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议程

ICCROM-CHA亚太地区国家文化遗产保护政策论坛内容分享之二

摘要: 清源文化遗产微信号 mobiheritage本周,“清源文化遗产”将继续介绍12月6日至8日在清华大学召开的“ICCROM-CHA亚太地区国家文化遗产保护政策论坛”中的精彩演讲。(查看首期Rohit Jigyasu教授的报告,请点击:遗产理论与实践的方向转变)今天与各位分享的是ICCROM专家Gamini Wijesuriya关于“可持续发展:遗产管理的新范式”(Sustainable Devel




清源文化遗产
微信号 mobiheritage本周,“清源文化遗产”将继续介绍12月6日至8日在清华大学召开的“ICCROM-CHA亚太地区国家文化遗产保护政策论坛”中的精彩演讲。(查看首期Rohit Jigyasu教授的报告,请点击:遗产理论与实践的方向转变)
今天与各位分享的是ICCROM专家Gamini Wijesuriya关于“可持续发展:遗产管理的新范式”(Sustainable Development—Paradigm in Heritage Management)的报告。
专家介绍

  Gamini Wijesuriya

  荷兰莱顿大学博士

  ICCROM遗产地部门项目经理

  世界考古学大会副主席(2003)

12月8日上午,Gamini Wijesuriya代表ICCROM做了主题为“可持续发展:遗产管理的新范式”的报告。
首先,Gamini先生用几个实际保护案例引出话题。
一是中国红河哈尼梯田的案例。对于它的保护,我们不能用保护纪念物方法来保护这类遗产。相反,我们需要考虑许多不同的要素。我们不仅要保护这种景观,也要保护它所处的环境,它所包含的生机,它的传统的社会体系,以及许多其他要素。
二是日本农业景观的案例。在保护这类遗产的过程中,需要对可持续发展与可持续管理进行探讨。
三是斯里兰卡加勒城(Galle)的案例。加勒是航海历史中非常关键的地点。伟大的中国航海家郑和曾四次来到这个地方,并留下了重要的遗产,著名的中文碑刻。加勒是个有多种多样价值的地方。它独特的城市肌理成为了宝贵的遗产。许许多多的要素,例如当地渔民的生活,都使得加勒成为了一个生机勃勃的地方。当然,同许多其他地方一样,斯里兰卡政府希望在当地进行诸多建设工程,引入巨型客轮,将加勒改造成威尼斯那般,从而引进更多的游客。但是这样一来势必造成很多问题,例如会影响当地居民的生活,会损害加勒其他方面的价值。因此,政府将干预减到最小。但是根据影响评估研究分析,即便减少人为干预,也会产生诸多问题,而这些问题最终又影响当地居民的生活。在这个案例当中,在进行影响评估的时候,不能仅仅关注于遗产保护,而同样需要关注当地居民的生活等其他问题。诚然,旅游业对于经济发展很重要,但是旅游业的发展必须要更加有序,更加科学。


四是泰国大城府(Ayutthaya)的案例。这处遗址具有不可估量的精神价值。这种精神性对人们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在保护它的过程中,专家们更多谈论的却是物质保护,而人为割裂了物质和其所蕴含的精神性。早期的保护运动将遗产“现代理性化”(或译作世俗化Secularization)。在侧重于保护美学价值和历史价值的同时,势必将遗产的物质与精神分离。
因此,Gamini总结,我们现在需要以一种更加整体性(Wholistic)的眼光看待遗产。Gamini引用了他的同事Giovanni Boccardi的论述:在过去,在进行遗产保护的时候,我们将“过去”与“现在”分离,过去是“黄金时代”(Golden age),我们应当将过去的一切“封存”(Freeze)。遗产成为孤立的事物,我们人为地将遗产和其他要素分离(图)。遗产保护被看作是一种缓和措施,将外界要素可能对遗产的影响和伤害减到最小。但是,在实际实践中的许多问题迫使我们对于过去的保护方法进行反思。例如印度的一处案例,德里红堡的保护与当地新建地铁线路的需求产生了矛盾。相似的案例有很多,在154处世界遗产中,有123处世界遗产面临着保护与发展的矛盾。我们不可能阻止发展的进程。在现在的世界,人口增长,矛盾增加,自然灾害增长,物种灭亡速度加快。这些可持续发展的议题逐渐进入到遗产保护领域。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对于原有的保护方法进行调整。在此,Giovanni引用Erica Avarami的观点:“考虑到诸如空气和水的质量,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增加就业等等这些紧迫的社会、经济和环境问题,遗产保护应该审视自己的动机,使其更合理化。遗产保护的目标和过程应当更加适应于建成环境作为一个整体的可持续规划。”Giovanni同样引用了在第34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委员会关于也门濒危遗产地宰比得(Zabid, Yemen)所做的声明:“对于许多世界遗产的保护及可持续发展而言,社会和经济上的干预都是必要前提。对于宰比得的人民而言,他们必须享有在当地谋求生存的机会和权力。”因此,Giovanni提出疑问:种种现实问题是否说明了过去以缓和为主的保护方法,是否不适用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其中主要的三个原因为以下三点:1、判定遗产与非遗产的标准是人工界定的2、任何事物都不是永恒不变的3、我们是否正在为未来的后代创造遗产?
基于以上原因, Giovanni发现了非西方的保护范式(Non-western paradigms),其中包含对于许多关键问题的探讨,例如当地社区、延续性、精神性等等。Giovanni认为关键的一点在于将生态系统的模型引入遗产保护领域,即不只保护节点,而要重点保护节点之间的联系(Connection)。因此,在当下的语境下,原有的哲学基础就不再适用了。为了保证时间和文化的延续性,保护应当成为一种适应,而非一种缓和。Giovanni提出了一种新的哲学框架,不再将“过去”与“现在”看为割裂的两部分。在过去,人们在对于环境的适应中,发展出了文化,创造出了遗产。在现在,这种相互作用依然存在,文化依然在延续。现在的人们在做任何行动的同时,需要考虑到我们对于后代的责任。

总结来说,适应性保护有以下两个观点:1、文化产生于人类对环境(包括人工环境)的适应2、为了实现可持续,保护应着眼于遗产,建立在文化延续性的基础上,同时结合革新与创造力
之后,Gamini对于可持续发展与可持续遗产保护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可持续发展有三个支柱,即环境、经济、社会。而在2012年的“里约+20”峰会中又增加了新的支柱,即和平与安全。我们应该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引入遗产保护,亦或是遗产可以促进可持续发展?具体说,现有的遗产保护语境中已经形成了突出普遍价值等诸多价值体系,是否可能在现有体系上,通过新的管理方法,来寻求新的可能性?应该将可持续发展的四个支柱引入遗产保护,还是将遗产保护视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方法?这些是学界正在讨论的问题。在未来,可持续发展将成为申报世界遗产的一项指标,申报国将需要向委员会证明,在不损害遗产价值的前提下,所申报的遗产地能够实现应用可持续的发展方法。事实上,这种趋势已经有了政策支持。在2015,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方通过了《将可持续发展整合到世界遗产中的政策》。
该政策有以下三个目标:1、利用世界遗产的潜能以促进可持续发展2、保护与管理的目的要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相匹配3、在保护管理过程中,不应牺牲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
综上所述,保护世界遗产与可持续发展应该是互惠互利的。遗产保护应该在不损害遗产价值的前提下充分利用遗产的潜能,应该确保突出普遍价值等遗产价值的长久可持续性。同样的,在未来,将继续以可持续发展为平台,将其他相关公约进行整合。
接下来,Gamini简单介绍了上文所述四个支柱,表示遗产保护应当能够促进这四个方面的可持续发展:1、环境可持续:包括保护生物和文化多样性,保护生态系统服务及利益;强化对于自然灾害与气候变化的抵抗力2、包容性经济发展:包括确保经济增长、就业、收入和生计;促进经济投资和高质量的旅游业;强化能力建设、创新与地方产业3、包容性社会发展:包括促进包容与平等;(通过精神、美学、科学、教育价值)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与健康;尊重、保护与促进人权;尊重、咨询本地居民和本地社群,使其参与保护与发展过程;促进性别平等4、和平与安全:包括预防冲突的发生;在冲突发生时保护遗产;促进冲突的解决;帮助促进冲突后重建
以上是遗产行业能够对可持续发展做出的贡献。通过这些努力,遗产行业加入了全球性发展力量(Global Forces),共同思考世界的未来。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到了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5P”的原则,即人类、星球、繁荣、和平与合作(People, Planet, Prosperity, Peace and Partnership)。对比千年发展目标与2030议程,我们可以发现明显的区别,前者仅关注发展,而后者关注可持续地发展。这一改变说明人类的视野在不断扩大,而遗产行业也正在加入这种潮流,加入更多的全球性力量中,例如仙台减轻灾害风险框架、多边环境协定,以及第2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中对于世界遗产与气候变化的探讨。
自然,这种新的保护方法的提出受到了许多质疑,业内也一直在争论它是否可行。但是,有一点是确定的,有些时候,引入一些跨行业的视野会带来新的契机。过去,我们认为遗产管理是一个封闭的系统,但是实际上,遗产管理涉及许许多多方面,许多不同的要素都会对遗产产生影响。一些保护机构,例如英国的国家信托(National Trust)与新西兰的遗产保护部(Department of Conservation),已经开始将这些可持续发展的要素应用在遗产保护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ICOMOS和ICCROM都已经开始支持与强调转变原有的管理体系,建立一种新的范式,将其他相关问题囊括进遗产保护的领域。


综上所述,遗产保护领域出现了一个重大的范式转变,从保护遗产变为追求遗产和社会的整体健康发展。这种转变并不意味着不再重视遗产,而是将更多的议题囊括到遗产保护中。在过去的保护论述中,业内关心的是纪念物与场所,关心物质化的遗产及如何延续其寿命。这是一种专家驱动的保护过程。对于这种保护方法,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备的理论与原则体系。然而,随着实践的发展,原有的理论体系不能够满足需求,因而形成了新的范式,即以人为核心的遗产保护。在这种新的范式中,加入了许多原先被忽略的要素,例如多样性与物质文化背景。新的范式注重对于价值,从而重视阐释这些价值的人们。它注重遗产的双边影响,即遗产施加给其他要素的影响,与遗产受到的其他要素的影响。类似的,新的范式不仅讨论遗产的结果,也讨论相关人群的结果。新的范式关注社会与遗产双方的健康发展。通过对延续性与变化的管理,遗产保护变成了一种社会驱动的过程。

图/已经成熟的保护原则

图/正在发展中的原则,以社会为出发点

最后,Gamini介绍了近些年ICCROM对于推动这一新的理论范式,促进可持续发展,所做的工作。1997年,ICCROM开始了区域与城市综合保护(ITUC-Integrated Territorial and Urban Conservation)项目,关注景观与人。2003年,ICCROM开始了活态遗产保护项目(Living Heritage Sites Programme),关注生计等相关问题。之后,提出了以人为核心的保护方法,将可持续发展列为保护的核心问题。针对以人为核心的保护方法,ICCROM举办了许多课程与活动,推动这种方法的发展与应用。例如在过去的遗产影响评估课程中,关注社会与遗产的双向影响。再例如2012年举办的世界遗产与可持续发展训练模块。所有这些活动的核心都在于,遗产保护界需要像其他领域的其他机构,例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一样,以一种现代的眼光重新看待能力建设,将自然与文化进行综合考虑,将培训转变为能力建设,将更多的领域引入遗产保护。


*文中图片均引自主讲人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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