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观点
霍巍、王煜：作为历史学的考古学
摘要: 霍巍 王煜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取预此潮流，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议，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2015年5月16—18日，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召开了“文物、文献与文化——历史考古青年 ...
霍巍 王煜
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取预此潮流，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议，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
——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
2015年5月16—18日，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召开了“文物、文献与文化——历史考古青年论坛（第一届）”的学术讨论会，这次会议的规模不大，来自国内重要研究机构大约20名学者进行了充分的报告。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学者都非常年轻，基本上都是80后学者，甚至有个别90后。我们感觉到这可能预示着未来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学的一部分重要力量和研究趋势。因此，我们将会议论文（部分有调整）编辑出版，以便学界更为广泛地了解到这些信息，也检验此次会议的成果。在文集之前，我们决定将我们对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学的一些粗浅的想法提供出来，以期抛砖引玉之效。如果将来在这些问题上能引起一些讨论，修正我们的观点，形成一些共同的认识，则是我们十分乐意看到的。
一、“历史时期考古学”与“历史考古学”
“历史时期考古学”是学界公认的中国考古学分科中的一个概念，一般指对战国秦汉以来的考古遗存的发掘和研究，有的单位又以其时代的高潮和命名的习惯而略称为“汉唐考古”或“汉唐宋元考古”，也约定俗成地称之为整个中国考古学的“后段”。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划分呢？主要原因恐怕有以下两个：第一，从战国开始，中国进入了有比较完整和丰富的文献记载的时代，官方的记录、私家的著述都十分丰富，时代愈晚，这一情况愈为突出，而之前虽有少数记载，大多是零星和追述的。因此，进入这一时期之后的考古学研究，在客观条件上就有了另一支重要的辅助资源，那就是文献记载，这与之前时代所能提供的材料组成就有了很大的不同。而中国发达的史学传统和史学思维，也在主观上吸引着以实物遗存为出发的研究，在更为深入和广阔的背景中与史学进行更为有机和紧密的结合，去探讨古代历史各个方面的问题。这一阶段的考古学与以文献材料为基础的狭义的历史学的关系更为密切；第二，秦汉以来，中国历史面貌和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而这一趋势是从战国时代而来的，形成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多民族国家。中间虽也经历过多次的分裂时代，但没有改变这一时期的主体历史形态和意识形态。这与文明时代开始之前的形态是截然不同的，与文明时代萌芽和开始以来的古城、古国、方国的形态也是大有区别的。所以，在中国考古学中划分出“历史时期考古学”这一阶段是有其客观依据和事实基础的。
历史时期考古学包括了中国文明史中一个很长的时段，根据社会总体形态和治学的习惯和特点，似乎又可以分为早、中、晚三段。早段即战国秦汉时期，这是所谓的中国的“古典”时代，是东周以来融合各国形成的传统文明的发展、鼎盛时代，虽有一些外来文化的影响，但不占主流。从研究上来讲，这一时期考古材料远多于文献材料，大多数的考古学研究依然是从考古材料中梳理出问题，再钩沉文献材料进行考察；中段即魏晋南北朝隋唐，也有学者称之为中国的“中古”时期，这一时期不管从血缘还是文化上讲，先后融合了大量的民族尤其是北方民族，然后再进行南北、东西的大融合而形成了隋唐文明。从研究上来讲，这一时期的考古材料和文献材料往往相互发明，共同推进；后段即宋元以来，这一时期中国文明在对外态度上总体上趋于内敛，社会经济和士人文化的发展导致整体的世俗化和精英的精致化。从研究上讲，这一时期大量丰富的文献材料也使得研究的实证和精细程度大大加强。虽有一些阶段性差异，但不论是问题的取向，还是研究的主要方法，这三段无疑是一以贯之的。
长期以来，历史时期考古学在整个中国考古学中的地位并不十分突出，恐怕主要与三个因素有关：第一，包括现代考古学的所有现代学科体系是近代从西方的舶来品，其中必然体现着西方的学术传统和治学旨趣。在现代考古学诞生的欧洲，考古学要解决的主要是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这三大问题。当然并不是说当时欧洲的考古学研究不关注希腊、罗马及后来历史阶段的材料和问题，但这些显然不是欧洲考古学的主要阵地，甚至更多的关注来自艺术史的学者和传统。美洲、澳洲等自不待言，它们面对的主要是史前人类的遗存，它们的考古学基本就是史前考古学。这些先天的“基因”不可能不遗传到中国考古学当中；第二，现代考古学引入中国之时，正值近代中国落后、屈辱的时期，考古学就自然承担起建立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任务。因此，中国考古学一开始的主要工作就是要寻求中国人类繁衍不息、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国文明连接不断的证明。北京猿人、仰韶文化、殷墟便是其集中代表，虽然前两者的发现者还是西方人，但这样的背景无疑是当时中国考古学的主流。再加上与“古史辩”运动的结合，重构中国的早期历史就成了当时考古学的最大任务，而历史时期考古学显然对这一任务总体上不会有太大的贡献；第三，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整个中国史学的主流都在围绕一系列宏观的历史问题进行讨论，主要是古史分期、政治史、制度史等问题。比如汉代，主要是研究当时中央与地方、王国的关系，中央和地方官僚体系的组织，选举制度的发展和变化以及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再如唐代，主要问题是政治上的三省六部制，军事上的府兵制、募兵制，经济上的租庸调制和税法改革，选举上的科举制度，等等。在这些方面考古学显然不能够大显身手。
当然，这里只是就其总体比重而言，并不是说这一阶段的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学研究中缺乏重大的贡献，反而，面对着丰富和多样的材料，老一辈的考古学家们如夏鼐、宿白等先生及其后继者们，就取得了许多十分精彩和重大的研究成果与杰出的成就。
现在，总体形势发生了一些变化。第一，中国考古学将继续寻求从西方考古学中吸取有益的养分，但无疑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走向。中国考古学既拥有世界上最为丰富的古代遗存材料，又独立发展了几十年（这有不好的一面，也有好的一面），似乎可以不再以西方考古学为标杆来构建我们自己的学科体系和推进我们自己的学术旨趣。而在这些丰富的考古遗存中，属于历史时期的部分，在数量上、种类上都是十分突出的，可以展开的问题也十分深入和宽广。历史时期考古学完全有理由上升为中国考古学中最为重要和最有空间的领域之一，与史前考古，三代考古一起作为鼎足，支撑起整个中国考古学大厦；第二，虽然证明中国文明源远流长、连绵不断的责任，不论在民族的屈辱期，还是复兴期，都是中国考古学的重要的题中之义。但是中国考古学显然已经具有了更多的问题域，学术问题更加多元化。即便是在构建民族自信心的重大课题研究中，汉唐是中国历史上的巅峰时期，从考古材料方面来构建汉唐文明之博大深远，恐怕也是今后值得考虑的问题；第三，当前整个史学界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研究主流从以往比较宏大的政治史、制度史方面向以往不太关注的社会文化史、思想史等方面扩展（即便是政治史、制度史，其研究也更加深入和精细）。关心社会上一般人的活动、观念等问题，而在这些方面考古材料将会发挥其独特的作用。如从城址的分布和变迁以及城内建筑的变化中观察当时城市功能和区域的转变，从墓葬内的图像考察当时人对死后世界的观念以及愿望，从石窟、造像碑等材料看当时社会上各个阶层的宗教信仰活动和内容，等等。而这些都属于更加精细和深入的研究，如果不满足于浅尝辄止，则需要联系其他材料，尤其是历史文献来进行综合研究，历史时期考古的优势便会得到更大的发挥。这个时候考古学就不仅是一个缝补匠了，它将作为一支主要力量甚至在有些领域中将担任主角，与其他学科，尤其是历史学、美术史、宗教史、民族史等一起构建那些更加细腻、更加生动、更加精彩的历史叙事。
那么，本文集为何要题作“历史考古学”而不是“历史时期考古学”呢？因为，我们认为，这一时代有这样的需要，我们也有这样的心愿。那就是上述这种以考古材料为基础，紧密结合历史文献，并广泛联系其他学科相关研究的历史时期考古学研究的学术取向，不应该只局限于自己设定的这一时期之中。比如从古文字、出土文献等考察历史问题的研究就自然与我们旨趣相投，我们也十分欢迎史前考古、三代考古领域中以历史和历史中的人为取向和最终归宿的研究。这从我们编辑的文集中可以明显看出我们的态度。所以，历史考古学虽然主要以历史时期考古学为阵地，但它并不是一种时代的划分，而是一种研究的取向，或可以称为“作为历史学的考古学”。
二、历史考古学的理论与方法
学界曾经有一种比较主流的观点认为，一个学科必须要有区别于其他学科的一套基本理论和方法。其实，从现在看来，大多数现代学科也并没有自己坚持标榜的特殊理论和方法。关于这一认识的提出背景和得失，我们姑且不去讨论。既然，我们所谓的历史考古学只是作为一种研究取向，而并非一个学科或一个分支学科，那么，它不必刻意标榜一种理论和方法，反之，所有有益的理论和方法也都应该合理使用。
历史考古学首先属于考古学，那么，考古学的基本方法就应该是它展开研究的前提和基础。所谓“前提和基础”并非是我们要去刻意标榜，而是以保证考古资料提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为目的和宗旨的。比如说通过考古地层学判断相对年代，是从遗存的堆积形成出发提出的方法，具有科学性、合理性、有效性和可操作性，以及重复验证性，是一种科学的方法。是田野发掘和资料整理阶段的基础方法，在某些综合研究中，也有其用武之地。再比如说建立在地层学基础上的，并以有效器类进行大量和综合梳理而形成的考古类型学，也是一种合理的方法。以往主要依靠这两种方法，随着科技的进步，现在出现了一系列的科学技术手段来协助提取遗存的信息。其中，许多方法都是经过了很多年的发展和验证，也在不断更新和进步。它们都是帮助我们提供科学的研究资料的基础。我们曾经在四川大学举办的“历史考古青年沙龙”上讲过“考古学的‘守戒’和‘破界’”的问题，考古学的“守戒”就是要守住科学地提取田野资料的这个阵地，这是独属于考古学的阵地。
但是，到了综合研究的阶段，尤其是历史考古学的研究，这些材料、这些问题，就已经不是独属于考古学的了，而是各种历史学科的共同材料、共同问题。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讲“破界”，就是要充分借鉴和吸收其他学科的方法、视角和成果，进行综合的历史研究。比如对器物类型的研究，除了对器物本身的时空关系和发展变化的把握外，还可以结合这些变化背后的社会历史和人类活动背景，再联系其他材料，尤其是文献材料，以及相关学科的研究，共同研究器物背后人的活动和历史的变化。
上面谈到，历史考古学进入综合研究的阶段，往往需要联系其他的材料，其中比较重要的就是文献材料。有些学者批评中国考古学研究中较多地使用文献材料的方式，认为文献材料和考古材料属于两个系统，不能进行对应。这种观点，从哲学意义上讲，并没有太大问题。然而，在实际研究中，在中国考古学中，尤其是历史时期考古学中面对如此丰富的相关的文献记载，而且在不少问题上二者实际上就“对应”和“互动”起来了，研究者能视而不见吗？其实，考古材料有其生成过程，文献材料也有其生成过程，我们是要在驾驭这两个系统的前提下，进行综合考察，并不是去简单对应。新时代的历史考古研究应对二者都有比较系统的理解，然后进行综合研究。这种结合中有一个“度”，这个“度”既有“限度”的意思，也有“程度”的意思，研究的高下往往就在这个“度”的把握上。
我们所在的四川大学，从冯汉骥先生开始就十分强调这一点，而从张勋燎先生开始，就要跟本科生、研究生开设一门课，名字就叫“考古目录学”。主要是讲授与考古研究最为相关的一些历史文献、金石著作的成书、内容、流传、版本、注疏等知识，不仅要学会如何使用，还要能“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对文献的掌握程度要求并不低于古代史的学生。我们认为，在这样的基础上的结合，应该才是自然而然、左右逢源的，而不是生拉硬扯、捉襟见肘的。
历史考古学与其他学科，尤其是历史类学科的结合，现在也已经获得了较大的推动，有些学科甚至在思维层次冲击和影响到了历史考古学的发展。近些年来，最大的冲击和影响应该说来自于美术史学科。美术史学科在其自身发展进入到一个瓶颈的时候，将眼光投向了中国考古学，尤其是历史时期的墓葬美术。由此带来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在美术史学科的自身发展，这个我们这里不谈论。另一方面就是一些西方和中国前沿的美术史学者，给中国考古学研究带来了许多新的方法、视野、维度和实践，而这些也逐渐引起了中国考古学界，尤其是历史时期考古学界的回应，产生了不少共同的话题。近来，中古史研究中强调的对文本生成过程的考察，也有希望与历史考古学形成有益的互动。这些都是可喜的发展，然而，目前更多的是其他学科的研究引起考古学科的反思、共鸣或回应，我们更加期待考古学的研究能在基础资料以外对其他学科产生有益的影响，这一点历史考古学研究是值得期待的。
上面谈到的都是方法的问题，还没有涉及到理论的方面。其实，以往不少人认为的一些理论层面的问题，严格意义上讲，仍然处于方法的层面。例如，均变论是一种理论，而在其基础上提出的地层学，是一种方法；进化论是一种理论，而在其理路上发展出来的类型学，也还是一种方法。中国考古学中曾经在史前考古阶段提出过一些理论贡献，如张光直先生的“断裂式”和“连续式”和苏秉琦先生关于“古国”、“方国”、“帝国”的“三部曲”的文明起源理论。理论是在实践研究基础上提出的具有高度概括性和解释性的认识体系，因而很具有吸引力，有些学术传统中甚至将之作为学术发展程度的评价标准。当然，对于考古学这样的“实学”而言，我们认为并不是必要的标准。陈寅恪先生在对冯友兰先生《中国哲学史》一书的审查报告中说：“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古人也说过“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而考古学归根结底是求“信”的，不是求“美”的。当然，如果能在充分的证据，严密的逻辑的个案研究基础上，再能提出一些理论，既信且美，成一家之言，我们是最为欢迎、最为期待的。然而，对于历史时期考古学而言，它的实学性特别强，既有种类丰富的考古材料，又有纷繁芜杂的文献材料，还有各学科已经取得的各个方面的大量认识。如果确能做到圆融无碍，不妨构建一个精妙的华严世界；如果力所不逮，也不必削足适履。但是，即便是在后现代解构主义的冲击下，历史学科中认识的系统性仍然是我们努力追求和由衷敬佩的。
三、历史考古学的几点展望
对于历史考古学未来的展望，由于现代学术研究的多元化，我们不想以自己有限的眼光去展望它无限的未来。学术乃天下之公器，未来必定是由大家的努力共同创造的。其实，本文集收录的全部是该领域内青年学者的论文，他们大多数还是80后学者，甚至有个别90后。而且我们在征集稿件时并没有作任何指示性的规定，它们体现的完全是这些学者自由的选题和自主的取向。因此，该文集实际上本身就体现了历史考古学未来的一些可能的发展趋势。我们这里便只需做客观的总结了。
第一，未来的历史考古学研究，在方法上将更加多元和深入。文集中收录的所有文章，绝大多数都没有单一地使用某种特定的方法。如类型学的研究，也是将其作为梳理基础材料，并在其上提出问题的手段，重点还要结合其他材料来讨论历史问题。其实，这种现象是与历史考古研究的取向从归纳向阐释转变这一大潮流有关的。类型学是一种归纳法，适用于对大量原始材料的处理，以建立基础的时空框架。但在这一时空框架已经总体上建立的今天，不少关注点将转向对材料自身的问题和其引发的历史问题进行探讨的方面，这种探讨往往是阐释性的，要阐释它的动因和背景。这就需要方法和结论上更加的多元化。
第二，未来的历史考古学研究，将不再是考古学者独有的领地，越来越多的其他相关学科，尤其是历史学科的学者将参与到对考古材料的解读中，一方面为考古学带来新的血液，另一方面也反过去促进相关学科的发展，历史考古学将与其他历史学科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也就是我们说的“破界”。复旦大学马孟龙的《北京大学藏秦水陆里程简册释地五则》、首都师范大学田天的《西汉中晚期遣策的变迁及其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曾磊的《秦代的国门规划》，都是历史学者参与考古学研究的体现。其中有的是在历史学熟悉的领域，如出土文献的研究，有的则已深入原来的“考古领地”而结合自身的背景进行历史解读。比如田天的论文，就是从汉代遣册形制和内容的变化，去考察它在丧葬礼俗中的意义的转变，进而对汉代丧葬仪式的问题作出一个方面的观察。
第三，未来的历史考古学研究，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与历史学的联系也将更加紧密。考古研究除了要探讨遗存本身的内容及其发展变化问题外，更多地还要从遗存的这些内容及其发展变化出发，去探讨相关的历史背景及历史问题。厦门大学张闻捷的《汉代“特牛”之礼与马王堆帛画中的祭奠图考》一文，就是从马王堆帛画中有关祭奠的图像，去讨论战国秦汉祭祀礼制中的一个方面。中央美术学院耿朔的《从双室到单室：魏晋墓葬形制转变过程中的一个关键问题》一文，就不是仅仅讨论魏晋墓葬形制转变的现象，而是要探讨这些现象背后，反映出的当时的世势、政权的政治和文化取向以及社会的心理。这些研究虽然都从考古材料出发，但归根结底是要研究和解决历史问题，这一取向恐怕将成为将来历史考古的一支重要力量。
从历史文献材料的使用来看，这是本文集中所有论文的共性，都表现出结合考古材料和文献材料来共同讨论问题的旨趣，而且越往后段走，这一趋势越为明显，且多成系统地与文献材料进行结合研究。如中国人民大学刘未的《昭穆贯鱼：北宋韩琦家族墓地》和首都师范大学袁泉的《蒙元墓葬场景营造与空间功能刍议》两篇文章中，就较为系统地结合了《地理新书》及以《朱子家礼》为代表的家礼类等文献材料，对宋元时期墓葬中的堪舆实践及所反映的祭祀礼仪、世俗愿景等面貌进行了考察。
第四，墓葬图像的研究，以往虽也有较多关注，但大多还是处于分类、名物考定、内容解读等基础研究层面。由于与美术史研究的结合，将来的历史考古学中，图像研究将大有可为。图像研究也将从基础研究层面，深入到研究当时人的思想观念、宗教信仰等精神世界的领域，也将去研究当时人对图像的制作和理解、知识与技术及其在社会上的传播等等崭新的领域。由于现代史学强调研究一般人的思想、知识和信仰，而考古所见的大量图像材料恰恰最能反映这一方面。上述的一些文章实际上已经体现了这一趋势。如山东大学朱磊的《从考古资料看秦汉时期的北斗信仰》便是在这一方面进行的探索。也反映出图像的研究不仅打破了传统画像石、画像砖、壁画、铜镜等等分类，而且扩展到其他一些器物中。
第五，宗教遗存的研究从来都是历史考古学研究的一个重点。四川大学董华锋的《试论北魏陇东大型佛教洞窟营建的背景》一文，从陇东北魏大型石窟出发，考察了这些石窟营建背后的势力，对北魏陇东地区后族、宦官、地方大族的结合进行了探讨。上海博物馆师若予的《南朝佛教造像碑WSZ50下方伎乐研究——兼谈<上云乐>与<文康乐>的关系》一文，也是从成都出土南朝造像碑的伎乐图像讨论当时佛教的传播及其与本土传统信仰的关系，并涉及到古代音乐史的一些问题。依然表现出上述将考古研究结合于历史研究之中的趋势。
第六，对边疆民族和中外文化交流的研究也是历史考古研究中的重要方面，其不但随着国家形势的发展而日益突出，也随着新时代学者语言能力、对外交流的加强而逐渐深化。西北大学任萌的《关于天山地区早期游牧文化的思考》，便是中国考古学走出国门后对一些问题的新思考，其中包括对以往将农耕和游牧文化进行简单对立的反思。中国人民大学陈晓露的《从考古材料看西域早期骆驼的扩散》，是在大量掌握中外相关材料基础上作出的系统梳理。吉林大学赵俊杰的《朝鲜平壤新发现的两座高句丽时期壁画墓的时代及相关问题》，则直接是中国学者对国外材料和问题的研究。这些都反映出新时代历史考古学者广阔的视野。而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索德浩的《成汉俑与三星堆器物坑青铜人像》和四川大学李帅的《明代涉藏文物识读二则》，则是对古代少数民族遗存的考察，而他们的研究都是从文物考古材料出发，联系历史文献材料以及民族志材料，去探讨民族史和民族关系史的问题。
总结起来，这些青年学者的文章反映出的研究取向和趋势最重要的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问题和方法的多元化，广泛结合政治史、思想史、美术史、宗教史、社会生活史、民族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等视角提出和讨论问题；另一个方面是向历史学的“回归”，即从考古材料出发，联系文献材料与其他相关材料，最终提出和讨论历史问题。这是我们从这本文集中间强烈感受到的信息。
当然，一次小规模的论坛和一本文集并不能反映历史考古学发展的全部方面，必然还有很多的空缺。比如城市、城镇的考古学研究，应该与墓葬、宗教遗存具有同等重要的位置，但本文集中只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子奇的《宋代城镇考古的发现与研究》一篇文章属于这一范畴。城市、城镇考古一方面由于田野实践和基础研究的长期性和繁重性，另一方面由于历史时期大量的古今重叠城市，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研究的深入开展。但城市、城镇是人们社会生活的主要场所，我们相信，在基础研究进一步夯实之后，历史考古学者们一定能在此基础上对古代人们的政治、社会、经济、宗教活动等方面的问题做出大量的讨论。
正因为一次论坛和一本文集的容量十分有限，我们还在继续开展“历史考古青年沙龙”的系列活动，希望进一步加强历史考古研究者尤其是青年研究者的交流，形成和倡导一种良好的学风，也希望在上述历史考古学的新时代中贡献我们自己的一点力量。我们期待更多的同道朋友们参与进来，也对我们提出的上述私见进行批评、讨论，以促进学科和学术的发展。
是为序。
（本文原题《关于历史考古学研究的几点思考》，系霍巍、王煜为《文物、文献与文化：历史考古青年论集（第一辑）》撰写的序言。该书由王煜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10月出版。标题系编者所拟，经授权转载）
——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
2015年5月16—18日，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召开了“文物、文献与文化——历史考古青年论坛（第一届）”的学术讨论会，这次会议的规模不大，来自国内重要研究机构大约20名学者进行了充分的报告。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学者都非常年轻，基本上都是80后学者，甚至有个别90后。我们感觉到这可能预示着未来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学的一部分重要力量和研究趋势。因此，我们将会议论文（部分有调整）编辑出版，以便学界更为广泛地了解到这些信息，也检验此次会议的成果。在文集之前，我们决定将我们对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学的一些粗浅的想法提供出来，以期抛砖引玉之效。如果将来在这些问题上能引起一些讨论，修正我们的观点，形成一些共同的认识，则是我们十分乐意看到的。
一、“历史时期考古学”与“历史考古学”
“历史时期考古学”是学界公认的中国考古学分科中的一个概念，一般指对战国秦汉以来的考古遗存的发掘和研究，有的单位又以其时代的高潮和命名的习惯而略称为“汉唐考古”或“汉唐宋元考古”，也约定俗成地称之为整个中国考古学的“后段”。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划分呢？主要原因恐怕有以下两个：第一，从战国开始，中国进入了有比较完整和丰富的文献记载的时代，官方的记录、私家的著述都十分丰富，时代愈晚，这一情况愈为突出，而之前虽有少数记载，大多是零星和追述的。因此，进入这一时期之后的考古学研究，在客观条件上就有了另一支重要的辅助资源，那就是文献记载，这与之前时代所能提供的材料组成就有了很大的不同。而中国发达的史学传统和史学思维，也在主观上吸引着以实物遗存为出发的研究，在更为深入和广阔的背景中与史学进行更为有机和紧密的结合，去探讨古代历史各个方面的问题。这一阶段的考古学与以文献材料为基础的狭义的历史学的关系更为密切；第二，秦汉以来，中国历史面貌和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而这一趋势是从战国时代而来的，形成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多民族国家。中间虽也经历过多次的分裂时代，但没有改变这一时期的主体历史形态和意识形态。这与文明时代开始之前的形态是截然不同的，与文明时代萌芽和开始以来的古城、古国、方国的形态也是大有区别的。所以，在中国考古学中划分出“历史时期考古学”这一阶段是有其客观依据和事实基础的。
历史时期考古学包括了中国文明史中一个很长的时段，根据社会总体形态和治学的习惯和特点，似乎又可以分为早、中、晚三段。早段即战国秦汉时期，这是所谓的中国的“古典”时代，是东周以来融合各国形成的传统文明的发展、鼎盛时代，虽有一些外来文化的影响，但不占主流。从研究上来讲，这一时期考古材料远多于文献材料，大多数的考古学研究依然是从考古材料中梳理出问题，再钩沉文献材料进行考察；中段即魏晋南北朝隋唐，也有学者称之为中国的“中古”时期，这一时期不管从血缘还是文化上讲，先后融合了大量的民族尤其是北方民族，然后再进行南北、东西的大融合而形成了隋唐文明。从研究上来讲，这一时期的考古材料和文献材料往往相互发明，共同推进；后段即宋元以来，这一时期中国文明在对外态度上总体上趋于内敛，社会经济和士人文化的发展导致整体的世俗化和精英的精致化。从研究上讲，这一时期大量丰富的文献材料也使得研究的实证和精细程度大大加强。虽有一些阶段性差异，但不论是问题的取向，还是研究的主要方法，这三段无疑是一以贯之的。
长期以来，历史时期考古学在整个中国考古学中的地位并不十分突出，恐怕主要与三个因素有关：第一，包括现代考古学的所有现代学科体系是近代从西方的舶来品，其中必然体现着西方的学术传统和治学旨趣。在现代考古学诞生的欧洲，考古学要解决的主要是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这三大问题。当然并不是说当时欧洲的考古学研究不关注希腊、罗马及后来历史阶段的材料和问题，但这些显然不是欧洲考古学的主要阵地，甚至更多的关注来自艺术史的学者和传统。美洲、澳洲等自不待言，它们面对的主要是史前人类的遗存，它们的考古学基本就是史前考古学。这些先天的“基因”不可能不遗传到中国考古学当中；第二，现代考古学引入中国之时，正值近代中国落后、屈辱的时期，考古学就自然承担起建立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任务。因此，中国考古学一开始的主要工作就是要寻求中国人类繁衍不息、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国文明连接不断的证明。北京猿人、仰韶文化、殷墟便是其集中代表，虽然前两者的发现者还是西方人，但这样的背景无疑是当时中国考古学的主流。再加上与“古史辩”运动的结合，重构中国的早期历史就成了当时考古学的最大任务，而历史时期考古学显然对这一任务总体上不会有太大的贡献；第三，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整个中国史学的主流都在围绕一系列宏观的历史问题进行讨论，主要是古史分期、政治史、制度史等问题。比如汉代，主要是研究当时中央与地方、王国的关系，中央和地方官僚体系的组织，选举制度的发展和变化以及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再如唐代，主要问题是政治上的三省六部制，军事上的府兵制、募兵制，经济上的租庸调制和税法改革，选举上的科举制度，等等。在这些方面考古学显然不能够大显身手。
现在，总体形势发生了一些变化。第一，中国考古学将继续寻求从西方考古学中吸取有益的养分，但无疑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走向。中国考古学既拥有世界上最为丰富的古代遗存材料，又独立发展了几十年（这有不好的一面，也有好的一面），似乎可以不再以西方考古学为标杆来构建我们自己的学科体系和推进我们自己的学术旨趣。而在这些丰富的考古遗存中，属于历史时期的部分，在数量上、种类上都是十分突出的，可以展开的问题也十分深入和宽广。历史时期考古学完全有理由上升为中国考古学中最为重要和最有空间的领域之一，与史前考古，三代考古一起作为鼎足，支撑起整个中国考古学大厦；第二，虽然证明中国文明源远流长、连绵不断的责任，不论在民族的屈辱期，还是复兴期，都是中国考古学的重要的题中之义。但是中国考古学显然已经具有了更多的问题域，学术问题更加多元化。即便是在构建民族自信心的重大课题研究中，汉唐是中国历史上的巅峰时期，从考古材料方面来构建汉唐文明之博大深远，恐怕也是今后值得考虑的问题；第三，当前整个史学界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研究主流从以往比较宏大的政治史、制度史方面向以往不太关注的社会文化史、思想史等方面扩展（即便是政治史、制度史，其研究也更加深入和精细）。关心社会上一般人的活动、观念等问题，而在这些方面考古材料将会发挥其独特的作用。如从城址的分布和变迁以及城内建筑的变化中观察当时城市功能和区域的转变，从墓葬内的图像考察当时人对死后世界的观念以及愿望，从石窟、造像碑等材料看当时社会上各个阶层的宗教信仰活动和内容，等等。而这些都属于更加精细和深入的研究，如果不满足于浅尝辄止，则需要联系其他材料，尤其是历史文献来进行综合研究，历史时期考古的优势便会得到更大的发挥。这个时候考古学就不仅是一个缝补匠了，它将作为一支主要力量甚至在有些领域中将担任主角，与其他学科，尤其是历史学、美术史、宗教史、民族史等一起构建那些更加细腻、更加生动、更加精彩的历史叙事。
那么，本文集为何要题作“历史考古学”而不是“历史时期考古学”呢？因为，我们认为，这一时代有这样的需要，我们也有这样的心愿。那就是上述这种以考古材料为基础，紧密结合历史文献，并广泛联系其他学科相关研究的历史时期考古学研究的学术取向，不应该只局限于自己设定的这一时期之中。比如从古文字、出土文献等考察历史问题的研究就自然与我们旨趣相投，我们也十分欢迎史前考古、三代考古领域中以历史和历史中的人为取向和最终归宿的研究。这从我们编辑的文集中可以明显看出我们的态度。所以，历史考古学虽然主要以历史时期考古学为阵地，但它并不是一种时代的划分，而是一种研究的取向，或可以称为“作为历史学的考古学”。
二、历史考古学的理论与方法
学界曾经有一种比较主流的观点认为，一个学科必须要有区别于其他学科的一套基本理论和方法。其实，从现在看来，大多数现代学科也并没有自己坚持标榜的特殊理论和方法。关于这一认识的提出背景和得失，我们姑且不去讨论。既然，我们所谓的历史考古学只是作为一种研究取向，而并非一个学科或一个分支学科，那么，它不必刻意标榜一种理论和方法，反之，所有有益的理论和方法也都应该合理使用。
历史考古学首先属于考古学，那么，考古学的基本方法就应该是它展开研究的前提和基础。所谓“前提和基础”并非是我们要去刻意标榜，而是以保证考古资料提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为目的和宗旨的。比如说通过考古地层学判断相对年代，是从遗存的堆积形成出发提出的方法，具有科学性、合理性、有效性和可操作性，以及重复验证性，是一种科学的方法。是田野发掘和资料整理阶段的基础方法，在某些综合研究中，也有其用武之地。再比如说建立在地层学基础上的，并以有效器类进行大量和综合梳理而形成的考古类型学，也是一种合理的方法。以往主要依靠这两种方法，随着科技的进步，现在出现了一系列的科学技术手段来协助提取遗存的信息。其中，许多方法都是经过了很多年的发展和验证，也在不断更新和进步。它们都是帮助我们提供科学的研究资料的基础。我们曾经在四川大学举办的“历史考古青年沙龙”上讲过“考古学的‘守戒’和‘破界’”的问题，考古学的“守戒”就是要守住科学地提取田野资料的这个阵地，这是独属于考古学的阵地。
但是，到了综合研究的阶段，尤其是历史考古学的研究，这些材料、这些问题，就已经不是独属于考古学的了，而是各种历史学科的共同材料、共同问题。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讲“破界”，就是要充分借鉴和吸收其他学科的方法、视角和成果，进行综合的历史研究。比如对器物类型的研究，除了对器物本身的时空关系和发展变化的把握外，还可以结合这些变化背后的社会历史和人类活动背景，再联系其他材料，尤其是文献材料，以及相关学科的研究，共同研究器物背后人的活动和历史的变化。
上面谈到，历史考古学进入综合研究的阶段，往往需要联系其他的材料，其中比较重要的就是文献材料。有些学者批评中国考古学研究中较多地使用文献材料的方式，认为文献材料和考古材料属于两个系统，不能进行对应。这种观点，从哲学意义上讲，并没有太大问题。然而，在实际研究中，在中国考古学中，尤其是历史时期考古学中面对如此丰富的相关的文献记载，而且在不少问题上二者实际上就“对应”和“互动”起来了，研究者能视而不见吗？其实，考古材料有其生成过程，文献材料也有其生成过程，我们是要在驾驭这两个系统的前提下，进行综合考察，并不是去简单对应。新时代的历史考古研究应对二者都有比较系统的理解，然后进行综合研究。这种结合中有一个“度”，这个“度”既有“限度”的意思，也有“程度”的意思，研究的高下往往就在这个“度”的把握上。
历史考古学与其他学科，尤其是历史类学科的结合，现在也已经获得了较大的推动，有些学科甚至在思维层次冲击和影响到了历史考古学的发展。近些年来，最大的冲击和影响应该说来自于美术史学科。美术史学科在其自身发展进入到一个瓶颈的时候，将眼光投向了中国考古学，尤其是历史时期的墓葬美术。由此带来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在美术史学科的自身发展，这个我们这里不谈论。另一方面就是一些西方和中国前沿的美术史学者，给中国考古学研究带来了许多新的方法、视野、维度和实践，而这些也逐渐引起了中国考古学界，尤其是历史时期考古学界的回应，产生了不少共同的话题。近来，中古史研究中强调的对文本生成过程的考察，也有希望与历史考古学形成有益的互动。这些都是可喜的发展，然而，目前更多的是其他学科的研究引起考古学科的反思、共鸣或回应，我们更加期待考古学的研究能在基础资料以外对其他学科产生有益的影响，这一点历史考古学研究是值得期待的。
上面谈到的都是方法的问题，还没有涉及到理论的方面。其实，以往不少人认为的一些理论层面的问题，严格意义上讲，仍然处于方法的层面。例如，均变论是一种理论，而在其基础上提出的地层学，是一种方法；进化论是一种理论，而在其理路上发展出来的类型学，也还是一种方法。中国考古学中曾经在史前考古阶段提出过一些理论贡献，如张光直先生的“断裂式”和“连续式”和苏秉琦先生关于“古国”、“方国”、“帝国”的“三部曲”的文明起源理论。理论是在实践研究基础上提出的具有高度概括性和解释性的认识体系，因而很具有吸引力，有些学术传统中甚至将之作为学术发展程度的评价标准。当然，对于考古学这样的“实学”而言，我们认为并不是必要的标准。陈寅恪先生在对冯友兰先生《中国哲学史》一书的审查报告中说：“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古人也说过“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而考古学归根结底是求“信”的，不是求“美”的。当然，如果能在充分的证据，严密的逻辑的个案研究基础上，再能提出一些理论，既信且美，成一家之言，我们是最为欢迎、最为期待的。然而，对于历史时期考古学而言，它的实学性特别强，既有种类丰富的考古材料，又有纷繁芜杂的文献材料，还有各学科已经取得的各个方面的大量认识。如果确能做到圆融无碍，不妨构建一个精妙的华严世界；如果力所不逮，也不必削足适履。但是，即便是在后现代解构主义的冲击下，历史学科中认识的系统性仍然是我们努力追求和由衷敬佩的。
三、历史考古学的几点展望
对于历史考古学未来的展望，由于现代学术研究的多元化，我们不想以自己有限的眼光去展望它无限的未来。学术乃天下之公器，未来必定是由大家的努力共同创造的。其实，本文集收录的全部是该领域内青年学者的论文，他们大多数还是80后学者，甚至有个别90后。而且我们在征集稿件时并没有作任何指示性的规定，它们体现的完全是这些学者自由的选题和自主的取向。因此，该文集实际上本身就体现了历史考古学未来的一些可能的发展趋势。我们这里便只需做客观的总结了。
第一，未来的历史考古学研究，在方法上将更加多元和深入。文集中收录的所有文章，绝大多数都没有单一地使用某种特定的方法。如类型学的研究，也是将其作为梳理基础材料，并在其上提出问题的手段，重点还要结合其他材料来讨论历史问题。其实，这种现象是与历史考古研究的取向从归纳向阐释转变这一大潮流有关的。类型学是一种归纳法，适用于对大量原始材料的处理，以建立基础的时空框架。但在这一时空框架已经总体上建立的今天，不少关注点将转向对材料自身的问题和其引发的历史问题进行探讨的方面，这种探讨往往是阐释性的，要阐释它的动因和背景。这就需要方法和结论上更加的多元化。
第二，未来的历史考古学研究，将不再是考古学者独有的领地，越来越多的其他相关学科，尤其是历史学科的学者将参与到对考古材料的解读中，一方面为考古学带来新的血液，另一方面也反过去促进相关学科的发展，历史考古学将与其他历史学科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也就是我们说的“破界”。复旦大学马孟龙的《北京大学藏秦水陆里程简册释地五则》、首都师范大学田天的《西汉中晚期遣策的变迁及其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曾磊的《秦代的国门规划》，都是历史学者参与考古学研究的体现。其中有的是在历史学熟悉的领域，如出土文献的研究，有的则已深入原来的“考古领地”而结合自身的背景进行历史解读。比如田天的论文，就是从汉代遣册形制和内容的变化，去考察它在丧葬礼俗中的意义的转变，进而对汉代丧葬仪式的问题作出一个方面的观察。
第三，未来的历史考古学研究，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与历史学的联系也将更加紧密。考古研究除了要探讨遗存本身的内容及其发展变化问题外，更多地还要从遗存的这些内容及其发展变化出发，去探讨相关的历史背景及历史问题。厦门大学张闻捷的《汉代“特牛”之礼与马王堆帛画中的祭奠图考》一文，就是从马王堆帛画中有关祭奠的图像，去讨论战国秦汉祭祀礼制中的一个方面。中央美术学院耿朔的《从双室到单室：魏晋墓葬形制转变过程中的一个关键问题》一文，就不是仅仅讨论魏晋墓葬形制转变的现象，而是要探讨这些现象背后，反映出的当时的世势、政权的政治和文化取向以及社会的心理。这些研究虽然都从考古材料出发，但归根结底是要研究和解决历史问题，这一取向恐怕将成为将来历史考古的一支重要力量。
从历史文献材料的使用来看，这是本文集中所有论文的共性，都表现出结合考古材料和文献材料来共同讨论问题的旨趣，而且越往后段走，这一趋势越为明显，且多成系统地与文献材料进行结合研究。如中国人民大学刘未的《昭穆贯鱼：北宋韩琦家族墓地》和首都师范大学袁泉的《蒙元墓葬场景营造与空间功能刍议》两篇文章中，就较为系统地结合了《地理新书》及以《朱子家礼》为代表的家礼类等文献材料，对宋元时期墓葬中的堪舆实践及所反映的祭祀礼仪、世俗愿景等面貌进行了考察。
第五，宗教遗存的研究从来都是历史考古学研究的一个重点。四川大学董华锋的《试论北魏陇东大型佛教洞窟营建的背景》一文，从陇东北魏大型石窟出发，考察了这些石窟营建背后的势力，对北魏陇东地区后族、宦官、地方大族的结合进行了探讨。上海博物馆师若予的《南朝佛教造像碑WSZ50下方伎乐研究——兼谈<上云乐>与<文康乐>的关系》一文，也是从成都出土南朝造像碑的伎乐图像讨论当时佛教的传播及其与本土传统信仰的关系，并涉及到古代音乐史的一些问题。依然表现出上述将考古研究结合于历史研究之中的趋势。
第六，对边疆民族和中外文化交流的研究也是历史考古研究中的重要方面，其不但随着国家形势的发展而日益突出，也随着新时代学者语言能力、对外交流的加强而逐渐深化。西北大学任萌的《关于天山地区早期游牧文化的思考》，便是中国考古学走出国门后对一些问题的新思考，其中包括对以往将农耕和游牧文化进行简单对立的反思。中国人民大学陈晓露的《从考古材料看西域早期骆驼的扩散》，是在大量掌握中外相关材料基础上作出的系统梳理。吉林大学赵俊杰的《朝鲜平壤新发现的两座高句丽时期壁画墓的时代及相关问题》，则直接是中国学者对国外材料和问题的研究。这些都反映出新时代历史考古学者广阔的视野。而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索德浩的《成汉俑与三星堆器物坑青铜人像》和四川大学李帅的《明代涉藏文物识读二则》，则是对古代少数民族遗存的考察，而他们的研究都是从文物考古材料出发，联系历史文献材料以及民族志材料，去探讨民族史和民族关系史的问题。
总结起来，这些青年学者的文章反映出的研究取向和趋势最重要的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问题和方法的多元化，广泛结合政治史、思想史、美术史、宗教史、社会生活史、民族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等视角提出和讨论问题；另一个方面是向历史学的“回归”，即从考古材料出发，联系文献材料与其他相关材料，最终提出和讨论历史问题。这是我们从这本文集中间强烈感受到的信息。
当然，一次小规模的论坛和一本文集并不能反映历史考古学发展的全部方面，必然还有很多的空缺。比如城市、城镇的考古学研究，应该与墓葬、宗教遗存具有同等重要的位置，但本文集中只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子奇的《宋代城镇考古的发现与研究》一篇文章属于这一范畴。城市、城镇考古一方面由于田野实践和基础研究的长期性和繁重性，另一方面由于历史时期大量的古今重叠城市，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研究的深入开展。但城市、城镇是人们社会生活的主要场所，我们相信，在基础研究进一步夯实之后，历史考古学者们一定能在此基础上对古代人们的政治、社会、经济、宗教活动等方面的问题做出大量的讨论。
正因为一次论坛和一本文集的容量十分有限，我们还在继续开展“历史考古青年沙龙”的系列活动，希望进一步加强历史考古研究者尤其是青年研究者的交流，形成和倡导一种良好的学风，也希望在上述历史考古学的新时代中贡献我们自己的一点力量。我们期待更多的同道朋友们参与进来，也对我们提出的上述私见进行批评、讨论，以促进学科和学术的发展。
是为序。
（本文原题《关于历史考古学研究的几点思考》，系霍巍、王煜为《文物、文献与文化：历史考古青年论集（第一辑）》撰写的序言。该书由王煜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10月出版。标题系编者所拟，经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