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一、地理位置 小桃儿沟石窟位于吐鲁番盆地火焰山西段的小桃儿沟内。西邻大桃儿沟石窟，东距吐鲁番市亚尔乡葡萄沟约1千米。地理坐标为：北纬43°00'10.1，东经89°12'18.7，海拔197米。石窟依沟的西壁开凿，而寺院和佛塔分布于沟中平坦位置和两侧附近山头的顶部。小桃儿沟基本呈南北走向，地表为夹砂石土层，无植被，从断面可以看出地层中残留有较多长长

一、地理位置

小桃儿沟石窟位于吐鲁番盆地火焰山西段的小桃儿沟内。西邻大桃儿沟石窟，东距吐鲁番市亚尔乡葡萄沟约1千米。地理坐标为：北纬43°00'10.1"，东经89°12'18.7"，海拔197米。石窟依沟的西壁开凿，而寺院和佛塔分布于沟中平坦位置和两侧附近山头的顶部。小桃儿沟基本呈南北走向，地表为夹砂石土层，无植被，从断面可以看出地层中残留有较多长长的植物根系（说明早些时候，此地水源丰富）。因人为掘土，现沟中较缓的地势已被破坏，从而形成断崖。沟口南有较大面积的军靶场和大面积种植葡萄的农田。

二、调查与研究回顾

桃儿沟石窟分为两处，即西面的大桃儿沟石窟和东面的小桃儿沟石窟。大桃儿沟为“塔雷克布拉克”，即“柳树泉子”之意；小桃儿沟为“撒绥克布拉克”，即“潮湿的地方、沼泽地”之意。早在上世纪初，俄国的奥登堡、杜丁，德国的冯·格伦威德尔等外国探险家就来此调查，并盗掘了不少文书和壁画。而后，中瑞西北考察团的黄文弼先生曾于1928年来此调查。建国后，当地文物保护部门做了许多保护工作：1999年7月29日，被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公布为第四批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200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小桃儿沟石窟进行了测绘，其资料复印件保存于吐鲁番学研究院资料信息中心；2004年，吐鲁番地区文物局还做了保护规划和“四有”档案，小桃儿沟石窟群与大桃儿沟石窟群共同被规划在桃儿沟石窟石窟群遗址中，规划范围为：北至现省道202公路与第一人民渠1号桥交汇处以北800米；南端为312国道葡萄沟入口处；西至葡萄乡行政边界；东至葡萄沟东侧火焰山顶；东南包括葡萄沟水库一带。包含拜什买里村、布流克村、艾孜纳美其特村、苏贝希村和达甫散盖村五个行政村的部分区划，规划区域总面积约为2620.71公顷。2009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吐鲁番地区普查队对此也做过地面调查与测绘。

除了调查和保护之外的研究工作，当属贾应逸和柳洪亮先生编辑一系列壁画图录，内有非常精美的图片和详细的图说。早期国外的探险家格伦威德尔《1902—1903年冬季在亦都护城及周边地区的考古工作报告》、《新疆古佛寺》，俄罗斯学者杜丁的《中国新疆建筑遗址》，以及贾应逸先生的《印度到中国新疆的佛教艺术》中也有详略不同程度的描述。2011年5月7日至16日，吐鲁番地区文物局、吐鲁番学研究院组织专业人员对大桃儿沟石窟进行调查。此次调查并未动土，所以，所见只是地表以上部分，很小局部为了找到墙体转角范围，采用手铲轻微拨动。现把调查成果公布如下。

三、洞窟概况

小桃儿沟石窟遗存包括三个部分，一为开凿于沟西侧陡崖的石窟；二为修建于沟两侧山梁上的佛塔；三为已经坍塌的形制复杂的佛寺遗址。据黄文弼先生记载，……西傍……，又过两个沙梁，有一干沟，西岸有佛洞二所，壁画已毁。山上有古庙基一所，沟东有古址二所，均无可取。从描述中可以得知，此地即为我们现在所说的小桃儿沟石窟群。然而，西岸洞窟数量与现在不符。现残存6窟，在沟西延陡崖分布，由南向北编为1-6号窟。部分石窟因坍塌而掩埋，残存无形。

小桃儿沟石窟遗址分布图

石窟均为长方形纵券顶窟，在沉积沙粒层中开凿，并采用土坯砌筑，和泥土修葺成纵券顶。个别石窟有二次改造使用的痕迹，或为重修洞窟绘制新的壁画，或因近现代居民的使用，而破坏了石窟形制结构。壁画保存较差，大多数壁画因切割等盗掘行为和人为刻画而破坏。

小桃儿沟石窟是一处小型洞窟，本次调查共发现了6个洞窟。值得一提的是，在第6窟北面另有一处类似洞窟的遗迹，较第6窟地势高。格伦威德尔把其编为一个洞窟，是为格氏编号第6窟，我们反复观察，始终未敢确定，故本次调查未予编号。第1、2窟因坍塌严重，洞窟性质无法判断，第3窟没有壁画，有多个耳室，耳室A、D为横券顶，空间比较大，可能为僧人居住而用，耳室B、C较小，容得下一人自由出入，应为禅修之所，所以此窟应为僧房窟，间有禅修的功用。第4、5窟满室绘有壁画，正壁有底座与塑像，应为礼拜窟。第6窟没有塑像，仅绘制上师与八塔及学僧图（？），考虑到两侧壁各有一耳室，其禅修功用更为浓厚一些。

小桃儿沟石窟没有经过正式的考古发掘，无相关的文献记载，洞窟内也没有留下相应的纪年题记。这就意味着我们只能利用遗留下来的壁画进行图像学方面的分析，从而对其年代做出一定的分析。现在留有壁画的洞窟只有第5、6窟，所绘图像为藏汉双重风格，但其中的藏式风格格外醒目，如第5窟右侧壁留下的钟形藏式佛塔和第6窟两侧壁出现的藏式如来八塔，以及第6窟出现的穿着藏式僧衣的上师，极具断代意义，由此我们推断小桃儿沟所绘壁画应为宋元时期。两宋时代，西夏与高昌回鹘关系密切，西夏在建国之初即迎请回鹘高僧作为他们的国师，主持翻译佛经。西夏后期，藏传佛教勃兴，黑水城出现了大量的藏式唐卡，也有众多的译自藏文的西夏文佛经，由此我们可以从理论上推测：西夏后期，藏传佛教有可能通过在西夏国内的回鹘高僧传入吐鲁番。那么，小桃儿沟石窟的藏传佛教壁画是否为此时期传入的呢？从德国探险家格伦威德尔的报告中，我们否定了这一推测。

格氏是一位杰出的佛教美术史家，他每每告诫勒柯克不要肆意的割取壁画，但他本人也经不住这些精美艺术品的诱惑，同样也从吐鲁番盗割走了大量的壁画。他割取壁画最多的便是能够反映世俗人物形象的供养人。在小桃儿沟第4窟，门壁的左右两侧绘有穿蒙古服装的供养人，其中右侧门壁上有三行女供养人，皆双手合十，其身着半臂服装及U型衣领格外独特，其中最下边一行有一位女供养人头戴姑姑冠；左侧门壁绘男性供养人，有僧有俗，其中世俗男性皆戴一顶斗笠型帽子。在第5窟入口拱腹两侧各有一身穿长衫、黑鞋的立姿人物，上部受到严重破坏，在里侧门墙上，只有右侧的壁画尚保存着，他们的服装与第4窟的妇女十分相似，皆为半臂U型衣领服装。这种服饰在之前的回鹘供养人中是没有出现过的，其究竟为回鹘人还是蒙古人，尚不清晰，但是从一位戴姑姑冠的女性及戴斗笠型帽子的男性来看，无疑为蒙古供养人。由此，我们可以肯定的将石窟内绘制壁画的年代固定在蒙元时期。那么石窟的始凿年代是否也为蒙元时期呢？我们认为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首先，石窟内现存壁画，皆为同一风格，即汉藏混合，藏式风格突出。调查时，我们反复观察，并没有发现2次绘制壁画的痕迹。其次，第2至6窟在同一个层面上，应为一个完整的寺院。五个石窟构成一个完整的寺院，在吐鲁番乃至龟兹地区都有成例可循，如吐鲁番的佰西哈尔石窟即为一例，“伯西”是维语的音译，“五”的意思。一个小型寺院的兴建，包括壁画的绘制，按常理来讲，应为同一时代。由是以观，小桃儿沟的年代定在蒙元时期，当大致不差。此外，这里还有一个难题是，第5窟存在二次改建的现象，即石窟最初开凿时，在后部留有一个长方形台座，后来用土坯将之封堵，形成了现在的后室。后室内空无一物，没有任何壁画及涂抹草泥的痕迹，由此可知，石窟后部的台座并不符合后来雕塑佛像及绘制壁画的要求，旋即废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