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印度历史上第二个“统一”王朝——笈多王朝崩溃后（公元6世纪中叶），印度很快又陷入了分裂和混乱状态。最终在这一混乱局面中脱颖而出的，并不是某一个具体国家，而是在后笈多王朝时期出现的，一个拥有共同地缘属性的阶层——拉杰普特人（Rajput，也译拉其普特人）。严格来说，拉杰普特人最初并不能算是一个民族，他们的来源是在伊斯兰入侵之前，那些入主印度的民族如：希腊人、波斯人、塞种人、大月氏人、白匈奴人等

　　在印度历史上第二个“统一”王朝——笈多王朝崩溃后（公元6世纪中叶），印度很快又陷入了分裂和混乱状态。最终在这一混乱局面中脱颖而出的，并不是某一个具体国家，而是在后笈多王朝时期出现的，一个拥有共同地缘属性的阶层——拉杰普特人（Rajput，也译拉其普特人）。严格来说，拉杰普特人最初并不能算是一个民族，他们的来源是在伊斯兰入侵之前，那些入主印度的民族如：希腊人、波斯人、塞种人、大月氏人、白匈奴人等。　　前面我们也说了，自波斯、希腊人入侵之后，婆罗门阶层所主导的印度教世界，一直存在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那就是如何给这些强势入侵的民族集团一个合适的地位，以使他们融入印度教世界。解决问题的方式，是将之归入“刹帝利”阶层。这一归类法，并非基于入侵者过往的辉煌，更多是一种对现状的承认。一般情况下，那些滞留印度的入侵者，总能占据某一区域自立为国，成为南亚次大陆众多邦国的一员。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即使没有信仰印度教，武力入侵民族也很自然的会将自己定位为统治阶层，并利用自身的军事垄断权实施对国内其它族群的统治权。　　在所谓“封建”体系下，统治阶层垄断军事权，入侵者将自身整体定位为统治阶层，在世界范围内都是通行的做法。元朝将蒙古人定位为一等民族，清朝的世食“铁杆庄稼”的八旗子弟，莫不都是这种做法的受益者。在宗教色彩浓厚的四大种姓制度框架下，获得新身份认同的“拉杰普特人”，性质实际为一种“亚种姓”。这是一种基于血缘和职业分工，再次对各阶层进行内部细分的做法。毫无疑问的是，亚种姓分类法的出现，使得印度社会的阶级固化情况进一步加深。从好的一方面理解，你也可以认为印度社会变得更加稳定了。　　对于入侵印度并打下一片天地的民族来说，“新波罗门教”（印度教）所提供的解决方案，并不会动摇统治基础。相反印度教种姓天定的理论，还能为他们维持统治地位，提供有利的帮助。从技术上说，入侵印度的“异族”，本身就是各民族中的军事阶层。鉴于世俗统治权又是与军事权力紧密挂钩的，在凸显行业分工性质的“亚种姓”层面，“拉杰普特人”很自然的将自己定位成为了印度的“战士集团”。　　带有战士基因的拉杰普特人融入，为印度教社会注入了新的活力。一旦印度教世界遭遇新的重大入侵事件，尤其是意识形态层面的挑战，无论是出于维持自身利益，还是在整个印度教世界彰显力量的需要，拉杰普特人都有理由冲在前面。当然，融合成新阶层的“拉杰普特人”首先要争夺的是印度的控制权。经历过“后笈多王朝”初期的混战后，自公元7世纪中叶开始，武力强大的拉杰普特人成为了恒河平原几乎所有邦国的统治者。北印度历史，也就此进入了一个“拉杰普特列国时代”。

　　本质上说，拉杰普特人主导的中世纪“列国时代”（一般称之为“拉杰普特时代”）与1000年前的“雅利安列国时代”并没有区别。就携带外来基因的拉杰普特人，取代原有的雅利安裔刹帝利阶层，站上了北印度世俗统治结构的顶端这点来说，更多表明在笈多帝国时期真正完成了升级的印度教，已经能够做到不打破新加入民族与旧有民族内部结构的情况下实现融合（对于种族繁杂的印度来说更适合）。这使得那些希望以打破种姓壁垒完成融合的“沙门思潮”，在南亚次大陆的生存空间也变得越来越小了。类似的融合情况，在中央之国也一直在发生，只不过基本没有种族问题的华夏文明，技术上更容易抹平一切原始裂隙。

　　11世纪下半叶，当新生的突厥-伊斯兰政权“古尔王朝”，开始取代伽色尼王朝成为印旁遮普平原的统治者时，恒河流域的拉杰普特人虽然已经在南印度取得了一定突破，但却还没有完成内部的统一，其内部甚至有上百个独立小邦国。古尔王朝的崛起，以及新生伊斯兰政权对恒河平原的想法，对于拉杰普特人主导的北印度来说并不一定是坏事。最起码原本分裂的北印度，有了一个共同抵御外敌的理由。如果能够战胜古尔王朝，反攻印度河平原成功的话，那么领导这场战争的拉杰普特邦国，复制当年孔雀帝国、笈多帝国的成功之路是相当可期的。
　　然而正如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所说的"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那样，每一个时代总会他独特的特点（让这个时代变成别一条“河流”）。如果说印度教的升级行为，让印度的融合能力变得比之前要强，那么印度人在拉杰普特时代所面对的对手，在这方面能力就显得更为强大了。伊斯兰教所宣称的“穆斯林皆兄弟”的思想，对于印度河流域的低种姓印度教徒有着很强的吸引力。而那些本来已有众生平等观念的佛教国家，在军事上又无法对抗被宗教思想武装起来的伊斯兰-突厥战士。
　　另一个有助于伊斯兰教在印度河平原传播的因素，是印度河平原属于“热带沙漠气候区”。基于伊斯兰教所产生的地缘背景，这个一神教3.0版本的很多教义，会更加适应热带沙漠气候区（比如食物方面的禁忌）。结合上述有利条件，加上阿拉伯人、迦色尼王朝数百年的经营，到了公元12世纪末，异军突起的古尔王朝终于有了在恒河平原展开圣战的桥头堡。而为了应对这一挑战，北印度拉杰普特诸国组成了联盟（史称“拉杰普特联盟”），准备将穆斯林大军阴止在恒河平原之外。
　　公元1191——1193年，古尔王朝与拉杰普特联盟之间的战争爆发。双方集结主力决战的地点叫做“塔劳里”（ Taraori，今译塔拉奥里），这个点非常具有地缘分割上的象征意义。我们知道，上印度平原的旁遮普地区一共有五条“伞“状河流所组成，由西向东分别是：印度河（干流）、杰赫勒姆河、杰纳布河、拉维河，以及最东部的萨特莱杰河；与喜马拉雅山脉平行的恒河，也有诸多由北向南的支流，整体则呈“梳子”状排列。其中最西部也是最长的一条支流叫作“亚穆纳河”，塔劳里的位置就在亚穆纳河以西（属亚穆纳河流域），其直线向南100公里就是同在亚穆纳河畔的印度首都“德里”。

　　很显然，亚穆纳河不仅是恒河平原的门户所在，也是保卫印度教世界的第一道障碍（反过来萨特莱杰河则是旁遮普平原的门户）。在拉杰普特联盟中，最为强大的拉杰普特国家，同时也是联盟的领导者，所控制的区域正是以德里为中心的恒河平原西部（德里-阿杰梅尔一带）。这一切都使得双方军队“塔劳里战役”不仅成为了双方的开场之战，更一跃成为了决定南亚次大陆命运的总决战。如果古尔王朝取得胜利，接下来穆斯林的铁骑在恒河平原将不再会遇到强大阻力；而如果获胜的是拉杰普特联盟，那么新的印度教帝国则很有可能诞生。
　　顺便说一下，今天的德里分为新旧两个部分，北部为狭义的“德里”（或称旧德里），南部为经常出现在新闻中的印度政治中心“新德里”（始建于1911年）。应该说这种设计，即保存了旧德里的古都风貌，又让“德里”地缘位置价值继承在新时代得以延续。如果当年北京城在重获首都地位时能够这样处理，也许就能少许多遗憾了。
　　客观的说，身为职业军事集团的拉杰普特人，战斗力还是很强的。马上民族的基因结合印度特色，使得拉杰普特大军不仅拥有大量骑兵，还有数千战象。凭借这一点，在战争的第一阶段（1191年），拉杰普特联盟取得了胜利，甚至反突破成功，攻入旁遮普平原的门户：萨特莱杰河东部重镇“巴廷达”。然而经过数百年经营，并且打通了横跨兴都库什山脉的“突厥-伊斯兰走廊”的穆斯林们，入主印度的决心显然比当年的亚历山大要坚定的多。很快（1192年），古尔王朝便重新征召了战斗力更为强大的军队重返塔劳里。
　　对于印度教世界来说，不利的一点在于，他们组织起来对抗异族入侵的是一个松散“联盟”，时间拖得越长，内部消耗也会越大；而对手内部尽管也民族繁杂，但“圣战”的大旗看起来却能更好的聚合内部力量。尤其对于那些身处中亚、兴都库什山区的穆斯林来说，富庶的恒河平原是那么的有吸引力。最终古尔王朝取得了第二次塔劳里战役的胜利，拿下了德里，并在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里横扫恒河平原，一路将征服线延伸到了恒河三角洲的孟加拉地区。南亚次大陆也由此进入了新的时代——伊斯兰统治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