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大家应该相当熟悉了，首先这是一个国家形态重塑的过渡阶段，随着战国阶段的结束，之前由周王朝强化过的“封建”模式开始退出舞台，以中央集权为核心特征的帝国形态登上东亚地缘政治舞台，并由此在这片土地上运行了2000年；其次这又是一个各种学说竞相登场的时代。儒、道、法、墨、纵横。。。构成了一个“百家争鸣”的局面。地缘政治上异彩纷呈的局面是这些学说涌现的基础，基于竞争的需要，各国统治者

　　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大家应该相当熟悉了，首先这是一个国家形态重塑的过渡阶段，随着战国阶段的结束，之前由周王朝强化过的“封建”模式开始退出舞台，以中央集权为核心特征的帝国形态登上东亚地缘政治舞台，并由此在这片土地上运行了2000年；其次这又是一个各种学说竞相登场的时代。儒、道、法、墨、纵横。。。构成了一个“百家争鸣”的局面。地缘政治上异彩纷呈的局面是这些学说涌现的基础，基于竞争的需要，各国统治者都希望借创新思维之机，取得比较优势。　　值得注意的背景是，春秋战国时代的群雄并立局面，是经过长时间磨合自然博弈形成的。看似纷杂的局面，内核却存在很大稳定性。以至于秦国凭借军事优势完成一统之后，很快就又在以项羽为代表的六国遗民反攻下土崩瓦解。而在春秋战国时代，这种基于时间沉淀而形成的稳定性，一方面使得统治者意识到，需要在竞争中脱颖而出，要改变的绝不仅仅是某一个点，而是需要触及根本的全方位一揽子解决方案。所谓“变法图强”中的“法”并不是专指律法。法字从水，其本意为公平、平衡，一个兼顾各方平衡的，能够建立新秩序的“法”才是真正的大法。　　另一方面，诸国在战略层面谋求突破的需求，促使参与争鸣的各家学说，都趋向于从更深层次的哲学层面来提供解决问题的办法。以至后人在评说那个时代时，都会认可诸学派的佼佼者堪称思想家、哲学家。比如墨家虽然军事防御战术上的贡献很大，但这样做的本质是为了说服统治者接受其兼爱、非攻的哲学思想（虽然就当时的情况而言，墨子的想法显然又过于超前了）；又比如身为“兵家”的孙武，其所诸的《孙子兵法》也绝不仅仅是一本事关军事战术的书。　　写到这里，顺便谈一下关于分裂和统一的话题。《三国演义》开篇写到，“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尽管历史上那些分裂、战乱的年代，给整个中华民族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苦难回忆，使得大一统思维成为维系华夏文明命脉的核心线。不过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这并不防碍我们从技术角度解读，分裂时期是否也能为整个民族、文化的发展，创造一些别样的环境 。　　人才和创新思维在大分裂时代能够拥有更多展现机会，是不争的事实，所谓乱世出英雄之说便说的是这种情况。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诸如民国、三国时代这样的短期分裂局面，本身并不足以促进思维方式的质变，毕竟地缘影响力需要一个较长时代的累计，才能显现出来。一个王朝最危险的时期往往是在前三代，需要所谓“英主”稳定局面（秦、隋就是这方面的反例），一旦治下的每一个国民都出生在这个朝代。即使出现一些“庸主”，趋于稳定的统治秩序/官僚体系，以及民众意识中的天然认同感，也能够推动王朝继续运行相当长的时段。有鉴于此，此种分裂局面所展现的更多是一些谋略方面的技巧（比如三国），而非文化上的创新。　　一个比较特别的案例是民国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思想方面的大家，以至于有人会很怀念那个时代。事实上民国时期的思想活跃度，主因是外部环境的剧烈变化。19世纪下半叶，中央之国封闭的地缘结构被迫渐开，在外来思想、先进技术的冲击下，华夏文明不得不被动处在一个战略转型阶段。当束缚思想的大清帝国成为历史之后，自清末洋务运动始，中国人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所产生的思维量变，得以在民国这个纷杂的地缘舞台上释放。由此又引发了另一个话题，那就是今天处在统一阶段的中国，是否又会因为稳定而丧失了思想创新的活力。对于这个问题，其实倒也不必十分过虑。毕竟“固步自封”的前提在于封闭。今天身处这个世界在的中国，早已不可能回到关起门来一家独大的状态，即使华夏文明的内核是稳定、和谐，外部剧烈的竞争环境也会推动其适应新变化的。　　再来看看印度的情况，公元前10世纪中叶，雅利安人从印度河平原开始向东部的恒河平原扩张。达罗毗荼人的空间则进一步的被压缩入了高原地形为主的南印度。在这个扩张进程中，原本还处在部落阶段的雅利安人开始完成国家化进程，并完善了以《吠陀经》为理论基础的，婆罗门教-种姓社会架构。区别于达罗毗荼人所创造的“印度河文明”，可以将之称为“印度-雅利安文明”。这些早期印度-雅利安国家在公元前6世纪完成了进一步整合，使得北印度在与中国的春秋/战国几乎同期之时，也进入了一个乱而有序的新时代——列国时代。　　中国的战国时代有“战国七雄”之说。印度的列国时代之始，在包括印度河、恒河流域在内的北印度，则存有十六个较大国家。二个时代过后，中、印两国都进入了统一的帝国时代。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二者在统治秩序的进化中处于同一阶段。中国战国时代与印度列国时代最大的区别，在于中国在三代（夏商周）时已经完成过政治上的整合。在大历史层面，战国时代更应该被看作原本由周王朝强化的“列土封疆”体制，向中央集权的“帝国时代”过渡的阶段；印度的列国时代，虽然也可以看作是一个向“帝国时代”过渡的阶段，但后来统一印度的几个“帝国”，统治结构却并非是“中央集权式”的。从统治方式来看，印度列国时代则是印度雅利安文明，从原始部落共和阶段向君主制国家过渡的阶段。换句话说，印度所将要完成的这一进程，其实中国在三代之时已经完成了。　　客观的说，历史上大多数所谓“帝国”都达不到中央集权的标准，或者说从未真正进入过“中央集权”模式。以至于用“封建”这一西方概念，来概括自秦开始延续2000年的中央之国政治体系，变得十分的可笑。造成这一局面的根本因素，在于欧亚大陆的大多数地区地缘结构开放且复杂，很难象地处东亚的华夏文明那样，完成以血缘为纽带的全方面同化工作。比如奥斯曼帝国如果一定要求治下之地，全部都融入入突厥-伊斯兰体系，那么他们在巴尔干的统治将几乎没有可能稳定。印度的情况也是如此，种族上的巨大差异使得雅利安人，主观上竭力避免与土著的达罗毗荼人融合。由此而诞生的“种姓”制度，又反过来进一步固化了自己内部，以血缘为纽带而联系起来的细分统治秩序，并最终使得印度历史上那些表面基本完成政治统一的诸“帝国”（包括大英帝国统治时期），内部不可避免的存在成百上千拥有自己统治体系的邦国。　　不可否认的是，纯粹从统治技术上来说，中央集权体系要更为先进，能更好的调动内部资源（降低消耗）。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央集权体系就一定比各地区保有高度自治权的分封体系（等同于现在的联邦制）更好，只能说是适应不同地区地缘环境的产物。这就好像并不能认为“一神教”就比“多神教”或者祖先崇拜等被归入原始宗教体系的信仰更好，但从宗教发展及扩张的技术角度看，一神教体系的确算是宗教发展的终极阶段了。　　抛开因地缘环境不同而造成的统治架构方面的差异，再来做中印两国在文明进程方面的变迁会发现，在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相交之时而开启的印度“列国”时代也是一个思想大碰撞的大时代。如果说中国这一阶段思想碰撞的具体体现，是“诸子百家”这类直接服务于建立统治秩序的入世哲学，那么印度列国时代则一如这片大陆所呈现给世人的印象一样，进入的是一个宗教百花齐放的时代。佛教、耆那教等成为古印度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宗教，都是在列国时代初期而兴起的。　　印度列国时代成为各种宗教思想繁盛期的背景，与中国的百家争鸣时代是相一致的。各基于长期地缘磨合而形成的政治体，都希望借助更先进的学说帮助自己脱颖而出。事实上，同时期的欧洲文明中心——希腊也进入了一个“城邦时代”（公元前8～前4世纪）。在这个古希腊文明昌盛的时代，政治上形成了以斯巴达为代表的“贵族专制制”，及以雅典为代表的“贵族民主制”的两大体系。公元前5世纪，发生在雅典和斯巴达两大联盟之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就是二者碰撞的政治体现。　　总的来说，在公元6世纪前后，欧亚大陆的几个文明中心都进入了一个文明完善升级、政治转型的阶段。结束中国战国时代的，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中央集权标准）的帝国：秦帝国；结束希腊“城邦时代”的，则是欧洲历史上第一个帝国，同时也是第一个地跨亚非欧三洲的帝国：亚历山大帝国。有趣的是，不管是秦国还是亚历山大出身的“马其顿”，其本身之于华夏、希腊文明来说，出身都不能算是很正。然而正是因为他们的边缘地位，能够为原有的文明注入新的活力（包括更没有包袱），才使之在诸侯/城邦相争的纷杂时代脱颖而出。　　当然，秦帝国与亚历山大帝国还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短命。作为一个大变革时代的先行者，这看起来更像他们的宿命。真正让两大板块稳定进入帝国时代的，是后来从前者汲取教训的汉帝国和罗马帝国。至于印度，又会是谁来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呢？那些列国时代诞生的宗教思想，又有没有对印度雅利安文明的基础：婆罗门/种姓文化造成过重大影响呢？我们下一节再接着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