府宪展 民族史 

就对西藏和西藏文明的全面了解、对西藏同胞和西藏文化的深切关心、对进行汉藏文化对话之意义的理性自觉和对汉藏文化交流的鼎力推动，作为藏学家的我们中间又有几个能够和作为作家的马丽华相提并论呢？我们中间又有谁的作品能像马丽华的《走过西藏》一样受到如此众多的读者们的喜爱，并产生如此巨大、积极的社会影响呢？

——沈卫荣：《我读马丽华》

一

第一次看到马丽华的书，是二十年前的事了。1994 年，我在武威到嘉峪关的绿皮火车上读着《西行阿里》。有个小伙子问我：“是不是拳王阿里？”我把书递给他，他翻了几页，毫无兴趣地还给了我。本来还比较热烈的交谈也因此停下了。无话可说。

无言正好适合发呆。窗外是河西走廊，应当和西藏西部的阿里完全不一样，但我还是在遐想着，那无边的砾漠，干透的山丘，融雪形成的蜿蜒的河；还有红白参差的藏式寺庙，那只穿半边袖子的藏族人。

回上海时，早已把书读得烂熟。激动、感动和冲动继续着。

马丽华首先是个作家。但是，我读到的是，一群调查者，用细致入微的观察和惊异的眼睛，瞻望、审视着阿里的一切。一切都那么具体，见到了谁，说了什么话，遇上了什么麻烦，看到了什么古迹，等等。尤其是在寺庙、在民居、在帐篷“采风”所得，记述了旷远的口头文学和“口述历史”，那绝不是通常被鄙视的“小说家言”，而是像历史学家、民俗学家、社会学家那样的真实记录。那是我首次看到，作家不再炫耀自己虚构的本事，而是引领着我们一步步感知、了解、认识和思考这片许多人陌生的土地。

多少年后，我读到了芬兰探险家马达汉的新疆探险考察记，尤其佩服马达汉详尽记载的村县人口、出产、产值等数据，虽然这个后来成为芬兰总统的沙皇士官从事的完全是间谍活动，但短时间高效率高精度的记录，却留下了上世纪初最鲜活的新疆社会经济史料；由此我也就更深地理解了马丽华的书。同样是翔实的记载，但外国探险家是觊觎、侵略和抢掠，而马丽华的字里行间是浸润着对这片土地和人民深厚的爱。毫无疑义，正是相同的血缘基础，使得无数中国读者和马丽华有着更深的共鸣。

读罢马丽华，我就想能为西藏做些什么。我按照“西藏作家协会”的地址，两次写信给马丽华，希望得到指导。记得有一封信上说：“也许忽然有一天，我会站在你拉萨的办公室前。”马丽华回信说：“我会回到山东一段时间，信件请寄给日照我姐姐转给我。”大概与此同时，我看到了马丽华西藏考察记的结集《走过西藏》，好像是“走过”了，书的后记中说，由于长期的高原生活，经常头痛，所以回到家乡治疗和休养。

二

此后，我的工作发生了重大改变，开始从事流失海外的敦煌吐鲁番遗书和美术品的出版。从1989 年开始参与筹备，1992 年全面展开，直到上世纪末，上海古籍出版社编纂出版了《俄藏敦煌文献》17 册，《法藏敦煌藏文文献》34 册，《俄藏黑水城文献》汉文部分6 册，《俄藏敦煌艺术品》6 册，以及国内诸藏家的藏品如天津艺术博物馆、北京大学博物馆、上海博物馆、上海图书馆等十几册，取得了恢弘的成就。

而我进军西藏的理想，则经历了最大的曲折。1993 年出版社和法国国家图书馆签订的合作出版协议中，“包括伯希和编号中所有汉文和非汉文文献”；在双方拟定的总目录中，也包括了所有胡语和藏文文献。当时最完整、最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是《拉露目录》，也就是我们日后开展此项工作的主要参考材料。我们希望得到拉露后人的授权，允许我们使用。法国国家图书馆郭恩主任和蒙曦女士告诉说：“拉露后人已经授权给王尧和陈践先生了，并且他们曾在这个阅览室核对了原件，做了很多补充修订工作。”于是，在回国后的第一时间，我就到北京中央民族大学找到了陈践和王尧先生。我解释了我们出版法藏敦煌西域文献包括藏文文献的计划，作为学术准备，首先就需要出版这本目录。于是一拍即合，没几天就签订了出版合同。大约过了一年，全稿整理完毕，就交到了出版社。

海外敦煌藏文文献主要收藏地法国国家图书馆东方部

谁知此时出版社因为种种原因而不得不收缩选题，稿件拖延了一年，终于被判定付给一千元补偿而退稿了事。王尧先生后来在序言（此文单独以《一部赤忱之书诞生始末》在《中华读书报》发表）中说：

在初稿完成后，想找出版单位，几经周折，一拖四年，直至1994 年初，上海古籍出版社敦煌编辑室主任府宪展同志慨然应允，愿将本书纳入他们的编发计划，兴奋不已，乃商请博士研究生王启龙同志协助，将全稿重新誊清、补充了若干新的内容，编成现在的样子，才敢交到出版社（后又发生了变化）。几经波折，最后还是得到敦煌吐鲁番学会，特别是季羡林先生和柴剑虹同志的襄助，转到了民族出版社出版。

1999 年，这本书以《法藏敦煌藏文文献解题目录》在民族出版社出版了。每每在网上见到这一段，尤其是括号中“后又发生了变化”一句，总是让我无地自容，心如刀割。那是我巨大的悲哀。忘记了我当时是给王尧写了信还是打了电话，非常拙劣地说明了为什么不能出版的原因。以后，我就像祥林嫂一样，每次见到王尧都要为此道歉，而王尧又无数次说，不是你的原因，不要往心里去。能不往心里去吗？连这样一本最基本、最权威的工具书都不能出版，意味敦煌藏文文献也无法出版，意味着我的西藏之路到此为止。

三

2001 年暑假，我女儿高考结束。按照约定，不管考得怎样，到西部去旅游考察一回。走了敦煌，回到兰州；走了拉卜楞寺，又回到兰州。两人对视一眼，一扭头就去了西藏。我又想到了和马丽华的约定，但是，从《走过西藏》的后记知道，马丽华已经离开了西藏。然而并非只有惆怅。我走的是拉萨——羊卓雍错——江孜——日喀则这条最通常的首次进藏路线，有着最著名的布达拉宫、白居寺、夏鲁寺、扎什伦布寺和雪山、冰川、圣湖。虽然《走过西藏》都是描写卫藏以外的地区，但我相信，马丽华一定来过；这些地方的考察记一定在她的下一本书中。在某个山口上，我所俯瞰的一切，也一定是她俯瞰过的一切。亲身亲历走一回，使得我更加急迫地希望进入藏学领域，为西藏做些工作。只是可惜，我有了藏学家如王尧、陈践这样的老师和朋友，却再也找不到作家马丽华这位未曾谋面的老师和朋友。

四

冥冥之中，我报效藏学的机会终于到来；一旦同在藏学，马丽华也就离我不远了。

从2004 年开始，我们和银川贺兰山下的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后更名为“北方民族大学”）开始合作编辑出版《大麦地岩画》和《英藏黑水城文献》。随着两个重大项目的开展，双方缔结了深厚的信任和友谊。然而，就在此时，一纸调令，将该校校长谢玉杰调至兰州的西北民族大学担任书记。学校的欢送大会上，许多师生泣不成声，留恋不舍。而同时从中央民族大学调任西北民大担任校长的金雅声，则是踌躇满志，准备大刀阔斧大干一场。

我作为出版社的代表，到银川送别谢玉杰校长。我们在网上查阅西北民大的网页，忽然发现，早在1950 年，西北民族大学的前身就是西北军政委员会进藏干部培训班，而经过几十年发展，具备了很强的藏学研究力量。是否有可能在西北民大继续开掘藏学项目呢？于是，我和二民院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束锡红很快拟写了一张纸条，大概意思是：

一、1993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和法国国家图书馆签订的敦煌文献出版协议，是“包括全部汉文和非汉文的材料”，即包括了大量古藏文材料。

二、西藏在公元838 － 842 年，是末代藏王朗达玛统治，因为他推行灭佛毁佛的政策导致吐蕃王朝覆灭，西藏历史以此划分为“前弘期”和“后弘期”。

三、当前，我们通常使用的《丹珠尔》、《甘珠尔》主要是后弘期的材料，而且主要是十三世纪宗喀巴复兴藏传佛教以后的材料。因此，学术界对于“前弘期”知之甚少而需求更切。

四、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藏文材料，是传世最大宗的“前弘期”资料，曾经被伯希和编在汉文编号之前，可见多么重要。

五、西北民族大学历来以藏学研究力量强大著称，是否可以开展法藏敦煌藏文文献的研究，以及继续我们的出版合作。

在谢玉杰即将挥手告别的时候，我把纸条递给了他。谢玉杰说：“此事很有意义，但恐怕要稍缓一下。我到兰州首先紧要的是抓紧新校区的基建，以保证9 月开学时6000 名新生的入学。”我说非常理解。

谁知，谢玉杰刚到兰州，金雅声校长就打电话来说：“这件事太好了，必须马上做，由我直接来抓。新生进校当然重要，而这事同样重要。”我知道这两位新任的校长、书记本来就是无话不说的老朋友，他们在互相玩笑、揶揄、挤兑中难掩深层的了解、知心和默契。但想不到金校长更加急切。

随后，我在兰州见到了金雅声校长。他说，开展法藏敦煌藏文文献的研究，本身意义十分重大；而对于学校，由此打开视野，直接面向世界，促进教学改革，迅速进入学术前沿，具有更加深远的意义。为此，校领导会议决定，组建“海外民族文献研究所”，专门进行此项工作。我深受鼓舞。

2005 年初，借助于国际敦煌项目IDP 第六次会议在北京香山召开的机会，我和束锡红（已被任命为西北民大海外民族文献研究所所长）找到了法国国家图书馆东方部负责人莫尼克·科恩和英国国家图书馆东方部负责人吴芳思，她们都是长期合作或者在多次学术会议上见面的老朋友了。三方的商谈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学校、出版社和法方、英方分别签署了合作编辑出版敦煌藏文文献的意向书。

海外敦煌藏文文献主要收藏地英国国家图书馆

2005 年4 月26 日，西北民族大学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在中央民族干部学院召开“海外民族文献研究出版会议暨签约仪式”，邀请在京的中国敦煌学家和藏学家、民族语文学家约30 人，讨论英藏法藏敦煌藏文文献和其他流失海外民族文献的研究出版工作，得到了与会人员的高度评价和大力支持。就在这次会上，荣新江介绍了沈卫荣，这是第一次见面，没有说很多话。但不久以后，我们都为他的才华所吸引。

当时王尧先生在香港。金雅声校长就委托我起草一封给王尧先生的信，说明了我们的计划和发布会的情况。我借机表示了“虽然当年我没有能够出版先生和陈践的目录，但是，全部藏文文献的出版无疑具有更大的意义。”我的欢欣鼓舞溢于言表，并不仅仅是面临着一个伟大的时刻，也私心以为得到了救赎，再不用背着“退稿”的十字架艰难匍匐。但是，我错了，我永远都无法抚平这个伤痛，至今不能解脱。

信件是由陈楠教授转寄的。三个月以后，王尧先生回信：

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辑部　府宪展同志：

海外归来，奉到大札，得悉西北民族大学与你们合作开展“敦煌藏文写卷”的全面搜集、整理、研究、出版的重大工程。素愿得偿，无限欢喜。自上一世纪六十年代起，在先师于道泉（伯源）教授指引下，开始了这项工作的探索，艰辛备尝，成绩不大，固因个人才智不足，环境条件亦颇困难。如今国运昌隆，人和政举。你们趁此良机，大展鸿图，谨申祝贺。罗常培教授生前名言：“但求有成，不必成功在我！”以此表达微忱。

顺致　敬礼

王尧　二〇〇五年七月廿日北京

王先生的回信，表现了热切的期盼和宽大的胸怀，让我十分感动。

2006 年6 月，《法藏敦煌藏文文献》出版了第1、2 册，发布会在西北民族大学召开。王尧、陈践和他们的弟子陈楠、沈卫荣、褚俊杰、谢继胜、熊文彬都参加了会议。还有荣新江、柴剑虹等敦煌学界的专家，以及法国、日本的专家。会议高度评价了《法藏敦煌藏文文献》的出版，王尧先生说：“对这项成果，怎么估计都不会过高。”而法国今枝由郎则说：“这对于藏学研究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欢迎宴变成了庆功宴，所有的朋友举杯畅饮。散席后意犹未尽的游兵散勇又集中到一个桌子继续畅饮，畅饮完了还到咖啡厅畅谈到凌晨2 点。真不知那天喝了多少酒，说了多少话。谁都担心荣新江、沈卫荣第二天一早的学术总结怎么做。谁知第二天荣新江关于民族古文字和胡语文献研究概述和展望的总结，激励起学生粉丝当场欢呼；而沈卫荣极其精彩地概括了敦煌藏文文献出版的意义和会上全部学术报告的价值。他从容不迫地用汉语讲一段，然后用英语重复讲一段。我佩服他对于藏学的把握，佩服他语言的驾驭能力，尤其佩服他酣畅痛饮后的超常发挥，其风范言止，却同魏晋名士。

五

但凡文人相聚，文则文矣，总不免豪爽一番。记不得这次豪饮还是以后的哪次豪饮中，说起了马丽华。我追述了读罢《西行阿里》产生的进入藏学的动因，以及对于马丽华文学作品提供的真实信息，让我追随着看到一个现实和古代的西藏，让我总是想要参与进来，做点什么。

想不到沈卫荣和在座各位，因为在北京同城，早已和马丽华频繁交往甚至朝夕相处。原来马丽华已经担任了中国藏学出版社的总编辑。沈卫荣说，“见马丽华太容易啦。什么时候都可以带你去，或者马上可以给她打电话。”我说不行，初次见老师是很正式的事情，哪能这样草率。

2008 年4 月，西北民族大学、内蒙古呼伦贝尔鄂伦春自治旗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在北京黑山扈召开“鄂伦春岩画发布和民族文化保护会议”。沈卫荣说，会约请马丽华一起来参加。终于要见到马丽华了！而第二天不少参会专家和记者因为堵车不能及时赶来。沈卫荣也是在会议开始以后才赶到，他告诉我说，约定和马丽华在这里碰面，参加一会儿，还要到别处有事。我一方面注意着会场中有些什么问题需要随时解决，一方面等候着马丽华到来。会场渐渐坐满，足足有两百人左右，超出了预先的估计。有一个穿着黑色长风衣的女士始终微笑着，或许就是马丽华？我不敢确定，只想等着会议间隙找到沈卫荣介绍一下。谁知，不久沈卫荣和那位女士都不见了，也不知她是不是马丽华。（后来问马丽华，那天是不是穿着长风衣，回答照例是“忘记了”。）终于没有见到马丽华。然而，因为当面错过，在京朋友为了我的“庄严会见”再次落空，更多了一份谈资，多一份揶揄。

六

当然，美好的愿望总是有美好的结果。2011 年8 月26 日，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主办了“首届两岸汉藏佛教研讨会”。此前沈卫荣特意告诉我，好不容易请来了马丽华。我回复说：“我一定来见马丽华！”

会议在无锡灵山的灵山精舍报到。我刚进门，就看到大堂里一群刚来报到的专家。沈卫荣一把拉住我，带到一位中年妇女前，说：“这位就是你日夜想见的马丽华。”又说：“马老师，你的最早的超级粉丝来了！”

马丽华正弯腰照应着自己的行李箱，听到沈卫荣说，立马转过身来，握着我的手，说：“哎呀，在北京已经无数次让他们当笑话讲了，每次都说到你。”我说：“那是真的，不是笑话。”于是我给她说起怎样给她写信，她又怎样回信。她“是嘛”“是嘛”地应答着，轻描淡写地说“我都已经忘记了”。这可让我着急，怎么能忘记呢？（事后体会，是因为老友沈卫荣总是拿我这个“超级粉丝”说事，使得她本能地尽量淡化。）

初次见面，特别清晰的印象是：马丽华脸上似乎永远停留着高原的阳光，并非白皙，也非苍老，甚至不是沧桑。自信乐观豁达。几绺发梢总是翘着，或是不经意，或是内心的倔强。那种神情，是大天空、大旷野赋予的特别的印痕，只是少了一点风沙，多了一层高寒。

我说，和我想象的初次见面还是有些不一样。马丽华哈哈一笑：“当然不一样，那时我们都年轻，想不到我已经是老太婆了吧。”我说：“不是这个。”

近二十年来，我终于有了这么一个圆满的见面。从作家笔下的纪实引导我关注西藏，到今天我也有幸以一个和藏学相关的出版人和她站在了一起，我见到老师时已不再是两手空空，不再是无芹可献，我已经为藏学出版了很多很重要的成果。

我当初读了马丽华的一本书，这当然并非所有。此后我还读了王尧、黄明信、陈践、陈庆英；读了太虚、法尊、于式玉、刘立千；读了斯坦因、科兹洛夫、荣赫鹏；读了图齐、石泰安；读了沈卫荣、谢继胜、熊文彬；读了《布顿史》、《青史》、《贤者喜宴》。首先读了马丽华，远不能代表读了整个藏学的经典著作；但是，我之所以能够继续读下去，都是从马丽华的那一本开始。在数学上，从0 到1，是从无到有，其意义远远超越后来的所有1+1 或10+1。《西行阿里》就是我的第一个“1”，其意义、其作用，是我后来读任何的书都无可比拟的。

从读过《西行阿里》到现在，我和我社的团队，一起为藏学繁荣出版了《法藏敦煌藏文文献》和《英藏敦煌西域藏文文献》，黑水城绘画中许多藏传作品，迄今为止超越了意大利文原本、英文本的著名藏学家图齐的汉译本《梵天佛地》，以及诸多专著如沈卫荣《西藏历史和佛教的语文学研究》、谢继胜主编《汉藏佛教美术研究》等等。或许如同英国国家图书馆吴芳思初次见面时所说：“你不用自我介绍了。你就是那‘一堵墙’的书嘛。”那时我们出版了约100 巨册的《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现今又增加了几十册藏文、西夏文甚至叙利亚文的图录和专著，“一堵墙”的气势越来越宏大。

而所有这一切，都从读了《西行阿里》开始。恰如马丽华所写《王尧先生八秩纪念文集》的序言，回顾了建国以来中国藏学的发展，故取标题为“因为有了王尧”；而我，当回想起我继续阅读藏学图书、直到出版敦煌藏文遗书的时候，则还要加上一句——“因为有了马丽华”。

马丽华主持了会议的阶段讨论，开场就说：“我是一个藏学研究的尾随者，比较起在座的藏学专家，我是跟随着大家学习；我是藏学成果的转化者，我主要用文学的笔墨来阐述藏学的研究成果；我是西藏文化的传播者，我更多的是向读者传播和介绍藏族文化，而不是专业的研究。”“我是尾随者、转化者和传播者，并不是如某些朋友给我的各种‘头衔’。”（请原谅纯属个人回忆和拙劣还原，而不是马丽华诚挚而充满文采的演讲。）会场一片笑声，其中有赞叹马老师的谦虚和清醒，也有对马老师最高评价的会心感悟。我很赞成马老师的自我评价，本来一切都从尾随、转化、传播开始；而我的自身经历，也是尾随、转化和传播，包括尾随“尾随者”马丽华。

马丽华在藏学会议

会上，马丽华签名赠送给我她的《风化成典——西藏文史故事十五讲》。如与会专家所说，《风化成典》是马丽华从《走过西藏》以来的又一个高峰，无论是史学内涵还是艺术风采，在解说西藏的书中都是前所未有的。而同行的吕瑞锋横刀夺爱，彻夜长读，也许这本书就是他进入藏学领域的“第一本”。

马丽华说：“我的书里有一个传说。南宋最后的皇帝赵昰，最终去西藏萨迦寺做了一个高僧，还翻译了藏文佛经；同时，萨迦寺的高僧又在元朝当了国师，十分巧合和有趣。你留意一下，在江南文献里，是否有相关的记载。”

我很惊讶。我因为编辑西夏文物和文献，曾经关心江南唯一的藏传佛教遗址杭州灵隐寺飞来峰，元代杨琏真伽开凿的石窟，以及杭州大白云寺松江僧正管主八主持刊刻《河西（西夏文）大藏经》包括西夏独特的密教经典，孤陋寡闻以至于认为宋夏金元时期江南和藏密的联系仅此而已；不料马丽华从涓滴考镜而作出如此宏大辨章。我说：“过去认为，你是作家＋历史学家；现在，你是历史学家＋作家。见了面，已经和过去的印象不一样。”马丽华用文学的笔触记录了真实的历史，是作家还是历史学家，已经无从、也无需分别。我不能刻舟求剑地保存着20 年前的初步印象，我应当重新认识马丽华，重读马丽华。

会后，马丽华去了杭州作协的创作基地。她将要做的是诸如连续剧、专题片等无数的工作。而我和我年轻的徒弟，则是要依靠西北民大乃至全国的藏学专家，继续完成总量约60 巨册的《法藏敦煌藏文文献》、《英藏敦煌西域藏文文献》和其他大型藏文文献资料的出版，继续扩展我们的“一堵墙”，直到垒砌成“长城”一般。

马丽华、府宪展、沈卫荣在藏学会议

从1994 年到2011 年，经历近20 年等待，终于见到了马丽华，我想说的，有那么多。以后还一定有更多想说的，但应当不需期待；只要我们都在为西藏、藏族人民、藏学和藏文化工作，就一定会经常见面。

2011 年9 月18 日

（本文选自《春华秋实六十载：上海古籍出版社同仁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