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策展人的话100多年前，英国诗人吉卜林在《东西方谣曲》中说，东方与西方从不谋面，一直要到上帝的最后审判之前，这两个巨人才会面对面，站立在世界的两端。吉卜林生活在英国的殖民地印度，他的诗句反映出殖民者所体会到的东方与西方之间，一种深入骨髓的隔绝。东方与西方，它们如同白天与黑夜一般相互交替：当东方如日中天时，西方尚在黑暗之中；当西方灿烂辉煌时，东方已沉沉睡去。但是，吉卜林的诗歌想象却忽略了白天与黑夜之

策展人的话

100多年前，英国诗人吉卜林在《东西方谣曲》中说，

东方与西方从不谋面，

一直要到上帝的最后审判之前，

这两个巨人才会面对面，

站立在世界的两端。

吉卜林生活在英国的殖民地印度，他的诗句反映出殖民者所体会到的东方与西方之间，一种深入骨髓的隔绝。东方与西方，它们如同白天与黑夜一般相互交替：当东方如日中天时，西方尚在黑暗之中；当西方灿烂辉煌时，东方已沉沉睡去。

但是，吉卜林的诗歌想象却忽略了白天与黑夜之间的相互交汇，创造出这个世界最美丽的两种景观：晨曦与黄昏。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和罗马帝国相互把对方视作日出与日落之地。两千多年来，在丝绸之路上，东方与西方的频繁交往，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景观：它们是人类文明最瑰丽的花朵，也就是本次展览的展品。

而在丝绸之路上，另一个故事也在同时发生。最近二十年来，认为意大利文艺复兴起源于希腊罗马古代文化的复兴，同时独立开创了现代文明新纪元的传统观念，日益受到国际学术界越来越多的新证据、新研究的挑战。本次展览正是以中国博物馆和学者自主策展的方式，向全球38家博物馆征集了200余件文物和艺术品，呈现了极为丰富和充分的证据链条，构成了全球学术界新思潮中的最新一波浪潮。

观众将会亲眼看到，意大利文艺复兴和现代世界的开端，既是一个与丝绸的引进、消费、模仿和再创造同步的过程，同时还是一个发生在古老的丝绸之路上的故事；是世界多元文化在丝绸之路上，共同创造了本质上是跨文化的文艺复兴，从而开启了现代世界的新纪元。

无问西东，让我们从丝绸之路走进文艺复兴。

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副院长 教授 李军

第一单元 大漠之舟

13世纪以来，一条穿越欧亚大陆的通道沟通了东西，如沙海行舟般引领着两个文明的相遇。在这幅丝路地图上，青铜、玻璃、陶瓷、丝绸等艺术共同形成了令人叹为观止的文明奇观，它们以跨越海陆的图像坐标，勾连起东方之国与永恒之城。

在单元的开端，“别样的青铜”部分即呈现出罗马帝国与中国文明的种种相遇：新增的东汉三羊钮铜酒樽和承自伊特鲁里亚文明的古罗马青铜遥相呼应、神人同性的完美形体和静穆肃然的审美意趣彼此相遇，共同展示出青铜技术在世界两端作出的璀璨功绩。

除服务于日常生活外，多样的艺术创造更体现在细节的装饰之中，“玻璃的流传”部分将观者的目光引向日常之物中的大千世界，这些来自东西方的玻璃制品承载着各自的技艺与审美、观看与信仰，却保留下跨越时空的交流痕迹。

无论是乘风破浪的海船，还是满载货物的骆驼，丝绸之路上的行者们永远不乏继续前行的动力，本单元的第三部分呈现出这些艺术交流背后“人”的力量，新增的胡人牵马俑、西域人俑、彩绘昆仑奴等作品构建起商路行者们的生动面貌，它们和来自长沙窑的件件外销瓷一同，伴随着驼铃渐行渐远，终化为一个个杰作呈现在今日大陆的一端。

而在这条道路上，最引人瞩目的仍是那件件旖旎在清晨与日暮中的丝绸霞衣，“女神的姿态”部分在单元末尾展示了流通在世界舞台中的中国丝绸，除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的多件马王堆汉墓织物外，来自北朝的“印花对凤对马连珠人物纹中衣”以精湛的制作技艺和不凡的审美趣味诠释了这一时期西方“奢侈之风”来源所在。这些精美织物在来自罗马的雅典娜、阿芙洛狄忒大理石雕像上得到生动显现，从而赋予了“罗马时尚”以现实的东方意涵。

丝路版图中的文明坐标远不及如此，大漠之舟中的行者们迎着东方之光不断前行，而穿梭在他们沙海奇遇之间的，正是这些“来自东方的神奇”。

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刘爽

第二单元 跨越七海

“跨越七海”，主要从指南针、海图、海上航行等技术和实践层面出发，结合地理观念和对世界的认识方式的变化，以马可·波罗等来到东方世界的西方探险家为代表，在第一章“大漠之舟”的基础上继续讲述东西方之间密切的交流故事。

整个单元的基本架构和展示思路与湖南省博物馆“最遥远的地方寻找故乡：13—16世纪中国与意大利的跨文化交流”大体一致，将原属于展览第一单元中的地图部分补充进来，成为第四个展示主题“从四海到七海”，从而构成了一个更为完整的叙述链条。

本单元的第一部分为“指南针和海图”，从技术发展的层面上展示了中国古代方位指示技术和海图绘制的成就。《天文气象杂占》等帛画反映了中国古人以北为尊的方位观念和先进的天象观测技术，为指南针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针碗在航行中的普遍使用催生了《郑和航海图》的出现，它与皮埃特罗·维斯孔蒂绘制的《航海图》一起反映了当时东西方海图绘制的基本面貌。

第二部分为“记忆的重现”，采用沉船残骸、船只模型、图像中的船只样貌以及水上考古发掘出的沉船货物，共同勾勒出时人航海的基本面貌。此部分新增了一批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南海一号”沉船出水的瓷器，反映了当时海上贸易的发展面貌。

第三部分为“寻找伊甸园”，以T-O图和《伊甸园和东方世界》插图所反映的西欧中世纪的宗教世界观为基础，讲述了马可·波罗等西欧冒险家对东方世界的追寻。本部分不仅展示了15世纪初叶最著名的一本《马可·波罗游记》抄本中的系列插图，并结合《加泰罗尼亚地图集》对东方世界诸种奇幻场景的描绘，展示了中世纪的西欧人对世界另一端的丰富想象。而《弗拉·毛罗地图》中描绘的卢沟桥与《卢沟运筏图》的并列展示，则揭示了这类想象中的现实维度。

第四部分为“从四海到七海”，主要展示《华夷图》拓片、《托勒密世界地图》、《阿尔·伊德里斯世界地图》等地图展品，集中反映了数世纪以来东西方对整个世界的理解和认识方式，从“四海”到“七海”的变化不仅使人们逐步获得更为完整的世界面貌，也成为马可·波罗等探险家踏上追寻东方世界之旅的观念基础。

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潘桑柔

第三单元 帝国剪影

第三单元叙述以马可·波罗为代表的到达大都的西方旅行者目之所睹的帝国盛况。这一单元下分四组，分别为：“王朝面孔”、“七色霓虹”、“天马的足迹”和“马可·波罗的行囊”。这四部分力图以不同切面的人、动物和事物还原一个层次丰富、记忆鲜活的大都景象。

“王朝面孔”的开端即为故宫博物院的重量级展品《元帝后像册》的四幅。其中英宗皇帝后和明宗皇帝后头戴姑姑冠、衣襟边缘的纳石失（织金锦）、雅各太子戴宝石帽冠，这些着装显示了他们高贵的地位，上述展品一侧、出土于湖北明代梁庄王墓的宝石帽顶则作为实物与图像参照说明。但“王朝面孔”并不局限于帝王的面孔，也不仅仅是中原大地上的东方面孔，这一节还集结了元代包括商旅骆队、杂剧、武士等各行各业的形象代表；值得一提的是，还特别强调了出现在意大利的蒙古人形象，以巨幅喷绘的形式复制多处古代壁画，蒙古人隐现于欧洲宗教故事场景中，其带有尖帽、分叉胡须和细长眼睛的形象特征能够明显辨认。此外，包括元大都的虚拟展示以及建筑部件、钱币印章等文物则为这些角色分明的人物提供了多方位的立体舞台背景。

第二节“七色霓虹”的部分则以极为精美的展品娓娓叙说着元代多元的文化和辉煌的艺术，包括元青花、复古铜器和书画，此次展览在湖南省博物馆展览的基础上增加了几件重量级的展品，如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倪瓒《水竹居》图、故宫博物院藏任仁发的《张果老见明皇图》卷、泰不华的书法《陋室铭》卷等，其中《张果老见明皇图》卷后有元代著名少数民族书法家康里巎巎题跋，而泰不华同样是少数民族书法家，展览有意呈现元代多民族文人之间深入交往的史实。

“天马的足迹”一节将马视为运送人和物的交通工具，考察其作为联通中西的媒介在中国留下的形象痕迹。来自西方的高头大马从汉代到明代都是统治者喜爱的舶来品，尤其是作为“马背上的民族”元代统治民族蒙古族，该组文物除石马和铜马以外主要以卷轴画的方式呈现，展品包括故宫博物院藏九峰道人款《三骏图》、中国国家博物馆藏任仁发《饮饲图》卷和周朗款《拂朗国贡天马图》卷。

“马可·波罗的行囊”是以大家熟知的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为代表，追踪蒙元时期旅行者们在丝绸之路上留下的匆匆行迹。尽管马可·波罗的身份和史实仍存争议，但展出的包括马可·波罗的遗嘱、马可·波罗的圣经等珍贵展品无疑为这一问题提供了相关的实物证据。事实上，就本次展览的视野范围而言，显然马可·波罗早已超越史实，成为蒙元时期到达中国的无数欧洲探险家的代名词，展览列举文献记载有确切人名的意大利旅行者即二十多位。

那么，从国际大都市元大都返回西方的旅行者们都会带什么商品和纪念品？接下来“马可·波罗们”的行囊将会渐次打开，丝绸、瓷器、书画等东方珍奇悉收眼底，这些东方物件在西方激起了怎样的涟漪？欧洲人是如何看待和利用来自东方的元素？它们是否在另一个国度被延续和重塑成新的生命？

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石榴

第四章 凤凰西行

马可·波罗们背负着满是宝物的行囊，循着丝绸之路西行回到故乡。这些来自欧亚大陆东端的宝物既为他们带来了财富，也作为文化载体将异域因素带到了欧亚大陆的另一端，并潜移默化地融入到当地文化之中。

拥有半透明质地、精美花纹及造型的瓷器最能代表东方，而景德镇出产的青花瓷更是瓷器中的翘楚，如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双凤纹玉壶春瓶，撇口、长颈、鼓腹、圈足，以钴料在外壁绘制了七种元代时流行的花纹，包括了蕉叶纹、回纹、毬路纹，以及凤穿花纹等，白地蓝花，色调浓艳，极富艺术美感。青花瓷器源源不断流入欧洲，勾起人们好奇之心，试图破解其中的奥秘，以美第奇软瓷为代表的青花仿制品也就应运而生，充满了“中西混血”的特色，“凸字形”口沿、蛇身状把手、束颈、鼓腹，形似皮囊的造型却装饰着蓝色缠枝莲纹，底部还带有美第奇家族的标志，相较于双凤纹玉壶春瓶，瓷罐形成一种别样的软瓷风貌。

13至16世纪广泛流行于东方的莲花图案本是舶来品，却早已在地化，大量出现在瓷器、丝绸、金属器上。定窑出产的白釉莲纹大碗，内外壁都刻划莲纹，外壁为三层仰莲纹，整个瓷碗仿佛力图模仿一朵完整的莲花。而白釉莲花洗则采用了折枝花形式，莲花带有枝蔓，细致刻划莲瓣和枝叶。此外，还有缠枝莲纹，以及莲花与童子的组合纹饰。反观同一时期的欧洲，莲花大量现身于圣母题材的绘画中，尤其是圣母的长袍之上。通过纹饰比较，不难看出千里迢迢来到欧洲的东方莲花正慢慢融入到当地社会之中。

相较于莲花，凤凰更具有浓厚的东方特色，与龙均是神话中的动物。通过工匠之手，赋予凤凰以具体可见的形象，或展翅回首，或停驻站立，或穿行于花丛中，或与龙翱翔于天际，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磁州窑龙凤纹瓷罐以褐彩刻画了凤凰形象，与龙纹搭配环绕腹部一周，形成循环往复的视觉效果。循着丝绸之路，凤凰也由东往西飞翔，到达大陆的另一端，而萨诺·皮埃特罗则用画笔记录了这一现象。

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孙兵

第五单元 丝绸之梦

这一单元是在湖南省博物馆展览架构基础上新增部分，为本次“无问西东”展览的重要调整之一。本单元的增加突出强调了中国的丝绸传播至意大利，对于意大利的丝织业发展以及图案设计产生的后续影响。这既是对展览附标题“从丝绸之路到文艺复兴”的呼应，同时也是对“丝绸之路”这一耳熟能详但被演绎得脱离原初意义之概念的初衷的再强调。就内容而言，本单元按照主题分成三组，分别为：“奇异的动物”、“熟悉的图案”和“飘移的风景”。

“奇异的动物”、“熟悉的图案”这二组探讨的主要问题是以纺织品为代表的东方图案设计在不同文化中的传播和改造。蒙元时期，新潮和昂贵的“鞑靼丝绸”从东方辗转流入意大利乃至整个西欧并掀起了时尚的狂潮。而意大利的丝织业发展正是受益于此，从意大利14世纪纺织品中“中国莲花”的形式、凤凰的痕迹等形式要素中都能直观的看到意大利对于东方装饰元素的吸收的改造。如：动物纹织金锦内滴珠形框架中为风格化的中国莲花图案；两侧双鸟飞翔回首的动态以及头顶翎毛应受中国凤鸟的启发，但猎豹和小狗形象则带有明显的意大利风格，该织物即体现了14世纪意大利向东方学习的过程。

第二组熟悉的图案，呈现了以“补子”和毬路纹的形式为代表的流行于13-16世纪中国、伊斯兰地区和意大利的纺织品上的相似性装饰元素的现象。以“补子”为例，“补子”原本是一块嵌于中国传统袍服的胸前或背后的丝绸饰物，最早可见于元代，后成为明清官服中区分官职等级的重要依据。13-16世纪伊朗地区的手抄本中常见男性官员和贵族穿着，同时在欧洲也相应地流行类似装饰做法，此次以图像的方式展示的教皇本笃十一世的加冕服，其胸前蓝色丝绸的方形区域的灵感，很有可能是受到东方装饰方式的启发。诸如此类图案或装饰元素在一定时间范围内不同文化区域的出现和流行，是否存在关联？其起源何处？传播方式以及不同文化是如何改造外来装饰纹样等问题，都值得国内更多学者关注。

第三组“飘移的风景”以安布罗乔·洛伦采蒂在锡耶纳“九人厅”的壁画《好政府的功效》为出发点和关注焦点。该作品与中国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构图形式颇为相似，均以城门为隔分割为城内和城外的空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好政府的寓言》的城外部分的打谷的场景和元代忽哥赤版本的《耕稼图》耕图部分的农民的打谷场景几乎一摸一样，连一侧啄食的鸡都雷同。二者的相似显然不能归结为巧合，可以推测这类中国画是否曾以版画的形式成为从中国带到意大利的旅行者的囊中之物？关于该问题的最新讨论可以参考湖南省博物馆展览画册以及策展人的相关研究。

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石榴

第六单元 世界交融

在第五单元的基础上进一步讲述了离去的“马可·波罗们”在中国留下的印记，以及中国文化对此的反响，从而使大家看到西方与东方之间密切的跨文化交流，以及由此开启的世界交融新纪元。

本单元新增三件文物，均来自故宫博物院，分别是石彩绘鬼子母像、象牙雕抱子侍女像、白釉送子观音像，增强了第一组的讲述力度。石彩绘鬼子母像为五代时期的作品，鬼子母传说来自印度，其形象至迟于五世纪后半已经在中国出现，但并非本土形象。而在这件雕塑中，鬼子母着襦服、挽高髻，面相、衣着均已完全中国化。象牙雕抱子侍女像，其中所谓的“侍女”绝非凡俗，虽头饰、衣着普通，但却肩绕飘带、右手施与愿印，且站立于一两端内卷的台座上，非神即仙。白釉送子观音像产自德化，这里是当时福建沿海地区重要的外销瓷产地之一；观音胸饰璎珞，半结跏坐，佛教意味浓重。三种形式的“母与子”形象，在内容上如此相似，其中有着怎样的关联？而且，前往中国的西方人带来“圣母子”图像，它与中国本土的“母与子”形象会有怎样的互动？引人深思。

第二组“十字莲花”，西方商人和传教士在中国留下的十字架、天使、圣人等文化符号与传统中国图案交融为一，成为这一时期重要的装饰元素和装饰母题。第三组“西学东渐”，反映了随着时间的推进，中西交往的深入，图像、书籍和技术等各个方面的互动昭示着世界交融的一个新纪元开始了！

本次展览中，第六部分在展厅的空间叙事上直接明了，并且很好的承接了前一单元和尾篇。尤其是第一组，开头三件“圣母子”画作处于上一单元的空间一角，承接了前一部分；进入另一空间后，紧接着一面墙将三件“圣母子”雕塑与三件中国母子雕塑并列展示，并在转角后达到顶峰——《罗马人民的保护者圣母玛利亚像》（摹本）与《唐寅款送子观音像》——两幅母本一致而人物特征大异的画作。

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盛婧子

撰文：“无问西东：从丝绸之路到文艺复兴”展览工作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