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外案例
《威尼斯宪章》之后：当代意大利建筑遗产保护的思潮
陈曦，苏州大学建筑学院讲师
本文摘自“《威尼斯宪章》之后：当代意大利建筑遗产保护的思潮 ”，原文刊登于《建筑师》杂志2017年12月刊， 总第190期P55-60页
意大利的保护思想因为皮埃罗 · 戈佐拉（P. Gazzola）和罗贝尔托 · 帕耐(Roberto Pane)参与起草《威尼斯宪章》的工作以及切萨莱·布兰迪（Cesare Brandi）的“批判性修复”（Restauro Critico）而被世界所熟知。1964年的《威尼斯宪章》既是对现代保护思想的总结，也预示了当代意大利保护思想的开端。当“真实性”“整体性”“最小干预”“可逆性”已经成为了保护者们的共识和底线，意大利的保护思想继续在历史演变的客观性和艺术创造的主观性之间摇摆发展，也在“包容”与“差异”的不同操作方法上权衡。延续着对于历史环境的尊重，发展出侧重于史学维度的保护概念；受到现象学的影响，发展出侧重于美学维度的修复概念；在“修复总是一种批判性的行为”成为意大利学界的共识之后，不同文化圈的学者们对理论又有了不同侧重的发展。
一、史学维度的“整体性修复”
对于历史环境的尊重，以及将其视作是完整的保护对象的思想，在《威尼斯宪章》的重要奠基人之一戈佐拉的身上得到体现。二战结束以后，戈佐拉注意到对老城镇保护的热潮，他认为保护是建立在对城市环境的充分理解基础上，在老城镇的文脉中，现代内容的增加必须根据城镇整体价值来定义，同时现代史学需要“将所有建筑活动作为整个历史文件来考虑”。1941年开始，作为威诺那（Verona）古迹保护的总负责人，他不断更新自己保护理念的批判性和操作性。他重建了威诺那的卡斯特维奇（castelvecchio）大桥，来修复损毁的古迹和场所之间的关系。
▲ 卡斯特维奇大桥毁损状态
▲ 卡斯特维奇大桥修复后
戈佐拉的思想延续了现代主义时期乔瓦诺尼（Gustavo Giovannoni）对于“修复”的定义。乔瓦诺尼秉承了意大利历史主义的思想，他所提出的“科学性修复”，是在实证主义的立场上，将各个时期的建成物看成是拥有等同价值的保护对象，同时依据物质文化观念，试图通过科学严谨的保护措施来还原真实的过去，展现历史建筑背后所蕴含的人类社会生活。
戈佐拉始终坚持乔瓦诺尼的实证主义史学方法，但也意识到实证主义史学和分类法的弊端，他认为古迹的修复是一种基于历史判断的行为，不能被任何技术所取代。从1970年代开始，动态的、相对的史学编纂学观念深深影响了戈佐拉，他指出价值评判的不稳定性和修复的局限性。针对风靡一时的“批判性修复”，他反对艺术统一性的假设，认为即使事先做了详细的信息采集、拥有高超的修复技术，也无法保证能够完全保存历史遗迹所需要传达的意义。对于遗产来说，“美”的特性不是本质上必需的。
二、 美学维度的“批判性修复”
受到布兰迪影响的罗伯托·帕耐和雷纳托·博纳利（Renato bonelli），他们共同促使了“批判性修复”思潮的产生。与20世纪上半叶的科学性修复不同，批判性修复主要关注美学的需要，并且捍卫修复是一项创造性的行为。
在20世纪30年代，罗伯托·帕耐（Roberto Pane）就已经是乔凡诺尼的学生，他也是实证主义最后的追随者之一，但是帕耐从传统修复方法中看到了存在的问题，他反对通过价值评估批准修复工作，这为明确分离史学和保护奠定了基础。他认为修复是需要创造性的投入。在这个问题上，他吸收了阿尔甘和布兰迪的“修复”观念，并用“批判性修复”来定义这些具有美学倾向的修复理论。帕耐用圣卡拉教堂（Santa Chiara）的修复来解释这个概念。塞尔维拉特（Pierluigi Cervellati）2000年完成博洛尼亚礼堂（Oratory of San Filippo Neri）的修复，同样可以视作是批判性修复的例子。礼堂的天花板在1944年的轰炸中坍塌，建筑师试图恢复历史的意象，但是没有选择复原，而是用不同的技术和材料来重建屋顶。
▲博洛尼亚教堂在1944年的状态
▲ 博洛尼亚教堂修复后
后来加入到批判性修复阵营的包括保罗·菲利普特（Paul Philippot）、卡尔博纳拉（Giovanni Carbonara）等，卡尔博纳拉这样总结“批判性修复”：“我们定义修复和所有试图保护和向未来传达历史、艺术和环境的价值的干预一样，可以帮助遗产的阐释而不会消除掉时间的痕迹。修复需要基于对原初材料和原真档案的尊重，而且必须是一个批判性的阐释过程，不需要言说但是要在实践中表现。更确切地说，做了批判性的假设，它总是可以修改，对于原初的作品的干预都是可逆的。”这个定义很清楚地说明了“批判性修复”的三个特征：批判性的阐释、可逆性和独特性。
三、“保护性修复”
“保护性修复”（conservative restoration），主要是米兰理工的两位学者马可·德齐·巴尔德斯奇（Marco Dezzi Bardeschi）和阿米德奥·贝利尼（Amedeo Bellini）倡导，并逐渐形成了以米兰为中心的一支力量。对于巴尔德斯奇来说，“保护性修复”是要尽可能为后人延缓遗产的寿命，既要保证物理状态的真实性，也要尽量保证设备和功能的继续使用，最好能够延续最初的功能，至少应该具有高度的兼容性和最小的干预度。尤其是对于建筑物的使用功能，“保护性修复”提出了不同看法。
从米兰理工发展出来的方法认为，日常持续不断的维护比修复更加重要，前人留下来的环境要传给后人，艺术品所有的历史层级都需要得到保存，应该避免批判性修复的追随者们所谓的“选择”。“保护性修复”在实践中认为所有的作品都有成为历史证言的可能性，因此我们不能进行选择。考虑到艺术品的特殊性，保护者应该尽量延续作品，哪怕是破败的状态。相反，可以增加一些附属物来满足建筑物的社会功能，但是这些附属物必须是清晰的当代语言，即便和历史建筑看起来不太协调。这些原则会导致强烈的对比，影响了艺术和历史价值。
关于这种方法的实践，包括米兰的理性宫，该建筑由巴尔德斯奇在1978-2000年修复，他尊重所有的历史层积，譬如18世纪增建的顶层，以及立面上石膏填补的痕迹。此外，还可以看到“保护性修复”的另外一个要点，是对新增加部分的开放性。巴尔德斯奇设计了一个很不羁的逃生楼梯，展现了一种语言上的对比，在一些学者看来这会损害中世纪场所的价值。
▲ 理性宫的墙面部分的保存
▲ 理性宫的加建部分
四、“维护性复原”
与“保护性修复”相对的，是第四种趋势，在意大利乃至欧洲很常见“维护性复原”（Maintenance-reinstatement）。 “维护性复原”的支持者们认为，建筑是与其他艺术形式截然不同的，它有三个重要的前提：1）建筑是不可移动的，2）建筑总是人居的，3）建筑需要应对气候因素。
这一思想的支持者包括保罗·马科尼（Paolo Marconi）。他认为：“修复一个建筑意味着对一个建筑或者城市区域采取措施，让其能够保存地长久，如果它们值得保存。修复者需要把建筑物改造到最佳状态，并体现建筑物的重要性。”因此，这个方法实际上更加关注建筑的外观而不是材料的物质性。建筑需要持续地被维修，就像马科尼所言，像我们父辈一样，一代一代地修理传递下去。马科尼强调建筑对于人类情感的寄托，这是“维护性复原”背后正当的理由。纪念碑的重建可以抚平公众所经历的创伤，正如在德累斯顿、威尼斯、佛罗伦萨的众多重建案例。 西西里的讷特教堂（Noto）的穹顶也是如此。
▲ 讷特教堂穹顶重建中
▲ 重建后的讷特教堂穹顶
马科尼还认为工艺也是遗产的一部分，他特别强调对于传统匠作技术的传承，并出版了《建筑更新手册》来示范这种工艺的传承。
但是这个方法的实践引起了很多的争论。问题的核心是这些复建与伪造的界限在哪里？布兰迪反对这些重建，他说：“历史的虚假是美学的暴行。”在马科尼的概念中，这两者有着清晰的差异：因为建筑物与艺术品截然不同。
五、结语
在《威尼斯宪章》之后，随着战后的发展和城镇复兴运动的开展，意大利的保护理论不断发展来适应新的社会需要。除了前文提到的四种比较典型的保护思潮以外，还有按不同地域流派进行的分类，譬如罗马学派和米兰学派的区别，表1总结了这些活跃在意大利当代保护理论界的学者们的观点，可以看到米兰的学者们更加地谨慎，而罗马的学者们更加强调遗产在当代的阐释作用。
意大利这四种比较典型的保护思想，彼此之间并没有清晰的边界，只能说各有不同的侧重。因此意大利保护思想的发展给予我们的启示是：在面对不同保护对象的时候可以进行多种策略的比较和叠加使用。此外，这些保护思想因为侧重点的不同，彼此有着内在的矛盾。它们之间反复的讨论也使得保护的理念更加多元、技术更加多样。
（本文摘自“《威尼斯宪章》之后：当代意大利建筑遗产保护的思潮”，原文刊登于《建筑师》杂志2017年12月刊P55-60，版权所有）
《建筑师》No.190丨2017年12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