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议程
论坛纪要|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国家制度与地方实践
1982年2月8日，国务院公布了第一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标志着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制度的创立；2000后又建立了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保护体系，使得国家层面的制度设计更趋完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制度从无到有，历经了多年的艰辛探索，在取得了丰硕成果的同时，也遇到了不小的困难与困惑——国家制度的完善是否可以解决地方实践中面临的所有问题？在国家顶层设计的框架之下，是否还能找到其他路径来支撑地方实践？我们希望能从国家制度与地方实践的视角出发，对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保护与利用进行反思，对未来的路径进行展望。
2018年1月13日下午，复旦大学国土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国家制度与地方实践”主题论坛在邯郸校区逸夫楼一楼圆桌会议室顺利举办。本次论坛邀请到山西省住建厅副厅长李锦生、平遥县文物局局长冀太平、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邵甬、全球文化遗产基金会的中国项目主任李光涵、地扪侗族人文生态博物馆馆长任和昕、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研究员王金华出席。论坛由复旦大学国土与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任、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杜晓帆主持。此外，还有多位相关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论坛。
图1 论坛现场
一、国家制度
杜晓帆：
最初的想法是谈谈历史文化名城。平遥在中国是很有代表性的城市，今年是平遥申报世界遗产成功二十周年。我们对“遗产”的概念进行着不断的思考，并且随着社会发展，我们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而且，今天有幸请到了贵州地扪生态博物馆任和昕馆长，他一直在做乡村保护发展的工作，所以我们在“历史文化名城”的基础上加上了“名镇、名村”，话题可以更宽泛。历史文化名城的概念到今天已经三十多年了，社会及学界对它的认识与见解各有不同，褒贬不一，同时也存在许多问题。先宽泛地讲一讲我们对“名城、名镇、名村”的基本认识和态度。
图2 杜晓帆教授主持
人居遗产——“活着的遗产”
邵甬：
我做名城、名镇、名村的工作比较早，参与了大量的保护规划和制度建设。我们从不同专业、不同角度看它走到今天，思考它还会有什么问题，以及还可以做什么事情。
我认为名城、名镇、名村是三种类型。在2008年我就给予其专有名词：人居遗产。为什么会这么说？因为在工作过程中，我发现这三类跟文物保护单位、自然景观非常不同，它有双重属性：一方面，它有遗产性，因为它的历史悠久、文化深厚，还保留很多物质和非物质遗存，所以需要国家民族的保护；与此同时，城、镇、村又是活生生的，很多人在其中生活、工作，是人居环境。因此，我们不能光讲遗产而不讲城市性，或说生活性，其双重性即遗产性和生活性是不可分割的，可以说是一种“活着的遗产”。
那么，正因为意识到这种双重属性，我在工作中一直非常重视保护和发展——遗产要保护传承，但是城、镇、村要发展，我们的工作就是如何专业地平衡二者，这才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如何真实地、完整地保护遗产，同时又能够改善人居环境，保护原住民的利益，能够使城、镇、村的社会经济各方面协调发展。我们在做保护时，不仅仅是简单的规划，其实已经从规划领域转化到了精准化的制度设计。
此外，对于遗产对象的认识也不应仅仅是停留在文物保护单位这类较为精华的遗产上，要更多地去注重日常的遗产、普通的遗产，也就是空间与生产、生活部分息息相关的内容上。
图3 邵甬教授发言
从平遥看名城名镇名村的管理体制
杜晓帆：
这个话题涉及到了很多不同学科、从事不同工作的人，是多重领域的组合。今天有两位嘉宾都是一线工作者，冀局长做了十几年平遥县规划局局长，在保护管理古城上有很多经验与思考。刚刚邵老师是从宏观的角度讲述对名城、名镇、名村的看法，平遥在其中很有代表性，下面有请冀局长来谈一谈。
冀太平：
平遥走了30年的路，我作为伴随古城走到今天的亲历者、参与者，深知其中的艰辛与困惑。这些年我有一个问题——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管理体制是不是应该反思？ “名城”、“名镇”、“名村”是算作一种学术概念，还是身份的确认，抑或级别的肯定？是对过去的肯定，还是对当下的确认、对未来的指引？我认为对它的认识是不清晰的。
在管理模式上，“城”还是归于城的行政管理体制来运营，“镇”和“村”也是如此，而常规的管理模式从管理、发展、保护和实践的一套程序都没有国家层面上对应级别的介入，有的只是在完善到一定阶段时，必须要完成的保护规划这样一个技术性工作，而要将其转换成行政决策的依据，这之间目前还没有程序。
平遥的名气得益于保存及保护较好，及早地踏上了中国井喷式旅游的节拍，迅速与市场、社会接轨。因此，在外来者看来，平遥似乎找到了一条保护、发展和传承之路。从内部讲，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我们已经遇到了困惑——我们的旅游模式发展至今是利益驱动，而不是来自文化传承的责任，再加上古城内，例如房屋产权的多元，产权人寻求利益最大化，那么保护与发展之间就找不到平衡点，而这些都缺乏国家、资金、制度层面的介入，完全是靠着市场和自然发展轨迹进行。
这其实是平遥目前面临的最严肃、最困惑，甚至是关乎古城未来走势的问题。我也在思考，这可能也是因为制度更倾向于学术的思考和要求，跳出了人居的本来意义，也希望院校能将我的观点转换为学术研究，怎样将制度进行改良。以上是“城”的事。
第二层，我想说说“村”的方面。由于对古城的困惑，所以我努力进行古村落的更新、提升和文化传承方面的实践。我们在平遥划定了一个几十平方公里，包括几十个古村落的区域，与资本合作，想要打造一个不隔断生活、生产能延续、激活传统与现代产业融合的鲜活社区。当然实践中会遇到很多问题，今天有幸见到任馆长，相信会不虚此行。
图4 冀太平局长发言
生态博物馆与名村的保护发展
任和昕：
地扪村是2014年3月公布的第六批历史文化名村，但这只是一个标签。2002年，我陪同几位音乐研究者回到贵州黎平做侗族音乐采风，之后出版了一个侗族音乐的CD，2003年我所在的香港机构（中国西部文化生态工作室）与黎平县人民政府签订了一个有关乡村文化保护、利用、发展的三十年的顾问协议。此时正好碰上贵州省四个生态博物馆的建设，是跟挪威的一个国家间文化交流项目，也就参与了生态博物馆的建设工作。在当时看来，“生态博物馆”与“生态旅游”就像一对孪生兄妹，生态博物馆很好地诠释了村落文化保护的理念，讲怎么保护，生态旅游是讲怎么利用。
对于地扪，是先有一个生态博物馆理念的植入。生态博物馆强调外来人员应该作为观察者，我选择的是“无为而治，顺势而为”。而作为政府顾问，我不是一个投资者，是站在更客观的角度看应该要怎么做，没有背负很多包袱和压力。我们选择生态博物馆的理念也只是一个工作方法。其实生态博物馆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博物馆，更像一个保护区的概念，是活态的文化社区，关注过去、现在和未来，只有开始没有结束，永远是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我们不应该把乡村变成文化的孤岛，要关注乡村的保护、利用、发展问题。
图5 地扪
关于乡村保护，我们借鉴了生态博物馆的理念，即当地人是文化的主人，他们创造了自己的文化，他们决定文化发展的方向，他们有选择的权力。在地扪，我们最重要的工作是记录——过去的一百年，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但未来的一百年可以知道是怎么过去的，所以我们不会纠结于房子是不是一定要保存下来。同时，我们也不想因为外来的影响力和特殊背景对当地村民的选择施加压力。
图6 地扪
其实，我们在喊着保护口号的同时，做的都是开发的事——似乎保护是为了发展，发展首先旅游，而旅游就变成了一个最简单也最粗暴的方式在乡村野蛮生长。在一些名城名镇名村中，我们看到的情况都是被文化→被旅游→被同质→被娱乐→被抛弃的过程。其实，真正的破坏者是外来人，是被贴了各种标签后带来的建设、开发和发展的问题。
所以要考虑怎么跳出旅游来发展旅游。其次要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思维方式，地扪生态博物馆的范围有172平方公里，有46个自然村，其中有11个国家级传统村落，如果只聚焦于地扪，就会屏蔽周边村落，所有的资源都涌入地扪。第三，关于乡村的保护与发展，要在城市化、工业化、物质化的背景下，发现乡村价值、重估乡村价值、输出乡村价值，重构乡村精神，这是最重要的。
“乡愁”更多的是城市人的乡村想象，村民更多的是“城愁”，他们要进城、要发展。现在我们去乡村，看到的文化只是一个驱壳，比如建筑、音乐等被标签化了的文化，实际上，真正的文化是在当地人的日常生产生活中。
图7 任和昕馆长发言
美国公园管理系统&城市特性
杜晓帆：
正如任馆长所说，文化其实都在生活中。下面我们换一个角度，先请李光涵主任从国外的角度，谈谈他们的认识与看法。
李光涵：
我认为欧洲的体系是不一样的，法国、意大利、西班牙也各不相同，而美国跟欧洲的差别也较大。遗产、城市为什么不一样，我们喜欢说是因为文化差异，我一直认为很大程度上是政治体系的差异影响我们怎样去看待，不同管理思路下制定的法规不一样。
美国是较为特别的例子，美国保护的法规制度比较复杂，是联邦法加地方法，地方的审批程序和制度等也各不一样。美国没有像中国一样有一个正式给予名称的文物或遗产管理部门。比较特别的是美国公园管理系统，是一个自成的系统，只要被划分进它的管理范围之内，就全部归公园管理系统来管理。而且“公园”的概念不只是类似于黄石公园一类的大荒野中的公园，也包括城区中的遗产、历史街区和绿地公园。
例如费城，是美国的第一个首都，它的老城区是世界遗产，其范围也归美国公园管理系统管理，遗址区虽然是在城市之中，但国家公园的管理不受当地条例限制，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思路。
纽约的差别就很大，纽约是一个大城市，寸土寸金。其遗产保护的做法，例如地皮是否审批，社会影响力非常大。我个人感觉美国的特色是根据城市特性来做的，城市中历史建筑和历史街区管理的影响力也是不一样的，而小城市又是另外一个系统，当地法规管理的效力可能是大于市场推动和社会影响力的。
美国的历史保护（historic preservation）跟规划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文物保护（conservation）更偏重材料（fabric)保护，而preservation跟规划更加相关。在很多地方或城市的规划局都有跟历史保护有关的专职人员，他们会进行专门的历史保护的管理审批，这是城市规划发展的一部分，从城市的角度来说这是合理的。
图8 李光涵主任发言
王金华：
今天的话题与文物保护的概念及关注点是不一样的。把古城分一分，其中包括了很多文化遗产类别，这是平遥一个很大的特点，很重要的是根据不同类型要怎样进行管理。平遥是很好的案例，从政策、规划、管理、技术、理念等方面有很多经验可以总结。之前与任馆长讨论时，我们提出了“乡村遗产”的概念，结合时间跨度，把传统建筑群、非物质文化遗产、有景观价值的一些概念进行综合考量，这可能对我们下一步的遗产保护与管理有很大的意义。
图9 王金华研究员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