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对于伊斯兰世界来说，公元1192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年份。穆斯林不仅在南亚拉开了长达600余年的伊斯兰统治时期，更在西亚让欧洲十字军的东征事业步入了衰弱期。正是在这一年，伟大的萨拉丁从十字军手中夺回了的圣城耶路撒冷，建立了从埃及到叙利亚的阿尤布王朝。在12世纪行将结束时，从东地中海到恒河的伊斯兰圣战事业，看起来都步入了高潮期。　　然而无论是库尔德人（萨拉丁）建立的阿尤布王朝，还是突厥人建立的古尔

　　对于伊斯兰世界来说，公元1192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年份。穆斯林不仅在南亚拉开了长达600余年的伊斯兰统治时期，更在西亚让欧洲十字军的东征事业步入了衰弱期。正是在这一年，伟大的萨拉丁从十字军手中夺回了的圣城耶路撒冷，建立了从埃及到叙利亚的阿尤布王朝。在12世纪行将结束时，从东地中海到恒河的伊斯兰圣战事业，看起来都步入了高潮期。　　然而无论是库尔德人（萨拉丁）建立的阿尤布王朝，还是突厥人建立的古尔王朝，最终都没有成就帝国伟业。半个多世纪后，奴隶军人集团属性的“马穆鲁克王朝”，颠覆了阿尤布家族的统治；而古尔王朝则在更早的时候，便陷于崩溃（公元1206年）。导致古尔王朝崩溃的，是崛起于阿姆河三角洲的“花剌子模”。比起古尔王朝来说，这个同样突厥属性的国家看起来要更有帝国相，不仅成为了中亚河中之主，还向南拿下了波斯高原，向东扩张至印度河。在古尔王朝的统治崩溃后，那些原本跟随古尔人进入南亚次大陆的突厥部落（时称“四十家族”），遂以古尔王朝的“印度总督”为新苏丹，建立了西起印度河、东至孟加拉湾，以德里为中心的“德里苏丹国”。　　以花剌子模当时的声势来说，下一步本来是很有机会取代古尔王朝，成为北印度那些突厥军事贵族的新主人的。然而非常运气不好的是，这个时代并不属于他们，而是属于另一股更为强大的游牧力量——蒙古人。蒙古人欧亚大陆的征服成果，大家应该已经很熟悉了。刚刚显露出帝国相的花剌子模，可以算是蒙古西征中最为悲剧的牺牲品了。也可以说正是因为花剌子模开始膨涨的帝国雄心（诛杀蒙古派来示好的商队），才直接触发了蒙古西征。　　然而攻灭花剌子模的蒙古人，也没有跨越印度河，去完成对德里苏丹国的征服。以至于花剌子模的残余力量（在王子扎兰丁的带领下），得以退入德里苏丹国避难，并在蒙古人结束第一次西征后，一度复国成功（后又为蒙古人所攻灭）。阻止蒙古人前进步伐的，并不是汹涌的印度河水，而是印度炎热的气候。如果说渗透中亚已经数百年的突厥人，早已熟悉了干热的气候，甚至开始向湿热的恒河流域扩张。那么从北亚寒冷之地而来的蒙古人，则还需要很长时间来先适应相对容易克服的干热气候。　　蒙古人对中、西亚的征服，客观上切断了业已打通的，中亚通往南亚突厥/伊斯兰通道。使得当初跟随古尔王朝进入北印度的突厥人，能够在不受其它新突厥/伊斯兰势力的影响下经营印度。需要说明的是，在“德里苏丹国”存续的300多年间（1206～1526），经历过数次王朝更迭，其内部的结构也是以独立性很强军事封建为主。从地缘政治角度看，北印度相当于从拉杰普特/印度教统治集团时代，进入到了突厥/伊斯兰统治集团时代。唯一的不同在于，拉杰普特人还没有来得及博弈出一个最高政治级别的统一王朝来（哪怕是名义上的）。　　“新移民统治阶层”的进入，利益最受损害的自然那些已经融入印度教世界“旧移民统治阶层”（拉杰普特人）了。尽管印度社会之前也接纳过众多入侵者，并用“拉杰普特”这个筐将之装进了印度教体系中，但这次入侵的突厥-穆斯林，显然是不会从一神信仰“退步”至多神信仰。更何况与印度海、陆相接的西亚、北非、中亚，都为伊斯兰教所覆盖，这为德里苏丹国统治印度，筑就了增强的后盾。比如北印度的突厥军事贵族们，可以一直从中亚引入突厥雇佣军或奴隶军人，以维持他们在印度的统治力。　　在突厥穆斯林政权的压力下，拉杰普特人无外乎有二种选择：一是屈从于穆斯林的统治，甚至改变自己的信仰；二是逃离恒河平原。很显然，总会有人做出第一种选择了。在德里苏丹国及后来的莫卧儿王朝期间，都有部分拉杰普特人改变了自己的信仰，以至于今天广义“拉杰普特人”的范畴里，也会包括一些穆斯林。当然，对于那些坚持印度教传统的拉杰普特人来说，“拉杰普特人”这个光荣的头衔是只可能属于印度教徒的。　　选择逃离穆斯统治的拉杰普特人，大体上又有两个方向可供选择：或向北避入喜马拉雅、克什米尔山区，或向南与达罗毗荼人争夺生存空间。据称，后来以忠诚和武力闻名于世的尼泊尔廓尔喀人，就是这一时期避入喜马拉雅境内的拉杰普特人的后代。不过现在真正证明自己身份并享受“拉杰普特”地缘遗产的，是主要生活印度西北部的拉贾斯坦邦及古吉拉特邦的拉杰普特人。在现代印度建立之前，这片土地曾经是拉杰普特联盟最后的保留地。即使在强大的莫卧儿帝国，及后来的大英帝国统治时期，也没能改变这一地区拉杰普特诸邦的事实独立地位。

　　古吉拉特-拉贾斯坦地区（可称之为“拉杰普特地区”），能够成为拉杰普特保留地的地理原因，得益于它独特的地理、地缘位置。作为今天印度最西部两个行政区，分隔印度、巴基斯坦的“印度大沙漠”、南部的印度洋/阿拉伯海、东面的马尔瓦高原，合力为退出恒河平原统治的拉杰普特人，圈出了一个即独立于印度河-恒河平原，又有别于印度中南部高地区的邻海平原带。其压力最大的北境所对应的，恰巧是旁遮普（印度河流域）与德里（恒河流域）相接的敏感地区，历史上长时间为两大板块政治力量相争之地（这种多方角逐局面，有肋于拉杰普特人待价而沽）。　　拉杰普特地区的另一大优势在于沿海。从位置上看，恒河平原的产品要想通过海路出口，一般有两个方向：一是从德里一带经拉杰普特地区，入阿拉伯海；二是沿恒河而下，通过位于恒河三角洲的孟加拉地区，进入孟加拉湾。受益于这样得天独厚的区位，历史上两大板块都成为了商业发达之地。今天古吉拉特邦也是全印度工商业最发达的地区，正是借助在古吉拉特邦的执政经历，莫迪才有机会登上印度总理的宝座（其本人也是古吉拉特人）。只不过孟加拉地区在海、陆两线的伊斯兰影响之下，大部改信的伊斯兰教，并因此造就了独立的“孟加拉国”；本来在恒河平原过得顺风顺水的拉杰普特人，则在空间被压缩到古吉拉特-拉贾斯坦地区后，怀着对伊斯兰政权的刻骨仇恨，成为了印度教的保卫者。　　尽管拉杰普特人，最终还是得到了一块保留地，并一直在印度地缘政治格局中，以“拉杰普特联盟”的形式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属于这些战士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由古尔王朝开启的印度伊斯兰统治时代，则一直延续到，大英帝国将印度变成女王王冠上最耀眼的那颗宝石。　　随着蒙古人步入衰退周期，连接中、南亚的“突厥-伊斯兰通道”被再次开启。公元1398年，崛起于河中的“帖木尔帝国”，越过兴都库什山脉和印度河攻入德里，几乎让德里苏丹国成为过去式。不过一如当年的花剌子模和蒙古帝国一样，帖木尔的军队并没有深入恒河流域。这是因为，虽然帖木尔和他的帝国，本质属性都已为“突厥”，但蒙古帝国这笔丰厚的地缘政治遗产，还是让人不忍放弃，所以帖木尔将自己定位为蒙古帝国的继承者，并至力于成为另一个成吉思汗。在这种企图心下，之前成吉思汗和他儿孙们征服过的每一个地区（甚至包括远在东方的中国），都成为了帖木尔的战略扩张方向。　　在恢复蒙古帝国版图的梦想之前，曾经被成吉思汗放弃的恒河平原，暂时并不是帖木尔的主攻方向。客观的说，帖木尔的确取得了辉煌的战果，先后击败甚至终结了中亚的察合台汗国、西亚的伊尔汗国、东欧的金帐汗国，甚至在安纳托利亚高原，把也正处在高峰期的奥斯曼帝国军队打垮（以至于延缓了后者征服拜占庭的时间）。然而正是因为扩张过快，帖木尔的帝国也成为了像亚历山大帝国那样的“一世帝国”。公元1405年，随着帖木尔病逝于远征明朝的路上，他所创建的帝国也随之土崩瓦解。　　虽然没能重新打造一个横跨欧亚的“新蒙古帝国”，但帖木尔帝国的短暂辉煌，还是将他和他的帝国，成功的变成了一笔地缘政治遗产。以至于100年后，另一股崛起于中亚河中之地的突厥/伊斯兰新势力，在打政治牌时会以帖木尔和成吉思汗的共同子孙自居。这股新势力的领导者，就是印度莫卧儿王朝的开创者——巴布尔（一般被认为为帖木尔的六世孙）。　　公元1504年巴布尔翻越兴都库什山脉，在山脉南麓的阿富汗境内，取得喀布尔、坎大哈等入侵印度的跳板。尽管巴布尔随后尝试过重回中亚，但很快便在遇到障碍后调整方向，将建立新王朝的希望锁定在了印度。公元1526年，已经拿下旁遮普地区的巴布尔，与德里苏丹国在印度西部城市“帕尼帕特”一带展开决战。这个战场与当年古尔王朝决战拉杰普特联盟的塔劳里非常的近（直线距离仅50公里），都在德里的北部、亚穆纳河的西部。沿着古尔人曾经走过的路径，在取得帕尼帕特战役胜利后，巴布尔旋即入主德里，正式建立“莫卧儿王朝”。　　除了运行300余年的德里苏丹国，内部早已进入风雨飘摇的分裂期以外，莫卧儿王朝的胜利，还得益于一样重要的军事技术进步——黑火药武器。从奥斯曼（也可能是波斯）引入的火炮及火枪部队，是巴布尔能够在短短数年间横扫旁遮普，取胜帕尼帕特决战的重要因素。早在15世纪中期，黑火药武器就已经开始在西方战场崭露头角。如果没有火炮的助力，奥斯曼帝国将无法攻破君士坦丁堡那坚固的城墙。及至15世纪末，在欧洲乃至整个地中海周边地区的战场上，黑火药武器都成为了战场的主宰者。此时，身处印度的突厥人，却对这项军事进步完全没有概念。在这些综合因素的作用下，新的王朝甚至帝国，取代德里苏丹国封建集团统治印度，也就不足为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