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观点
杨富学 张田芳 | 敦煌本回鹘文《说心性经》为禅学原著说
2018-01-03 杨富学 张田芳 敦煌民族宗教与文化研究
摘 要：敦煌本回鹘文《说心性经》长期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与重视，刊布既久，但属性一直无法确定。言其为译作，但找不到原典来源；言其为原著，却未能提供确切证据。观其内容，主要在于论述心性问题，禅味十足。稽诸敦煌发现的禅宗写本和各种禅籍，可以看到，回鹘文《说心性经》大量引录敦煌禅宗写本《观心论》、《修心要论》、《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疏》以及禅宗经典《圆觉经》、禅宗灯史《宗镜录》中的文字，有的直接引用，有的为改编，说明《说心性经》不是某一种佛学著作的翻译与改编，而是以禅宗典籍为主，根据自己的理解而进行的创作，均为四行诗形式，既是现知唯一回鹘文佛学原著，又可视作一部优美的禅学诗歌集。
关键词：回鹘文《说心性经》；禅学著作；敦煌禅籍
（回鹘文玄奘传）
一、问题的提出
在敦煌、吐鲁番发现的古代回鹘文佛教文献中，部头大且内容保存完整者为数不多，大多都可寻其源头，只有二件例外，文献虽刊布既久，但始终难得其详。其一为吐鲁番木头沟出土的《Insadi经》写本，系1906年由德国第三次吐鲁番探察队所获，现存柏林，编号T III M228 (Ch/U 7570)，残存35叶，计1121行，每叶均以汉字标明叶码，文中穿插不少汉字，书名见于第757行，写作“insadisudur”。从文中穿插的汉字看，似当译自汉文，但学者们迄今未能找到与之相应的汉文原本。[1] 各品之后常附有赞弥勒之文，从内容看属小乘教之作，约抄写于元代。
其二即为本文所论《说心性经》，回鹘文题作xin (köngül) tözinuqïttačï nom bitig，由英人斯坦因于1907年发现于敦煌莫高窟，现存伦敦大英图书馆，系编号为Or. 8212-108中之一部（2a-16b），册子本，存405行。Or.8212-108为不同内容佛教文献的集成，其中包括多种韵文诗，除《说心性经》外，还有安藏撰韵文体《华严赞》（17a-19a和27b-31b）、无名氏著字母诗（24a至27a）及必兰纳识里（Prajnā-śri）所撰佛教赞美诗（32a-b）。纸质细薄，长57/8英寸，高7¾英寸，字体为回鹘文草体，但清晰可读。每面写13~15行，拼写法比较规则，但有时存在t和d、s和z字母交替使用的情况。在文献末尾（第404~405行）有题跋曰：
wapšïbaqšï yaratmïš 心tözinoqïdtačï nom bitiyü tügädi∷善哉sadubolzun∷čisön bitidim∷[2]
此前，学界多言《说心性经》为vapšı法师所创作，而Čisön（智泉）仅为抄写者。[3] Čisön在莫高窟北区出土的回鹘文印本残片B140:5《文殊所说不思议佛境界经》中，又写作Čisön Tutung（智泉都统）。[4]
近期，笔者在研究中发现，智泉（Čisön/Čisön Tutung）为一名高僧，而非一般的书手。[5] 莫高窟北区出土回鹘文印本残片B140:5《文殊所说不思议佛境界经》，就是由智泉都统依汉文本译成回鹘文的。[6] 此外，他还曾组织人力将《阿弥陀经》《华严经》《观音经》《七有经》《八阳经》《般若经》《金光明经》《金刚经》《法华经》和《圆觉经》等十部佛经翻译为回鹘文，[7] 同在莫高窟北区发现的回鹘文B128:18称赞其“在生前，通过积德行善，在现实，成立人们的头领”。[8] 看来，智泉法师的身份是相当尊贵的。
题跋中的wapšï与baqšï意同，皆“法师”也。[9] 其后之biti-既有“抄写”之意，也有“撰写”之意。这里应理解为“撰写”而非“抄写”。首先，“wapšïbaqšï yaratmïš 心tözinoqïdtačï nom bitiyü tügädi（法师创作的《说心性经》撰写完毕）”，意在表明言出有据，内容出自法师之口而非个人杜撰。这种情况在古代历史文献中是很常见的，既有托古之意，亦犹佛典所谓“如是我闻”之类，旨在取信读者；其次，biti-作为“撰写”之意，在回鹘文文献中身为多见，如武威文庙发现的汉—回鹘文合璧《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之回鹘文部分由巙巙（kiki或作khikhi，1295~1345）撰文，其中就用bitiyü来表示“撰写”之义。[10] 推而论之，这里biti-亦应为“撰写”；其三，在莫高窟北区所出B128:18第134~135行中有如下文字：“ayaɣ-qatägimligbursangquvraɣi-nï čaylatip [ata]m čisöntutong-qa五sudur-larïɣ nomlatmïš”，意为：“宴请值得尊敬的僧伽，让我父亲智泉都统讲了五部佛经。”[11] 可见，智泉法师非普通书手，不仅精通佛典，而且能够讲授五部佛经。
综上，结合智泉在宗教界所拥有的崇高地位，笔者认为应将其视作《说心性经》回鹘文本的撰写者而非抄写者比较妥当。是故，这段尾题可译作：
法师造《说心性经》撰写完毕。善哉！善哉！智泉撰。
《说心性经》写本未署明年份，但特肯发现，智泉其人同时又是同一写本（Or.8212-108）所见哲理诗的作者。哲理诗后有题记曰：
küskü yïlïn toquzunč aynïng on yangïta,
körtklä tangïsuq taydu kedini gaolenhuata,
köp yašamaqlïɣ boduɣïn kök qalïɣïɣ
küčäyü bädizägäli umunmïšïn körgü üčünbitidim. čisön tutung
鼠年九月初十，
在大都（Taydu）西部的魅力、迷人的gao lenhua
用长生不老的颜色把虚空
极力装饰的愿望变成现实而写。智泉都统。[12]
这里的Taydu即“大都”，gao lenhua应指坐落于大都（今北京）高粱河之滨的高粱河寺，即元代极具盛名的皇家寺院“大护国仁王寺”。[13] 这两个地名的出现意味着这一写本为元代遗物，书写风格与词法特征也正与此契合。其中的鼠年，特肯推测为1264、1276、1288、1300、1312、1324、1336、1348、1360年中的某一个年份。[14] 考虑到大护国仁王寺落成于至元十一年（1274），故而1264、1276年的可能性庶几可以排除。中村健太郎将时间范围缩短到1300、1300、1312、1324、1336、1348。[15] 可以信从。
《说心性经》的内容大体可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2b/2-6b/2）总论及心性说，第二部分（6b/2-11b/11）解说关于心性的“三种门”，第三部分（11b/12-16a/9）阐述正确理解“三部法”之途径，第四部分（16a/10-16b/13）结语。[16] 最早研究该写本的为土耳其学者阿拉特，他在《古代突厥诗歌》一书中多次引用该经语句。[17] 根据阿拉特未刊稿本，鲁宾从佛学角度对文献进行了研究。[18] 嗣后，写本内容渐为学界广知，但对文书本身的系统论述则是1976年由庄垣内正弘先生进行的。[19] 后来，特肯又刊布了文书全文的拉丁字母转写和德译，书后附有原写本图版。[20] 近期，该文献又由张铁山、阿里木·玉苏甫分别译为汉文发表。[21] 二译文虽朴华有别，然大同而小异，足资取信。本文参酌张铁山、阿里木·玉苏甫译本胜者而采之，有不同见解处略有变异，并出注标识。
写本原文夹写汉字，但在汉文大藏经中却一直找不到对应的底本，职是之故，学术界对其来源一直不得究竟。澳大利亚佛学家谢德琼（J. W. de. Jong）和德国著名回鹘文专家茨默都认为这部著作可能译自某一部汉文佛典，但具体是哪一部却无法确定。[22] 另一位德国回鹘文专家劳特（J. P.Laut）疑其或为某瑜伽（Yogacara）行派著作的译本。[23] 更多的学者则将其解释为一部不可多得的回鹘文佛教哲学原著。[24] 新近出版的《回鹘文〈说心性经〉研究》一书，一方面言其为佛教哲学原著，另一方面又称其有译自某部著作的可能性。[25]
笔者起初也倾向于佛教哲学原著说，但又心存疑惑，故而指其“似为一部不可多得的回鹘文佛教哲学原著”。[26] 后来，在系统整理敦煌禅籍的过程中，发现其与托名为达摩而实由汉地僧人伪撰的《观心论》很接近，故而推测其与《观心论》有关。[27] 近期，我们对该文献之回鹘文本与敦煌汉文禅籍进行了全面系统而又细致的梳理，发现该文献确与《观心论》有关，此外，文献还与《修心要论》等多种禅籍关系密切。
二、《说心性经》与敦煌禅籍《观心论》的关系
《观心论》全称《达摩大师观心论》，又作《达摩大师破相论》或《达摩和尚观心破相论一卷》、《是观心可名为了一》，相传为禅宗初祖菩提达摩之语录，但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一百记载：“观心论，大通神秀作。”[28] 因此另有神秀撰之说。全书以问答形式阐述观心之法，内容述说三毒六贼、三界六趣之苦及其原因，劝说实践解脱修行，主张六波罗蜜、三聚净戒、念佛等修行，及洗浴众僧、造塔伽蓝等功德，皆可摄收于“摄心内照”之观心法，亦即以观心一法总摄诸法。敦煌所出《观心论》写本有7件，分别为S. 646、S. 2595、S. 5532、P. 2460、P. 2657v、P. 4646及龙谷122，此外还有朝鲜《禅门撮要》本（1908年公刊）、安行寺别行本、日本金泽文库所藏镰仓时期抄写本、日本流通本及龙谷大学藏传世本等，计有十余种。敦煌写本中，P. 4646首尾俱全，S. 646首尾俱残，S. 5532、S. 2595、P. 2460首残尾全。龙谷122基本完整，惟无最后的偈语部分，其文字与底本多不相同，有些段落彼此互有出入，当是与底本不同来源的本子。兹以P. 4646[29] 为底本参校它本。回鹘文本的一些文字可以在敦煌本《观心论》中可找到相对应的内容。
敦煌本《观心论》和回鹘文《说心性经》部分内容相似，有的则完全相同，如2-3行回鹘文：toɣar ärip · yanturu köngül-gä tayïnïpturdačï ärür-lär · ïnča qaltï suw-taqï qabarma，其意为“我探究[其究竟]，我自己、所有的凡人、圣人、有心者及无心者。”对应的敦煌写本《观心论》则作：“问：‘若复有人志求佛道，当修何法，最为省要？’”[30] 意义完全一致。再如回鹘文3-4行：toɣar ärip · yanturu köngül-gä tayïnïp turdačïärür-lär · ïnča qaltï suw-taqï qabarma，其意为：“一切法生于一切心，又反过来依靠心。”对应的敦煌写本《观心论》则作：“心者，万法之根本也。一切诸法，唯心所生，若能了心，则万行俱备。”[31] 两者皆讲心与诸法之间的辩证关系，行文尽管写法不同，但在语义上完全一致，可以看出，回鹘文《说心性经》开头部分是参照了敦煌本《观心论》。当然，这种参照不是完全照录，而是有所改变。为了解释和说明心与诸法之间的辩证关系，采用譬喻的方式，以便于信徒深入理解，如《观心论》云：“犹如大树，所有枝条及诸花果，皆悉自心，根本生长。栽树者，存根而始生；伐树者，去根而必死。”[32] 用树和根的关系比喻诸法与心的关系，根不生则树不存，诸法依然，浅显易懂。《说心性经》云：suw-ta tururärip · yanturu suw-qa tayïnïp turmïš-täg ärür，其意为：“犹如水上的水泡处于水，反过来又依靠水一样。水为本，去水则沫息。”两者譬喻事物虽不同，但所起的作用则一致。显然出自改编的结果。同样，该文献第15-19行：
15. lï tuymaq-lï iki türlüg nom-larbirgärü köngül-nüng köligä-si ärür · ïnča
16. qaltï kün toɣsar · kök qalïq yruqbolup y(a)ruq ärksinip · kičä bolsar
17. qarangɣu bolup qarangɣu ärksinip· yruq bolmïš ödtä kök qalïq
18. üstälmädin · qarangɣu bolmïš ödtäkök qalïq äsilmädin · öz tözinčä
19. öčüp amrïlïp turup · yruq qarangɣutözi · birgärü nätäk ärmäz bolur
犹如太阳升起，天空发亮，明亮居于主导；若是黑夜，黑暗降临，黑暗居于主导。这不是因为明亮时天空就升高，也不是黑暗时天空就降低，而是按照自己的性消失着、产生着，明亮与黑暗的性竟如此不同。[33]
敦煌本《观心论》（P. 4646）对应内容则为：
《十地论》云：“众生身中，有金刚佛性，犹如日轮，体明圆满，广大无边，只为五荫重云所覆。如瓶内灯光，不能显了。”[34]
与《说心性经》相似之处在于都出现了“日轮”的比喻，但仔细比较会发现，都在讲“心性”的本质，前者在讲无论明亮和黑暗都依自性产生或消失，而后者则讲众生都有佛性，不能自视，乃被五荫重云所覆而致；何以显示佛性，自然要通过修行以拨云见日。同样都在讲“心”或“心性”的本原，但各有千秋。敦煌本《修心要论》中亦有雷同文字：
《十地论》云：“众生身中，有金刚佛性，犹如日轮，体明圆满，广大无边，只为五荫重云所覆。如瓶内灯光，不能照外。又以即日为喻，譬如世间云雾，八方俱起。天下阴暗，日岂烂也，何故无光？答曰：日光不坏，只为重雾所覆。”[35]
是见，《说心性经》回鹘文作者Čisön Tutung根据自己对文本的理解和写作需要，对这段文字进行了必要的改编。
三、《说心性经》与敦煌禅籍《修心要论》之关系
敦煌本《修心要论》一卷，又名《最上乘论》、《导凡趣圣道悟解真宗修心要论》或《一乘显自心论》，禅宗五祖弘忍述，为禅宗东山法门纲要书。敦煌文献属于《修心要论》的卷子较多，计有13种。其中以P. 3559+P. 3664[36]最为清晰，故本文索引皆以此为底本过录。
敦煌本《说心性经》与《修心要论》的关系与敦煌本《观心论》类似。有的意义相近，有的完全一致，有的则是改编的内容，如第30-36行：
30. alqu ödtä
31. 心 birlä yurïr ärip · 心tözintuymadačï-lar ärsär · partakčan ärür-lär ·
32. köngül tözin tuyayïn tip oɣrap ·tüpükkinčä tuymadačï-lar ärsär菩萨-lar
33. ärür心tözintuyunup · näčätäkägi 心tözintäsarïlïp turdačï-lar ärsär佛
34. lar ärür · bu 心tözi toɣdačï ärmäz · öčdäči ärmäz· bardačï ärmäz · käldäči
35. ärmäz ·· quruq ödwi učsüz qïdïɣsïz· tözü-tä turup · ömäksiz ärip
36. y(a)ruq yasuq bildäči ärür
若在一切世与心并行，而不觉心性者，就是凡人；若想要领悟心性，而彻底不觉者，就是菩萨；若领悟心性，而在心性上安然处置者，就是佛。此心性不生不灭、不去不来，是虚的、无边的、不可想的、光辉的、可知的。[37]
这段文字可与P. 3559+P. 3664《修心要论》之如下内容相对应：
一切众生皆如也，众圣贤亦如也。一切众生者，[即]我等是[也]，众圣贤者，[即]诸佛是[也]。言名相虽别，身心真如，法体并同，不生不灭，故言皆如也。故知自心本来，不生不灭。”[38]
再如第74-77行有如下文字：
74.ma yoqlamaz ärti · qal-ïma bolmaz ärti tip · munung abipiray-i
75. ärsär mundaq tip körgitmäk ärür ·tuyunmaq-ïɣ tilädäči kiši
76. lär · yanturu öz köngül-in baqsarol oq köngül ol oq burqan
77. ärür · adïn-tïn tilägü bolmatïn ·igid saqïnč-lar ymä toɣmaɣay
其意义是指：祈求觉悟的人们反过来若看自己的心，那就是心，那就是佛，因为不从别处祈求的缘故，也是为了不产生虚幻的念头。[39]
这段文字可与P. 3559+P.3664《修心要论》如下内容相对应：
一切功德，自然圆满，不假外求，归生死苦，于一切处，念念察心。莫受现在乐，种未来苦，自诳诳他，不脱生死。[40]
通过比对，足见两者之间存在着渊源关系，尤其是“祈求觉悟的人们反过来若看自己的心”与“念念查心”以及“不从别处祈求”与“不假外求”的意义基本相同，此乃禅宗核心思想之一。
四、《说心性经》与敦煌禅籍《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疏》之关系
笔者在比对《说心性经》与敦煌禅籍的过程中还发现，该文献极有可能也受到剑南禅派创始人智诜撰《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疏》的影响，如该文献“一切法生于一切心，又反过来依靠心”之语即与智诜对“一切诸法”的解释完全对应。敦煌写本《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疏》云：
一切诸法，以心为本。心生，故种种法生，心灭，故种种法灭。三界六道，本由自是心生，净土秽土，悉由心造。心外无别境，境外无别心。心外无境，无境故无心；境外无心，无心故无境。无心无境，名为般若。[41]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疏》又名《心经疏》，现存7件抄本,编号分别为：P. 4940、北为52（BD03652）、北阙9（BD04909）、P.3229、P. 2178、S.7821。其中，P. 2178首题“资州诜禅师撰”。《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疏》以九门分别疏释《心经》。[42] 由于深受唐代著名学僧慧净所撰《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疏》（敦煌存写本4件，编号分别为S.554、北昆12、S.5850和日本天理图书馆藏品1件）的影响，智诜在注释《般若心经》时大量采用了唐初比较盛行的法相唯识思想，如八识、三性、四智等，在一些段落上加了禅宗以心性为解脱之本的内容，故可归为禅宗文献。
智诜在《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疏》中所阐释的正是禅宗的“识心见性”禅法所依据的重要心性禅法。若以色等见我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由是以观，乃知事相非真正也。过去诸佛所修种种功德，皆非外说，唯正求心。心是众善之源，是万恶之主。常乐由自心生，三界轮回从心起，心为出世之门户，心是解脱之关津，知门户者，岂虑不达彼岸，识关津者，何愁不见如来。
虽然在比对的过程中，没有发现《说心性经》中有与智诜《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疏》所言高度吻合的语句，但颇有蛛丝马迹可寻，如文献第101-112行的文字：
101. munčuq arïɣ tözinčä turup · nätägtäwrämädin turur ärsär ·
102. ančulayu ymä · öng ün id tadïqbürïdïk nom tigli
103. altï atqanɣu-lar yügärü bolup · 心-gätüšmiš ödtä · öz心-
104. gä alïnmarsar · 心toɣmaqsïz tözinčä turur · 六境-larymä
105. öz tözinčä turur · toɣmaqsïzboulp · atqanɣu amrïlsar
106. 心-li atqanɣu-lï birgärü toɣmaqsïzta turur· birök muni-täg
107. bolmadïn közünmiš-čä atqanɣu-nï心-gäalïnïp · köngül-gä qawšur
108. sar · ol qawšurmaqsïz tözindäküčäyü tïldaq basudčï qïlïp
109. az öpkä-tä uladï nïzwanï-lar-nïturqurup qïlïnč qïlïp
110. sansarta tägzinür-lär · nä üčüntip tisär · bular alqu barča
111.köngül-li atqanɣu-lï-nï öngï körüp özlï adïn-lï-nïng
112. atqaɣïn turɣurmaqïntïn ärür ·birök bu 心-li境-lï-nïng
当声、色、香、味、触、法所谓六境出现，落在心上时，心不变，还是按照心不生之性存在，六境也按照自己的性不变。心是不生的，六境是静止的，心和六境是同生。若不是如此，而是心具有了境，将境合并于心那么就会因为不合之性，产生贪婪、恼怒等烦恼，作恶在轮回中变化。为什么这样说了？这些都是因为把心和境看作是不同的，产生了自己和别人的分别。如若懂得此心与境是同一性，想要得到心性，就必须看此后的经文。[43]
这段文字描写心与境，与《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疏》颇有相似之处，只是回鹘文《说心性经》又添加了些许新内容，如境有声、色、香、味、触、法等六境之类文字，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疏》所未见，系作者据己意而新加的文字。
五、《说心性经》与《圆觉经》之关系
《圆觉经》具名《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署唐佛陀多罗译，疑为汉人撰述。“圆觉”者，乃至人人本具的圆满觉悟之心，背之则凡，顺之则圣。观《圆觉经》主旨，在于讲一乘圆教，没有大小乘之分，只有见性成佛，是无所偏的圆教。这一思想对汉地禅宗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既深且巨的影响。
《说心性经》的作者智泉生前曾组织人力译经10部，最后完成者即为《圆觉经》。[44] 回鹘文本《圆觉经》写卷在吐鲁番、敦煌诸地都有发现。吐鲁番等地所出现藏柏林，计有7个写卷残片，编号依次为TII S 26 (U 4183)、T I D(b) (U 4088)、U 4500、TIII 73 (U 4260)、T II989 (U 4138)、U 4430、TIII M 131 (U 4274)，均由茨默刊布。[45] 敦煌所出计有4叶，现存斯德哥尔摩民族学博物馆，当系贝格曼于甘肃某地所得，贝叶形式；日本大谷探险队亦曾于西域某地获印本一叶（编号龙大ウ835），存9行，二者均由百济康义研究刊布，内容为回鹘文《圆觉经》注释书。[46] 此外，圣彼得堡东方写本研究所也收藏有该经回鹘文木刻本（1叶），上书uluɣ bulung yïngaq sayuqï king alqiɣ tolu tuymaq atïsudur等文字，应为此经之回鹘文译名。
在《说心性经》中诸多处可以看到《圆觉经》的内容，如96-100行：
96．ärür· ïnča qaltï arïγ süzük大suntsïmunčuq bolur · üksin
97．tä·
98．köksarïγ-ta ulatï ädlärig orduq-ta · kök sarïγ色-lär
99．iyinol suntsï munčuq-taközünür ärip · suntsï
100．özingäalïnmamaq-ïntïn · ol色-lärmunčuq-qa yoqlunmadïn
犹如是清净的大水晶项链，在其上面放着蓝、黄色物品，于是蓝、黄色就在水晶项链上显现出来。这不是由于水晶项链自己具有了那些颜色，也不是由于那些色消失在项链上了，项链还是以清净而存在，没有任何变化。[47]
在《圆觉经》中与之相对的汉文原典作：
譬如清净摩尼宝珠，映于五色，随方各现，诸愚痴者见彼摩尼实有五色。[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