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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高窟交通困惑：徒步、骑马、驴拉车
莫高窟交通困惑：徒步骑马驴拉车
本刊顾问：孙儒僩
孙儒僩 1925年10月17日出生，四川新津人。1946年毕业于四川省艺术专科学校建筑科。1947年到敦煌艺术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工作。历任助理研究员、研究员、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所长、院学术委员会委员等职。在莫高窟工作的46年间，曾从事壁画建筑资料的临摹、整理，唐宋窟檐的测绘等古建筑研究基础工作。上世纪50年代，参与多次石窟考察，并参与编写《敦煌艺术全集·石窟建筑卷》、《敦煌艺术全集·建筑画卷》及《敦煌学大词典》等。
五十年代前后，在敦煌艺术研究所时期，所里有两匹马，一匹是枣红色的另一匹是白花马，还有四头毛驴和两头牛。马是用于日常往返敦煌县骑乘之用，毛驴日常用两头来磨面，两头也用作交通，而牛是用于套车往地里运送粪肥及往返农村购买拉运草料。
在所里的牛车上，前排右起段文杰、孙儒僩、黄文馥，后排薛德佳、霍熙亮、范文藻、欧阳琳。
当时研究所的职工不多，只有二、三十人。日常每隔两三天就派工人进敦煌城采购蔬菜、油盐酱醋及肉食以及职工个人需要的生活用品。每逢发了薪水，我们业务人员段先生、范文藻先生和我五六人一起去敦煌采购生活用品并在城里吃点好的改善一下生活。
在没有汽车的年代，马车是敦煌文物研究所最好的交通工具
莫高窟的毛驴，除了做交通工具外，还为敦煌文物研究所的职工磨面生产
这种情况下所里的两匹马、四头驴都得用上了，我们在鞍子上除了带上自己的被褥还得带上牲口的草料。在1948年以前所里没有在城里租房子，我们进城只能在各处找地方住，最可怜的一次是我和段、范二位晚上借住在敦煌中学的教室里，把几张学生的课桌拼在一起当床睡，天一亮就赶快起来把课桌还原。到上世纪50年代初才在敦煌小南街（现在的沙洲市场向南的一条街）租了房子当作办事处， 我们进城才有了住处。以下是我回忆起的由交通造成的困惑与感受。
一次刻骨铭心的单独夜行
1958年是大跃进的年头，当年夏天文物局下属的古代建筑修整所的资深老工程师杜仙周来敦煌考察。常书鸿所长陪同他去西千佛洞，我也随行前往。从西千佛洞返回敦煌在县招待所休息期间，县委书记和县长设宴招待常所长和杜仙周、李承仙，我也陪座。
敦煌城秦州户-当年敦煌文研所办事处所在的街区。
席间主客频频举杯，常所长没有酒量要让我代喝。其实我也是不能喝酒的，但我不好拒绝，只能勉为其难地喝了几杯。一场酒喝的我是头重脚轻晕晕乎乎，回到客房躺倒床上就睡着了。后来觉得恶心，翻身起来就吐了一地。等我清醒一点才发现他们已经先走了，我也不管了继续睡觉。
上世纪五十年代孙儒僩和妻子李其琼（怀抱女儿）在莫高窟留影
第二天我想可能有汽车或牲口来接我，但一直等到下午还不见动静。没有办法，在招待所吃过晚饭后决定步行回莫高窟。我两手空空，走起来也挺轻快，但天色渐晚，过了村庄走到戈壁滩上才觉得有点心虚：孤身一人行走，万一途中遇到狼可怎么办？好在路过村庄时捡了一根树枝，把枝杈去掉留下较粗的权当作手杖亦兼做防身的武器。
戈壁滩上，夕阳正在缓缓西下，晚霞斑斓，万籁俱寂，我快步地向前赶路。
在没有汽车的年代，敦煌文物研究所就是用这样的交通工具，进城办理生活用品的。
在暮色朦胧中走上了二层台子，此时距莫高窟虽不很远，但天色已经完全暗下来了，天上虽然繁星点点，地面上还是漆黑一片，我被黑暗所包围，不知路在何方。
高一脚低一脚的继续走，虽然我能根据天上的北斗找到北极星，但是地面太黑没有参照物，只是知道大致的方向，在黑暗中走着走着就转向了。据我所走的时间算，估计应该到莫高窟的山顶了，但是什么也看不见，在旷野里伸手不见五指，幸好手里有一根树枝，就像盲人手拿棍棒向前探路一样。虽然感觉已经走到莫高窟的山顶上了，但窟崖上是陡坡，我从那里上山，怕的是踏上陡坡一失足滑落到窟崖下。
虽然当年我正戴着右派帽子，但还是不愿意作此无谓的牺牲。
五十年代的莫高窟
我想着仔细聆听九层楼风铃的叮当之声来判断我所处的位置，可是当晚万籁俱寂，一丝风都没有也就不可能有风铃的响声。我试探着向东摸索，在山口上大声呼救，喊了好一阵毫无反响。
在这个空旷的暗夜里，无名的恐惧涌上心头，也感到非常的伤感：领导明知我昨晚是喝醉了，没有跟他们一起回来，我一天都在敦煌城也没有派车或请工人给送一匹牲口让我骑着回来。想想一个右派流落到如此下场，也是无可奈何啊！心情沮丧的我坐在地上，准备熬到天明能看清了再说。
莫高窟崖壁
仰望星空，感觉已是午夜时分，戈壁上气温骤降。我身上只穿一件衬衫,寒气逼的我再也坐不住了。我站起来试探着往左前方移动，慢慢地觉得脚下的坡度比较平缓了，我继续往平缓的一方慢慢移动，这时候，在寂静中似乎听见隐隐约约有潺潺的水流声。我不由心里一亮。我在莫高窟这个小天地里已经生活了十年有余，对它的沟沟坎坎，角角落落都十分熟悉，能听到水流的声音，就说明我已经来到莫高窟南面的水渠附近了。
莫高窟老照片
我虽然很高兴但还是很小心，如何才能走到水渠跟前而不会失足滚下去呢？我还是拿手中的树枝边探索边走，有时甚至躺坐在地上摸索前进。如果觉得前面是坎，就变换方向再试探着继续缓慢前进。虽然寒气袭人，但我仍然紧张的出了一身汗。水流声音越来越清晰，终于到了水渠边，我不禁长叹一声，谢天谢地，我走出来了，活下来了！ 沿着水渠摸索着走到上寺、中寺，摸索着在深夜人们的梦乡中来到自己的家门前，拿出钥匙开门的刹那间，我深感家的温暖！
被牲口给戏弄的“徒步”
1960年是三年自然灾害的第二年，在即将跨入1961年。12月30日这天,办公室主任张学荣给我说：“老孙明天一早我们进城看看商店有什么供应的东西可买。天亮前在厨房吃点东西,就骑马进城。” 我回答说：“好吧。”但心里却想：我对敦煌县上的物质部门和商业部门都不熟悉，如果能买到东西，我力气不大干体力活可不如工人强，怎么不叫他们去呢？想归想，明知数九寒天那是个苦差事可不能说不去。第二天一早七点钟我们俩在厨房吃了碗汤面条，备上马，全副武装的穿着皮大衣、戴上皮帽子、手套、口罩，牵着马从第一洞的山坡上上了戈壁。
1956年，文物研究所美术工作者去榆林窟临摹途中
敦煌冬天早上七点过一点天还完全是漆黑一片，人说老马识途，我们骑在马上，任由它们信步向前走。但是天太黑，张学荣和我之间互相都看不到彼此，老张就喊着：“老孙，你在那里？”我听到声音是在右面就回答说：“在你左边。”此时我感觉我的下巴已冻得不太灵活，嘴里呼出的热气喷在口罩上又上升到眼睫毛结成了霜，使眼睛的闭合都不舒服了。
到了二层台上下大城的时候，因为天还没有亮，怕马失前蹄，我们就都下马步行，但脚上穿的是毡靴，步行非常不方便，好处是下马走走，身体就暖和了。
1９64年敦煌文物研究所组织的一次职工集体徒步去县城。
在寒风中我们到敦煌城已经是将近十点了。我随着张学荣到各个商店去买东西，我们原想过元旦了，总会有点节日供应吧。但是太让人失望了，我们最想要买的肉类、糖果是完全没有；其他吃的东西也是买不到，把敦煌城有数的大小商店都转过来了，只买了几包火柴。已到中午了，我们在招待所吃了一碗清汤面片，汤里不知放的是什么黑乎乎的野菜（听说是海藻），一碗汤面很快下肚，可感觉肚子还是空空如也。张学荣个头很大，这碗清汤面对他来说实在是只能算是塞牙缝。吃过饭，我在招待所休息，张学荣不甘心两手空空的回去，就继续出去找人联系，依然是毫无结果。他又领着我去了个公社食堂，吃了两个菜窝窝头，半碗拌汤算是解决了晚饭。此时天色已晚，我们要回莫高窟了，张学荣说：“天晚了，抄近路的话天黑容易迷路我们不如走公路吧。”于是，我们骑着两匹马出敦煌县东门，沿着公路行走。
戈壁滩上的毛驴车
天色已经暗下来了，空中飘舞着小雪打在脸上冰冷刺骨。到了文化路口拐向莫高窟的方向，顺着隐隐约约能看到的公路信马由缰的走着。那个时期连人都吃不饱饭，马就只有喂草而不可能有饲料吃了，两匹马很瘦弱疲乏，行走的很慢。
老张说：“我们下来走走，让马也歇歇。”于是我们下了马，把缰绳搭在马鞍上，放开了让它们自己走，我们跟在它们后面步行。可是我们都穿着毡靴，走起路来非常吃力，没多大一会我就气喘吁吁的了，老张大概也感到吃力了。我就想上前把马拉住，于是快走几步去追马，而马是有灵性的，它们知道被我们抓住就又会骑在它们身上，让它们负重前行。这样一来就成了我们快步一追，它们也快步前行，我们不追了它们也就慢步前行，形成了我们快它们就快，我们慢它们也慢，反复多次让我们总也抓不住的尴尬局面。
1964年，敦煌文物研究所职工徒步去县城途中的集体照（佛爷庙遗址）
２5公里的路程就在马在前面走，人在后面追，在追追停停，人困马乏之际回到了莫高窟，这时已经是夜半了。回到家里，脱下毡靴一看，靴底和袜子的后跟全都磨破了，脚后都磨破了， 精神一松弛下来才感觉到疼痛。
劳累了一天，一无所获，还让两头牲口给戏弄的筋疲力尽，唉！
2017年7月写于兰州
来源：当代敦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