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议程

讲座综述丨苍黄蔚蓝:明初“下西洋”与海上丝绸之路的转变

摘要: 2017年10月13日晚,中央美术学院第二届“文化遗产学术周”:“海上丝绸之路的遗产与记忆”系列学术讲座第三讲在14号楼A306教室举办。此次讲座由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中心工程师朱伟主讲,由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李晓璐主持,题目为:“苍黄蔚蓝:明初‘下西洋’与海上丝绸之路的转变”。“西洋”相对于“东洋”。在明代,时人对西洋与东洋的地理范围所指有明确的概念。例如,马欢在《瀛涯胜


2017年10月13日晚,中央美术学院第二届“文化遗产学术周”:“海上丝绸之路的遗产与记忆”系列学术讲座第三讲在14号楼A306教室举办。此次讲座由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中心工程师朱伟主讲,由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李晓璐主持,题目为:“苍黄蔚蓝:明初‘下西洋’与海上丝绸之路的转变”。


“西洋”相对于“东洋”。在明代,时人对西洋与东洋的地理范围所指有明确的概念。例如,马欢在《瀛涯胜览》中称“(南浡里)国之西北海内有一大平顶峻山,半日可到,名帽山。山之西大海,正是西洋也,番名那没黎洋,西来过洋船只俱投此山为准”。考“南浡里”,主流的观点多认为其地在今天的印尼苏门答腊岛北端的班达亚齐。


图01/明代“东洋”与“西洋”的分界示意


陌生的事件:“下西洋”的史料与焦点


现存可见的“下西洋”资料不多。特别是原始的航海档案,明代中期就已不知所踪。关于这些档案的下落,学界亦有争论。目前有关资料主要有明代皇帝实录、明史、笔记、小说、碑铭、海图以及出土遗迹遗物等。这些资料零星散见,多是些片段。


近代有关“下西洋”的讨论始于英国汉学家梅辉立W. F. Mayers的著作 Chinese Exploration of the Indian Ocean during the Fifteen Century 。至20世纪初,中国的讨论始于1903年无名氏发表的《支那航海家郑和传》和1905年梁启超发表的《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此后百余年,“郑和”由人名升华为现象级学术名词,也成为铺陈“下西洋”史实与演义的关键线索。郑和也成为“下西洋”研究的焦点。


关于郑和生平,我们可从《明史·郑和传》的记载中有一个大概的认识。至于细节,一些明人的记载充实了我们的想象。例如明代袁忠彻在《古今识鉴》对郑和相貌的描述,并评价“三保姿貌才智,内侍中无与比者……”。1992年,福建长乐漳港大王宫遗址出土一尊巡海大臣泥塑,则被认为是当地民间所崇拜的郑和塑像。对此,万明在《明代郑和的塑像:福建长乐显应宫出土彩塑再探》有详细论证。


图02/福建长乐仙岐村大王宫遗址出土巡海大臣泥塑


渐近的远方:此岸彼岸重构“下西洋”


随着研究的深入,特别是考古工作的拓展,实物资料不断丰富着我们的认知。


而这些重要的实物资料比较集中地出现在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沿线人文交流最为活跃的区域。这些交流活跃区的形成,往往与古典航海依赖季节性的季风、洋流条件,海上贸易受到地域性的资源禀赋差异影响有着直接关系。


郑和的船队也循着这样的规律往返于海上丝绸之路。中国东南沿海、马六甲海峡、印度南部和斯里兰卡、波斯湾、红海、非洲东海岸,这些我们认为的交流活跃区域,留下了诸多“下西洋”的航迹。


图03/海上丝绸之路沿线交流活跃区域的形成模式示意

图04/海上丝绸之路空间示意


此岸,明代早期的京师——南京,是与“下西洋”事件关联最为紧密的城市。如象征当时国家政权的明故宫遗址、营造海航巨舶的船厂遗址以及郑和、洪保等“下西洋”行动领导者的墓葬。尽管1405至1433年间,南京的首都地位经历了多次变化,但一直作为“下西洋”行动的总基地。巨大的宝船厂遗址以及洪保寿藏铭中提到的“五千料巨舶”都在为宝船之谜提供注脚。


湖北钟祥梁庄王墓出土的金锭,其铭文“永乐十七年四月 日西洋等处买到八成色金壹锭伍拾两重”,令我们对“下西洋”目的有着更多的联想。


此外,在江苏太仓刘家港、福建长乐太平港,两个“下西洋”的集合基地也不断有新的发现。


图05/南京郑和时代的船厂遗址


彼岸,在东非的肯尼亚拉穆群岛,中国考古学家对当地出土的明初龙泉青瓷的辨识,为郑和船队曾经到此建立起了证据链。在斯里兰卡,20世界初发现的《布施锡兰山佛寺碑》则引发了郑和海外立碑的持续探索。在今天的东南亚各地,诸多带有“三宝”字样的地名,依然提示着我们那场浩荡的“大航海”。


明初下西洋,“大小凡三十余国,涉沧溟十万余里”,这样空前的航海壮举是否超越了当时那个时代?


图06/文献可查的郑和船队海外立碑情况


变革的时代:宏观“下西洋”前后


明初下西洋所处的15世纪,可以被视作一个以“海洋”为主题的世纪。从世纪初中国人的远航壮举,到世纪末西欧航海家的探险。


在西欧人探险之前,存在着一个古典版本的“全球化”,这一全球化源于古代世界异质文明的相互吸引和人类交通技术的进步,这一全球化形成了一个以印度洋为沟通中心,亚、非、欧为主要范围的商贸与文化交流体系。类似观点也为“世界体系”理论的有关讨论所关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Philippe Beaujard在“ Eurasian and African World Systems Before the 16th Century ”一文中指出,随着各地历史的发展和交流联系的日益密切,亚非欧世界体系逐步形成、并不断发展,呈现出不同的层级结构。印度洋作为各地交流联系的重要桥梁,在欧亚非世界体系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明初下西洋,正是驶向印度洋这一古典世界的中心。


这一理论也提出了全球性的海洋史分期,16世纪前后的“大航海”造成了古典海洋史与近代海洋史的风水岭。但对于中国而言,可能未必如此。中华帝国稳定的传统所造成强大惯性——即不依赖于外部的发展力,未能让西欧人很快获得主导地位。即使是西欧人在19世纪中期对中国的武力胁迫,也更像是一次市场竞争失败后的耍无赖,尽管从今天的角度看,这种胁迫有深远的历史意义。类似中国这种保守的惯性,让我们更加谨慎地观察海上丝绸之路整体网络,宏观分期未必适用于沿线各地自身的海洋史分期。


具体到海上丝绸之路在中国的分期,最后一个大的转变与元、明帝国的兴替有着直接的关联。杉山正明在《忽必烈的挑战:蒙古帝国与世界历史的大转向》中认为,忽必烈建构起的是一个地跨欧亚陆上海上的军事与通商帝国,已具有世界意义。到了1368年之后,朱元璋建立的明朝则构想着超越大唐,重建并拓展宋、元以前的国际政治和贸易秩序。


相较于拥有草原军事力、中华经济力和穆斯林商业力的元帝国,明帝国失去了外向的经济力,而对于“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但胡戎与西北边境,互相密迩,累世战争,必选将练兵,时谨备之”的判断则进一步决定了明朝背海面北的基本态势。朱元璋对海外交往政策也采取了更趋保守的态度,但前提是海外诸国能够承认他所想象的秩序。


整体来看,宋元时期,海上贸易蓬勃发展,并形成了稳定的南海贸易圈。元末乱世,常态贸易受到割据与海盗的影响,而明洪武以来的海禁政策则彻底地打击了民间贸易。朱元璋重新规划建设的朝贡体系在永乐年间得到发展,所谓的华夷秩序再次确立,相伴生的是海禁-官方垄断贸易模式的建立。可以说,这一模式的确立开启了中国视角下的海上丝绸之路最后一个转变时期。


图07/《大明混一图》 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明初下西洋恰是在这样一个特别时段发生的特别事件。而透过前述的“海禁-官方垄断贸易模式”,我们似乎可以更为集中地观察明初下西洋所指示的对外关系。


由近至远,东亚儒家文化紧密联系的圈子为下西洋的后方稳定奠定了基础。朝鲜是明朝最稳定的藩属国之一,通过非常手段建立的新政权的李成桂一直谋求着明帝国的册封,甚至借以国号定名以获得合法性认可。李成桂之后的朝鲜国王也不断维系着与明帝国的关系。在日本,室町幕府将军足利义满以日本国准三后道义上书大明皇帝,提到了“尊往古之规法”。1402年,明使带去建文帝诏书,承认其国王地位。


图08/《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 1500年摹本 日本东京龙谷大学图书馆藏


在东南亚,频繁的官方交往,使得颁赐-朝贡贸易有了稳定的态势。部分东南亚国家的国王亲率使团来华,例如保存至今的山东德州苏禄东王墓、江苏南京渤泥国王墓就是最为典型的见证。而满剌加国(今马来西亚马六甲)的建立及国王多次泛海来华的历程也为提示着我们东南亚诸国与明帝国的特别关系。事实上,郑和船队曾在马六甲海峡一带设置过类似航海基地的场所,《瀛涯胜览》载“凡中国宝船到彼,则立排栅,如城垣,设四门、更鼓楼,夜则提铃巡警,内又立重栅,如小城”;《西洋番国志》更是直接称“中国下西洋宝舡以此为外府”。当时的马六甲已是明朝可靠的海外中转站。而南亚的古里国(今印度卡利卡特)则是更远的一个重要中转站。


或许,可将下西洋所经地理范围,以明帝国的视角划分这样三个层次:儒家文化圈、较为稳定的颁赐朝贡圈和“西洋”所指朝贡贸易影响圈。


图09/儒家文化圈、较为稳定的颁赐朝贡圈与朝贡贸易影响圈


当然这种朝贡贸易的模式,并不完全是我们印象中简单的薄来厚往,考虑成本,对利润的追求也可能是郑和船队的目的。马欢就留下了郑和船队与当地人议价的记载:“……王差头目并哲地、米讷几即书算手、官牙人等,会领船大人议择某日打价。至日,先将带去锦绮等货逐一议价已定,随写合同价数各收……然后哲地富户将宝石、珍珠、珊瑚等物来看议价,非一日能定,快则一月,缓则二、三月”。陈忠平认为,这种对外贸易活动主要由郑和所代表的的明朝政府所控制,在为传统朝贡政策服务的功能之外,也发展了内在经济活力(陈忠平《走向全球性网络革命:郑和下西洋及中国与印度洋世界的朝贡-贸易关系》)。


最后的纪念:注定是回光返照


经历了永乐皇帝晚年的动摇和明仁宗朱高炽的明令禁止,大规模的下西洋活动在宣德五年(1431)重新启动,尽管这是最后一次。而郑和在第七次下西洋离开南京之前,或许已经意识到自己和这个国家都无力再延续永乐时期的航海行动,分别在太仓、长乐树立了《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碑》与《天妃灵应之记碑》两块记载前六次出使过程的纪念碑。

第七次下西洋仍旧围绕着维系朝贡秩序的主题(《明史·郑和传》:“宣德五年六月,帝以践阼岁久,而诸番国远者犹未朝贡,于是和、景弘复奉命历忽鲁谟斯等十七国而还”),但在此之后,明王朝的统治者们已无心主动出击,内政和来自北方的边患使他们已无心力追忆“那个曾经移动的海上帝国”。


图10/郑和七次下西洋概况


写在最后


“作为历代中华帝国存在依据的天命思想和华夷思想,发展到明朝初期,造就出少有匹敌的专制国家。明朝对内推行皇权专制体制统治民众,对外建立大明为中心的华夷秩序规范周边诸国。大明皇帝以天下秩序与华夷秩序交叉构建起统括中华与蛮夷的世界体系。它既反映了历经元末混乱创立的明朝在恢复政治秩序过程中得以发展的儒家思想,也是中国社会随着历代王朝更迭专制制度不断强化的体制性归结”(檀上宽在《永乐帝:华夷秩序的完成》)。


就此延伸,明初下西洋可以作为建构中华帝国国际秩序的一次空前尝试,并取得了巨大成功,对东西方知识、技术的传播与文化的交融有重要意义。在古典世界,“下西洋”空前绝后的航海壮举将人类的航海事业推向新的高度,西欧探险家的航海大发现极有可能由此获得经验。但是,就海上丝绸之路发展而言,“下西洋”只是整体演进历程中的特殊片段,甚至对于比较自由的民间贸易与交流,应该属于非主流事件。


正如大多数交流线路一样,在海上丝绸之路所维系的古代世界海洋贸易网络内部,并没有所谓的“起点”和“终点”。不仅由于人群间交流的多向性,也与海路受季风、洋流限制而无法实现全程连贯有关。尽管如此,海上丝绸之路作为一个体系的整体性是明确的,伴随着世界史的演进,众多航线的空间形态及其演进历程交织在一起,并因各板块人群的共同努力,形成了多维的航线网络,构成了海上丝绸之路的整体形态,各地的资源及人群通过航线实现流动。


然而,在海上丝绸之路演进历程中,作为个体事件的航海活动,则有明确的起止点和方向,尤其是郑和船队的壮举,这种特殊性为识别因个体事件而产生或关联的线路与遗产提供了便利。由此,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些线路和片段或许可以被抽离出来,根据特定主题进行遗产资源整合。例如,郑和之路或许可以给我们铺陈开一个特别的视野,更为精准地保护海上交流史迹、阐释遥远的“海丝”故事。


图11/郑和之路


在提问环节,主讲人和听众对以郑和下西洋为代表的海外交通史研究进行了广泛地探讨。


明初下西洋,既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历史掌故,也是中外交通史研究的关键问题,更是海上丝绸之路主题研究中不可回避的专题。本次讲座,透过近年来的学界成果,对明初下西洋的历史地位与意义作了新的解读。


中央美术学院第二届“文化遗产学术周”:“海上丝绸之路的遗产与记忆”系列学术讲座,共四讲,由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和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主办,理论性与技术性并重,敬请关注。


整理:文天骄,图片均由主讲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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