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15年秦汉时期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有了新的收获和进展。出版发掘报告、报告集、研究论著和论文集数十部，发表考古简报和研究论文数百篇。研究角度广泛，其中都城与聚落、帝王陵墓、区域墓葬、美术考古、简牍以及科技考古等领域的发现与研究层出不穷。　　一　遗址　　（一）都城　　褚晓波、张童心以考古学文化面貌反映的文化族属认同角度，从以马莲花流域为中心的义渠戎文化面貌入手分析，认为在秦国自雍城迁泾阳、栎阳以及

　　2015年秦汉时期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有了新的收获和进展。出版发掘报告、报告集、研究论著和论文集数十部，发表考古简报和研究论文数百篇。研究角度广泛，其中都城与聚落、帝王陵墓、区域墓葬、美术考古、简牍以及科技考古等领域的发现与研究层出不穷。

　　一　遗址

　　（一）都城

　　褚晓波、张童心以考古学文化面貌反映的文化族属认同角度，从以马莲花流域为中心的义渠戎文化面貌入手分析，认为在秦国自雍城迁泾阳、栎阳以及定都咸阳的过程中，北方部族向南扩散受到阻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北方文物》3期）。

　　（二）离宫别馆

　　刘娟通过梳理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认为阿房宫并未建成，并且一直维持其规划、建造之时的“临时代名”而称“阿房宫”（《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22辑）。2009年“关中秦汉离宫别馆考古队”再次勘察了甘泉宫遗址，获得了一些新的发现，梁云根据此次的调查测量，对汉甘泉宫的形制及相关问题作了探讨（《考古与文物》3期）。该考古队还对千河下游进行了全覆盖式的调查，发现东周至秦汉时期遗址40余处，遗物以砖瓦等建筑材料为主，且多发现有夯土基址，调查者认为这些遗址可能是当时的离宫别馆（《考古与文物》3期）。

　　（三）长城与边城

　　张文平等人对之前认定的分布于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灰腾梁之上的北魏御苑遗址进行了复查，发现所谓的御苑其实是墙体、烽燧、障城齐备的西汉长城遗存（《边疆考古研究》2期）。甄自明、岳够明分析了鄂尔多斯地区汉代城址的分布、城址与长城、城址与秦直道、城址与昭君出塞的关系（《草原文物》1期）。

　　白光根据考古调查结果与文献记载相对应，认为河北丰宁县凤山镇土城子遗址即是秦汉要阳故城城址（《文物春秋》3期）。艾冲通过对历史文献、田野调查、考古资料的综合分析和逐一判断，得出西汉时期上郡管领23县的治城地望（《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22辑）。

　　赵红梅对两汉时期在北方、西北边疆民族地区设置郡县的三类统辖模式进行了研究。其中郡县设在两汉时期削弱了匈奴对东胡、乌孙等族的控制，特别是河西四郡的设置为张骞出使西域创造了条件（《北方文物》4期）。

　　（四）窑址

　　在河南省焦作市武陟县苗庄墓地发掘3座汉代陶窑，呈品字形排列，三座陶窑的形制大致相近，由操作坑、窑门、火膛、窑室、烟道五部分组成；建造手法相同，均为由地面向下掏挖形成。发掘者根据出土遗物等方面特征推测其可能是专门为附近墓地烧制修筑墓葬所用青砖、瓦、空心砖等建筑材料的砖瓦窑（《中原文物》5期）。李婉琪、索秀芬对内蒙古中南部地区战国至秦汉时期的35座陶窑进行了具体的形制分析并探讨了相关问题（《草原文物》1期）。

　　（五）仓储遗址

　　由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宝鸡市考古研究所、凤翔县博物馆编著的《凤翔孙家南头：周秦墓葬与西汉仓储建筑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介绍了仓储建筑遗址的形制、结构和出土的遗物。

　　（六）玉矿遗址

　　2014年对甘肃马鬃山战国至汉代玉矿遗址的调查与发掘中，在寒窑子草场和径保尔草场两个地点发现矿坑、斜井、石料堆积、防御遗存、灰坑、灰沟、房址等，出土遗物主要有陶片、石器和玉料等，对了解古代采矿规模和聚落等提供了重要资料（《考古》7期）。

　　（七）排水设施

　　林源、张文波介绍了秦建筑遗址中的排水设施，包括散水、排水沟以及由排水池、地漏、排水管和渗井等组成的排水系统，并指出秦在建筑排水方面已经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一些固定的排水做法，排水设施的生产制作也呈现出规律性，反映了秦的建筑排水技术发展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华夏考古》2期）。

　　（八）其他建筑遗址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在西安市长安区大兆汉宣帝许皇后陵北侧抢救性发掘一处汉代遗址，发现陵园墙址、夯土建筑基址等遗迹，出土遗物以筒瓦、板瓦等建筑材料为主，另有陶质生活器皿、生产工具、钱币等。发掘者认为此处是西汉中晚期建筑遗址，可能是许皇后陵园相关建筑的一部分（《洛阳考古》2期）。

　　孟祥伟搜集了两汉时期河南的铸钱遗存，并分析总结了其特点，点明了铸钱遗存的研究价值（《中国钱币》4期）。

　　二　陵墓

　　（一）帝陵

　　2015年度相关帝陵的发现和研究相对薄弱，具体情况如下。

　　关于秦始皇陵：关于秦始皇帝陵兵马俑坑的专著主要是许卫红《说说秦俑那些事：秦始皇陵兵马俑一号坑第三次发掘记事》（三秦出版社）。这本书在整理发掘出土新资料时以通俗生动的语言向读者展示了秦始皇陵兵马俑一号坑第三次发掘的前前后后，一方面补充了专业发掘报告中不能反映的工作者的情感、遇到的困难和压力，如实记录了一个考古工作者以不屈不挠的毅力，应对困境的心路；另一方面又以通俗的文字介绍了考古新收获，向普通公众进行文化知识的普及。这种角度的呈现和解剖显然更具亲切感，使读者易于接受。

　　在陪葬坑方面，2015年陕西的考古工作者对其进行了更为深入和综合的研究。其中，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兵马俑坑考古队公布了《秦始皇帝陵一号兵马俑陪葬坑2009~2011年发掘简报》（《文物》9期），对一号坑局部建筑堆积、陶俑、车马和兵器进行了细致的记录和描述。一号坑虽已进行两次正式发掘，但此次H1的确认依然意义重大，或许会成为一把打开俑坑被毁之谜的钥匙；盾、鼓、笼箙等材料弥补了漆器、纺织等领域研究的缺环；修补痕迹纠正了以前盲目套用秦代“物勒工名”制度的错误，有助于俑坑属性的正确定位。冉万里在《由弋射之矢看秦始皇陵车马坑》（《大众考古》1期）一文中通过论证秦始皇陵西侧陪葬坑一号铜车马车舆之中铜箭箱内的4枚圆柱形镞头铜矢是用于弋射的矰矢，同时将另外同出的50枚有杀伤力、镞头锋利的铜矢判断为用于射杀猛兽的铜矢，得出秦始皇陵西侧陪葬坑出土的一号铜车马的名称虽然仍然可以称为“立车”也即汉代的轺车，但是其用途却应该是用于田猎的田车。他认为这是秦始皇陵西侧陪葬坑出土的一号铜车马和二号铜车马为秦始皇外出狩猎的田车车队的证据。武丽娜、付建在《秦始皇帝陵青铜水禽坑》（《大众考古》4期）一文中详细介绍了水禽坑k0007发现的前后经过，并细致描述了坑中所出天鹅、铜鹤、鸿雁和乐舞俑。文中结合水禽坑不远的鱼池遗址推测水禽坑应该是五行学说在陵寝布局设计上的具体运用。

　　关于两汉帝陵：新报道的主要是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了《洛阳偃师东汉洛南陵区2008年考古勘探简报》（《洛阳考古》2期）。该简报对2008年6~10月在洛南陵区内现存的部分封土墓勘探情况进行说明。其中封土直径在100米以上的特大型封土墓共7座（M1038、M1048、M1052、M1054、M1055、M1071、M1079），发掘者根据封土规模和墓葬形制等推测M1038、M1048、M1052、M1054以及此前勘探的白草坡M1030应属于帝陵级别；M1055、M1071较之以上墓冢略低，但远高于一般封土墓，墓主身份也可能为帝后。

　　杨武站、曹龙在《汉霸陵帝陵的墓葬形制探讨》（《考古》8期）一文中对汉文帝霸陵的墓葬形制进行了探讨，并根据霸陵选址的地质、地貌条件及西汉帝陵传统，进一步推测霸陵的墓葬形制为带４条墓道的“亞”字形竖穴土坑墓，与其他西汉帝陵并无两样，只是未建封土而已。从地貌上来看，霸陵坐落在黄土台塬上而非山地，缺少依山为陵的地貌、地质条件，自然也不应是崖墓。西汉帝陵营建前有仔细的规划设计，霸陵营建也是如此，若帝陵为崖墓，后陵不可能为竖穴圹墓；反之，窦皇后陵为带封土的竖穴土圹墓，帝陵的墓葬形制肯定也是竖穴土圹墓，只是“不治坟”。关于霸陵不起封土的原因作者认为有二：一是文帝个人喜好和性格所致；二是大臣们敢言直谏使文帝改变想法，实行薄葬。

　　关于西汉帝陵的陵寝建筑研究，刘尊志在《试论西汉帝陵的寝与相关建筑》（《中原文物》5期）一文中认为寝园的设置可能始于景帝阳陵，基本是由一组、两组或多组建筑组合成的综合性陵墓祭祀设施，其后又有发展与变化，垣墙或有或无，但均以寝殿为中心，并对后世影响较大。随着陵墓设施的逐步完善和墓葬祭祀的不断发展，寝与相关设施从陵园内迁出后，由一组、两组或多组建筑组合成的综合性陵墓祭祀设施。寝殿是祭祀的主要场所，作为主体建筑，所属院落位置尊（帝陵一般居西）、地位高、面积大，其他建筑则服务于寝殿的功用。正因为这一建筑群体以寝殿为中心，故得名“寝园”。寝一类礼制建筑继承于秦并延续至东汉，东汉帝陵的寝园地位提高，寝殿作用得到加强，规模扩大，并由此衍生出石殿、园省等相关设施，这也促成了以祭祀、朝拜为主要内容的封建陵寝制度完全确立。可以说，西汉帝陵的寝与相关建筑在封建陵寝制度发展和逐步确立过程中发挥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二）诸侯王、列侯墓

　　在新材料方面，最引人注目的是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墓的考古工作取得了重要成果。《掀起西汉列侯的面纱》（《光明日报》11月5日）、《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墓考古取得重要发现》（《中国文物报》11月6日）都对其进行了报道。杨军在《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墓园》（《大众考古》12期）一文中对海昏侯墓的基本情况做了介绍。海昏侯墓位于今天南昌新建区大塘坪乡观西村附近，当时海昏侯国国都紫金城西南，是目前我国发现的面积最大、保存最好、内涵最丰富的汉代侯国墓园。墓园由两座主墓、七座陪葬墓、一座陪葬坑、门阙、祠堂、厢房等组成，平面呈梯形，有长达868米、保存较完整的墓园墙，总面积达4万平方米。两座主墓为海昏侯（M1）及其夫人墓（M2），占据了墓园最中心的位置，属同茔异穴合葬。此外，墓园内还发现有礼制性高台建筑、数处有踩踏面的道路和以水沟为代表的排水设施。

　　此外还有收录在《河北省考古文集（五）》（科学出版社）中的《鹿泉市北新城汉墓M1发掘简报》是对河北地区西汉中晚期某代真定王王后或夫人之墓的详细报道。该墓与M2南北并列，M2居北，为某代真定王之墓，M1在南，为王后或夫人之墓。《平度六曲山墓群2011~2014年度调查勘探报告》收录在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编著的《青岛考古（二）》（科学出版社）中。该文介绍了山东平度六曲山多座西汉胶东王墓葬的调查情况，包括地面建筑、封土等内容，并就相关内容作了分析。龙朝彬在《〈沅水下游汉墓〉资料整理概况》（《湖南省博物馆馆刊》11辑）一文中提到土坑墓M2098，墓室（含墓道）总面积57平方米，葬具为双椁双重棺，为夫妻同穴合葬，带有两条墓道。该墓随葬有铜鼎、盒、壶、钫等铜礼器，还出土了通常仅在王侯级别贵族墓中才出土的黄金饼六枚，据此发掘者认为墓主可能属二千石级太守甚至是王侯级高级贵族。

　　在诸侯王墓研究方面，何旭红在《长沙杨家山西汉“刘骄”墓和“杨子赣”墓考》（《湖南省博物馆馆刊》11辑）一文中从出土器物铭文、两墓相对位置以及杨家山乃至湘江西岸西汉时期高等级墓葬的考古发现等方面分析，得出“刘骄”或为封君、“杨子赣”为翁主（公主），并非过往认为的某代长沙王后，两墓为同茔异穴的夫妇合葬墓。黄展岳《南越国考古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书是其在南越国研究方面的论文汇集，对于南越国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丁海祥在《西汉闽越国贵族王陵区初探》（《福建文博》1期）一文中对闽越国贵族王陵区的分布情况、结构类型、布局特点和随葬器物组合等相关问题进行了分析，并认为其中位于最北部的牛山一号汉墓应是闽越王陵之一。聂菲在《特殊空间：马王堆一号汉墓北边厢空间的营造与利用》（《湖南省博物馆馆刊》11辑）一文中对幸免于盗墓骚扰的一号墓的墓内空间陈设进行研究，为研究西汉时期的丧葬礼俗提供了十分宝贵的资料。该文以一号墓北边厢随葬品为例，视其为墓葬的一部分而加以分区、分类地梳理与分析，并尝试对随葬品的象征意义进行阐述，进而以随葬品的组成方式及空间营造的特点为中心展开讨论，同时还对其源流进行考察，力图拓宽马王堆汉墓的研究视野与范围。丁岩《凤栖原西汉墓园大墓主人试探》（《西部考古》9辑）通过对凤栖原大墓的墓园及大墓的特征和出土器物的研究，认为其时代为西汉中期，进一步结合出土的“卫将长史”和“张”等文字资料和与文献记载相比照，推定大墓主人是西汉中期的富平侯卫将军张安世。

　　刘尊志在《汉代诸侯王墓动植物陪葬内容及相关问题浅析》（《南方文物》3期）一文中将西汉诸侯王墓分为八个区，并以几座东汉诸侯王墓为例，介绍了两汉诸侯王墓动植物陪葬的发现状况，分别归纳了动植物陪葬的品种和类别，对动植物陪葬形式进行总结分类，进而得出动植物陪葬的八个作用或用途，包括财富的象征、食品、生活的反映与写照、供奉祭奠的祭祀物品、镇墓或辟邪、其他器物的配套物品、与丧葬有关的物品、具有特殊用途。该文文末在分析动植物陪葬内容体现的丧葬内容的同时，探讨了动植物陪葬内容的时代特点和地域特色、西汉诸侯王墓用狗陪葬的相关讨论和东汉诸侯王墓陪葬陶质动物的发展与变化三个相关问题。

　　（三）一般墓葬

　　2015年度整体报道的新材料较多，其中尤以河南、陕西、山东、湖南、重庆、江苏、浙江等地区公布的新材料较为集中，其他省份亦有报道。有关汉墓的区域研究及综合研究也有一些新成果的发表。

　　河南省是2015年度新发表汉墓资料数量最多的省区。由河南省文物局编著、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文物保护项目、河南省考古发掘报告丛书共有五部出版：《淇县西杨庄墓地、黄庄墓地Ⅰ区发掘报告》中对两个墓地发现的52座两汉时期墓葬等进行了详细的叙述。《淇县黄庄墓地Ⅱ区发掘报告》总结了2006~2007年先后两次的考古发掘成果，其中介绍了西汉晚期至东汉晚期墓葬30座，对揭示淇县西部平原地区的汉代墓葬制度具有一定意义。《卫辉大司马墓地》上编详细地公布了2006年在该墓地发掘的26座墓葬，其中汉墓1座，为研究豫东北一带汉晋至明清时期丧葬制度提供了新的资料，下编为综合研究，收录了研究大司马墓地考古材料的专题论文3篇，涉及小五铢等，从不同的方面和角度对这批材料所反映的币制、墓主身份、丧葬习俗进行了探讨。《禹州新峰墓地》报道了2007~2011年发掘清理的505座战国秦汉墓葬，该批墓葬在遗存特征与埋葬习俗方面均有一定特点，对我们理解许昌地区汉代考古学文化以及汉代许昌的社会历史面貌具有相当价值。《淅川新四队墓地》在全面、系统介绍新四队发现的48座墓葬资料的基础上，对墓葬形制、陪葬品、墓葬的年代及相关问题等进行了深入探讨，总结了墓葬的时代特点、地域特征、等级归属及其合葬形式、墓葬分布、家族墓地等。

　　在新材料方面尤以淅川报道最多，包括2008~2009年在赵杰娃山头清理的5座西汉积炭墓（《洛阳考古》3期）、2010年在王庄汉墓群发掘的15座（《华夏考古》2期）、在仓房镇侯家村李沟墓地发掘的57座（《考古学报》3期）及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墓葬2座（《江汉考古》1期）。郑州地区，2015年度出版有考古报告《郑州汉墓》（大象出版社），该报告是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配合郑州商城的基本建设中，考古发掘的十余处汉代墓葬区，涉及十二处墓地墓葬的详细介绍。其他资料有2009年在郑州市四方汇清华·紫光园小区抢救发掘的44座汉代砖室墓，时代分属西汉中期、西汉晚期、新莽或稍晚时期（《文物春秋》2期），以及2014年在登封东华镇袁村汉墓群发掘的M2，时代为东汉晚期（《洛阳考古》2期）。开封市报道的新材料有在尉氏县大新庄清理的西汉中期及稍晚空心砖墓16座（《文物》8期），和2014年在尉氏县后刘墓地清理的11座汉砖室墓（《华夏考古》3期），年代为东汉早期前后，可分为单室墓和多室墓两类。在洛阳孟津县朱仓村发掘了东汉晚期夫妇合葬墓M1，为斜坡墓道单砖室墓，墓主人身份为一般贵族（《文物》4期）。禹州市主要介绍了杨庄墓地的东汉中晚期墓M101，为研究该地区生活习俗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文物春秋》1期）。

　　在南阳市一中新校址清理的东汉中期墓M189中出土了1件用黑色黏合剂粘接修复的瓷碗，这在南阳东汉墓中是首次发现，经检测黏合剂成分与大漆或生漆较为接近（《中原文物》1期）。宋蓉通过对南阳地区各类汉墓的综合考察，建立了该地区墓葬分期框架，并进行了文化因素分析研究，考察不同时期各类文化因素对南阳地区考古学文化面貌的影响程度及组合方式，在墓葬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文献学的研究成果，探讨了南阳地区汉代考古学文化的特点、发展历程及其形成模式等问题（《考古学报》2期）。

　　陕西省新报道的汉墓资料主要有2011年在西安南郊郭杜镇发掘的1座西汉早期至中期墓（《西部考古》9辑）、2012年在凤翔双塚村、三家店村发掘的3座东汉中晚期墓（《文博》1期）。后者中的双塚大型汉墓出土鱼鳞式铁铠甲及多把铁剑等兵器，应是东汉中期一位军事首领的合葬墓，对进一步研究东汉时期雍城屯驻营兵制度以及与西羌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具有重要研究价值。此外还有2013年在西安张家堡村清理的42座西汉墓葬，形制以土洞墓为主，个别为竖穴土圹墓，其中洞室墓以竖穴墓道土洞墓为多，出土了一大批精美文物，M29出土的彩绘铜镜直径超过27厘米，为研究西汉彩绘铜镜提供了新材料。该墓群墓葬规模较小，时代自西汉早期至中晚期，推测应为一处汉长安城内居民墓地（《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4期）。

　　河北省报道的新材料主要有2004年在张家口宣化东升路发掘的3座东汉土圹砖室墓中的M3，该墓为双墓道八室砖室墓，规模较大，结构复杂，形制特殊且保存较完整，根据墓葬形制和出土器物的特征推断其年代为东汉晚期，墓主人身份应为有一定职级的地方官吏或富庶士绅。发掘者认为这种墓葬形式的出现，很可能是为了满足家族迁葬时的实际需要而设置的，M1~M3墓葬年代相同，距离相近，或许属于同一家族，为研究和探讨东汉中晚期幽燕地区砖室墓的发展和演变提供了新的资料（《文物》3期）。《河北省考古文集（五）》（科学出版社）中有关于河北地区中小型汉墓的报道，如《河北安平后大寨汉墓发掘简报》《藁城台西商、汉及宋代墓葬发掘简报》。此外还有2006年在邯郸薛庄遗址发掘的1座汉魏时代瓮棺墓W1（《北方文物》3期）。宋蓉通过对冀中南汉墓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的分析及对该地区汉墓文化因素的解析，探讨了其地域文化的特点及其与周边地区的关系，并提出冀中南汉墓在两汉时期与三河地区联系密切（《文物春秋》1期）。

　　北京地区2015年度新公布的主要有2007年在平谷区东高村发掘的西汉中晚期墓M2，其形制为刀形竖穴土圹木椁墓，在本地区所见数量不多（《北方文物》2期），以及2013年在东城区西革新里发掘的竖穴土坑墓8座，时代为西汉早期至西汉中期，这些墓葬的位置当处西汉蓟城东南，可对探索蓟城提供部分线索（《北方文物》2期）。冯双元对2013年在东城区土坑墓M8中出土的西汉半两钱残范进行了研究，从钱模的尺寸观察当为四铢半两，范上钱模的规格分两类，说明这两种规格的半两钱币是同时期流通的货币，而该钱范并非明器，当为墓主人生前使用，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汉文帝前元五年废除盗铸钱令的史实，为研究西汉民间铸币及西汉经济史提供了实物资料（《中国钱币》1期）。

　　山东省的新材料主要有2009~2010年在济南市魏家庄发掘的95座汉墓，这批墓葬普遍规模较小，结构较简单，从形制上可分为土坑竖穴墓、土坑竖穴砖椁墓和土坑竖穴石椁墓三种，随葬品种类丰富、数量较多、部分颇具特色（《海岱考古》8辑）。济南市考古研究所报道了2014年在济阳县白杨店村抢救性发掘的一座东汉晚期画像石墓M1，该墓规模较大，墓室结构较为复杂，制作考究，出土的画像石较多，是对山东地区东汉画像石墓考古资料的有益补充，墓主应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东南文化》6期）。莒县博物馆在2001年对浮来山汉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根据出土器物形制和印章铭文分析，其时代为西汉中期偏早，墓主为西汉城阳国官员，这是莒县首次发现的可确认为城阳国高官的墓葬，对研究西汉城阳国历史、莒地葬俗和汉代文化交流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东南文化》4期）。2005年在滕州朱洼附近发掘的69座汉墓年代从西汉中期延续至新莽时期，为研究鲁南枣滕地区汉代墓葬形制、埋葬习俗、面貌特征以及历史文化等增添了一批重要的实物资料（《海岱考古》8辑）。《青岛考古》（二）（科学出版社）中收录有关于青岛地区中小型汉墓的报道，如《城阳区玉皇岭汉代墓地发掘简报》《黄岛区丁家皂户汉墓发掘简报》，另外在平度市侯家庄村和马戈庄村还发现有东汉时期画像石墓门。此外还有2010年烟台市博物馆在烟台开发区皂户头发掘的4座西汉土坑竖穴墓和1座东汉砖室墓，其中西汉墓M16壁龛随葬陶器，并砸碎覆以石块，应是当时的一种特殊葬俗（《海岱考古》8辑）。

　　辽宁省新公布的材料也较丰富。由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羊草庄汉墓》（文物出版社）集中介绍了2013年在鞍山市立山区沙河镇羊草庄发掘的78座汉墓，时代为西汉晚期到东汉中晚期，为研究鞍山地区汉代历史以及汉墓分期、断代和探讨两汉时期长城以内地区的少数民族墓葬提供了新线索和实物资料。其中保存较好的12座石椁墓在墓葬形制及随葬品组合上均存在着较高的一致性，年代应为王莽至东汉初年，这一类型汉墓在辽宁境内发现较少，且较为零散，多集中在辽阳地区（《边疆考古研究》17辑）。辽阳市的新材料主要有2008~2012年在苗圃发掘的19座石室墓（《考古学报》4期）和4座土坑墓（《考古》4期）。其中石室墓可分为单棺墓、单室墓、三室墓和多室墓，多带有长方形斜坡或竖直墓道，墓葬结构复杂，布局考究，砌筑坚固，可分为东汉中期、东汉晚期及汉魏之际三期。4座土坑墓则可分为单棺墓、一椁双棺墓和一椁三棺墓等三类，时代为西汉早期和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结合该墓地石室墓、砖室墓出土遗物可知，在辽阳地区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土坑墓和石室墓并存，土坑墓逐渐被石室墓和砖室墓所取代。

　　两湖地区新材料以长沙市报道最多，主要有2013年在开福区湖南日报传媒中心工地发掘的4座汉墓（《湖南省博物馆馆刊》11辑）、2014~2015在青少年宫工地发掘的东汉晚期墓M1（《湖南省博物馆馆刊》11辑）以及2013年在长沙识字岭发掘的西汉晚期墓M3（《文物》10期）。其中M3规格较高，出土器物丰富，是近年来长沙地区发掘清理的规模较大的西汉时期墓葬，墓主应是具有一定身份等级的贵族。2010年株洲市文物部门在攸县皇图岭镇鹅形岭抢救清理了15座东汉砖室墓，出土了陶、瓷、铜、铁、琉璃器文物465件（套），其中3种纪年铭文墓砖的释读，大量罕见的铁“S”形器，精良的槊、刀剑等钢铁兵器，仅见的铜五铢衡器“朋珥”，陶器普遍施贴印方格纹的器物组合和出土信息的公布，提供了东汉晚期和末期的断代标尺，为研究湘江流域乃至江南地区汉晋历史文化系统提供了考古素材（《湖南省博物馆馆刊》11辑）。由彭佳主编、津市市文物局编的《而立集——湖南省津市市文物工作三十周年纪念文集》（岳麓书社）是一本反映津市市文物局文物工作二三十年部分成果的文集，其中报道了一些汉代墓葬的考古资料，如《湖南津市花山寺战国西汉墓清理简报》《津市肖家湖十七号汉墓》《津市市新洲豹鸣村东汉墓》等，另外还有两篇综合性论述：《沅水中下游秦代墓葬概论》《湘西北地区西汉墓葬概论》。此外，龙朝彬介绍了考古报告《沅水下游汉墓》资料整理的概况（《湖南省博物馆馆刊》11辑），湖北省文物局编著的《武当山柳树沟墓群》（科学出版社），介绍了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丹江口水库淹没区时代跨战国、西汉、东汉、宋代和明清墓葬134座。

　　2015年度川渝地区发表的资料相对也较丰富。2009~2010年，考古工作者在绵阳市涪城区桐子梁崖墓发掘了崖墓123座，其中东汉墓葬113座，以M40、M50、M67规模较大，随葬品丰富，是较为典型的东汉晚期墓葬，在墓室两侧和顶部有墨线或浮雕并施彩绘的图像和仿木结构建筑。桐子梁东汉崖墓的发掘为这一时期绵阳地区的文化面貌以及艺术史研究提供了重要材料（《四川文物》4期）。2014年在长宁县古河镇缪家林崖墓群发掘的M5，为研究四川地区汉墓、画像石棺等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四川文物》5期）。重庆市的新资料主要有2011年在涪陵区唐家坡、石院子墓地的发掘东汉墓葬8座（《四川文物》5期）、2011~2012年在江北区四马溪遗址发掘的西汉早期至东汉初期土坑墓6座（《四川文物》3期）、2008年在石柱县陶家坝墓地发掘的东汉晚期墓葬2座（《四川文物》2期）以及在丰都县麒麟包墓群发掘的2座（《江汉考古》4期）。其中后者为研究三峡地区东晋时期借葬前人墓穴并保留其遗物的特殊丧葬习俗提供了重要考古资料。此外，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和重庆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编著的《嘉陵江下游考古报告集》（科学出版社）对该地域秦汉考古遗存有所涉及。

　　浙江省新公布的主要有2014年在德清县开发区胡堂庙区域发掘的汉六朝墓葬8座（《东方博物》55辑）、2015年在安吉汉代土墩遗存（D14）清理出的汉代土坑墓葬6座（《大众考古》8期）、2011年在余杭区星桥镇里山发掘东汉砖室（椁）墓22座（《东方博物》54辑）、2014年在永嘉县瓯北镇朱岙老坟山发掘的东汉晚期至三国时期砖室墓1座（《东方博物》55辑）及1992年在东华山发掘清理的汉墓12座（《东方博物》54辑）。《衢州汉墓研究》（文物出版社）一书共收录了1972年至2014年间衢州地区考古发掘的149座汉墓和1830件随葬品的相关信息，全面系统地梳理了衢州汉墓墓葬结构形制、出土随葬物品和丧葬习俗，填补了浙江地方汉墓研究的空白。星桥里山汉墓M8出土了一面天禄镜，是目前唯一一面经科学发掘获得的天禄镜，具有重要的文物和研究价值；东华山汉墓系一家族墓地，位于中心的M48是浙江省内第一次发掘有明确身份的西汉高级别大墓，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江苏省的新资料也较集中，主要有2014年在新沂市高庄汉代土墩墓群进行的抢救性发掘，共清理各类墓葬68座，其中土坑墓、石椁墓年代处在西汉中晚期至王莽时期，砖室墓年代多为东汉时期，推断此为一处西汉中晚期至东汉时期徐州地区的平民家族墓地（《大众考古》6期）。2012年，南京市博物馆在六合区葛塘发掘的1座约为王莽时期至东汉早中期的汉墓，墓道内随葬明器类铜车马器的现象在南京及其附近地区同时期墓葬中较为少见（《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12期）。此外，还有苏州破虏墩西汉晚期墓葬4座（《苏州文博论丛》6辑）、2009年在镇江市终家村墓葬群中清理的汉墓2座（《东方博物》55辑）、2013年在徐州贾汪新城小学清理的汉代墓葬16座（《湖南省博物馆馆刊》11辑）。

　　两广地区新材料主要有2009~2010年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黄埔大田山发掘清理的东汉砖室墓4座，从墓葬形制分析，这4座墓年代接近、风格相似，极有可能为家族墓葬（《广州文博》8辑）。2007年在中山大学北校区清理的一批东汉三国至东晋南朝时期的砖室墓，共计14座，其中东汉三国墓4座，无论在墓室形制结构，还是墓葬随葬品组合方面基本延续了本地区自汉以来的丧葬传统（《广州文博》8辑）。张金国对中山大学北校区砖室墓进行了研究，认为这些墓葬在整体上东汉三国墓丧葬制度本土化倾向十分明显，其中外来文化的影响也值得注意，到晋南朝时期，外来丧葬文化居于主导地位，基本改变了东汉三国墓丧葬本土化倾向（《广州文博》8辑）。韩湖初通过研究考古发掘清理的600多座合浦汉墓及其中出土的重要文物，说明合浦汉墓群与汉代“海丝”的开通和繁荣时间是一致的，汉墓是海上丝绸之路繁荣的物证，从中可以窥见中西文化交流的盛况（《大众考古》7期）。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的《会泽水城古墓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综合报道了2002~2004年两次对会泽水城古墓群进行考古发掘的成果，其中共清理西汉末至东汉初期墓葬24座，为汉代政府在云南置郡县以后的遗存，对研究滇东北的古代文化和云南的汉化过程有重要参考价值。2012~201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对陆良县薛官堡墓地先后进行了两次考古发掘，清理了一批古代墓葬，大部分都为汉代或汉代以前与“西南夷”有关的土著墓葬，均为土坑竖穴墓，共计210余座，其主体年代应在西汉时期。此次发掘填补了西南夷考古的一个地域空白，对研究战国秦汉时期西南夷地区特别是滇东黔西地区土著青铜文化的谱系及族群构成和分布等，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意义。此外，墓葬出土的随葬品中包含不少外来文化器物或文化因素，有助于探讨当时西南夷地区不同族群及文化之间的交流和互动等问题，尤其是出土的铜镜、五铢钱和铁器等更是为考察汉文化进入西南夷地区以及土著文化与汉文化的融合等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考古》4期）。2013年在云南盐津县墨石沟发掘的1座东汉中期偏晚崖墓，为云南东北地区崖墓考古提供了重要资料（《四川文物》3期）。

　　安徽省、贵州省新发表的材料比较少。安徽省主要介绍的有六安经济开发区宝利嘉战国—汉墓群中的西汉早期墓葬M184，从填土中大量的青膏泥和墓葬形制来看，其明显受到楚文化因素的影响（《江汉考古》2期）。2004年在安徽泗县前李墓地发掘清理西汉晚期墓葬42座，为研究该地区汉代墓葬分布范围、规律及丧葬习俗提供了第一手科学资料（《华夏考古》3期）。此外《文物研究》（21辑）介绍了六安汉代王陵墓地附属墓葬群调查报告和六安经开区宝利嘉二期西汉墓M26发掘情况。2012年在贵州赫章县可乐墓地发掘了2座土坑竖穴墓葬，均属具有强烈地方土著文化因素的“乙类墓”，时代大致为西汉前期至中期。其中，M373为“套头葬”；M374的规模较大，形制较特殊。这两座墓葬在形制方面的新特点和新发现的器物类型，极大地丰富了可乐墓地的文化内涵，为研究可乐墓地文化内涵充实了新资料（《考古》2期）。

　　内蒙古自治区报道了2013年在察右前旗常家村东滩发现的1座鲜卑墓，出土陶器颈部饰纹体现了东汉晚期拓跋鲜卑的典型纹饰及饰纹风格，其墓葬文化性质更多地体现了文化的融合（《草原文物》1期）。青海省报道了2011年在西宁陶家寨发掘的2座砖室墓，墓葬时代上限为王莽时期，下限为东汉中期。其中M1出土的釉陶器为同时期青海地区所仅见，是青海省截至2015年为止发现的最早一批釉陶器，还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发现的陶厕是目前所见唯一一座东汉早期单体陶厕，与现代青海农村习见的旱厕结构基本相同，是否一脉相承有待进一步研究（《文物》9期）。

　　此外还有学者对汉墓进行了区域或综合研究。刘慧中通过对江西汉代墓葬进行形制划分、分期等的分析，阐述了汉代以后，赣境人们的信仰和风俗习惯各方面在与南迁的北方文化各种思想的长期交流融合过程中逐渐趋同，以及汉代墓葬在社会政治、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形成了新的“视死如生”的丧葬观念，说明赣文化已发展成带有中原文化特色的多元区域文化阶段（《南方文物》3期）。宋蓉通过对豫北晋南地区汉代墓葬的形制、随葬品的类型学研究和文化因素分析，建立了该区的分期，讨论其文化因素属性，在此基础上，考察各类文化因素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接触方式、影响程度，进而深入探讨豫北晋南地区汉代考古学文化的特点及其发展历程（《华夏考古》1期）。蒋璐在对广大北方地区汉代墓葬进行全面总结的基础上，将其墓葬发展划分为三大阶段，并结合文献中汉朝对北方边疆的经略，对北方地区汉墓格局演变与汉代边疆政策的关系进行了探讨，认为两汉时期的边疆政策以及由此产生的政区变化在该地区汉墓的格局演变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华夏考古》3期）。张卓远结合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墓地建筑遗迹的研究，深入分析了这些建筑产生的历史和社会原因，并指出汉画像墓葬墓地建筑现象是社会新兴地主阶级为获得社会认同而对上层丧葬制度的一种仿效，这一过程客观上对整个社会具有一定的示范作用（《文物建筑》8辑）。韩国河、朱津对中小型汉墓研究的现状做了梳理，认为随着中小型汉墓资料的日益丰富，其研究思路和体系需要拓展和创新，在研究广度方面，汉墓的分区研究需要完善，要用更广阔的视野进行对比研究，在研究高度方面，需要对中小型汉墓进一步解读，上升至对社会制度和历史发展规律的探讨，在研究深度方面需更加细致化，科技分析方法要更多地应用其中；并强调要在发掘和整理过程中尽可能全面地收集和公布墓葬信息，在研究中应当树立一种“人学”研究的意识（《文博》3期）。

　　另有在《庆贺徐光冀先生八十华诞论文集》（科学出版社）中收录有关秦汉时期研究的文章包括：张卫星、曹玮《秦始皇陵墓上建筑研究》，焦南峰、王东、赵旭阳《咸阳严家沟陵园时代及墓主考辨》，李银德《西汉陵墓内房屋建筑的考察及初步认识》，刘兴林《汉代土墩墓分区和源流》、姜万里、赵晓刚《东汉西盖马县治考略》。高崇文《古礼足征——礼制文化的考古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中收录有其在秦汉帝陵和诸侯王墓丧葬礼制方面的文章，例如《西汉诸侯王墓车马殉葬制度探讨》《秦汉帝陵陵寝制度探讨》等。

　　三　美术考古

　　关于美术类专题资料报道和研究代表性著作有：牛天伟等集录全10册《中国南阳汉画像石大全》（大象出版社），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南阳汉画馆馆藏画像石，在南阳汉画像石的整理与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蒋英炬、杨爱国、蒋群主编《朱鲔石室》（文物出版社），将朱鲔石室画像石考察的结果，包括其地理环境、发现与保存著录的历史状况，画像石所构成的石祠建筑结构以及石祠画像内容等进行了较全面系统的整理。研究性著作有：卜友常《汉代墓葬艺术考述》（上海三联书店）、何志国《美术考古文存》（中国书籍出版社）、黄宛峰《汉画像石与汉代民间丧葬观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其他散见的研究中，以对汉代画像石、画像砖、壁画图像题材的研究为大宗，所包含的图像内容种类丰富并且涉及汉代的思想、宗教、建筑研究等方面。如李清泉对带有“天门”榜题的石棺画像和铜牌饰画像进行了界定，并探讨了其观念的渊源与流变，梳理了天门图像的分布范围（《古代墓葬美术研究》3辑）。巫鸿再一次对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漆棺、屏风和帛画上几个璧或璧的图像进行了细致的观察和对比，认为这些璧可以分为“锁定”和“穿过”两种。龙与璧之间不同的关系对应着以璧在安魂和引魂升天方面的不同功能，透露出墓葬设计者对于宗教和礼制问题的细致思考，也反映了不同信仰在同一墓葬中的有机结合（《文物》1期）。肖贵田、滕卫对水陆神灵交战图类图像的渊源、空间位置、内涵等方面进行了研究（《东方考古》12集）。胡雪竹全面梳理了汉代的鸟、龟图像，并重点对四神以外的鸟、龟组合图像的形式和意义开展了探讨（《碑林集刊》21辑）。朱宏亮对汉画像中所呈现的阴阳五行元素做了梳理和归类（《文物春秋》6期）。庄小霞从鼎的形制、丹鼎图内容及丹鼎图的含义等几个方面考证了四川画像砖中所见的丹鼎图像，认为其反映了汉代四川地区人们的“太阴炼形”信仰，且这种信仰可能来源于山东地区（《四川文物》6期）。朱浒对山东滕州汉画像石馆藏的一块汉画像石的图像志进行了分析，初步认定其为“胡人礼佛”题材的汉画像石，指出其代表了早期佛教与中国本土神仙信仰和儒家信仰在鲁南地区的碰撞和融合（《中原文物》5期）。李亚利、滕铭宇对汉画像中的亭榭建筑进行了识别及命名，并梳理了源流，结合画像内容和文献记载进行了建筑功能和文化的讨论（《考古与文物》2期）。马骥、宋红宇梳理了汉画像石、画像砖上阙的图像以及现存阙的实物（《湖南省博物馆馆刊》11辑）。

　　赵碧玉分析了汉代画像石墓中祭祀墓主活动题材在墓中的具体配置及相关问题（《洛阳考古》4期）。王煜探究了陕西米脂官庄汉墓射鸟画像为后羿射日的表现，提出汉代的射鸟画像至少可以分为后羿射日、射侯射爵、射猎娱乐和射猎生产四类，每类图像在具体因素和画像组合上都各有特点。他还建议在汉画像的研究中应该注意对画像组合和画像场景的考察（《文博》6期）。孙彦分析了汉代农耕图题材的壁画是庄园经济发展、贵族地主精神生活的体现，进一步探讨了壁画墓的起源问题（《苏州文博论丛》6辑）。此外，孔永红探讨了南阳地区汉画中农业生产图像稀少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汉代农民的生产水平与农业的发展不均衡；二是农业政策与商业发展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三是受到了楚文化与汉文化交融的影响等（《农业考古》4期）。

　　王煜、唐熙阳探讨了西王母图像与西方女神像之关系与背景，认为西王母神像确与西方女神像有一定关系，并在汉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大背景和汉代西王母信仰的小背景下与西方女神信仰和图像产生了一次生动的互动（《考古与文物》5期）。孙良玉探讨了南阳地区汉代画像石中所见的女性发式及发饰，认为发式主要有高髻、椎髻、双丫髻、圆髻等几种髻型；发饰则主要有假发与假髻、和帻、冠等，这些都体现了时人在头发审美上的追求与认知（《中原文物》3期）。庄蕙芷通过探讨早期山水画的功能和定义，论证了在汉代已经诞生了中国早期的山水画（《中国美术研究》1期）。郝利荣、杨孝军以徐州汉画像石中自然灾害题材的图像为线索，结合历史背景和文献记载分析了自然灾害和灾异思想进入汉代画像的过程（《文物世界》1期）。练春海对河南地区出土的带有铭文的力士画像砖进行了细致的分析，认为“电转”应释读为“申博”，并对申博图像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文物》5期）。季伟则介绍了汉代不同质别的弹琴类画像文物及长笛（《中原文物》1期、6期）。王娟考释了汉代画像石上菱形类纹样的演变（《四川文物》3期）。

　　此外也不乏其他类别的美术类专题研究，如由绍兴博物馆编、张宏林著《鉴影觅韵——铜镜中的文化与故事》（文物出版社）一书中涉及60多个与汉镜铭文和纹饰研究有关的内容。曾蓝莹对汉代铜镜纹饰里有关马的铭文和图像进行了梳理和探讨（《古代墓葬美术研究》3辑）。刘晓则探讨了博局纹饰的文化内涵（《四川文物》6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的《新世纪的中国考古学（续）——王仲殊先生九十华诞纪念论文集》（科学出版社）中收录有对汉代的玉器、玻璃、铜镜等方面的研究。冯时对于巴蜀印章有关于其文字的考释（《四川文物》3期）及严志斌、洪梅对钟形符号的考察（《四川文物》第5期）。总体来看，美术类的专题研究由器物描述逐步转向内涵研究的态势较为明显。

　　四　简帛研究

　　简帛方面的研究在2015年度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态势，不仅各地名简的研究十分丰富，且对于秦汉时期简帛的内容、文法、语法乃至音法都涉猎甚广。新动态主要有启动编纂了世界首部简牍学专科辞典（《中国社会科学报》3月30日），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与山东博物馆重启了银雀山汉简的整理（《中国文物报》2月13日、《美术教育研究》6期），湖北随州周家寨汉墓发现了大量漆器和简牍（《中国文物报》2月27日），新报道了2013年湖南益阳兔子山遗址九号井出土之简牍（《国学学刊》4期），武汉大学携手国内多家文博单位在秦简牍整理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湖北日报》7月14日）。出版的著作有由陈伟主编的《秦简牍合集》（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贾丽英等所著的《秦汉家庭法研究：以出土简牍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其他论著具体介绍如下：

　　秦汉简牍中论著研究较多的是里耶秦简，在2015年度关于里耶秦简的研究大致可分为古文字研究和考证类研究。在古文字研究方面，多是受益于2012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里耶秦简》（一）及《里耶秦简校释》（第一卷）二书。安徽大学的蒋伟男硕士即根据二书中所公布的材料对《里耶秦简》（一）中所出现的所有文字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整理。湖南大学的温俊萍硕士则针对《里耶秦简》（一）展开了书体研究，认为里耶秦简打破了篆书“婉而通”的书写原则，字体结构也更加稳定，奠定了现代汉字的基础。湖南师范大学的刘薇硕士则以农仓管理和公物管理为中心研究了立业秦简与秦代地方行政。吉首大学的廖燕硕士则研究了里耶秦简中的通假字、古今字。孔德超则根据《里耶秦简》（一）极强的真实性及其中所见的词汇现象，探讨了《里耶秦简》（一）对语文辞书修订的重要价值（《荆楚学刊》5期）。在考证类研究中，郑威对于战国秦汉时期里耶秦简的历史地理做了较多研究：其一是考证了里耶秦简中所见的即墨，梳理了战国秦汉时期即墨的演变历程（《江汉考古》5期）；其二是考证了里耶秦简中所见的巴蜀地区，以及僰道始置于秦、宕渠本为秦道、蜀郡官员转任三个问题［《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期］。王佳还研究了里耶秦简等出土文献中所见的秦南郡属县的一些问题（《江汉考古》2期）。同样对历史地理展开研究的还有鲁家亮，他主要补论了秦洞庭郡迁陵县下辖之三乡的往来、与朝廷关系、在文书中的记载顺序等情况（《国学学刊》4期）。张春龙等先生研究了里耶秦简中的刻齿现象，认为可能代表数字，并由此试解读了岳麓秦简《数》中的未解读简（《文物》3期）。杨芬研究了里耶秦简中所见官文书的开启记录，从而加深了对于秦代公文制度的认识，并认为秦代文书的开启比汉代更为规范（《四川文物》3期）。赵粲然、李若飞等补正了《里耶秦简》（一）及《里耶秦简校释》（第一卷）中的八处遗漏［《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期］。王佳则研究了里耶秦简中所见的迁陵地区物价情况（《江汉论坛》10期）。

　　除了里耶秦简外，其他简帛方面的研究也涉及古文字、律法、经济、医学、音律等诸多门类。

　　在古文字及书法方面，吴晓懿探讨了战国简牍书法与题铭艺术的字体，从书法美学的角度出发，整理、阐明了不同地域字迹风格的差异等（《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期），此外吴晓懿还探讨了战国毛笔形制及其对简牍书法的影响（《中国书法》13期）。王伦信探讨了纸本替代简牍过程中的教育文本变革［《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期］。王相帅、朱生玉研究了简帛文献语音研究中的通假字问题（《理论月刊》5期）。申红义以简帛文献中的否定副词“弗”的主观化用语特征做一分析研究［《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4期］。

　　在经济方面，朱德贵分析研究了长沙走马楼汉简中所见的“都乡七年垦田租簿”及其相关问题，并提出西汉中期田租征收的具体办法是依据平均粮食产量和一定的税率按亩计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期）。陈敏、曾玉婷从简牍记录中探析了中国古代的借贷关系与性质（《财会月刊》12期）。

　　在官制方面，张俊民研究了西汉简牍文书中所见的职官长史，提出“长史”有可能最高官至八百石（《国学学刊》4期）。

　　在律法方面，研究了秦汉简牍法律用语中的省称（《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期）。魏永康考论了秦简牍中所见的田制（《西安财经学院学报》5期）。徐世虹鉴别了出土简牍中的法律文献的性质及类别［《中国优秀传统法文化与国家治理学术研讨会暨庆祝研究院（所/中心）成立三十周年论文集》（上）（下）］。牛静总结了第四届出土文献与法律史研究学术研讨会（《法制博览》35期）。

　　在医学方面，裴之祺介绍了汉代的《仪礼》简、医药简牍和王仗简（《文物天地》4期）。王奇贤、张显成对出土散见的涉医简牍进行了研究综述（《古籍整理研究学刊》6期）。庞境怡、张如青从出土简帛来看战国秦汉石器的中医外科学（《中华中医药学刊》11期）。周祖亮考证了简帛中所载的医术药用酒文化（《农业考古》4期）。

　　在制度研究方面，吴方浪、吴方基考论了简牍中所见的秦代地方廪食标准（《农业考古》1期）。刘太祥研究了简牍中所见的秦汉国有财务管理制度［《南都学坛》（人文社会科学学报）3期］。

　　在简牍内容研究方面，各家论述颇多，不仅有材料公布，也有不少旧简新论。朱德贵、庄小霞探讨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馆藏简牍中所见的“奴婢廪食出入簿”文书的相关问题，认为该文书应为官文书，并否定了以往秦汉奴婢可以立户的观点。另外，该文书还反映了西汉“编户齐民”为完成官府或君长所分配的徭役任务而分派自家私人奴婢从事官府某一经济建设的历史事实（《中国农史》5期）。曹旅宁通过考证认为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李建与精张诤田案”中之“田一石”应相当于旧制的六亩三分，并为一计量单位（《平顶山学院学报》1期）。谢继忠探析了敦煌悬泉置《四时月令五十条》的生态环境保护思想渊源，认为主要有三，一是源于月令书，二是源于先秦诸子的生态环境保护思想，三是源于秦汉时期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农业考古》6期）。郝建平对尹湾汉墓中出土的简牍进行了一个研究综述，并探讨了其对汉史研究之裨益（《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期）。

　　而2015年度关于帛画的研究相对较少，王煜认为马王堆帛画中心的双龙穿壁图像实际应该是阊阖门的表现，而其上的平台则为昆仑悬圃，并提出升天成仙与昆仑为通天中心的观念在西汉前期应已经形成（《江汉考古》第3期）。

　　综上所述，2015年度对于简帛的研究新成果卓越丰富，内容研究深入且多样化，各类主题的研究各有专攻，对于解决秦汉文献史中仍存在的问题应有较大贡献。

　　五　专题研究

　　2015年诸家学者关乎专题方面的研究多集中在各器类研究及各项考证等方面，兼有部分理论研究、科技研究等。整体上展现了百家争鸣的态势，不仅各项研究均有涉猎，且遍及全国各地。以下对各类专题研究做一简单介绍。

　　在考古理论研究方面，韩国河、张继华探讨了汉代聚落考古目前存在的若干问题，提出今后应高度重视并着力探讨其与汉代基层社会组织单位之间的对应关系（《中原文物》6期）。徐承泰介绍了汉代考古遗存的埋藏学特征及其影响，认为汉代考古遗存的埋藏性质以墓葬为主，因而坚持系统发掘、及时整理、全面报道并重视对陶器的研究（《江汉考古》4期）。万义广探讨了秦汉时期农商对立观念及其对乡村社会的影响（《农业考古》3期）。

　　在科技类研究专题中，林永昌、陈建立等人通过邰城铸铁作坊出土铁遗物的冶金分析初步论证了汉代关中地区铁器生产原料的来源与流通（《考古与文物》6期）。邵安定、梅建军等人科学分析了秦始皇陵园出土的青铜水禽泥芯以探讨其工艺特征，发现不同水禽及同一水禽不同部位的泥芯应是使用了不同的泥料，且这些泥料并非来自秦陵地区（《南方文物》1期）。郭继斌、刘江卫取样分析了汉代彩绘陶仓楼，为制订科学保护方案及下一步修复工作奠定了基础（《中原文物》5期）。刘亚雄、陈坤龙等人分析了陕西临潼新丰泰墓出土的23面铜镜，并对这一时期铜镜制造中是否存在热处理工艺进行了探讨（《中原文物》4期）。

　　在音乐考古专题研究中，薛梦潇介绍了“五音”的配置与齐、楚月令之源流，分析了传世文献与出土简帛所揭示出的三种不同“五音”配置差异存在的原因，并分析了最终以《吕纪》为代表的“齐月令”成了秦汉的“王官月令”（《江汉考古》5期）。

　　在各器类专项研究方面，主要有金属器具与陶器大两类。吴小平专注于战国秦汉时期云贵地区青铜炊器的研究，认为可分为鼎、釜、双耳锅、釜甑及鍪五类，并通过类型学和文化因素分析的研究进而分析了青铜炊具分布格局的变化及其背景（《考古》3期）。张逸枫、秦丽荣探讨了汉魏“摇钱树”的相关问题，提出实际命名为“钱树”较为合理，同时从外观形态、文化渊源、文化内涵等方面对其展开了全面探讨（《中原文物》6期）。马艳研究了中国境内出土的涡纹牌饰，并由其出发探讨了我国长城地带及甘宁地区与欧亚草原西部的互动（《考古与文物》3期）。与国际视野相关的还有仝涛、李林辉介绍的欧亚视野内的喜马拉雅黄金面具，而黄金面具的发现佐证了喜马拉雅地带并非闭塞不通，且可看出铁器时代早期这一地区形成了一个较为统一的考古学文化系统。黄金面具作为探讨该地区与整个欧亚大陆的关联性的一个重要指标，其代表了在广泛地区内的丧葬观、宗教观及价值体系（《考古》2期）。关于铁器的研究则有德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共同介绍了四川广汉市所新发现的西汉纪年铁“雒江桥墩”（《四川考古》1期），并由李映福等人对该桥墩的相关问题展开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考古》9期）。在陶器方面，李丽娜探讨了中柱盂形器的功用和形制（《中原文物》1期）。张卫星从2012年发现的“宫臧”戳印展开了对秦始皇陵一批陶俑的新认识（《古代墓葬美术研究》3辑）。张延红从三门峡出土的六博俑模型来探讨秦汉时期的博具（《中原文物》5期）。韩冰研究了汉代建筑上的屋脊装饰（《中原文物》2期）。刘芳芳研究了镜台的渊源、形制演变等问题（《文物与考古》3期）。朱津探讨了汉墓出土陶灶的类型与区域特征（《中原文物》2期）。陈杰专注于三峡地区汉墓出土的九眼陶灶（《四川文物》2期）。田鸣主要研究了河南许昌地区的汉代陶器（《中原文物》3期）。鲍颖建、刘丁辉初步探讨了荥阳娘娘寨遗址出土的“大泉五十”钱范（《中原文物》2期）。史晓雷通过两件汉代的陶作坊模型证明了我国汉代已出现了较复杂的连机碓（《农业考古》1期）。此外，还有黄儒宣系统研究了式图与式盘，并提出式盘的起源与式图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都是式占模拟宇宙的产物（《考古》1期）。朱和平、邓昶通过文献与实物的相互印证提出秦汉时期包装已有意识地根据所包装的内容选取不同的包装材料（《中原文物》1期）。郭靖介绍了南阳市博物馆藏的三通汉碑（《中原文物》4期）。

　　张建峰考证了秦汉时期的沐浴方式（《考古与文物》6期）。吕劲松考释了秦始皇陵中陪葬的骟马（《农业考古》1期）。杜小钰、孙凯质疑和反驳了“长信宫灯”最初的所有者是“长信尚浴”的说法，并通过各项分析论证得出其最初所有者应是“阳信家”，且此灯是皇太后让其宫官“长信尚浴”和“内者”制造并赠予阳信长公主的（《中原文物》1期）。

　　此外，涉及文字方面的研究，王伟对秦玺印封泥中涉及的职官地理进行了详细的研究（《秦玺印封泥职官地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黄文杰《秦汉文字的整理与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对秦汉文字各种材料和各家研究成果的全面收集和分类系统整理，在此基础上对秦汉文字形体特点和演化规律的探讨、对秦汉古体字的深入研究、对秦汉文字中的异构字的详细分析研究，以及对秦汉文字文本的校读和对疑难字词的考释，对汉字发展史研究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本文由《中国考古学会年鉴》编辑委员会提供，原文刊于：《中国考古学年鉴201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