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原载《西域文史》第十辑，为《斯卡奇科夫收集品中的瑰宝》（二篇）之二，奥莉加·列昂尼多芙娜·索洛米娜 撰，杨军涛 译。特殊的国家地理视域斯卡奇科夫收集的中国地理文献 奥莉加·索洛米娜在К. А. 斯卡奇科夫丰富的收藏品中，中国地图——五颜六色的亚麻布，其上标注河流、山脉、要塞，还有写满象形文字的彩色贴签，始终吸引着研究者的关注。在俄罗斯国家图书馆写本科研部第274号文献库中，存储单元84包含有地

　　原载《西域文史》第十辑，为《斯卡奇科夫收集品中的瑰宝》（二篇）之二，奥莉加·列昂尼多芙娜·索洛米娜 撰，杨军涛 译。

特殊的国家地理视域

斯卡奇科夫收集的中国地理文献

奥莉加·索洛米娜

在К. А. 斯卡奇科夫丰富的收藏品中，中国地图——五颜六色的亚麻布，其上标注河流、山脉、要塞，还有写满象形文字的彩色贴签，始终吸引着研究者的关注。在俄罗斯国家图书馆写本科研部第274号文献库中，存储单元84包含有地图，其中包括10本中国疆域和一些单独省份的地图册，在第273号文献库中——8张地图，包括4张北京的平面图。

当每个人或几乎每个人登陆有从太空拍摄的中国疆域照片的国际互联网时，是否可以为现代人提供两百年前的地图以及最详细和准确的地图、平面图、示意图？1866年5月4日，康斯坦丁·安德里亚诺维奇·斯卡奇科夫自己在俄罗斯皇家地理学会全会上宣读的《中国人的地理知识》的报告中回答了这个问题，他是该学会审计委员会的成员。该报告的主要论点证明，斯卡奇科夫对中国地理学家的著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这些著作对研究这一科学的历史是如此之重要。他向世人展示了中国地理学研究发展的特殊途径，其特点在于仅仅致力研究本国和帝国感兴趣的相邻地域。

斯卡奇科夫将其收集的中国地理文献划分为12种，以种类命名它们。

他将以下文献划为前三类：《山海经》，该书由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2世纪初的不同作者创作；古典著作《五经》和《史记》（截至公元2世纪的中国史），以及中国历代王朝在朝代史中的地理区划。

斯卡奇科夫将“自公元1640年起中国清朝时期的地理学与统计学一起”归为第四类。《大清—统志》一书对满清王朝的领土进行了详尽的地理学和统计学描述，由356卷组成。该书奉康熙大帝的旨意出版，他是与彼得一世同时代的人。这部著作以其详细描述各省和其他行政区并附有许多详细地图而引人注目。其中引用了如有关历史、地域居民组成、耕地面积和粮食收成的信息，命名了河流、湖泊、运河的名称，说明了名胜古迹，列出了海关、哨所、码头、桥梁、堤坝、国库、寺庙和寺院，叙述了著名人物、道德高尚的女性和以其虔诚而闻名的佛教僧侣的生平和许多其他内容。地方衙门保障了资料的真实可信（图1）。

图1 江西省府图册中的地图，1731―1754年

斯卡奇科夫将水文地理学著作列入第五类，在其中划分出《水经》（译者注：据下文，应为《水经注》）。他这样介绍它：“书中描述了中国的水系，按照它们发源于昆仑山源头的主源，亚洲最大的黄河就发源于此。这部书是由中国地理学家郦道元写于公元6世纪下半叶。……模仿他，中国人写了很多具有很高价值的著作，均是有关全中国或特别是某些省的，或仅一个省的水文地理，以及专门描述某个水系，或甚一条河流、一条运河。在这些著述中，常详细描述河流两岸的区域，其岛屿、浅滩、冲积土等。”

第六类中是山志学文献，其中描述中国的山系。

第七类中列有描述中国海岸和陆界的著作，详细注明了海湾、海峡、岛屿、港埠、要塞、岗哨、关卡等。

第八类中是“中国地理学文献中包含的路线和筑路专家的丰富知识”。这些书是现代向导的先驱，在其中“可以找到通往如中国这样辽阔的帝国各个方向的道路的详细说明，陆路的及水道的，列出了途中遇到的所有城市，用里程计算出它们相互的距离”。

收藏家认为，“地理学词典是每一个阅读汉文书籍的人必须的案头指南，应将它们一并列入”第九类。他宣称：“为了弄明白‘中国地理学词典的内容是什么’为什么是必须的，我不得不说，在其内容存在如此长久的期间，中国是怎样徒有虚名的、自然地使其地理位置和划分发生了许多改变，而且改变了不只一次；在许多城市的废墟上建起了新城，许多原先有大量人口的县都变成了河床，变成了湖泊和沼泽，在以前的许多水库上，它们现已干涸，生活热火朝天。此外，由于经历了数百年的政治偶然事件，省、府、区和县的许多名称，以及其城市的名称，常常因博格达汗的旨意而更名。”

研究异域邦国的著作，由于其中陈述的信息并不真实可信，斯卡奇科夫不认为它们很宝贵，将它们放在其他种类里——第十至第十二类。

斯卡奇科夫给十二类中的几乎每一类地理学著作都附上了地图。在注释中，关于这一点他不无欣喜地指出：“尤其是第四类的官方出版物中，即在当今朝代对中华帝国的详细描述中，地图构成了它们的第一附属品；因此，在县级地理中，地图极为详细，甚至标注出村和小溪，其中常有每个地方的位置和名称的历史地图册。此外，中国人还有很多单独的地图、地图册和平面图出版物；其中描绘中国的各个部分或仅一个县、或县的一部分、海岸的形态、河流流向及其周围地区和洲岛、山脉或单独一座山的位置、路线、要塞和军事哨所的位置。”（图2）

图2 极南图残片

斯卡奇科夫强调说，根据历史文献资料，在公元前的三千年间，也许更早，中国人已熟知绘制地区平面图的艺术。在对中国地图学家的成就给予应当的评价时，他同时指出其工作存在的固有不足：无坐标系统。斯卡奇科夫说：“但应当说很遗憾，在详尽一切的情况下，中国地图在欧洲人眼中失去了很大一部分价值，因为它们主要不是在经纬线的天文网上绘制的，而是依据地形测量学绘制在方格网上，其长与宽在中国地表上表示一定的距离。至于他们的经纬网地图，我应说，不能对它们抱有信任。众所周知，中国人知道确定地点的经纬度，他们藉此在地图上确定一些点；但人们也知道，中国人在其天文学实践上做得不好，最后中国人自己承认了这一点，英明的博格达汗康熙于17世纪中期邀请欧洲的天文学家到中国来。他们穿着天主教传教士的长袍来到他这儿。因为他，中国人丰富了天文网地图的汇编。但这样的地图远未好于最早的地形测量学地图，当然那个地理学家要承担很大的责任……谁会相信，真的似乎是天主教传教士在中国进行了大地三角测量，甚至在中国遥远的西北边区。在像中华帝国这样辽阔的大地上进行如此正经而又极其缓慢的工作当然不轻松，众所周知，在中国的天主教传教士在那里仅限于一些测绘；满清王朝时期地图中与其说是天主教传教士不如说是中国人自己所做的其他所有变动，据传教士马丁说，都是根据公元16世纪和17世纪明朝时期的老地图进行的，在地图方格网中进行了一些修改，显然是根据地表的计算，并且根据这些方格大致计算了北京子午线地点的经纬值。”

1884年，斯卡奇科夫搜集品进入鲁缅采夫博物馆后，在20世纪初之前一直在待人研究。法国研究人员Г·科恩（G.Cahen）发表在自然科学、人类学和民族学爱好者学会的出版物《普通自然地理学》上的文章《关于鲁缅采夫博物馆的部分中国地图》（1903年），第一次叙录了沉积在收藏品中的地图。作者描述了大概绘制于18世纪的5张地图。这是中华帝国的地图册，包括中国18个行省、朝鲜、满洲、蒙古、新疆和西藏。据科恩的描述判断，地图上有汉文题记，但无地图的名称和绘制时间的信息。还有经线和纬线的说明，并且将北京的经线当作起始线，且被称为中间线。未标注比例尺。第1303号地图是例外，作者称其为《中国与邻邦地图》，被断代为1787年；科恩详细描述了地图的东北部分。分析这些信息，作者得出结论，地图是根据详询的资料绘制的，在描绘流经俄罗斯领土的河流中的实际错误证明了这一点。

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的工作人员В·Н·卡津（Казин）于1936―1937年科学叙录了第274号文献库，但遗憾的是他未能完成自己的工作（他在列宁格勒大围困中牺牲）。

图3 附有政府军与太平军在广西省金田村毗邻地区战斗简述的地区地图，19世纪中期

尽管无收藏品的描述，但专家们接触到了其中的文件。1958年，П. Е. 斯卡奇科夫公布了K.A.斯卡奇科夫《太平天国起义日子里的北京》一书中的日记。太平天国起义——大规模的人民运动（1851―1864），既反对外国人，也反对满族和汉族封建主。其开始阶段与洪秀全的名字有关，他在广西省桂平县金田村地区组建了自己的团营。1850年底，起义者对政府军实施了一系列打击。作为该书的插图，附上了根据斯卡奇科夫搜集的一张地图——《附有政府军与太平军在广西省金田村毗邻地区战斗简述的地区地图》（译者注：汉译《康·安·斯卡奇科夫所藏汉籍写本和地图题录》中译为“广西省金田村毗邻地区图”）绘制的起义示意图（图3）。地图右上角有题记：“象州举人李天球谨绘。”地图大概是由掌握军事行动进程信息的人绘制的，水彩彩绘，墨写题记。

1959年，П. Е. 斯卡奇科夫发表了叙录西夏地图册的文章。研究者将地图册断代为18世纪末―19世纪上半叶，并认为它是较早的被断代为11世纪初的地图册的复制品。地图册中有13张地图，其中有12张西夏（1032―1227）及其边界地图。地图册绘在薄纸上，是我们知道的“稻草纸”（实际上是用参有稻草的桑树皮制成的纸），地图画在网格线上并按比例绘制（图4）。

图4 西夏国地图，复制1066―1081年的地图，18世纪末―19世纪上半叶

西夏占据着沿南山北麓的大片土地。西部，在现敦煌和玉门市地区，西夏与回鹘毗邻，北部，在额济纳河河口和戈壁沙漠南界与鞑靼人相邻，北部和东北部，沿黄河与契丹帝国辽接壤，东部、东南部和南部与大宋相接，西南部与吐蕃部落为邻。根据П. Е. 斯卡奇科夫的鉴定，地图册证实了西夏国中心地区的位置，指出了唐古特军队的驻扎地点和监军司中心以及唐古特皇帝的陵墓地点。自公布这一遗存后，叶甫盖尼·伊万诺维奇·克恰诺夫（Евгений Иванович Кычанов）的研究命运就开始了，他是西夏学、中国与中央亚西亚中世纪历史的著名专家。

20世纪70年代初，А.И. 麦尔纳尔克斯尼斯继续叙录这些搜集品，于1974年出版了《康·安·斯卡奇科夫所藏汉籍写本和地图题录》一书。应指出的是，在编写这部著作时,未发现科恩文章中描述过的地图，仅水文地理地图册流传至今。藏品中无中国全境的完整地图册，仅保存下来了单独地区的地图册。

如果说到写本的外观和鉴定，那么应注意的是，尽管常常仅留存下以前粘贴的编号或其残片的痕迹，但几乎所有的写本都有斯卡奇科夫编写的目录编号的贴签。在确定这幅或那幅地图的绘制时间时，使用了地理手册和查询获得的有中国清朝行政区划变更总表的资料。

许多地图都像手风琴褶层似地折叠，粘贴上包裹着印花织物的纸板或木板封皮。在一系列地图上都有中国各省档案馆的印章，斯卡奇科夫收藏它们的来路不明。属于这一类的：黄河管理和江南大运河维护总督部院衙门绘制和呈送的水道地图；《江西省铅山县略图》，标明了军警哨卡、公共建筑物和各地点之间的距离；《袁州府（江西省）万载县详图》（译者注：汉译《康·安·斯卡奇科夫所藏汉籍写本和地图题录》中译为“袁州府万载县具境内山川形势舆图”），绘有地区的地形及其他（图5）。

图5 江西省袁州府万载县详图，19世纪初期至中期

部分地图绘制在“稻草”纸上，这对其保存状况产生了不良后果：有许多折弯、断裂和缺失。中国地图还有一个特点——众多的居民点、建筑物名称、距离和其他信息，它们都写在彩色贴签上。随着时间的推移，贴签脱落，有时遗失；警觉的保管员发现脱落的贴签，就将其装入信封，信封与地图保存在一起。在修复地图时，出现了要鉴定这张或另一张贴签的问题，很遗憾，并不是所有的贴签都流传至今。

中国手绘地图很美。通常，它们用水彩和墨绘制，饰以透视法绘画的图。这是大幅的长江全景地图（1797年，图6），长近1570厘米，像手风琴褶层似地折叠，封面用有花纹的丝织物制成。中国的大河（浅蓝色的）绘为灰蓝色调。在第1页和第55页上有印章，而在第55页上还有作者的题记：“嘉庆丁巳，朗叔氏作于洞庭寓舍。”洞庭湖是中国第二大淡水湖，它位于长江流域。洞庭湖在中国文化中作为龙舟节形成之地而闻名。位于湖中心的君山岛是道教福地，它还因本地的黄茶而驰名。

图6 长江万里图残片

其他的水道地图不那么有价值。因为实际上中国所有河流都自西向东流，在古代就已有将这些河流流域相互连接起来的构想。于是出现了被称为大运河的水系，大运河自北向南延伸，是国家最重要的运输动脉。其大部分河槽开辟在平原上，但有些地方有高地。因此运河构筑有水闸系统，水闸发明和修建于10世纪，并精心维护至今。运河穿过河北、山东、江苏和镇江四省，在杭州城终结。

斯卡奇科夫收藏的山东河流地图册，被断代为1758―1857年。这张地图长四米多，像手风琴褶层似地折叠，裱糊丝织物。画在地图上的透视图用水彩描绘。标题位于粘贴在外封皮上的丝带上；其上粘贴着写在小纸条上的另一个标题，后来损坏了，仅保存下了前四个象形文字。地图册中有从东平至山东南界大运河沿线地区及这一地带东北部的17幅水文地理地图。大运河山东段的两幅地图很有价值。其中一幅——绘制于1604―1682年间的地图摹本。多亏了地图上绘画的水闸才可以对地图进行断代：标注了建于1604年的湖口水闸，但无建于1682年的修永水闸。百年之后，18世纪70年代，绘制了山东段的另一幅地图。图上除了用墨和水彩绘画的透视图，可见大量水利工程施工记录，其中最后的记录为1767年。

《江南河道总督部院衙门绘送道光拾贰年分漕河河图》被断代为1832年。江南——历史上的州府，位于注入中国东海的河流下游。地图为长方形，尺寸为120厘米×180厘米，用墨和水彩绘画；水利工程施工的描述和年代写在粘贴的红纸条上。在有标题的贴签上有一枚难以辨认的官印。

收藏品中描绘有黄河图的地图最多（9份）。所有地图上，即使无译文也可辨认出黄河，因为它是用黄色描绘的。流经中国大平原的黄河经常跑堤，淹没地势低的地段并改道。四千年间记录了200余次河流移位，若干次移位达800公里。为防止黄河及其支流洪水泛滥，修建了防护堤堰。流经河南省境内的两幅黄河地图是收藏品中最早的，被断代为18世纪中期―最后二十五年。地图有用水彩绘画的透视图，彩色贴签上写有水利工程施工年代的说明文字。

图7 昆仑山中的黄河上游，地图残片，18世纪末

《昆仑山星宿海黄河源流》地图属于18世纪末，有绘制者的私人印章和题记：“武威冯军西（译者注：人名音译，未查到）绘制”（官吏，供职于青海湖附近的镇海堡）。这张地图长超过4.5米，折叠成手风琴褶层状。根据引文，地图是在考察黄河发源地时绘制。页末是以《边地至藏路线简述》为标题的文字，简述了有关西藏的历史地理和民族学情况，附有路线纲要和距离的大约数据（图7）。

两张地图描绘黄河，注明了河流与大运河交汇地区的水利工程设施。据绘画风格判断，它们由同一位画师绘制于19世纪初。在说明文字中提及皇帝于1790年视察天津一事。《黄河自河南省界至出海口的地图》属于这一时期，黄河呈现的是1856年前的河道。

在斯卡奇科夫的收藏品中保存有中国洪泽湖和太湖两大湖的地图。洪泽湖是人工湖，因在大运河修建截断淮河的堤堰而出现于15世纪初。该湖的三张地图绘制于18世纪末―19世纪上半叶，其上画出了岸边的水利工程设施（图8，译者注：汉译《康·安·斯卡奇科夫所藏汉籍写本和地图题录》中译为“洪泽湖发源总图”）；一张地图上有比例尺。太湖是中国第三大淡水湖，位于长江三角洲。该湖以丰富的捕鱼量以及独特的石灰岩石而闻名，石灰岩石提供了修建中国传统园林建筑的材料。太湖上有90多个岛，一些岛很小——长仅数米。太湖地图用墨和水彩绘画，其上有透视图，标出了军警哨卡和警戒船哨所。

图8 洪泽湖流域及与其相关的水利工程设施总图，残片，1777-1856年

中国海岸地图实际上覆盖了自朝鲜至越南的所有沿岸地带（图9）。我们注意到，斯卡奇科夫认为必须将朝鲜地图——1737年法国地图集中的复制图列入其搜集品，因为他明白朝鲜半岛对中国的战略意义。绘制于1553―1623年的《中国岸防地图·第一部分》属于最早的沿岸地带地图。其上标注了海岸巡逻与预警哨所、要塞和军警地段。地图长两米多，折叠为手风琴褶层状，并置于纸质硬封皮中。

图9 岸防地图，1717-1731年

一个世纪后，编纂了《海塘全图》和《附有简短地理描述和航海条件与岸防信息的中国海岸地图册》。地图册是陈良弼著作《水师辑要》的第二部分，斯卡奇科夫在1858年发表于《海事汇编》杂志第10期的《关于中国人的海军》一文中使用了这一著作。在海岸地带的地图上，写出了航行所必须的信息（关于码头、水下礁脉、距离），还注明了岸防目标。有趣的是，截至18世纪末―19世纪初，在自朝鲜边界至宁波（镇江）的黄海和中国东海沿岸地带的地图上，海洋深度均用英尺表示（图10）。

图10 自朝鲜边界至宁波（镇江）的黄海与中国东海沿岸地带海军地图，注明海水深度，1772-1843年

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地图呈现了台湾岛。《台湾西部和澎湖列岛图》属于最早的，附在描绘台湾原住民日常生活的图册上。较晚的《台湾图》属于18世纪中期。其上标注着军警哨卡（有时注明士兵数量）、沿岸要塞、满清行政管理衙门开发的四个县的分界。《台湾城（现台南）平面图》用墨和水彩绘画，大概不早于1684年，有大量贴签，但并非全部都留存至今。贴签上也关于修缮工作、军警哨卡和防御工事的说明（图11）。

图11 台湾岛台湾城（现在的台南）平面图，不早于1684年

19世纪中期中国南部沿岸地带的一些地图呈现了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1842）军事行动进行的场所，当时英国舰队占领香港后封锁广州城，进入长江三角洲并夺取了上海。战争的结果——《南京条约》，承认英国租界和开放中国南部的五座大城市通商。战略上最重要的地点广州、虎门、澳门、香港和这一地区的水道地图《广州省河虎门澳门香港内外洋指要图》证明了这些戏剧性的事件。透视图覆盖了从三水至香港的沿岸地带。画出防御设施，标出水道和航运条件以及1841年外国舰船布设水道障碍的地点。虎门地区（广东省）海上通道的炮台和战略据点的测绘就属于这一时期。

斯卡奇科夫收藏的行政地图为中部省份——直隶、四川、湖北、山西、江西、福建及其他省的地图册。地图上画出了驿站，标注了居民点之间的距离。《山西省西北地区卫、营、所分布图》很有价值，注明了每个据点的军队人数。地图被断代为18世纪中期至19世纪中期，用水彩和墨绘画，有透视图和贴签上的题记。

用水彩和墨绘画的《常州府（江苏省）总舆图》也属于这一时期。地图册装帧为硬纸板封皮，用有花纹的织物包面；上封皮上——有标题的贴签。在州府概述下方，复制了知府潘恂的签名。地图册中有一张州地图和8张县地图，与1733年之后生效的行政区划相符，每张地图都附有包含地理和税务信息的简述。

最早的旅行描述是17世纪下半叶至18世纪下半叶的两卷写本《由京至热河细路程》（北京是冬都，而中国皇帝的夏都则位于热河省境内）。第一本书描述路线，第二本是热河旅行的示意地图，注明距离。《江南回銮程站图》（18世纪末）装帧色彩鲜艳，制作在丝织物上，裱贴上纸，用水彩和墨画出图。硬纸板封皮包裹有花纹的丝织物。地图覆盖从浙江省到山东省的路线，并标注驿站之间的距离。

绘制于19世纪中期的中国边境省份道路地图很有价值。《喀什城、其周围地区及从喀什到布哈拉的路线示意地图》就属于这一类，注明了路途距离或路途时间。18世纪下半叶，准噶尔与回部并入中华帝国，并以它们为基础成立了帝国新疆将军府（图12）。

图12 喀什城、其周围地区及从喀什到布哈拉的路线示意地图

自18世纪末至20世纪初，新疆发生了近四百次分裂叛乱。1826―1828年间的叛乱规模最大，当时叛乱者夺取了喀什喀尔、叶尔羌及其他大的战略要点。1830年、1847年、1856―1857年均发生了大规模反华行动。发生在新疆的非常局势展现在《喀什喀尔州府地图》上，图上标注了道路、军警哨卡、夏牧场、冬牧场和越冬之地。地图用水彩和墨绘画，有透视图；名称和说明写在在黄色和红色纸的贴签上。

收藏品中有数幅《新疆地图》，标注有道路和居民点之间的距离，《新疆西部和部分准噶尔的地形地图册》标注有真实存在的军事哨所，《新疆西南部及相邻的中亚地区至阿富汗、布哈拉和浩罕的道路地图》也注明了距离（图13）。在描绘中亚伊犁河、阿克苏河的地图上，可见斯卡奇科夫手写的铅笔标记，是目视观察的记录（图14）。

图13 新疆西南部及相邻的中亚地区至阿富汗、布哈拉和浩罕的道路地图

图14 斯卡奇科夫手写的铅笔标记

还有《张家口至甘肃省长城及毗连地区图》。展示有穿过长城的通道、军警哨卡、路线和距离（图15）。

图15 张家口至甘肃省长城及毗连地区图，残片，19世纪上半叶

这里的简述不可能叙述斯卡奇科夫收藏的所有各种各样的地图。近年来，中国北京和台北的图书馆派出了若干代表团来了解和认识这些地图。手绘地图引起了我们同行的巨大的兴趣，他们建议详细制定地图数字化的联合项目。如果这一构想得以实现，任何使用者都将可以接触到斯卡奇科夫收藏的地图。

　　俄罗斯国家图书馆写本科研部主任保管员索洛米娜（О. Л. Соломина）和该部工作人员为上文挑选图版材料，巴维尔·达尼林（Павел Данилин）摄影。

附记：《斯卡奇科夫收集品中的瑰宝》二文，原载俄罗斯Восточная коллекция., Bесна 2012.（《东方收藏品》2012年春季刊，16—33，34—47页。）由李福清（1932-2012）院士生前寄赠中国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王菡女士。不久，李福清院士即因病辞世。兹承王菡女士推荐，在本辑翻译首发，以纪念李福清先生这位当代俄罗斯汉学界的巨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