立了古代物质文化遗存的科学资料，其中主要有遗址、墓葬、古建筑和岩画四种基本类型的物质文化遗产[16]。重要的有36处，初步的断代分析，属于唐代的有28处，属于清代的有5 处，唐代占了78‰ “唐时旧迹"[17]的千佛洞在清代得到重建，形成洞窟与地面建筑一体的佛教寺庙，称为千佛寺，并且在当地社会生活中成为重要的宗教活动场所。千佛洞重新活化，进人地方社会生活，开始了新的生命历程。

二、从北庭石窟寺到吉木萨尔千佛寺

北庭地处天山东段北麓，在地形地貌上虽然属于绿洲，但又在广阔的地域范围内处于草原地区，所以自古以来就是游牧民族活动的势力范围，形成强大的历史传统和惯性。就历史沿革来看，吉木萨尔地方在汉代为车师后国故地，唐代曾先后设有庭州、金山都护府、北庭都护府，唐宋之际为高昌回鹘王国的夏都所在地，蒙元为别失八里地，曾设有别失八里行尚书省、宣慰司、都元帅府，明代别失八里成为蒙古察合台后裔的活动中心，史称“别失八里国"，清初称济木萨，所在的天山以北的玛纳斯河以东地区都归甘肃省管辖，济木萨设巡检隶属镇西府奇台县，设县丞后又隶属迪化州阜康县，光绪二十九年（1903）正式设孚远县，隶属于镇迪道迪化府。民国期间一直沿袭清代旧制。人口居住格局也形成了多民族的源流，主要有汉代车师人、匈奴人、汉族，魏晋南北朝时代的高车、柔然部族，唐代突厥系各部族、汉族，五代辽宋时代的回鹘、契丹，元代蒙古系各部族、畏兀儿、汉族，明代的察合台系蒙古、瓦剌，清代蒙古卫拉特各部族、汉族、回族、维吾尔族等，民国时期又有哈萨克族来此定居放牧。北庭的历史文化不仅前接明清西域伊斯兰历史文化，也远承汉唐西域历史文化。其中，西迁之回鹘起到了关键的枢纽作用。

据北宋使者王延德在高昌回鹘境内所见，“高昌即西州也。……佛寺五十余区，皆唐朝所赐额，寺中有大藏经、唐韶、玉篇、经音等，居民春月多群聚遨乐于其间。游者马上持弓矢射诸物，谓之禳灾。有敕书楼，藏唐太宗、明皇御札诏敕，缄锁甚谨[9]14111-14112。由此可见，原本在漠北归属唐朝的回鹘进人西州后，继承了唐朝遗留的佛寺文化遗产。那么，回鹘先期进人的庭州也不例外，“度岭一日至北廷，憩高台寺。……一又明日游佛寺，曰应运太宁之寺，贞观十四年造" [9]14112-14113，估计高台寺与应运大宁寺一样，都是唐朝遗留的佛寺，渐成回鹘佛寺。依据前述，高台寺就是现在的千佛洞，说明唐代高台寺是一座石窟寺寺院。直至蒙元，北庭地区以别失八里见诸史籍，成为回鹘对前北庭城的专称。佛教依然是当地重要的社会基础，“西即鳖思马大城。王官、士庶、僧、道数百，具威仪远迎。僧皆赭衣。道土衣冠，与中国特异。泊于城西蒲萄园之上阁。时回纥王部族劝蒲萄酒。供以异花、杂果、名香。且列侏儒伎乐，皆中州人。士庶日益敬，侍坐者，有僧、道、儒。因问风俗，乃曰：‘此大唐时北庭端府。景龙三年，杨公何为大都护，有德政，诸夷心服，惠及后人，于今赖之。有龙兴西寺二右刻在，功德焕然可观。寺有佛书一藏。唐之边城，往往尚存……’“[18]。鳖思马即别失八里，汉族居民及汉传佛教与回鹘居民及回鹘佛教逐渐混融，绵延流传。入明以后，北庭地区的佛教及寺庙逐渐湮没无闻。

清朝重新统一天山南北以后，北庭地区的历史重新活跃，当地的民人百姓最有可能是在清代乾隆三十六年间（1771）发现的洞窟。[19]根据洞窟形制，千佛洞确是一座石窟寺，并以千佛洞为核心重建了寺庙。当地百姓把唐代石窟寺遗存作为文化遗产加以利用，使千佛洞重新活化，被赋予了新的文化生命。唐代北庭石窟寺在清代重构为济木萨千佛寺，千佛洞文化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民族之间被分享、继承、诠释和延续。

济木萨围绕千佛寺的以六月六庙会为中心的民间宗教活动当是在乾隆晚期出现，嘉庆道光年间初步形成[20]。此后，济木萨的社会经历了从西域军府制到新疆行省制的体制变迁，光绪十四年（1888）左右，千佛洞经过重建，庙会规模进一步扩大，体现了典型的千佛洞崇拜。至1907年前后，千佛洞的崇拜又继续发展，从最早的治病神奇到当时的保佑妇女怀孕生孩子，千佛洞承载的文化意识越来越丰富。与此相对应的是，千佛寺的香火很旺，在农历六月初六的庙会最为集中。千佛洞与农历六月初六庙会已经完全融为一体。

民国前期，千佛洞得以完整的继承，而千佛寺附近，又兴建了王母宫，不断丰富着前代所流传下来的文化遗产。至此，吉木萨尔千佛寺的六月六庙会在民国前期进人了极盛时期[21]。民国后期，千佛寺地面建筑全部被烧毁，但洞窟尚得保存[22]。1946年围绕石窟重建了千佛寺。而最为重要的一个依据就是以石窟崇拜为中心的千佛寺农历六月初六庙会在近自本县、远至迪化（乌鲁木齐）绥来（玛纳斯）地方社会的精神力量。

1967年，千佛洞所在的千佛寺再次遭到毁灭性破坏，不但把地面庙宇夷为平地，烧毁了长期珍存的佛经、抄本书籍和全国名胜古刹挂图，还捣毁了涅桑佛像及其他大小神像。1992年，由吉木萨尔各界人士组成的“千佛洞重建委员会"主持，募捐重建千佛寺。1993年第一期复原工程竣工，仿清代民国的建筑旧制，依然在洞前接盖佛殿，围绕千佛洞基本恢复千佛寺主体建筑[23]。1993年7月24日是农历六月初六，庙会传统也得以复兴，参加庙会的吉木萨尔县及周边百姓数以万计，此后年年如此。

汉唐西域到元清西域的历史长河中，天山南北不断加强的社会内部互动，北庭是一个融汇之区。而从北庭石窟寺到吉木萨尔千佛寺，形成了一种跨越民族与时空的文化共享机制。

三、古石窟寺与新千佛寺

北庭石窟寺自唐代就已经存在，后来为高昌回鹘所继承，清代发现以后重新修建地面寺院，历经千余年的演进，传承至今，现称吉木萨尔千佛寺。吉木萨尔千佛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营建活动，承载了繁衍生息在北庭地区的多种民族历史活动与社会生活的历史记忆，在历史时空中形成了共同的精神家园。千佛寺石窟的空间布局、建筑形制和塑像，代表了唐代和高昌回鹘时期北庭佛教的历史风貌，是珍贵的物质文化遗产。以千佛洞崇拜为中心的千佛寺庙会自清代乾隆晚期出现以来，在嘉庆道光年间初步形成，到光绪晚期迅速发展，兴盛于民国，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是新疆尤其是北疆极少见的大规模民间宗教活动。千佛寺庙会虽然以佛寺道观为依托，但却只是披着佛教、道教这些制度化宗教的外衣，其本质是一种民间信仰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群体精神宣泄的载体，具有符号和象征的作用。千佛寺庙会以非物质形态存在并世代相承，扎根于地方社会，与当地群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庙会具有丰富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包括社火、秦腔和京剧、新疆曲子演唱、杂技卖艺表演以及民族传统体育活动赛马，更有敬香还愿的民俗活动和慕名观光的节庆。千佛寺所在的山前台地是集中呈现庙会活动的场所，每年在农历六月初六举行，周期性时间与固定场所共同构成上述传统文化表现的文化空间。千佛寺庙会无疑是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千佛寺和庙会相互依存、相互作用，是一个共生系统，共同承载着吉木萨尔的历史与文明，构成了文化遗产的一种整体形态。

文化遗产往往凝结着一段人类过去的历史，表现了其历时性结构。具备历时性结构的很多文化遗产都以展示传播为其社会存在方式。有的文化遗产当下依然有生命力，存在着共时性结构。而千佛洞和庙会则是一项同时具备这两种结构的文化遗产，可以揭示人类生活的过去一现在一未来共存的复杂结构。要真正理解千佛洞和庙会的意义，就不仅要站在历史的“视域"中，同时也要站在现在的“视域"中。正如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了描述了一般知识的形成过程，其实这些知识都是社会发展的产物。按照他对艺术作品的剖析，古代的艺术品虽然流传到了今天，但却没有把创造古代艺术品的社会土壤、文化背景和历史条件等情境一并流传下来，我们对它的观赏不仅可以显现它的历史意蕴，而且升华了它的历史属性[24]。精神科学研究各种历史流传物，而历史流传物的主体已经被文化遗产的概念所界定。实际上，这里的古代艺术作品同样适用于文化遗产，黑格尔同样也就揭示了已经脱离其历史情境的文化遗产的意义所在，即文化遗产是历史的遗存，它本身原有的使用功能消失了，但其承载的历史文化信息与现在可以进行沟通，是人们理解和解释的对象。文化遗产只有在被展示、理解和解释的时候，才具有意义。文化遗产的展示显现了它的历史意蕴，我们对文化遗产的解释会超越其自身的历史源泉和社会文化背景。而吉木萨尔的千佛寺和庙会既是历史的产物，也是现实存在的文化，是一种传统和现代相互交融的文化连续谱系。千佛寺和庙会文化遗产不但具有“与现时生命的思维性沟通"[25]的社会功能，而且还与现时社会进行着生命交流。千佛寺和庙会文化遗产继续延续着社会生命，表现了文化遗产的历史运动，沟通了古代西域与近现代新疆的历史桥梁，体现了文化遗产传承与创新的文化生态。

王鹏辉

原文载于：2010年1月 新疆大学学报

（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0 第38卷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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