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0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杭侃教授、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许宏研究员、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嘉励研究员齐聚北大考古文博学院，为大家带来了一场题为“考古与公众”的主题讲座，此次讲座由中央美术学院的耿朔老师主持，围绕田野考古、考古写作、文物保护等话题展开。
 

 

 

　　讲座伊始，郑嘉励首先“破题”。他认为考古是一门科学，任何一门科学的价值都不取决于公众的认可与否，科学不跟公众发生关系也有其自身的价值，考古也一样。但是，考古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发展到现在，如何扩大学科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学科对社会贡献大小，能够为公众提供怎样的文化服务。从这个角度说，“考古与公众”的话题的确很有必要展开。

 

　　接下来，郑嘉励分享了自己的田野考古工作经验。广义的考古包括对历史文献、古代文物的综合研究；狭义的考古通常指田野考古。考古发掘分为主动性发掘和配合基础建设两种：主动性发掘具有明确的学术目标，先设计课题，然后到田野中解决问题；而大量的考古发掘是配合基本建设的考古发掘，如高速公路、铁路等基建影响到地下的遗址、墓葬等，像他这种从事宋元考古（处于历史时期考古晚段）所进行的发掘，过去大多是配合基建工作而开展的。

 

　　郑嘉励介绍，他于1995年进入浙江省考古所。1995到2000年一年参加一个考古队，每个考古队里配备有三四个干部。由于经济高速发展，基建规模也扩大，2000年以后，通常一个考古队里只有一个干部。而2007年以后，一个干部可能要负责好几个工地，上半年在丽水、下半年在温州，甚至有时候一个人同时承担两个工地的工作。

 

　　他认为，考古是一项极为锻炼人的工作。考古工作者要抢救文物，基建方要赶工期，这就需要跟基建方磨合、博弈。主动性的考古发掘，考古队长期驻扎在一个地方工作，跟老百姓关系融洽，工作容易开展。考古工作最怕的是流动，每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老百姓不信任，可能以为你是骗子，那么一切都要重新磨合。发掘时，占用了老百姓的土地，要有青苗赔偿、用地补贴；住在房东的家里，要跟房东磨合沟通；考古发掘，既要考虑发掘的业务问题，也要考虑考古队的衣食住行。长期下来，考古人自然会有很多的感想。考古人跟劳动人民在一起，真正离老百姓最近，也是贴着土地最近的一批人文学者。考古工作关注的是古人的历史与遗物，但跟老百姓生活、工作在一起，自然也会了解民众的真实生活状况与喜怒哀乐。所以考古工作不仅会增加历史知识，也会收获各种生活的滋养。

 

 

　　谈及考古工作者如何对社会作出贡献，郑嘉励说，学者不事生产，对社会贡献的重要方式就是写文章、做演讲，为社会提供文化产品、文化服务。从传统上来说，考古工作者写文章主要有三种类型：第一类是客观描述、记录遗址，不掺杂主观意见，这是考古报告；第二类是通过考古报告等具体材料提出新观点，这是学术论文；如果还有余力，把考古报告、学术观点以通俗的语言介绍给更多人，这就是第三类——科普文章。不过，经过长期的田野发掘、有着丰富阅历的郑嘉励发现，那些跟老百姓生活的经历，对社会、对人生、对世味的感触，以及面对古物时对古人、对历史的感悟等内容，没办法容纳在前面的任何一种文体里的。所以，这些“额外”的生活，慢慢形成了新的文体——考古随笔——既有他对历史、考古、文物的感想，也有在现实生活中的一些个人感悟，是为第四种文体。
 

 

　　学者要写文章，这是天经地义的劳动。问题是，文章该如何写才能与更多人产生共鸣？郑嘉励认为，考古知识的有效传播，需要赋予其更多的人文内涵。考古学科领域内的专业知识，如梁思成研究的古建筑斗拱做法、考古学家研究的良渚文化陶器编年等，这些都是专业领域内的“硬知识”，社会上当然会有一些人感兴趣，但大多数人对此不会有钻研兴趣，他们需要了解的只是古建筑的美，了解古人的设计理念，古人的环境观等等，仅此而已。又如，史前考古通过技术手段分析河姆渡人吃什么，很少有人会关心，但若把问题转换一下，即河姆渡人在他们的生产条件下，对自然环境是怎么利用的？又是怎样有限度的去改造自然的？这样的知识就与大多数人有关了。

 

　　《傅雷家书》中的信札也对郑嘉励的写作特别有启发。傅聪在练习莫扎特时遇到一些困难，就给父亲傅雷写了一封信请教。傅雷先生在回信中说，我们每个人对莫扎特音乐的认识，都是从感性出发的，但是停留在感性认识上是不够的，要上升到理性层面，伟大的音乐作品都是高度理性的产物。写论文搞研究，只要做到纯理性就可以了，但作为演奏家是不够的，我们有理性认识，又要将对音乐的理解诉诸情感，这样我们的心跳，我们的脉搏，就与莫扎特跳动在一起了，才能奏出动人的音乐。郑嘉励认为考古写作也是一样的道理。

 

　　他在调查武义南宋吕祖谦家族墓地时，感觉墓地规模宏大，在江南极其罕见，这是感性认识；研究墓地的形成过程、不同辈分人的墓葬位次规划安排，这就是理性认识，编报告、写论文到这里就够了。如果要让更多人接受他们的研究成果，还需要做进一步的转化工作，将理性认识诉诸于情感。比方说，吕祖谦家族五代人都不是武义人，但这些人去世后，不远千里全部聚葬到一处，没有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支撑是不可能的。如果这样去思考，很多人的心跳就有可能与吕祖谦“跳到一块”了。这样的研究不光学者感兴趣，一般的公众也会有兴趣。认知要经历一个“正反合”的过程，先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然后再诉诸情感，这样才有可能与公众建立起更多的情感、趣味、思想的连接。

 

　　谈起他的业余写作，郑嘉励认为自己虽然是在写杂文，但不会写自己经验以外的事物。这是考古人高度的学术自律使然，也是田野工作的性质使然——“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田野实践是具体的、有地域性的，他在浙江做考古，所以很少写浙江以外的题材。过分强调田野有其不好的一面，就是容易束缚视野；但好的一面是，考古工作者的生活是唯一的，所以考古工作者的文章也是唯一的。郑嘉励说，他调查吕祖谦家族墓、主持发掘赵伯澐墓、整理“徐谓礼文书”的阅历都是唯一的，自然文章也是唯一的。

 

 

　　最初郑嘉励只在杭州的媒体开设专栏，浙江以外的人很少知道。《读库》的主编张立宪偶然读到，觉得他写的墓葬题材既好看又独特。“我是一个考古工作者”、“上班就是上坟”这两句话本来是郑嘉励在不同的文章里写的，张立宪敏锐地将这两句话拉出来组织成一句话，就在网络上传播开了。这两句话对考古人而言，其实是客观描述，但这样组合在一起就迎合了大家的某种需要，于是在虚拟空间得以迅速传播。郑嘉励戏称，“这个来自于传播领域的神秘力量，带来的好处是很多人从此知道了我，坏处是人们还以为我是个段子手”。

 

 

　　郑嘉励认为，考古工作者跟公众之间的交流，最大的诉求就是唤起大家保护文物的意识，这是他这么多年来跟地方政府、基建方、老百姓打交道的感受。当今社会，没有人认为文物是不该保护的，问题在于怎样的文物才值得保护？文物的价值是隐性的，绝大多数文物不可能有兵马俑那样高的价值，处在可保、可不保之间。这就需要考古工作者作出具体的、有力的说明——只有让大家知道文物跟我们的生活、情感、趣味、思想有关，这样大家才会自发地爱护和保护文物。

 

　　最后，郑嘉励还格外强调“人文性”。考古人发掘古墓葬，面对的古人其实是同我们一样具有喜怒哀乐的人，并不因为过了几百年、上千年，他们就不是“人”了。考古作为一门科学固然是以追求新知识为目标，但任何一门科学在追求新知识的过程中，如果不顾及人的情感、不为人类谋福祉，那么这门科学能否发展是很可疑的，考古也一样。

 

　　郑嘉励的很多文章都在表达这些想法，比如《考古的另一面》写跟考古相关的生活点滴、感悟；《考古四记》写与考古本体相关的事物，考古工作中的人（民工、房东、同事、技工等）、考古研究的对象等等，这些内容貌似松散，但拼凑在一起，就展现出一名考古工作者完整的工作与思考。
 

 

　　耿朔认为，传统的专业写作中很难包括郑嘉励的这类文体。他还现场分享了郑嘉励新书——《考古四记》中的“妾之命运”、“雷峰塔地宫考古发掘记”这两则故事，非常引人入胜。

 

　　许宏认为他和郑嘉励都是一线学者、“小众网红”、学术畅销书作家，对学科的贡献很大。他们二人同为公众考古的践行者，有很多共性，但也有不同：就中国历史长河而言，“我住江之头，君住江之尾”。许宏研究的是史前和“原史时期”，后者指的是有文字记载、但还不足以解决狭义史学问题的这一时段，比如龙山到二里头，关于信史时段的上限还有争议。他连研究对象是谁都不知道，只知道这些人用的锅碗瓢盆。因此他写的书不能写得太细，只能宏大，郑嘉励则不然，他用的是第一人称——“我”这个考古人，有很强的代入感，一下子就把观众吸引过来了。他带领读者到浙江古墓游了一圈，其文笔颇有浙派山水的风格，细腻、婉约、清秀。最近，罗新教授的《从大都到上都》，引经据典，行路的过程栩栩如生；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罗丰的《蒙古国纪行——从乌兰巴托到阿尔泰山》，也都非常好看。

 

　　许宏认为，面向公众要带着情感，最后上升到思想的高度。例如，郑嘉励在写墓葬的时候，谈到“妾之命运”，妾的身份跟臣子的身份非常相近，压抑自己，委曲求全，诸多的人生苦楚。笔锋一转，又写到我们在考古工作中何尝不是有些东西不愿意干，但也得干！至于“思想的萎缩，就是生命的萎缩，也许两者本来就是一回事”的金句，读来余音绕梁。

 

　　杭侃对郑嘉励的第四种写法颇有感触，他认为文章的写法并不是惟一的。1993年严文明先生在《文物》上发表的《良渚随笔》，在当时就极具开创性，此即第二种文体。杭侃说他写的比较多的是第三类的文章，第四类文体的所思所想所感也是有的。考古学不能只见物，不见人，郑嘉励的写作风格值得学习。（本文已经讲座嘉宾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