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金杯玉盏谁家物—一、何家村窖藏的发现和性质1970年10月5日，在西安何家村一个劳改犯收容所的院子里，偶然发现了一个装满金银器的大陶瓮。考古人员随后赶到，做了清理，并在周边钻探。11日，在不远处又发现了一个大陶瓮，里面也装满了金银器。总计当时发现的两个陶瓮和一件银壶中，共装有金银器皿271件，银铤8件，银饼 22件，银板60件，金银铜钱币466 枚，玛瑙器3件，玻璃1 件，水晶器1件，白玉九环蹀躞带1副，玉带板9副，玉镯2 ...

—金杯玉盏谁家物—

一、何家村窖藏的发现和性质

1970年10月5日，在西安何家村一个劳改犯收容所的院子里，偶然发现了一个装满金银器的大陶瓮。考古人员随后赶到，做了清理，并在周边钻探。11日，在不远处又发现了一个大陶瓮，里面也装满了金银器。总计当时发现的两个陶瓮和一件银壶中，共装有金银器皿271件，银铤8件，银饼 22件，银板60件，金银铜钱币466 枚，玛瑙器3件，玻璃1 件，水晶器1件，白玉九环蹀躞带1副，玉带板9副，玉镯2副，金饰品13件。另有金箔、麸金、玉材、宝石及朱砂、石英、琥珀、石乳等药物。金器总重量达298两，银器总重量3900多两。出土的银饼中，有开元十年和开元十九年的纪年，因此初步可以判断这个窖藏的年代应当在开元中期以后；而发现的地点，应当位于唐朝长安城兴化坊的范围内。

发现这批文物的上世纪70年代，中国正处在“文革”期间，一般人生活简朴，没有多少人见过这样多的金银财宝。所以，当这些金碧辉煌的器皿、钱币一下子展现在人们眼前时，首先让人想到的一定是皇家的宝藏。但窖藏的位置明显是在兴化坊内，而不在宫廷所在位置。于是，就容易想到与皇家有关的王府上面去，所以最初的考古报告推测窖藏发现的地点“在唐长安兴化坊邠王府的部位上”。有的先生进一步认为，这批宝藏是天宝十五载（756）安禄山的叛军攻入长安时，邠王李守礼的儿子嗣邠王李承宁逃走时，他的家人匆忙埋藏起来的。可是后来经过考古工作者对兴化坊的钻探结果，何家村窖藏不在邠王府的位置上，而应当是在一个现在无法落实的私人住宅里，又根据对金银器上装饰花纹的分期研究，埋藏年代可以晚到德宗时期。

于是，顺着这些宝藏应当属于宫廷或者是与宫廷有关的官人这一思路，又有学者认为窖藏是德宗建中四年（783）泾原兵变时租庸使刘震在自己的宅第中埋藏的。可是刘震这个人物只见于传奇小说《刘无双传》，应当是虚构的，所以这批财宝或许为刘震贪污所得的想法也难以成立。迄今为止，不论是窖藏的埋藏年代，还是窖藏封存物品的性质，都没有统一的看法，但这些讨论对于我们理解何家村宝藏的性质，都是非常富有启发性。

现在可以确认这样一个事实，即根据学者们对兴化坊内部区划的分析，证明这一地域是一个记载的空白。从窖藏出土的地理位置上来说，这个窖藏更可能是属于一个私家所有。按照窖藏器皿实际的用途来分类，可以清楚地看出它们主要是属于日常生活所使用的食用器、炊具、药具、盥洗器，以及日常用品、装饰用品和食用药物及丹砂，还有纯的金银、收藏的古代和外国货币。虽然有原本是属于官府的银饼和银铤，但从上面所钤的年代来看，距离埋藏的年代已经相对较远，它们完全有可能从官府经过皇帝赏赐等行为转变为私家所有。其实，我们从唐朝的史料和考古发现中不难看出，在盛唐时代的长安坊里，拥有像何家村窖藏这样多的金银财宝的人家并不稀见，它们完全可能出自一个目前还无法确知的贵族和官人家中。

二、从宫廷到坊里

——唐代金银器在长安的流通情况

唐朝前期，金银器的制作主要是在中央少府的掌冶署作坊和中尚署的金银作坊院中完成的，所以官人贵族家里的金银器主要来自皇帝的赏赐，赏赐品出自内库。据《唐六典》卷一二记载，在朝廷举行朝会的时候，五品以上的官员都有机会得到包括金银器在内的赏赐。长安的官员得到的赏赐品，当然最有可能的是存放在自己的宅第当中。

史料中所记载的皇帝赏赐的例子很多，这里举一些和长安有关的个案：

唐初名将张士贵曾助太宗平定群雄，“太宗特遣殷开山、杜如晦赉金银四百余挺以赐之，乃以所赐分之麾下。”（《张士贵墓志》，《全唐文补遗》1，41页）太宗一次赏赐就有四百余挺，可见数量之多。张士贵及其散给部下的金银，当然也就散到宫廷之外，坊里之中了。

唐太宗在发动玄武门之变以前，曾把常何从外地调入京城。武德七年，“赐金刀子一枚，黄金卅挺，令于北门领健儿长上，仍以数十金刀子委公锡骁勇之夫。”（《常和墓碑》，《全唐文补遗》7，5页）太宗为了掌握玄武门的控制权，不仅赐给常何金刀子一枚和黄金三十挺，还让常何把数十枚金刀子赐给手下骁勇之夫，以使这些人在政变时为太宗效死力。

永徽六年（655），高宗打算立昭仪武则天为皇后，长孙无忌屡言不可，表示反对。于是高宗乃密遣使赐给他金银、宝器各一车，绫锦十车，以悦其意（《旧唐书》卷六五《长孙无忌传》）。长孙无忌宅在长安街东崇仁坊，这金银、宝器各一车自然是进入长孙氏的宅邸。

唐玄宗在发动政变灭掉政敌登基后，赏赐拥立他的功臣王琚、姜皎、李令问、王毛仲等，“金银器皿各一床、杂彩各一千匹、绢一千匹，列于庭，燕慰终夕，载之而归。”（《旧唐书》卷一○六《王琚传》）一床的金银器皿，不可谓少。归于何处？当然是回到各自的宅第。以上四人，李令问宅在街东兴道坊，原是玄宗政敌太平公主的宅第；姜皎宅在街东光福坊，原为窦怀贞的宅子。

何家村窖藏集萃

在天宝十四载以前，长安坊里宅第中金银宝货储藏最为丰富者之一，可能是安禄山在亲仁坊的住宅。《资治通鉴》卷二一六玄宗天宝十载条记载：“上命有司为安禄山起第于亲仁坊，敕令但穷壮丽，不限财力。既成，具幄帟器皿，充牣其中，有贴白檀床二，皆长丈，阔六尺；银平脱屏风，帐一方一丈八尺；于厨厩之物皆饰以金银，金饭罂二，银淘盆二，皆受五斗，织银丝筐及笊篱各一；他物称是。虽禁中服御之物，殆不及也。上每令中使为禄山护役，筑第及储偫赐物，常戒之曰：‘胡眼大，勿令笑我。’”《安禄山事迹》卷上也说到：“天宝九载，禄山献俘入京，方命入此新宅，玄宗赐银平脱破方八角花鸟药屏帐一具，方圆一丈七尺；金铜铰具、银凿镂、银锁二具……又赐金平脱五斗饭罂二口，银平脱五斗淘饭魁二，银丝织成篣筐、银织笊篱各一，金银具食藏二。”同年秋，“赐禄山金靸花大银胡瓶四，大银魁二并盖，金花大银盘四，杂色绫罗三千尺。”这些赐物显然是放在亲仁坊安禄山的宅第中的。

德宗时朱泚叛乱，李晟从叛军手中收复长安，兴元元年（784）德宗给予的奖赏是：“赐晟永崇里甲第，诏宰臣、诸节将会送。是日，特赐女乐八人，锦彩、银器等。令教坊、太常备乐，京兆府供具，鼓吹迎道集宴，京师以为荣观。”（宋敏求《长安志》卷八）同时受到赏赐的还有河中节度使兼中书令浑瑊，赐宅大宁坊，又赐女乐五人、锦彩银器等，也是宰臣节将会送（徐松《唐两京城坊考》，72页）。

《唐摭言》卷一五记在了文宗时的一个故事，时任翰林承旨的王源中某日和几个兄弟在太平里第中踢球，足球误中王源中的额头，略有损伤。恰好这时皇帝有急召，他连忙赶到宫中，文宗很惊讶，王源中具实禀报。文宗“命赐酒二盘，每盘贮十金碗，每碗各容一升许，宣令并碗赐之。”这些金碗自然归入街西太平坊的王源中宅第中。

李肇《翰林志》记载皇帝每年对翰林学士的给赐中，也有“金花银器一事”。

何家村窖藏中有原本属于官府的银饼、银板。其中银板（银铤）总共60块，有53块刻有“五两、朝”的字样，2块刻“伍两太北、朝”的字样，1块刻“拾两太北、朝”的字样，1块刻“三宅”的字样，有人推测它们原是唐朝中央政府左藏中朝堂库之物。另外，出土银饼共计22块，其中只有四块刻有铭文，2块刻“洊安县开元十九年庸调银拾两，专知官令彭崇嗣、典梁诲、匠王定”；1块文字基本与上两块相同，只是最后三字作“匠陈宾”；1块刻“怀集县开十庸调银拾两，专当官令王文乐、典陈友、匠高童”。洊安、怀集两县唐朝时属于岭南道广州，《新唐书·食货志》记“非蚕乡则输银十四两，谓之调”，则这些银饼是作为唐朝的正税庸调折成银子交纳的。此外还有12块带有墨书字迹的银饼，可以看到的文字有“东市库，郝景，五十二两四钱”，“东市库，赵忠，五十两半”等等。这些东市库的银饼，自然是长安东市官府库藏中的银饼。

何家村所出庸调银饼

除了何家村之外，其他一些地方也出土过一些金银铤、银饼、银板等。如西安北郊八府庄（大明宫遗址内）窖藏出土的郎宁郡天宝二载（743）贡银铤、岭南采访使彭杲进银铤、信安郡天宝十载税山银铤、宣城郡天宝十载和市银铤。又洛阳唐代宫城遗址出土安边郡天宝十二载进和市银铤，西安南郊出土河南府伊阳县天宝十二载窟课银铤，长安县韦曲镇废品收购站发现宣城郡天宝十三载采丁课银铤，《尊古斋所见吉金图》刊浙江西道都团练观察处置使崔慎由进奉银铤，陕西蓝田县古墓出土广明元年（880）进奉贺冬银铤，洛阳隋唐宫城遗址出土通州税口银饼，西安东南郊太乙路出土二枚无铭文金铤，山西平鲁县出土乾元元年（758）岁僧钱金铤等82枚。

可见，天宝以后，唐朝都城长安和洛阳以及地方上都有不少金银铤或银饼，这些金银铤主要是税收、进贡和进奉给皇帝的，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金银铤不一定都出土于长安、洛阳的宫城当中，有些就出自长安的坊里，甚至有的在地方。这恐怕也主要是皇帝赏赐的结果，而赏赐品有时候由获得者又散给部下，使这些金银铤流散各处。皇帝赏赐给臣下的金铤、银铤，许多应当是打着原本的税收名称或进奉者的名字的，在进入私家时，并不需要把它们磨去，因为一来上面有的有重量记录，二来可以向他人夸耀这是宫中的真货。何家村的银饼有开元十年和十九年两个纪年，不论是天宝十五载还是德宗时期埋藏下去，按唐制，其时开元的庸调银已经没有其铭文所示的意义，而早已转化为普通的银子了。

长安坊里官贵人家的金银财宝的来历，当然还有其他一些途径，比如在外地做官带回京城的，朋友馈赠或他人贿赂的，有些来历可能更为复杂，我们不应当只是从官府或者皇室一个方向来思考何家村窖藏物品的来历。

何家村发现的数量可观的银饼、银板和山西平鲁县发现的大量金铤，很可能就是作为纯银和纯金而保存的，何家村窖藏的主人显然是一个金银器的爱好者，他存有纯银准备拿去制作其他的银器，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以上讨论何家村窖藏的可能来源和性质，主要是想强调一个事实，就是在盛唐时期的长安，金银或者金银器皿在长安社会上流通，因此像拥有何家村窖藏所出这样多宝藏的人家并非极其少数，也不一定非得是皇家或政府不可。

三、从何家村窖藏

看盛唐长安的物质文化

如果从一个私家窖藏的角度来看何家村宝藏的话，可以把窖藏中的物品大体上分成这样几类物品：一是金银宝石制作的饮食器皿；二是炼丹或制药的金银宝石制器皿以及丹砂、药品、金银钱等；三是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日用品或装饰品；四是作为收藏品的中国古代和外国货币，可能上面的饮食、制药器皿及装饰品中，也有一些是属于收藏或受赠的物品；五是一些作为纯银储藏的银铤、银饼、银板等。

何家村的窖藏结合文献记载，可以帮助我们来形象地认识盛唐时期长安的物质文化状况，我们不妨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加以说明：

1．钟鸣鼎食

唐朝人对金银有一种观念，认为“金银为食器可得不死”（《太平御览》卷八一二珍宝部银条），或者说黄金为“食器则益寿”（《旧唐书》卷一七四《李德裕传》），因此大量使用金银器来作饮食器皿。这当然是长安社会中富豪人家使用金银器的原因之一。虽然唐朝的法律规定：“器物者，一品已下，食器不得用纯金、纯玉。”（《唐律疏议》卷二六《杂律》舍宅舆服器物条）唐《仪制令》也规定：“诸一品已下，食器不得用浑金玉；六品已下，不得用浑银。”（《唐会要》卷三一《杂录》）但这种规定并没有得到严格执行。

纯金、纯银的器皿在唐朝通过各种形式进入住在长安坊里的贵族、官人家中，在文献记载中，就有金银挺、银平脱屏风、金饭罂、银淘盆、织银丝筐、织银笊篱、金铜铰具、银凿镂、银锁、金平脱饭罂、银平脱淘饭魁、金靸花大银胡瓶、金花大银盘、金花银器、金碗、金钱等，其中有的可以和何家村出土物加以对比，如银挺、银淘盆、银锁、金碗、金钱、金花银器等，都有同样类型的物品见于文献和窖藏。

何家村的金银器当中，有大量的金银器制作的饮食器皿，有金碗、银碗、银盘、银碟、金杯、银杯等，形式众多、花纹繁复、工艺精湛。这些器皿，有些花纹非常精美，好像是专供人观赏而非实用的。但也有素面大小银碗四十五个，素面大小银碟五十一个，这显然是实用的物品，而且可以供相当多的人一起用餐。当然其中不少带有花纹的器皿也是实用的，因为贵族或高级官员家中时常有高贵的客人，甚至包括皇帝，所以在招待这些人吃饭饮酒时，餐具就不仅仅是一种器皿，同时也是一种被赏玩的艺术品了。我们在何家村窖藏中没有看到像韩森寨等地发现的那种超过30厘米的大型银盘，这种大银盘是地方进贡时用作托盘的，何家村是一些较小的物件，它们应当是日常饮食中使用的器皿。

我们由此可以想象长安贵族家庭中“钟鸣鼎食”的样子。

2．服食丹药

炼丹也是唐朝时期风靡朝野的一种喜好，是人们为求长生不老而采用的一种服食饵药的方法，从皇帝到一些高级官僚贵族，都沉溺其中。何家村窖藏的主人，不仅是一个金银器皿的爱好者，显然也是一个服食丹药的人，而且自己也炼丹，因此在窖藏中发现有全套的炼丹用具和各种各样的丹药，大概数量可观的金银制“开元通宝”也是炼丹用的。

从物质文化的角度来看，金银等炼丹用具和各种各样珍稀的药材与丹砂，表明这个炼丹者不是一般人物，而是一个拥有相当财富的人，他代表了当时炼丹者的极高档次。

3．家世收藏

长安集聚着许多累世兴旺的贵族，也有不少新贵，他们有的继承了家世历代的收藏品，有的在一生中勤于收集积累，逐渐形成一些十分可观的收藏。

何家村窖藏中的钱币，除了30枚“开元通宝”金钱和421枚“开元通宝”银钱可能是皇帝赏赐品外，其他的货币，从春秋时齐国的刀币“即墨之法化”，到唐前期的五种七枚“开元通宝”铜钱，大体上按历史年代顺序，从春秋战国到魏晋南北朝的钱币，总共有31个品种，36枚钱币，还有东罗马金币1枚，波斯银币1枚，日本“和同开宝”银币5枚，从整体上看，基本上是一个时期一枚，其中包括罕见的十六国时期前凉的“凉造新泉”和吐鲁番高昌王国的“高昌吉利”钱。

从有些钱币已经破损但仍然保留的情形看，这确实是有意积累的结果，是为收藏而保存的钱币，而非用作其他目的。因为如果是用作他途，一种钱币可以有多枚，特别是一些较为古老的钱币。这些都清楚地表明，这批钱币的拥有者，是一个钱币收藏家。这些钱币的来历可能更为复杂，估计可以通过领赏、交换、购买、发掘等方式获得，它们聚合在一起，必然经过很长时间才能达到这样的规模。

当一个社会逐渐富足以后，货币或者财富积累到一定阶段，就开始有了收藏，收藏古物、钱币、书画、舶来品等等。何家村窖藏中还有一些物品，如一些宝石、玉器、玛瑙器等，可能也是收藏品。

收藏，是盛唐长安积累物质文化的手段之一，何家村宝藏的中外钱币收藏，正好体现了这种物质文化积累的深厚。

4．舶来佳品

在魏晋南北朝隋唐朝时期，有大量中亚的粟特商胡从西方向中国贩运高档商品，我们从敦煌发现的粟特文古信札和吐鲁番出土的《高昌王国内藏奏得称价钱》文书上，得知他们经营的商品，前者计有金、麝香、胡椒、樟脑、大麻，后者计有金、银、丝、香料、郁金根、硇沙、铜、鍮石、药材、石蜜，这些物品也同样会由粟特商人贩运到长安的市场上来。

西市是西域商胡往来更多的地方，其中还有波斯邸。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曾对西市做过部分发掘，出土有大量骨制的装饰品以及料珠、珍珠、玛瑙、水晶等制的装饰品，还有少许金饰品，部分展示了西市经营的商品。另外，在西市附近的延寿坊有鬻金银珠玉者；崇贤坊有胡人玉工米亮宅。因此，东西两市以及其他地方的金银珠宝店和作坊，都是长安坊里人家购买金银、宝货、名贵药材的地方。

除了明确属于外来品的罗马金币、萨珊银币等外，我们从何家村的金银器、玛瑙器、玻璃器、宝石、药材等当中，不难判断出其中一些是直接的舶来品，如玛瑙兽首杯，即西方非常流行的饮酒器——来通（Rhyton）；又如素面罐形银带把杯，应当是粟特的制品；还有凸纹玻璃杯，被认为是萨珊的产品。有些物品，虽然不是直接的输入品，但却是粟特或波斯工匠在中国制作的，还有中国工匠照舶来品仿制的物品。这些物品虽然也可能经过唐朝宫廷而进入私家，但更可能的途径是长安的有钱人家直接从市场或胡商那里买来的。

何家村遗宝中有不少外来物品，或者是中外融于一体的金银制品，这些是唐朝前期东西方交通发达的结果。长安居住着大量的外来商胡，而且人数在不断地增加，他们随时在向长安提供着这个城市所需的各种高档物品，比如各式各样的金银器和各种质地的宝石。何家村窖藏中的镶金兽首玛瑙杯、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等，可能就是商胡贩运的结果，它们表现了唐朝时期中外物质文化交流给长安带来的异域文化精华。

我们从文献和考古资料所得到的印证，应当只是实际情形的一个局部或者缩影，由小见大，我们不难推想当时长安物质文化的兴盛发达。于是，我们反过来可以利用何家村的窖藏，来看盛唐长安物质文化所达到的高度和广度，因为何家村窖藏确实拥有非常罕见的和非常珍贵的物品，代表着当时物质文化发展的高峰。

长安，是当时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大都会，吸引了东西南北各国、各族的精英分子来此施展才华，生活享乐。与此同时，东西方大量珍贵的物品也通过各种途径进入长安，使长安成为一座集聚了各种金银财宝的场所。长安，是当时世界上的一个金银之都，一个钱币之都，也是一个图籍之都，还是一个人才之都。隋唐时期的长安，聚集了来自四面八方的物质文化结晶，她所聚合的部分物质文化精品，又通过使者和僧侣，传播到新罗、日本等东亚国家的城市当中，影响着这些东亚都市物质文化的发展。日本正仓院所汇集的唐朝物品，就是长安物质文化东渐的一个最佳缩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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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华夏人文地理》2013年4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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