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葡萄牙人并不是最早到达印度的“白种人”。雅利安人入侵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事件，“印度人”也因此在种族属性上，经常被归入与欧洲人一类的“高加索人种”（白种人）。然而问题在于，现实生活或影视作品中所看到的印度人（尤其是南印度），很多要与大家印象中的“白种人”有很大差别，尤其在感官上要“黑”得多，这显然不仅仅是一个热带气候影响所能解释的。为此，我们接下来要看看，这些从欧洲方向而来的“白人”在印度到底经历

　　葡萄牙人并不是最早到达印度的“白种人”。雅利安人入侵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事件，“印度人”也因此在种族属性上，经常被归入与欧洲人一类的“高加索人种”（白种人）。然而问题在于，现实生活或影视作品中所看到的印度人（尤其是南印度），很多要与大家印象中的“白种人”有很大差别，尤其在感官上要“黑”得多，这显然不仅仅是一个热带气候影响所能解释的。为此，我们接下来要看看，这些从欧洲方向而来的“白人”在印度到底经历了些什么。　　一般认为，雅利安人最初游牧于里海-乌拉尔山脉一带的草原地带，这条东起阿尔泰山、西至黑海之滨的草原地带，在地理上统称为“西干草原”，蒙古高原所属的草原地带则属于“东干草原”，两条草原地带又合称为“欧亚草原”。这条横亘于欧亚大陆腹地的草原地带，即是世界上最宽广的草原带，也一直是全球游牧中心。

游牧者所争夺的不仅仅是草场的控制权，还会不失时机的向草原外围的各个农业中心渗透。这种渗透本身并没有特定方向而是全方位的。可以说，中国、欧洲、印度、两河等大陆边缘地带的农业中心区，数千年来都在遭受着来自欧亚草原的入侵压力。每一代游牧者在进入边缘农业区后，草原上又必定会有新生游牧势力来填补他们留下的空白，并且对那些已经适应定居生活的先辈们，构成新的压力。如此周而复始的一幕幕直到工业时代，边缘定居者对游牧者拥有绝对优势后，方被完全终结。　　公元前2000年前后，雅利安人开启了他们的大迁徙之路。需要注意的是，操“原始印欧语”的雅利安人并非“高加索人种”的全部，在他们之前和之后都有与之种族属性相同的其他族群向外扩散，比如比雅利安人更早迁入西欧的“伊比利亚人”。在罗马与迦太基的战争中，这些伊比利亚人还在在西班牙保有一定的地缘政治空间。不过现在，就只有身处西、法相接地带的“巴斯克人”，可以通过语言学将自己的历史与伊比利亚人相连了。因此所谓“雅利安人”后裔其实更应该是一个 “印欧语系”语言集团的统称。至于当年第三帝国的统治者希望沿着这条语言线上溯，将之变成一个种族概念（并为帝国的扩张找到地缘基础），只能说是政治需要了。有鉴于这段经历曾经将“雅利安人”的概念污名化，这一语言集团的源头也可被称之为“古印欧人”（或原始印欧人）　　一个民族/语言集团的迁徙并非会只有一次，而是多批次延绵不绝的。这一点可以从与我们时代更近的，源自蒙古高原的“突厥语族”的扩散得到验证。正是由于在迁徙时间、方向上不同，才在最终定居地造就了种族属性相近，语言上却有所差异的不同族群。比如向西迁往欧洲方向的雅利安人后裔，就分别形成了凯尔特人、拉丁人、希腊人、日耳曼人、斯拉夫人、波罗的人等族群。上述几个族群标签之所以能够并立，是因为它们的语言属于“印欧语系”之下的“语族”级别。在现实政治中，这些语族下面又会因各种地缘环境差异，分化出许多民族来。

　　关于诸印欧语系民族在欧洲的前世今生，在之前解读欧洲的过程中已经详尽理出过脉络来。现在随着葡萄牙人即将登陆印度，我们的关注点是那些些南迁的雅利安人。伊朗高原是雅利安人进入印度的必经之路，由此也造就了雅利安人南支的两大语言集团：伊朗语族和印度语族。后者就是通常所说的“印度雅利安人”，也正是这支雅利安人所创造的宗教，成为了今天印度文化的基础。　　从人类认知的角度解读宗教的发展过程，无论东西方大体都可以分为四种类型：万物有灵（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多神信仰、一神信仰。基于理解自然的能力有限，最初的人类认为世间万物皆有灵魂（也包括自己的祖先），并试图用祭拜的方式使自己免受其害（或者庇护自己）。这种自然崇拜的做法今天依然十分普遍。比如说在中国许多地区，一棵树龄明显比周边树木高出一个量级的古树，往往会被当地民众认为是有“灵”性之物加以祭拜，就是万物有灵观念的遗存。　　祖先崇拜是宗教发展的第二个阶段，随着改造自然的能力增强，以及知识/经验的积累，原始氏族阶段的人类，开始寄希望于祖先的灵魂能够给自己以最大的保护（包括对抗其他氏族的攻击）。这一阶段并不是和万物有灵阶段割裂开，而只是说在万物有灵的“泛灵论”观点中，寻找一个与自己关系最密切的主灵。以刚才中国民间崇拜神树的案例来说，这种行为并不会影响中国宗教思维中，祖先崇拜的中心地位。　　在转换的最初阶段，人类并不十分确定自己的人类祖先，是否有足够的能力帮助自己对抗自然力，图腾崇拜文化便因此而诞生。图腾崇拜的表现一般为将某种特定的动物（有时也可是植物），视为自己氏族血统的一部分加以崇拜，因此也可以被归为祖先崇拜的一种类型。比如“天命玄鸟 ，降而生商”之说，就是图腾文化的反映。技术上有可能是各氏族图腾之集大成者的“龙”，以及华夏民族自称为龙的传人，其实都是图腾-祖先崇拜文化的产物。在原始氏族阶段，为自己的族群标明一个图腾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将自己的氏族与其它氏族区别开来。毕竟随着人口的增加，人类终将发现自己最大的敌人并不是自然力，而是与自己相同属性的“人”。　　自然崇拜（万物有灵）、图腾崇拜、祖先崇拜这些宗教类型，往往会被归类为“原始宗教”，甚至不被认定为具有宗教的地位。这也是为什么，一神教的西方人往往会认为中国人是“无神论者”，而我们自己在生活当中，却总感觉各种宗教性质的活动却比比皆是的原因。即使在无神论占主体思想的当代中国，也常常被鄙称为“封建迷信”。至于那些貌似层级更高，有体系教义的多神、一神信仰，则被认定为有合法地位“宗教”加以保护（虽然之前也有被当成“迷信”的阶段）。　　纯粹从宗教体系、传播力来说，“原始”宗教一说倒也并无不妥，这一阶段的崇拜对象与其说是“神”，倒不如说是“灵”。印度河文明以及中国同阶段的华夏文明，无疑都属于这个阶段。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开始由原始氏族阶段向国家阶段过渡，“原始宗教”在技术上的缺陷开始显现，如何建立一套更成体系的意识形态，以维系不同属性民族之间的政治关系，成为摆在东亚、南亚两大板块面前重要课题。中、印两大文明，也由此开始走向了截然相反的道路。　　公元前16世纪前后，雅利安人和殷人，分别在印度河流域及黄河流域取得优势。马车及青铜兵器的运用，是这两个民族得以地缘扩张成功的技术原因。由此甚至出现了将建立商朝的殷人认定为“雅利安人”的说法。不过从地理距离以及商朝的遗存来看，这种说法显然是很难成立的。虽然这并不能排除殷人在技术方面的进步，有可能受益于由西而来的游牧者，抑或其本身含有游牧基因。不过这一切的真相如何实际已经并不重要了。因为在周王朝建立之后，认定自己属于华夏后裔的周人，已经很好的将商人和商文化融入了华夏体系，并且将华夏文明一脉相承的延续至今。换句话说，即使殷人的确有着迥然不同的出身，他们最初的这些不同也有如哈拉文明的缔造者一样，被湮没在历史长河中。　　雅利安人与殷人之间最大的不同在于：后者融入了本已存在的“华夏文明”体系，这一点在周王朝建立之后亦得到了正式的确认；雅利安人则重新按照自己的需求，重新建立了一套新的文明体系。鉴于雅利安人所创造的以种姓、婆罗门教（印度教前身）为特点的文明体系，一直延续到现在，并且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继续根植于这片土地，将“印度文明”的起始点上溯到公元前16世纪前后，而不是已经湮灭的哈拉帕时代会更为合适。　　导致雅利安人没有与创建印度河文明的达罗毗荼人相融的最大原因，在于二者之间巨大的种族差异。达罗毗荼人在种族上属于“尼格罗 -澳大利亚人种”，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黑人。在武力和体质上都占尽优势的雅利安人，自视为“高贵之人”（雅利安的原意）并不愿意自己的种族特征受到“污染”，由此而生的种族隔离制度，也就是现在大家所说的“种姓”制度（所谓“种姓”二字的原始含义即为肤色）。　　文化是人类摆脱原始宗教阶段的重要武器。正是通过文字的记录、整理，仅仅依靠祭师口口相传的原始宗教仪式，开始体系化并最终进化为有典籍传承的多神/一神教。记录和神话雅利安人早期历史、文化的古老文献，是四部被称之为“吠陀”的经典（合称“四吠陀”）。吠陀经也是当代印度教与早期婆罗门教最根本的经典，编订的时间跨度从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这一印度文化形成的历史阶段，被称之为“吠陀时代”。如果对照中国历史，大体就是商朝至东周的春秋时代。在这个时代，东亚的华夏文明同样确立了以“周礼”为表现形式的系统化行为规范。也可以说，两大文明的社会典章制度，基础都是在这一阶段打下来。

　　接下的历史，两大文明的走向依然惊人的相似。中国开始由春秋时代转入战国时代，印度则同样进入了“列国时代”。当然，两个时代的相似点，决不仅仅在于出现群雄并立的局面。至于说还有哪些异同，接下来的印度又将走向何方，我们下一节再接着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