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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瑞:城固饶家营“张骞墓”的发掘及相关问题

2018-3-31 11:51| 发布者: IICC| 查看: 1339| 评论: 0|原作者: 刘瑞|来自: 先秦秦汉史

摘要: 「喪葬禮制」專輯2016年12月16日至18日廈門大學歷史系召開「中國古代喪葬禮制青年學者研討會」,共有21位青年學者與會,分別進行專業報告,熱烈討論。會後張聞捷與游逸飛商議撰寫會議報導,進而以「古代中國研究青年學者研習會(二十二)」的名義,邀集部分與會學者惠賜相關稿件,組成「喪葬禮制」專輯,在「先秦秦漢史」公眾號上推送,拋磚引玉,以饗學界。這也是古代中國研究青年學者研習會第一次嘗試舉辦的網路活動


「喪葬禮制」專輯

2016年12月16日至18日廈門大學歷史系召開「中國古代喪葬禮制青年學者研討會」,共有21位青年學者與會,分別進行專業報告,熱烈討論。會後張聞捷與游逸飛商議撰寫會議報導,進而以「古代中國研究青年學者研習會(二十二)」的名義,邀集部分與會學者惠賜相關稿件,組成「喪葬禮制」專輯,在「先秦秦漢史」公眾號上推送,拋磚引玉,以饗學界。這也是古代中國研究青年學者研習會第一次嘗試舉辦的網路活動。歡迎大家支持研習會,惠賜相關文章,充實「喪葬禮制」專輯。


城固饶家营“张骞墓”的发掘及相关问题

刘瑞先生

摘要:根据相关资料,指出对饶家营“张骞墓”的第一次考古调查,是由陕西考古会组织开展于1937年冬季。在1938年西北联合大学师生对张骞墓开展的考古发掘中,徐旭生先生是发掘计划的制定者和发掘工作的指导者,并梳理了张骞墓的调查、发掘人员名录。在分析1938年张骞墓发掘后的墓葬时代判断和墓主认定过程后,重新对该墓墓前石刻、墓道发掘资料进行了整理,并结合数十年来对区域汉墓发展规律的认识,指出饶家营“张骞墓”的时代要远晚于张骞去世和埋葬的西汉中期早期阶段,其墓主不可能是出使西域的张骞。并分析了文献所载的张骞墓位置记述,认为早期文献所述的城西二十三里的张骞墓,与晚期文献所述的城西八里的张骞墓并非一处。认为张骞墓的位置,应在城固县饶家营“张骞墓”更西的空间中寻找。

关键词:张骞 墓葬 时代 墓主


北京时间6221549分,随着在多哈举行的第3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中哈吉三国跨国联合申报丝绸之路项目,我国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世界文化遗产数量至此达到47处。而在“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项目”中,在汉唐首都所在的今陕西省即包括了汉长安城未央宫遗址、唐长安城大明宫遗址、大雁塔、小雁塔、兴教寺塔、彬县大佛寺石窟、张骞墓的7处遗产。而位于陕西城固县西侧饶家营“张骞墓”作为中方22处遗址中的唯一墓葬遗存的申遗成功,无疑是对张骞这位伟大西行者的特殊纪念。

不过与近年来声势浩大的申遗宣传相比,在相当长时间内,有关张骞墓的研究其实并不多见。概言之,在1949年前仅李季谷《民族英雄张骞墓考古小记》[1]、何士骥等发表的张骞墓前石刻及墓葬工作报告等少数几篇[2]1949年后的研究,则大体要晚到1986年林通雁《西汉张骞墓大型石翼兽探考》一文[3]。同年,城固县文管会等还在城固组织召开了“首届张骞学术研讨会”,并在1988年以内部图书形式出版《张骞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刊登出数篇有关张骞墓发掘[4]、张骞墓前石刻[5]问题的相关论述。此后,陈显远还通过发表《张骞墓发掘历险记》[6]、《西北联大发掘张骞墓始末》[7]等文,进一步探讨了张骞墓发掘的相关史实。2006年,姚远发表《西北大学对汉博望侯张骞墓的发掘与整修》[8]2013年卜琳、白海峰、田旭东、梁文婷等借丝绸之路陕西段张骞墓申遗规划编制之机,系统整理张骞墓资料,发表《张骞墓考古记述》[9]2014年白海峰、梁文婷、张新颖发表《张骞墓发掘中断之我见》[10]。不过从内容看,上述文章总体上都可纳入考古学史概念下的张骞墓发掘史实研究,均未对张骞墓时代、墓主等等即是基础性也是关键性的考古学问题进行探讨。而即使是在一些现有的考古学史的论述中,也存在一些模糊的问题尚需甄别。

因此有鉴于此,我想根据现有的饶家营“张骞墓”已刊发资料,对其发掘过程、墓葬时代、墓主为何等问题进行一些重新的分析,浅陋粗鄙处,望时贤校正。

张骞与张骞墓

饶家营“张骞墓”的发掘过程

1.陕西考古学会的“张骞墓”调查与发掘准备

迳启者:本会拟派职员孙文青等,赴南郑、城固清理汉张骞墓旁石刻,作照相、绘图、捶拓等工作,并赴汉水流域一带调查古蹟……,相应函请贵政府查照,分别通知南郑、兴、安各专员、及城固、咸阳等县长知照,俟该职员等到境时,予以协助保护,以利工作,实由公谊,并希见覆为荷。此致陕西省政府。

而陕西省政府很快就在1119日以字第2156号函达陕西考古会,同意进行考古协调。

案准贵会本月十五日第二五号函,拟派职员孙文青赵纯等,分赴南郑、安康、咸阳等县,调查古蹟,嘱为饬属协助等因,自应照办。惟是现当军事工作注重之际,凡系调查或派赴各处人员,务必携带证明公文,以防冒滥作伪,处分令外,相应函复,并请查照为荷。

在得到陕西省府的协调支持后,陕西考古会即在1126日去函南郑、安康、城固等县政府,进行进一步的协调安排(下引为函稿):

迳启者,案本会派职员赵文青等赴南郑、城固清理汉张骞墓旁石刻,作照相、绘图、捶拓等工作,并赴汉水流域一带……调查古蹟,曾经函达省政府分别通知各县在案。本会十一月十九日准陕西省政府公函第二一五六号开案准“贵会本月十五日第二五号函入全文至相应函复,并请查照为荷等因,准此,除函告该员要慎前往工作外,相应函达”贵县府查照,俟该员佩本会证章到境时予以协助为荷,此致南郑县政府、安康县政府、城固县政府公鉴。

之后赵文青等即赴城固,开展了张骞墓旁石刻的照相、绘图、捶拓等工作。虽此次调查并未有相关资料发表,且我们也未找到赵文青调查的详细资料,但这次张骞墓调查在嗣后有关张骞墓发掘的有关文字记述中却依然在《小记》中有明确记载,如谓“年前北平研究院考古组徐炳旭主任派专员调查,并计划动工发掘”[21],虽其不载调查者姓名及过程,但依然表明调查成行且已完成。此外,在19389月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在为张骞墓发掘向陕西省政府的公函中也明确指出,“年前北平研究院考古组徐炳旭主任曾派遣专员调查,并计划动工探其墓旁空地,卒因抗战事起,以致未克实现”,也充分认可了此次调查。

因此,现代意义上张骞墓的第一次考古调查,就并非在1938521日,而是发生于之前略早的1937年冬季。而徐旭生先生当时作为陕西考古会中负责考古事务的工作主任,其职责正是“随时躬亲或派员前赴陕西各处调查古迹古物”(《陕西考古会办事细则》),故如李季谷先生言,第一次由考古工作者开展的张骞墓调查,就是徐旭生先生领导下开展。对于此事,19389月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向陕西省政府的公函也明确指出,“年前北平研究院考古组徐炳旭主任曾派遣专员调查,并计划动工探其墓旁空地,卒因抗战事起,以致未克实现”,充分认可此次调查。而在何士骥于1943年《说文学刊》10期刊发的《修理张骞墓工作报告》(下称《报告》)的“工作经过概况”中也提到“原有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职员钟德昌均所摄照片”,推测应为与前述徐旭生先生派遣赵文青等调查张骞墓应为一事。

2.西北联合大学师生开展的“张骞墓”墓南石刻发掘

1937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平津相继失陷。910日,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等校内迁西安,组建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嗣后,因日寇逼临潼关,在飞机频炸西安的情况下,国立西安临时大学1938316日再迁汉中,其校部即设于城固,旋改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下简称“西北联大”)。这样,由于汉博望侯张骞墓恰位于城固县西郊的饶家营,距西北联大不远,校“历史系考古委员会(委员会许季非李季谷陆咏沂黄仲良何乐夫、周国亭六先生)以汉博望侯张骞为中国历史上不可多得之民族英雄,实有表彰之必要,乃决定将其墓冢加以整理[22],于是就有了西北联大师生对“张骞墓”的调查及墓前石刻发掘。

1938年,520[23],在“校长徐轼涛、李云亭主任许季非、黎劭西,教职员李季谷陆咏沂许重远谢渭川何日章黄仲良唐节轩佟伯润诸先生及士骥,国亭”等老师的带领下,西北联大“男女学生等数十人。自上午八时由城固县内出发,至八时半到达”张骞墓。此项调查工作黄文弼(仲良先生摄影,何士骥等在旁采集遗物后调查“墓南约一百六十公尺之处”的“二石刻”,“至十二时而返后为发掘石刻准备计,何士骥“于六月十八日率赴该地重行视察,估计一切”。73日在何士骥、周国亭的带领下,对二石刻进行发掘,当日完成工作[24](图一)。

3.徐旭生先生指导、西北联合大学师生开展的“张骞墓”发掘

对“张骞墓”开展发掘,是南迁城固的西北联大考古委员会的既有计划。何士骥指出:

民国二十七年五月,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历史系成立考古委员会(委员为许季茀、黎劭西、陆泳沂、李季谷、黄仲良诸先生及骥等),预定计划,拟将陕南各县古迹古物,作一有系统之调查,除为同人讲授时搜求实证史料,学生练习实地考古以外,并为提起一般民众对于乡土历史之注意。但以陕南范围过大,拟先从城固入着手。而骥又谓城固之汉博望侯墓,实为一县古迹之冠。且博望一生之精神事业,虽已昭垂史册,中外共仰(外人曾尊之为东方之哥伦布),然在此抗建时间,尤将此意事表彰,以为增高民族意识,唤醒民族精神之提倡[25]

这样,在73日完成前述“张骞墓”南石刻的发掘后,何士骥就于712日完成的《发掘张骞墓前石刻报告书》中进一步提出:

吾人所欲急知者,即在此墓之本人究竟如何,时代如何,建筑如何,墓中所有之各种史料如何?倘能揭开各个墓门,作全部之清理,(以不动原物,仅加扫除为原则。)使国内外人士,既便于礼瞻,复于博望侯正史传外添设一遗物陈列馆,则观感亲切,必更易动人。于今日一致唤醒民族意识,对外实行抗战之际,必有极大之裨益,不仅为正史列传中添加一部份新注脚已也。[26]

因何士骥调查发现“张骞墓”“有已露而之汉代花纹砖砌成之拱门门楣一部,砖约二十余,砖下即为一洞。细察洞周封土,至为虚松,有一推即倒之势。窃意若遇不肖之徒,妄自出入,趋加损毁,则甚远吾人所以保护名墓,与尊敬先代民族英雄之本旨”,于是“即于回校后向考古会提出报告”,“经会中允可”,派何士骥等向知县政府及张氏后人阐明发掘意义,“会同商议保护及修理办法(会址在西北联大),一致议决由联大担任清理修葺之责,并由县府及张氏后裔派员赴同协助工作”[27],完成了“张骞墓”发掘的事前准备[28]

从保存下来的相关资料看,“张骞墓”的发掘却仅及于墓道,时间从1938824日开始,至831日结束,“中间虽经大雨连绵,未敢停顿,凡经八日,始完任务” [29]

由于1938520日西北联大的张骞墓调查、73日张骞墓墓前石刻的发掘均仅一日即告结束,故从目前所及文献中,相关工作除西北联大师生外,尚未见有其余人员参与其中。但从时任西北联合大学历史系主任李季谷以当事人、当时述的文字《小记》等其他资料看,徐旭生先生应在当时实际参加了张骞墓的发掘工作:

首先,徐旭生先生是张骞墓发掘计划的实际制定者。《小记》指出,制定张骞墓发掘的“工作计划者徐炳旭、许寿裳二先生”。而据《陕西考古会办事细则》,担任工作主任的徐旭生先生的职责之一,即是在发掘前制定工作计划,“工作主任如认为某处有发掘之需要时得拟具意见书报告本会。本会工作主任之发掘意见书须具备右列各项:甲,发掘处所;乙,发掘理由;丙,发掘计划;丁,发掘准备;戊,其他”。从《小记》中领衔工作计划制定的许寿裳在张骞墓发掘前并无考古经验的情况看,制定张骞墓发掘计划的二人中,实际主持其事者非徐旭生先生莫属。

19388月出版的《西北联大校刊》第1期,虽刊有署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历史系考古委员会的《张骞墓间古物探寻计划书》,其内容仅及墓前石刻,未涉及墓葬发掘。

其次,徐旭生先生在张骞墓发掘致祭中地位显赫。《小记》指出,张骞墓发掘前,曾进行过一系列致祭:1,张氏后裔致祭;2,许寿裳院长代表西北联大及县政府致祭,李季谷及城固县长代表唐节轩陪祭;3,李季谷及何士骥率领联大历史系考古组学生阎应清、鲍汀忱、姚余栋等25人致祭;4,徐旭生先生单独致祭。礼毕发掘开始。从前述致祭的活动情况看,徐旭生先生不仅全程参与,且单独致祭,位隆体显之势自不待言。

第三,徐旭生先生是张骞墓发掘的实际指导者。据《小记》载,张骞墓发掘中“每日参加,督察者季谷及张氏后裔张子清、张子善二君。实际指导工作,自朝至晚,略无片刻休息,始终不倦者何士骥先生。受何士骥先生指导,实地工作挖掘、测量、检查、记录、摄影者为历史系学生……二十五人”,认为张骞墓发掘的指导为何士骥先生。但在何士骥先生所作《报告》中,却并不敢擅美于此,指出,“当时负监察之责者,为县政府及张氏后裔,并校方许季茀、李季谷诸先生。负责指导之责者,为特聘之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所长兼陕西考古会工作主任徐旭生(炳旭)先生。负事务之责者,为周节当先生。负工作之责者,则为骥与历史系诸同学也。”也就是说,在张骞墓发掘中,指导者仅徐旭生一人。

4.迟到发掘公函中的徐旭生先生

从保存下来的相关资料看,张骞墓的发掘仅及墓道,从1938824日开始,至831日结束,历时8天。而在现存档案中,虽发掘已在24日开始,但发掘公函尚在“旅行”。直至发掘结束,公函协调仍在继续。不过虽然如此,这些公函依然为我们揭示出徐旭生先生实际参与了张骞墓的发掘。

1938827日西北联合大学致函陕西省政府,知照张骞墓发掘。99日,在墓道发掘事实已结束后,陕西省政府仍以“民字第03841号”函致陕西考古会:

而在此前,830日国立西北联合大学还曾致函陕西考古会,请工作主任徐旭生先生偕同整理博望侯墓道:

5.“张骞墓”发掘人名录

《发掘》曾对参与张骞墓发掘与研究的学者有细致罗列,指出“主持和参与此事发掘的为西北大学历史系教师何士骥、周国亭以及张循祖、杨贻等20余位学生。许寿裳、李季谷、陆懋德、许重远、黄文弼、吴世昌等亦为主要参与者和研究者。县政府保安队成员陈思礼、联保主任朱秀峰、保长饶胜五、甲长饶文明等13人协助”,然尚不完整。故据现有资料,再次罗列参与张骞墓发掘的人名录如下:

520日调查:

校长:徐轼涛、李云亭

主任:许季茀、黎邵西

教员:李季谷、陈咏沂、许重远、谢渭川、何日章、黄仲良、唐节轩、佟伯润、何士骥、周国亭

学生:数十人(何士骥、周国亭《发掘张骞墓前石刻报告书》)。

73日石刻发掘:

教员:何士骥、周国亭

学生:张循祖、杨贻

校工:1人。

工人:5人。

保安队员:3人。

其他:联保主任、甲长(何士骥、周国亭《发掘张骞墓前石刻报告书》)。

8月下旬张骞墓发掘:

计划制定:徐旭生、许寿裳(《小记》)。

发掘监督:由县政府、张氏后裔及西北联大校方三家组成(《报告》)。县政府代表唐节轩(西北联大二五五四号公函)、张氏后裔代表张子清、张子善,西北联大代表李季谷(《小记》)。

发掘指导:徐旭生(《报告》)。

工地发掘:何士骥(《小记》)

教员:教授许寿裳、李季谷、陆懋德、黄文弼,讲师何士骥、助教周国亭(西北联大二五五四号公函)。

学生:张家麟、鲍廷忱、马寿山、阎应清、蔡峰、姚余栋、郭锦惠、董安康、郝家修、李剑彬、朱子方、李天佑、陈瑜熙、杜葆春、杜光简、杨贻、张循祖、黄学锺、季世民、周春元、周锡贤、刘德仁、荆允中、朱际镒、李方仁等25人(《小记》)。

张氏后裔:张林庵、张子清、张子善、张子福、张子敬、张子信、张建清、张凤仪、张子孝、张兆林、张如才、张凤图、张建才、张鸣岐、张凤全、张兆永、张子焜等18人(西北联大二五五四号公函,实记17人名)

务:周节当(《报告》)。

“张骞墓”的墓主认定

从当时报道看,城固“张骞墓”保存有较高大封土,其“跟周为64公尺,顶高(垂直)为2.71公尺”,坐落在“一东西20.5公尺,南北22公尺之不规则长方形”台地上[30]。其墓道位于墓葬东侧,有两道墓门,其中外侧墓门为“砖砌拱门”,“上下高2.96公尺,南北宽1.50公尺”(图二),其封门砖分内外两层,内层为蓝色,存35列。外层上4列为蓝色,511列为红色,12列以下为蓝色。墓砖“均绳纹及几何纹边之花纹砖”,长0.39、宽0.19、厚0.054-0.051[31]。第一道封门内为甬道,甬道后为第二道封门,甬道规格、第二道封门规格均未见报道[32]

据记载,此次发掘并未完成预期工作。停工之因乃“墓底忽遇一泉,吾人工作,均须赤足裸臂,至为不便;又预算经费,亦已用磬,继续为难,故遂告停工。实则积土并未清至墓底也”[33]。而从有关文献看,当时的所谓墓道清理,也仅是发掘了一个“南北2.25公尺,东西2.30公尺”的探方,并未完整清理出墓道的具体形制与准确规格。此外,从发掘情况看,该墓曾经多次盗掘,出土遗物早晚杂糅,“墓内积土面至清理停工之日止,新旧之陶瓦片,上下杂陈。而尤显著者,即新瓷片,新缸片之无日不发见也。可确知此墓动掘之非一次矣”,因此可以说现有的相关遗物基本上都是在扰土中发现,并没有未经扰动的墓葬陪葬品。


“张骞墓”的发掘未及墓底,且经盗扰,故墓葬的时代、墓主为谁就均难遽定。从现存文献看,发掘者将饶家营大墓判断为汉博望侯墓的过程和原因大体如下:

1.1938829日,西北联大历史系主任李季谷在发掘尚未完成时指出,就“已得之遗物及此墓之规模言,已可断定:(一)确为西汉之墓,(二)墓中人决非一平常人,(三)墓中有殉马之遗迹,墓之规模亦大,非似博望侯之伟大人物,不能有此。(四)陕南城固,在西汉时,与此墓相称者,似以博望侯为最切。[34]

2.19395月,西北联大讲师吴世昌在所撰《增修汉博望侯张公墓道碑记》中指出,该墓所见墓道汉砖破残马骨五铢汉钱之属,既可断为汉墓;而散乱陶片中,间有‘博望’汉隶,尤足证为张公原墓为无疑[35]

3.194211月,何士骥完成《修理张骞墓工作报告》,该文在“结论”部分对墓葬时代进行了细致考订。认为“墓中所有器物,除墓洞所落入者外,均为汉物,而墓廓全部汉砖,尤为明显”,“墓之方向西东(毕沅修建为南北向,誤),亦与乐浪汉墓,及城固汉王城下之汉墓(为驻军筑路所发见),各地发见之汉墓方向相同(但亦有少数南北向者),故知为汉墓无疑。”不过,虽然这样,他对该墓墓主究竟为谁的考订则甚为慎重:

惟是否为张骞墓之问题,因惟有“博望”字样之一陶印(?)而无绝对记载之器物,故颇为可疑。

然张骞为汉中人,史汉皆有明文。而《史记·大宛列传·索隐》,且谓“陈寿《益都耆旧传》云,汉中成固人”也,则骞实有死葬城固之可能。

或谓骞既封侯博望,则死以葬博望为是(案博望今南阳县东北六十里地)。窃谓是亦未可定也。《史记·大宛传》,《汉书·张骞、李广利传》,均云“元朔六年,封骞为博望侯”,而《张李传》又云“后二年(即元狩二年),骞为卫尉,与李广俱出右北平击匈奴,匈奴围李将军军,失亡多,而骞后期当斩,赎为庶人”。故余上谓骞死时,当还博望印绶)。如是,知骞为博望侯之时仅三年。其后又奉命使乌孙(元狩四年),元鼎二年还朝,拜为太行,三年卒。由是,知骞失侯后,再未至博望也,安有死而反葬博望之理?况博望固未必为地名乎?

且城固城西三十余里文川河南有古城者(或名胡城,与《水经注》同。《水经注》又名文川为门川,为门水,谓经胡城之北,与地亦合),《读史方舆纪要》谓即张骞与胡妻并堂邑父(《大宛传》《张骞李广利传》均载“骞胡妻及俱亡归汉”事),所居之胡城,而《汉中府志》《城固县志》亦作此同样之记载。今按城址为二一九公尺,方之台地(地之下层,尚有汉以前之瓦鬲足,及灰红、绳纹含砂砾之陶片等),确似一古公侯将相之住宅也。又其后裔所在之村,或北陽村,今改名为博望乡,或“北崖”“北陽”之名,即由当初“博望”之名转音而来乎?则骞之生居是地,死葬是地,而是墓之为博望侯墓,固其宜矣。

主要从该墓位于城固,而城固为张骞“生居之地”的角度考证此墓为“博望侯墓”。不过虽然如此,何士骥先生最后还是审慎指出,“然纸上之材料,必待地下实物之明证,况墓土之并未完全清出乎?是尚有待于他日重行表彰之时矣!”

饶家营“张骞墓”的时代与墓主

从前文引述看,“张骞墓”的发掘,即使是在当时发掘者何士骥先生看来,因墓葬发掘中途停工未至墓底,因此墓主为谁其实尚不能贸然确定,需待来日再次发掘。那么,在1938年“张骞墓”部分发掘完成近80年后的今天,在与当时相比考古学资料积累已极大丰富的情况下,在有关汉墓、汉代器物的编年已基本确定的考古学背景下,据已有“张骞墓”发掘资料,对此墓的时代与墓主问题应能再进行一番讨论和分析。

一、“张骞墓”的时代

1.墓葬形制

据报道,城固饶家营“张骞墓”为一座朝东的带墓道砖室墓。由于墓道本身未曾完整发掘,因此墓道形制不明。除根据封门砖底部距地表深1.785米可知,墓道的深度当亦在1.785米左右,墓道长、宽及底部等情况均不详。此外,该墓的墓道位于墓葬东侧,有两道墓门,外侧墓门“砖砌拱门”高2.96、宽1.5米,用内外两层封门砖封堵,内侧墓门封门规格未见报道(图三)。虽报道该墓的“墓廓全部汉砖”,但因墓室并未清理,因此墓室规格、墓顶结构亦不得而知。

据文献所载,张骞去世于汉武帝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肖健一指出,从《西安龙首原汉墓甲编》、《长安汉墓》、《白鹿原汉墓》、《西安北郊郑王村西汉墓》等四本发掘报告的分期看,长安地区“关于西汉早期墓葬基本的共识是下限为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西汉中期的上限为汉武帝元狩五年也是共识”,因此不管西汉中期的下限定在何时,从张骞的去世时间看,张骞的墓葬应相当于西汉中期偏早阶段。

1949年以来,随着全国各地考古事业的发展,不同地区的汉墓编年工作已基本确定,相关研究也在不断深入推进之中[36]。从现有研究看,虽然在汉政权的空间之下,各地颇具区域特征,但不同地区的汉墓还是有着较高的一致。而以位于秦岭南麓城固县的“张骞墓”而言,不管是其墓主张骞曾供职中央且具有的较高社会地位,还是其地处长安与四川之间的地理位置,都使得“张骞墓”的墓葬形制不可能出现脱离长安与四川地区汉墓特征并单独存在的情况。因此罗列长安和四川地区西汉中期早段墓葬形制和发展情况的分析,将成为衡量城固“张骞墓”时代认识的基本标尺。

肖建一2007年指出,西汉中期长安地区的中小型墓葬的“墓葬形制主要流行墓道等宽或窄于墓室的土洞墓,竖穴土圹墓、墓道宽于墓室的土洞墓、斜坡墓道土洞墓也占一定比例,但新出现条砖券顶墓,在末期也出现了少数空心砖室墓葬;双人合葬墓较多出现”。而到了西汉元、成、哀、平等西汉晚期,“中小型西汉墓葬的特点是墓葬形制以竖穴墓道土洞墓为主,其次为斜坡墓道洞室墓,条砖砌壁券顶增多,新出现了子母砖券顶砖室墓”[37]。总体上看,“武帝前期,墓道宽大于墓室的洞室墓变少,等宽于或窄于墓室的竖穴墓道洞室墓增多,原来的壁龛慢慢变大,进而变为侧室,也是墓葬形制变化的一部分。武帝后期小砖券墓室的出现,昭宣时期所占比例进一步扩大……”[38]。而在之前的2002年,张翔宇在对河南地区中小型汉墓进行分析后也指出,河南地区“小砖券墓的流行是‘汉制’形成的标志,也是中国墓葬发展史上一个重要里程碑。小砖券墓的流行大约在西汉中期或稍偏后,其形态与弧形顶土洞墓无异,仅以小砖砌壁券顶,墓道有斜坡式和竖井式两种,墓室与墓道间或有甬道。”[39]2011年,长期从事长安地区汉墓发掘、整理与研究的韩国河、张翔宇进一步指出,西汉中期早段长安地区墓葬的“墓室宽于墓道的竖穴土洞墓少见,以墓道与墓室等宽、墓道窄于墓室的竖穴土洞墓和斜坡墓道土洞墓为主”,直到西汉宣帝后段及元帝时期才“以竖穴墓和斜坡墓道土洞墓为主,新出现前、后室墓和砖室墓”[40]。而在四川地区,砖室墓的出现要晚到王莽时期,其“基本上发现于川西一带,均为小型砖室墓,墓室的长度一般只有3米左右。墓葬形式仅有AI式的无甬道单室墓,券顶用扇形砖,个别用子母榫扇形砖。墓砖基本均为素面,仅见一座墓使用了菱形网格纹的花纹砖。……前段墓葬均为素面砖,扇形砖券顶,有的墓室地面不铺地砖。后段开始出现花纹砖和用子母榫扇形砖券顶的情况”[41]。因此,虽然略有分歧,但长安地区中小型墓中砖室墓的出现时间,应最早不超过西汉中期晚段,而四川地区砖室墓的出现时间则要更晚到新莽时期。此外,从墓葬的封门形式看,张翔宇指出,西汉中期关中地区“开始流行土坯封门,也有少数砖封门者”,而西汉中后期才“砖封门极其流行”[42]。因此从“张骞墓”两道用砖封门情况显示出的成熟砖封门看,该墓时代应不是初始出现砖封门的西汉中期。

据文献记载,张骞在去世前为汉中央政府的大行,而《汉书·百官公卿表》载大行“秩二千石”,为高级官吏。因此虽张骞在“为将军,出右北平,失期,当斩,赎为庶人”的情况下已经失侯,但其“秩二千石”的大行身份依然可推测其墓葬应具有较大规格。不过从长安地区西汉中期的较大型墓葬看[43],相关墓葬的墓葬形制基本上以土圹木椁墓或大型洞室墓为主,从未见到采用砖室墓形制的大型墓葬。而即使采用了砖椁的张安世墓,其时代也要晚到西汉宣帝时期[44]。从对汉代二千石官吏墓葬发现情况的梳理看,现在能够确定的汉代二千石级别官吏墓仅有11座,除1座为新莽时期外,其他都在东汉时期[45],因此现在我们还不能据“张骞墓”的规格来分析是不是符合西汉二千石官吏的墓葬规格。

因此,城固饶家营“张骞墓”带墓道双重墓门的砖室墓形制就表明,它的时代应不会早到长安地区还没有出现砖室墓的西汉中期早段,也不会早到砖室墓刚开始流行的西汉晚期。

这样,虽城固饶家营“张骞墓”的发掘尚未完成,其墓葬结构和具体规格我们都并不知晓,但从该墓墓门高2.96、宽1.5米的巨大规格,且拥有两重墓门的基本结构特征推断,“张骞墓”的墓室不仅应有相当规格,且拥有多个墓室的可能性非常之大。如是,以四川地区砖室墓的发现情况看,它应该不会早于开始出现“中、大型的双重室墓”的东汉中期,甚至其时代可能还要更晚一些。不过无论如何,现了解的城固“张骞墓”的墓葬形制表明,此墓具体的时代肯定不会是张骞去世的西汉中期早段。

2.出土遗物

何士骥在对城固“张骞墓”文献梳理后指出,“此墓动掘之非一次矣”——经多次盗扰。从发掘情况看,墓门外发掘所“见新旧之陶、瓦、砖片,上下杂糅,毫无层次。而最显明者,即为地面所有之新瓷,缸片,至坑底将清出时尚有,且出一清嘉庆铜钱也”,而在墓门之内最后一日的发掘,还依然出“黑瓷片一片;白瓷片两片”,可见扰动之甚。

因此,在该墓发掘未曾及底,且扰动非常严重的情况下,该墓的时代认定,就难以据今天通行的以墓中时代最晚出土器物来定其时代的办法进行衡量。加之相关遗物的出土并无准确位置之介绍,难以判断是原墓中既有被扰动上来,还是如“清嘉庆铜钱”等在后期的扰动活动中被带入其中。故而我们也就只能从一些时代特征较明显的可能是墓葬原有的遗物,来对墓葬的时代进行大体的推测。

1.墓砖

墓砖可能是“张骞墓”中发现数量最多的遗物。作为构筑砖室墓葬的基本建筑材料,墓砖在判断墓葬时代特征的权重中,虽明显要低于墓中的出土器物,但在墓葬被扰动的情况下,它却是一类最不容易在扰动中被带入的遗物。也就是说,墓砖作为构筑墓葬墓室等的基本建材,虽在墓葬被扰动时会有破坏并致一定的位置改变,但其庞大的数量基数和在盗扰中其基本不会带入且有未经扰动墓砖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可以据墓砖特征对墓葬时代有所判断。

据报道,“张骞墓”发掘出的墓砖有红、蓝两种颜色,其形制为长条形,砖“均绳纹及几何纹边之花纹砖”,规格也均为长0.39、宽0.19、厚0.054-0.051米。从长安地区历年出土的西汉长条形砖看,虽素面纹砖中确有如“张骞墓”出土这样的长条形砖规格,但多为素面,未见带绳纹和几何性花纹的条砖[46]。而与“张骞墓”类似的花纹条砖,在江西南昌蛟桥东汉中晚期墓中才有发现[47]。此外,从四川地区砖室墓用长方形砖的情况看,“一般长3550、宽2035、厚512厘米。在砖的一侧或一端常饰有阳纹图案或铭文,有图案或铭文的一侧面向墓内”,“张骞墓”的用砖规格和纹饰与此更为相似[48]。也算是说,“张骞墓”的墓砖其实很少具有西汉用砖特征,而与现知的东汉长方形砖的情况更为接近。

2.五铢钱

在“张骞墓”发掘中出土的汉代钱币主要有“汉代五铢钱”与“剪边五铢钱(即小五铢钱)”两种。虽然这些钱币均出土在含有瓷片、缸片的被扰动地层中,但如前所述,在吴世昌在所撰的《增修汉博望侯张公墓道碑记》中指出,该墓所见墓道汉砖破残马骨五铢汉钱之属,既可断为汉墓”,将其列为判断汉墓的证据之一。何士骥并对其做了专门论述:

《汉书·武帝记》“元狩五年,春三月,行五铢钱,罢半两钱。”《食货志》“自元狩五年,三官初铸五铢钱。”《张汤传》“汤迁御史大夫,会浑邪等降,山东流徙,皆仰給县官,汤承上指,请造白金及五铢钱,笼天下盐铁。”盖五铢钱实始于汉武。惟《高后纪》“六年六月行五分钱。”应劭曰“所谓荚钱者”,又即以为五株。虽所言似为钱之重量,而非钱之名称,窃疑当时荚钱(即榆荚钱),或已有五铢名称之可能,当即今所见之小五铢也。

又观《汉书·食貨志》《高后纪》《文帝纪》《武帝纪》所载,及注家所释,并顾烜《钱谱》、对演《钱谱》、董廻《钱谱》等(吴文炳等《钱币图说》引。)所云,自秦并天下,迄汉兴以来,迄于汉武帝之世,有十二铢钱,八铢钱,五分钱(即应劭所谓荚钱五铢),三铢钱,一铢半钱,四铢钱等等。轻重不等,大小不一,最大者如今传世之秦半两,最小者如今传世之汉榆荚钱。除武帝时之正规五铢能确定形制外,大都均以半两名之,(谓铢,特以明其重量。)而无言及小五铢钱者。窃观今传世之小半两(形小如榆荚)固多,而小五铢钱(形小如榆荚)亦屡见不鲜。安知秦汉之际固不造此物耶?即谓五铢必起于汉武,窃亦疑即造大五铢,即可造小五铢(或地方官府及民间盗铸(一如汉初之铸大半两,(但小于秦半两)即可铸小半两(小如榆荚)也。昔洪遵《泉志》以为“斑马二史,皆云荚钱,不载钱文,”实可为汉初荚钱不能绝对无五铢钱之一证。今观博望侯墓中所出,大小五铢均有(小五铢俗名剪边五铢,谓汉武用兵需材,故剪取其边以铸前云)大者,字纹,缘廓,铜质,均极精整,绝非后世之钱可比。惟小者则质薄,字泐,锈蝕颇甚。

不过其在“结论”的判断该墓为汉墓的相关论述中,却并未提及五铢钱。

(一)是否汉墓之一问题也:案墓中所有器物,除墓洞(见上)所落入者外,均为汉物,而墓廓全部汉砖,尤为明显。又墓前石兽,独见于是墓,及李固墓,(城固有李固墓二:一在城北原公村,伪,一在城西三十余里南郑属之长柳村,可信。与《后汉书·李固本传》“汉中南郑人”“禭敛归葬”之说,及《水经注》,宋碑(在墓前),《关中胜迹图志》见《汉中府志》等所记,均合。)墓之方向西东(毕沅修建为南北向,誤),亦与乐浪汉墓,及城固汉王城下之汉墓(为驻军筑路所发见),各地发见之汉墓方向相同(但亦有少数南北向者),故知为汉墓无疑。

当然,其既然言“墓中所有器物,除墓洞(见上)所落入者外,均为汉物”,那么自然也可视为间接讨论了五铢钱时代。

1949年后汉墓研究里程碑式著作《洛阳烧沟汉墓》中指出,“五铢钱形制年代的分辨,是以前不少学者费了相当大精力研究出来的成果之一,而这些珍贵的成果在此得到了更多材料的印证之后,在这里用来区分时代自然就更为有力”[49]。从“张骞墓”出土的五铢钱看,其大五铢钱“字纹,缘廓,铜质,均极精整”,而小五铢则“质薄,字泐,锈蝕颇甚”。

首先,虽何士骥在描述中,将“荚钱”、“剪边五铢”、“小五铢”混为一体,但从其在正文中的记述看,其应为五铢,而非小“半两”钱币。其次,从1949年后的大量钱范和钱币实物看,小五铢虽形制甚小,但钱文“五铢”二字仍依稀可辨。学者在研究后指出,“在考古发掘中,小五铢的出土是很少的,但目前掌握的资料,它们都出于西汉中、晚期墓中,这和形制分析的年代互相吻合亡”,并据宣帝杜陵出土的小五铢提出,“小五钵至迟当铸于宣帝时期”[50]。蒋若是先生根据小五铢钱的出去情况指出,其“有武帝时期的”,也“有宣帝时期的”,它们“应是与西汉高级贵族专制的大型殉葬陶俑配套有关,很有可能是朝廷特制的”[51]。而姜宝莲、秦建明虽在对大量钱范等遗物分析后指出,“小五铢钱范均发现于西汉的官铸铸钱工场,因此,小五铢前是当时国家统一管理下铸造的一种钱币。”但关于小五铢的用途,则一种可能是“没有充当货币的只能,而是作为一种财富的象征,随葬于帝陵陵寝,为帝王专用的冥币”,另一种可能“是当时一种特殊的流通货币,……其铸造时期大约开始于汉武帝时期,经汉宣帝一直延续到西汉末年”。不过其推测小五铢钱存在第二种用途的根据,仅是陕西省钱币学会袁林转告在“汉长安城遗址中曾一次发行过4000余枚此列小五铢钱币,钱币出土时以麻绳或木棍相穿”,故判断“其并不仅限于帝王陵墓的随葬品”[52]。而从在汉长安城遗址中还曾发掘出烧制随葬用陶俑陶窑的情况看,在城内发现随葬的钱币也并不奇怪,并不能据此判断小五铢的用途。因此,小五铢钱大体还应如蒋若是先生言,为一种“与西汉高级贵族专制的大型殉葬陶俑配套”的“冥钱”。而这样的话,因张骞的身份仅是大行,似尚不能使用这种专制冥钱的范围之内。

第三,从“张骞墓”的发掘描述看,该墓所出的“小五铢”应为“剪边五铢钱”。而蒋若是指出,“磨郭五铢”“盛行于西汉中晚期(《烧沟》最早见于宣帝后期墓),……时间上大约也是愈晚磨郭现象愈严重”,而“‘剪轮’或‘凿轮’则盛行于东汉中期以后”[53]。徐承泰进一步指出,“剪边五铢和衔环五铢可以看做是一对孪生兄弟。目前最早的纪年材料见于陕西西安昆仑机械厂东汉墓(棺不明),该墓有桓帝延熹九年(166年)纪年”且二者同出,认为剪边五铢和衔环五铢的出现应在“东汉顺帝至桓帝时期”[54]。故而在判断“张骞墓”出土“小五铢”应非现在所说汉高级贵族专制的冥钱小五铢,应是其所言的“剪边五铢钱”后,我们即可大体确定该墓的时间起码要晚到东汉中期以后。

3.“博望”陶文

判断城固“张骞墓”为张骞之墓的重要证据,是墓中出土了“博望”陶文:

是物为一灰色陶片,大约二十四公厘见方,厚约四公厘。正面有陽文“”四字(疑为“博望造(或铭)”四字。案:“铭”字徐铉新附)。出土后,洗刷过力,致稍损蝕。字体在篆隶之间,(篆多隶少),背面为平面,惟显有一不规则圆形之小凹凸面,似原有附着物(如鼻钮之类)面脱落者。

西北联大讲师吴世昌在所撰《增修汉博望侯张公墓道碑记》中指出,墓葬散乱陶片中,间有‘博望’汉隶,尤足证为张公原墓为无疑”而对此陶文的性质,何士骥在 “似玺印”、“似封泥”、“似印范或范母”等“三说,均疑莫能定”后,“故复推测为”“似陶器钤记”:

盖博望侯殉葬之物,不止一器,欲以表异于众,故特为制泥印若干以嵌置于各器之上,或仅粘坿于土器之上,并土器而烧成陶质耳(案器之背面有不正圆之凹凸面,(已见上述)颇似为粘坿他器之遗迹,此特器破而脱落者耳)。然亦未有确证,仍不敢定也。

其说当可成立。但在何士骥看来:

惟是否为张骞墓之问题,因惟有“博望”字样之一陶印(?)而无绝对记载之器物,故颇为可疑。

并不认为据此即可定该墓为张骞之墓葬。

由于何士骥在刊布“张骞墓”发掘资料时因各种原因未能将含本陶文在内的器物附图和提供照片,而在1949年后不久的50年代其又从西北大学征调至今天的国家博物馆,从现在查询到的资料看,在一系列的有关汉代文物和丝绸之路相关的展览中,该陶文可能一直没有再做展示。因此有关此枚陶文的形制描述和释读,也就被大家所延续。而幸运的是,随着丝绸之路申遗成功,国家博物馆在2014年底举办了大型的丝绸之路展览,“张骞墓”陶文即出现在该展览之中。而在随同展览而印制出版的精美图录《丝绸之路》中,该陶文(展览说明及图录均名其为“封泥”)也首次有了完整而精美的高清照片(图四)[55]——2013年白海峰等文章中虽曾刊布过该陶文图片,但模糊难辨。使得我们可以第一次对其内容进行重新的辨识。

首先,从展览的陶文和图录彩色图像看,其性质并非封泥,应为陶文。其次,从图片显示的情况看,在该陶文的右半侧、左半侧的个别地方还保留有明显的因埋藏时间很久而形成的土锈。当然,从彩色图片看,不仅在陶文的文字上面,而且在陶片的四周也存在较多土锈。这样,从图片显示的大量土锈看,何士骥前述描述陶文时提出的,其在出土后因“洗刷过力,致稍损蝕”的情况其实并不严重——洗刷行为没有对陶文本身造成大的破坏。第三,从陶文的彩色高清照片看,该陶文可能确有四字,但四字究竟该如何释读却并不容易——陶文模糊难辨——我们根本从照片上看不出究竟哪个字可对应何士骥已释读出的“博、望、造”三字。也就是说,该陶文的彩色高清图像显示,过去释读的“博望”并不可靠,究竟该释读为何,还需要重新考虑。

3.墓前石刻

在“张骞墓”南160米左右有二残石刻。西北联大对其进行了发掘。何士骥指出:

石兽虽已残损,然大体完整,观其制作古朴,线条雄劲,状态生动,诚不失为西汉作风,与茂陵霍骠骑墓前诸石刻,足相媲美。为我国考古学上,艺术史上极有价值之作品。较之南阳东汉宗资墓前之天禄,辟邪诸刻,虽云体态相似,而时代价值,究有先后之不同矣。

而石兽也是判断“张骞墓”为汉墓的重要根据——“墓前石兽,独见于是墓,及李固墓”。但是从相关资料看,“张骞墓”前的这两个石兽不仅应与“张骞墓”无关,且其时代也并非张骞去世的西汉中期早段。

首先,如何士骥指出,“张骞墓”“之方向西东”,且墓道位于东侧,表明它是一座坐西朝东的墓葬。而“墓南约一百六十公尺之处即为二石刻所在之地”,“东西相对,距离为一四.四〇公尺”,其应位于“张骞墓”的墓南160米处,以14.4米的间距相对而立。从现存的相对放置的墓前汉代石兽看,相对两石兽之间的空地,应即为墓葬墓道向外延伸的神道所在。因此,如据两石兽位置,则与其所相应的墓葬,应是一座坐北朝南的墓道南向之墓,这与其北侧160米左右“张骞墓”墓道东向完全不同。而若“张骞墓”真的是张骞之墓,且其亦会拥有石兽的话,那石兽出现的位置也应是在墓道的东侧,而不是在墓葬之南。也就算说,所谓“张骞墓”的两石刻(图五),以其所在位置判断,实与“张骞墓”无关。

其次,李银德据《汉书·李广传》元狩五年(前118年)“李蔡以丞相坐诏赐冢地阳陵当得二十亩,蔡盗取三顷,颇卖得四十余万,又盗取神道外堧地一亩葬其中,当下狱,自杀”的记载,认为“当时所赐茔地的大小有一定的规定,丞相受赐的茔地为20亩,列侯比丞相地位低,冢地也应比丞相略小即小于20亩”[56]。而据汉代列侯墓葬规制,其“茔东西四十五丈,北南四十二丈,重园垣之,高丈。祠舍盖,盖地方六丈。中垣为门,外为阙,垣四陬为罘罳”,即列侯墓茔东西合今103.5米,北南96.6米,面积9998.1平方米,垣高丈2.3[57]。虽然在得到天子特赐的情况下,列侯墓茔会出现“过律”情况。如西安凤栖原富平侯张安世墓地墓园平面长方形,“南北长159米,东西宽约195米”,面积约31005平方米[58]。但从文献看,张骞在去世后未获天子特赐,因此即使其为尚为“博望侯”,那么其墓茔的规格也应不会逾制太多。而若二石兽真与“张骞墓”有关,而“张骞墓”的墓主真为张骞,则“张骞墓”的墓茔至少南北在188米以上(墓葬与石兽之间160加墓葬封土下土台南北22米),远远超过了汉代列侯规制。

但与此同时,汉代列侯规定坟大方十三丈,高三丈”指坟为方形,边长十三丈29.9米,面积894平方米,高三丈6.9米。而“张骞墓”封土“跟周为六四公尺,顶高(垂直)为二.七一公尺。墓周台地,为一东西二〇.五公尺,南北二二公尺之不规则长方形”,封土底部周长为64米,残高2.71米,下为一20.5×22米的长方形平台,又远低于前述列侯墓的封土规制,也与在将二石兽与“张骞墓”联系起来后庞大的可能的墓茔规格不符。这就表明,即使从墓葬规制看,“张骞墓”与二石兽之间也不存在什么太多的关系。

第三,虽然二石兽残损严重,但早有学者指出,它们的时代并非西汉,而是一对东汉之物[59]。而王寿芝更指出它们为“是东汉明帝时期的实物”[60]。林梅村也认为张骞墓前石翼马是东汉时期补刻[61]。霍巍并指出“四川地区从东汉时期开始流行大型石人像和石兽”[62]。因此,过去虽有如林通雁判断二石兽为“西汉武帝元鼎三年,即公元前114年”[63]意见,但类似对石兽时代判断的主要根据,是其位于“张骞墓”之侧,而张骞去世于元鼎三年。

综上所述,无论从“张骞墓”的墓葬形制,还是根据墓葬中的出土遗物、墓侧石兽,饶家营“张骞墓”都不应是一座如张骞去世时间这么确定的西汉中期早段的墓葬。而从墓葬和出土遗物特征看,饶家营“张骞墓”的时代基本应是东汉中晚期左右。而其墓主为何,则只能有待于将来对该墓完整发掘后方可讨论。

二、张骞墓何在

既然我们确定了所谓“张骞墓”的时代在东汉中晚期左右,而非汉博望侯张骞去世的西汉中期早段,那么其墓主也就自然不可能是出使西域闻名的张骞。那么张骞墓何在?

据《元和郡县志》“山南道三·城固县”:“城固县,本汉旧县,有铁官,属汉中郡。隋开皇三年该属梁州。武德二年,改为唐固县,贞观二年复旧。”“成固故城,在县东六里,韩信所筑。晋平谯纵后,梁州刺史曾理于此也”[64]据清康熙五十六年修光绪四年重刊《城固县志》卷二“古迹”,谓“北城,县东八里,汉时城固县也。其南有城相对,曰南城,汉中郎将刘丰之所筑也”[65]。从唐代县城东六里为汉成固县城,而到清代县城东八里为汉成固县城的情况看,从唐到清代城固县县城的所在位置应无大的改变(在方志中也未载于唐代之后城固县的治所有过大的移动)。

而据前文引述,从宋王象之《舆地碑记目》开始,直到清沈青峰的《(雍正)陕西通志》,其记载的张骞墓位置均高度一致,为“城固县西二十三里”。但到清穆彰阿《(嘉庆)大清一统志》、清康熙五十六年修光绪四年重刊《城固县志》中,则记载张骞墓在城固县西北八里。这两种记载的差异,从位置看,一在县西,一在县西北;而从墓葬与县城的距离看,一距县城二十三里,一距县城八里。两种记载的差异非常明显。

此外,从相关记载看,二石兽作为巨大的地面遗存,在早期文献记述张骞墓时丝毫不加记述,到晚期文献中却忽然出现。与此对应的是,早期文献中一直记载的“张骞墓碑”却不见于饶家营“张骞墓”的相关文献。因此,很可能早期文献所述的城西二十三里的张骞墓,与晚期文献所述张骞墓,虽均称“张骞墓”,但并非一地。

所以,在我们在排除了县西八里饶家营“张骞墓”为西汉中期早段墓葬的可能性后,在排除了饶家营“张骞墓”为张骞之墓的可能性后——当然最终的排除还有待于对该墓的完全考古发掘,根据历来文献对张骞墓位于城固县侧的记载,可能的张骞墓位置,应在城固县城西侧现“张骞墓”更向西的广大空间之中。而若能有幸找到该墓,那么除了完整的发掘必不可少外,在墓主确认中,有关墓葬时代、文献中一直明确记载的墓碑,应得到高度重视——在饶家营“张骞墓”确定中出现的从未讨论“张骞墓碑”的情况自不应继续存在。

城固饶家营“张骞墓”发掘于抗日战争初始阶段的1938年,其发掘的缘起除“博望一生之精神事业,虽已昭垂史册,中外共仰”外,更由于当时时值“此抗建时间,尤将此意事表彰,以为增高民族意识,唤醒民族精神之提倡”,是西北联合大学师生文化抗日、凝聚民心的重要活动。也正是在城固时期,凝练出了“公诚勤朴”的西北联合大学校训,黎锦熙指出,“勤以开源,朴以节流,然朴之意又不止于此,乃巧诈之反也”。返璞而归真,求真而务实一直是西北大学的重要传统。

从前述张骞墓发掘的相关阐述看,在饶家营“张骞墓”墓主究竟是谁的问题上,其实作为发掘者的何士骥先生的用词一直非常谨慎,明确指出“纸上之材料,必待地下实物之明证,况墓土之并未完全清出乎?是尚有待于他日重行表彰之时矣!”并未确定墓主即是博望侯张骞。因此,今后如有可能,对饶家营“张骞墓”再开展一次重新的考古发掘,就不仅是在完成何士骥等先生的未竟之业,也很可能将最终确定该墓时代与墓主等相关问题。

(本文是近年我对城固饶家营“张骞墓”开展分析的一个综合,相关内容曾分以若言张骞墓,不忘徐旭生——张骞墓发掘四事略谈》和《饶家营“张骞墓”的时代与张骞墓探寻》为名分别刊发。张骞墓的发掘是西北大学考古专业成立之前最重要的发掘成就,仅以此文,纪念抗战流离中于陕南仍在学术救国的前辈学人,为母校西北大学考古专业成立60周年寿)。

  

原载:《西部考古》2016年第11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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