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观点

石硕 王丽娜丨清朝“驱准保藏”行动中对由打箭炉入藏道路的开拓

摘要: 清朝“驱准保藏”行动中对由打箭炉入藏道路的开拓石硕,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教授;王丽娜,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摘 要: 1717年,蒙古准噶尔军队攻入拉萨,对清朝在西藏的统治权构成严重威胁,清朝决定出兵西藏。在北路进兵受挫后,清朝开始谋划由打箭炉向西藏进兵。经过沿途招抚、筹措粮草、探查道路等近三年的准备与筹措,清军最终成功实现由打箭炉进兵西藏,完成了“驱准保藏”。对打箭炉入藏道路的开



清朝“驱准保藏”行动中对由打箭炉入藏道路的开拓

硕,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教授;

王丽娜,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摘 要: 1717年,蒙古准噶尔军队攻入拉萨,对清朝在西藏的统治权构成严重威胁,清朝决定出兵西藏。在北路进兵受挫后,清朝开始谋划由打箭炉向西藏进兵。经过沿途招抚、筹措粮草、探查道路等近三年的准备与筹措,清军最终成功实现由打箭炉进兵西藏,完成了“驱准保藏”。对打箭炉入藏道路的开拓是清朝治藏的一个重要转折,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此道路后来不但成为清朝治理西藏的主要交通要道,同时也以此加强了对东部藏区即康区的控制,并成为清末及民国时期“固川保藏”和“治藏必先安康”之由来。

关键词:清朝;打箭炉;入藏道路;驱准保藏

1717年(康熙五十六年),蒙古准噶尔部策妄阿拉布坦派遣策凌敦多布率领一支6000人的军队,从新疆向南越过昆仑山脉出奇不意地攻入拉萨。统治西藏的和硕特蒙古汗王拉藏汗被杀,西藏局势陷入混乱。清朝经过三年多的筹划准备,从打箭炉和西宁分别派南、北两路大军入藏,一举平定并驱逐准噶尔部,恢复了西藏秩序,此即清朝的“驱准保藏”行动。清朝通过该行动不但终结了自1642年以来和硕特蒙古对西藏的统治,变“汗王制”为“噶伦制”,同时也首次实现在西藏驻军,使清朝对西藏的统治由间接转变为直接。所以,“驱准保藏”是清朝治理西藏的重要转折,也是清朝直接统治西藏的开端。

但清朝的“驱准保藏”还导致了另一个重大变化,即对由打箭炉入藏的道路开拓。学界以往对清朝“驱准保藏”的研究多侧重于清军入藏后取得的成效,而对此行动中清朝开拓由打箭炉入藏道路却相对忽视[①]。事实上,开拓由打箭炉入藏道路的开拓既是清朝治理西藏取得重大进展的标志,也是“驱准保藏”成效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那么,“驱准保藏”何以导致清朝开拓由康区入藏的道路?开拓此道路的具体情形如何?此道路的开通对后来清朝控制西藏及整个藏区的战略意义如何?本文拟对上述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一、 清朝开拓由打箭炉入藏道路的背景

  

准噶尔军是在1717年10月从藏北出其不意地攻入拉萨的。早在同年8月清朝已收到拉藏汗发出的求救信。康熙皇帝接到此信后立即作出反应,命总督额仑特、都统色楞率兵从西宁出发,前往西藏[②]。总督额仑特、都统色楞从西宁出发的时间是1718年5月[③],同年9月,额伦特、都统色楞统领的清军在藏北地区喀喇乌苏(黑河)与准噶尔军队遭遇,双方发生交战,结果是这支近4000人[④]的清军全军覆灭[⑤]。消息传至京城,朝廷上下大为震动。尽管事后抚远大将军允禵的调查把清军失败原因归结为粮草不济(清军马匹有很多被准噶尔截去)和将帅失和[⑥],但这次惨败的根本原因,却在于清朝的轻敌和对进兵西藏的严峻性与特殊性认识不足[⑦]。喀喇乌苏战役是清朝军队首次深入青藏高原腹地作战,故对高原地区的气候、环境及行军之严峻性尚缺乏必要的认识。对这一点,康熙帝在后来的检讨中已有醒悟,指出:

春季青草萌发,夏秋草变黄,马畜渐瘦,送粮路,山梁被雪阻截,且冬季瘴气益烈,人不得食,始冻,全身肿胀即亡。此特为不晓天时地利所致。[⑧]

将喀喇乌苏的惨败归咎于“不晓天时地利”,暗示清朝已充分反省和认识到了进兵西藏的严峻性与特殊性。由此检讨可见康熙帝见识之高明。显然,正是喀喇乌苏惨败使清朝充分意识到了进兵西藏的特殊性与严峻性。此后清朝对进兵西藏“驱准保藏”的所有准备与筹划,均在此背景下展开。

事实上,在1717年九月康熙皇帝勅谕中已言:“今四川、西宁等处边界之兵有十万,现在又调荆州满兵二千,在成都预备,调太原等处满兵,在西宁预备,我兵实不可胜用。”[⑨]从“在成都预备……在西宁预备”来看,康熙皇帝已有从西宁、成都两个方向出兵西藏的打算。自喀喇乌苏惨败后,尽管有朝臣对出兵西藏持消极态度[⑩],但康熙最终力排众议,仍决定出兵西藏,以实现“驱准保藏”之目标。

不过,使清朝最终选择从成都-打箭炉和西宁分南、北两个方向进兵西藏,并积极展开对由打箭炉入藏道路的探查、谋划与准备的,还有一个重要背景,这就是入据西藏的准噶尔部已呈现向康区扩张的迹象。

《清实录》记:“策妄阿拉布坦派遣策零敦多卜等人前往西藏之时,曾令伊等翦灭拉藏即在藏驻扎,彼复身至西藏,再攻取危、藏、巴尔喀木之人等语。”[11]拉藏汗在准噶尔攻入拉萨后写给清朝的求援信中亦云:“若将喀木、危、藏之地被伊踞去,将使黄教殄灭。”[12]上文中的“危”即卫,指前藏地区;“藏”指后藏日喀则地区;“巴尔喀木”“喀木”则指康区[13]。这有可能是仿效当年由新疆南下的固始汗不仅占领卫、藏,也进而占据康区之先例。有史料表明,准噶尔占领西藏后,确有向康区渗透的迹象:

闰八月初四日,有碟巴达节属下之彭蹴达几及伊跟随之人九名,潜至中甸贸易。碟巴达节系投顺策妄阿喇布坦,委为藏内副王之人……[14]

策零敦多卜等将被截取藏之五百名兵丁,自巴尔喀木一路送来。其或确实送来,或借送来之便,相度地势,探听信息,俱未可定。[15]

贼(指准噶尔部——引者)复诱里塘营官喇嘛归藏,于是巴塘、察木多(今昌都)、乍雅(今察雅)、巴尔喀木皆为所摇惑矣。[16]

这些来自前方的奏报说明,准噶尔在占领西藏后确已经向康区渗透,且里塘、巴塘、中甸(今云南迪庆香格里拉)、察木多(今昌都)、乍丫(今察雅)一带均成为其关注目标。在准噶尔部的引诱下,当地一些营官已有暗通并投向准噶尔的苗头。得到这些奏报后,康熙皇帝敏感到此情况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指出:

自西宁至四川、云南,内外土番杂居一处,西藏之人,皆系土番,伊等俱是一类,倘藏地被策零敦多卜占据,则藏兵即是彼之兵丁,而边疆土番,岂能保全![17]

康熙皇帝显然已意识到需要从整个藏区角度来考虑准噶尔入据西藏将带来的严重后果。此背景,也坚定并增强了清朝从四川、云南即由南路康区进兵西藏的决心。

此外,康熙皇帝之所以选择以打箭炉作为南路进兵西藏的路线,还有一个重要条件和基础,这就是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清朝通过“西炉之役”已完全控制打箭炉,并将势力延伸到雅砻江以东地区。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泸定桥建成后清朝又在打箭炉驻兵,使打箭炉进一步成为由成都通往藏地的门户与咽喉。这一切,均为清朝从打箭炉向西开拓进兵西藏的道路提供了条件和基础。加之,喀喇乌苏惨败使清朝充分认识到进兵西藏的严峻程度与不确定性,在此背景下,除北路由西宁进兵西藏外,从南路即由四川、云南方向同时进兵,就成为清朝确保“驱准保藏”军事行动取得成功的重要保障。


二、清朝开拓由打箭炉入藏道路的措施及步骤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八月,在得到策凌敦多布领兵征取西藏消息后[18],康熙皇帝即紧急调遣湖北荆州满洲兵2000名前往成都予以防备[19]。与此同时,四川当地绿旗兵也为远征西藏开始做准备。但康熙依然认为,“在成都驻扎之满洲兵止有二千,为数甚少”,并于十月下令:“将荆州之满洲兵再派一千,前往成都驻扎预备。此满洲兵俱令都统法喇管辖。”[20]短短两个月内,清朝就向成都派兵三千人,这说明清朝对准噶尔军占领西藏的严重局势高度重视,并采取了在成都集结军队之防备措施。清朝最初紧急调兵于成都,主要是出于防备之目的。这在同年八月年羹尧的上疏中也得到体现:

川省地居边远,内有土司番人聚处,外与青海、西藏接壤,最为紧要,虽经设有提镇,而进取兵丁别省人多,本地人少,以致心意不同,难于训练。见今驻扎成都之荆州满洲兵与民甚是相安,请将此满洲兵丁酌量留于成都省西门外空地,造营房,可驻兵一千,若添设副都统一员管辖,再将章京等官照兵数量选留驻,则边疆既可宣威,内地亦资防守。[21]

这段话中,年羹尧陈述了在四川驻兵的重要性,称“川省地居边远,内有土司番人聚处,外与青海、西藏接壤,最为紧要”,但从“边疆既可宣威,内地亦资防守”的表述看,当时向成都调兵的意图主要还是“宣威”边疆,以资防守。年羹尧建议得到朝廷采纳,这也是清朝在成都及西南地区常设驻防满兵之始,并成为日后“成都将军”之滥觞[22]。清朝在成都常设驻防满兵不但标志着四川边疆地位的上升,同时也表明,四川的战略地位因与西藏事务紧密相连而得到凸显和增强[23]。

到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康熙皇帝显然已萌生由四川向西藏进兵的意图。年羹尧在同年3月的奏报中言:“打箭炉地方外通西域,内皆高山峻岭,实为天设之险。皇上救援西藏,令护军都统温普带领满兵五百赴炉驻扎。”[24]

从“皇上救援西藏”一语,已可见康熙皇帝有从打箭炉进兵的打算。同年十月,康熙帝作出一个重要的人事安排,将时任四川巡抚的年羹尧升为“四川总督”,授予其“督兵责任”[25]。时年羹尧任四川巡抚已经九年,熟悉四川情况,且在准噶尔军入藏后的成都防备与筹谋上表现出较好的战略远见,“甚为实心效力,殊属可嘉”[26]。这一安排也意味着将过去受“川陕总督”节制的四川分离出来,单独设立“四川总督”,这不单代表着年羹尧个人的升职,也表明四川行政级别及地位的提升。从这一制度及人事安排看,康熙皇帝至迟在1718年10月已经下定从四川进兵“救援西藏”的决心。

不过,经四川打箭炉进兵西藏,面临着极大的困难和不确定性。第一,此道路穿越青藏高原东部的横断山脉地区,沿途皆崇山峻岭、山高路险,清人吴廷伟在《定藏纪程》中言:“从藏起至成都,一路山沟窄,山高石大,多无人家处,难走。”[27]正因为打箭炉以西山大谷深,道路险峻,吐蕃时期吐蕃军队进攻蜀地主要从北面草原经松潘南下,或是南下绕道滇西北再由大渡河一带北上[28]。自宋、元、明以来,此路线虽因汉藏茶马贸易而逐渐被利用,但主要是民间道路,且以藏人的通行为主。以大规模的军队经此道路进藏却从未有过。第二,由于沿途道路险峻,这使得大规模军队通行所面临的粮草转运存在极大难度。第三,从打箭炉入藏沿途所经大部分地区,当时并不在清朝直接控制之下。雍正二年(1724年)五月,年羹尧在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后《条陈西海善后事宜折》中曾言道:“乃罗卜藏丹尽倡逆,西番蜂起,一呼百应,俨然与官兵为敌,止知有蒙古,而不知有厅卫,不知有镇营,此非一日之积矣。”[29] “西番”即指康区一带藏人,据此记载,足见康熙时期对康区的控制十分有限。

正是鉴于清军由打箭炉入藏面临极大困难和不确定性,清朝为确保由此道路进兵西藏的成功,主要采取了以下三个措施。

   (一)派先头部队逐段向西推进,对沿途进行招抚和威慑,以疏通进兵道路

1718年清朝按年羹尧的奏请,“令护军都统温普带领满兵五百赴炉驻扎”[30]。 这是满兵由成都向西移驻打箭炉之始。

同年5月,统领满兵的都统法喇又向朝廷建议,“在打箭炉挑选满兵一百名,令前锋参领伍林帕等带领,再选绿旗马兵一百名、鸟枪兵三百名,令化林协副将赵弘基等率领,一同前往里塘”[31]。都统法喇这一建议,主要是鉴于当时探知到准噶尔已向里塘、巴塘、察木多(今昌都)等地的渗透的情况而作出的。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五月,都统法喇向朝廷的奏报:

打箭炉之外,地名里塘,向系拉藏汗所辖。而里塘之外为巴塘,近闻策零敦多卜暗通密信与理塘营官喇嘛,诱伊归藏。臣等恐被其摇惑,是以行咨员外郎巴特麻等速往宣布圣主威德。今已辑服。续据里塘之喇嘛格隆阿旺拉木喀云: “准噶尔五百人已至叉木多地方,现今里塘有察罕丹津所遣之寨桑居住,与准噶尔暗自通谋。”又据护军统领温普密信云:“窥探堪布之心,尚在未定,理应准备。” [32]

都统法喇派兵攻取里塘的建议,乃是在获知准噶尔向察木多渗透并与里塘营官有勾结的情况后,同当时已进驻打箭炉的护军统领温普密商之后作出的,此建议得到朝廷批准。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春,法喇遂命永宁副将岳钟琪带兵2000人移驻里塘[33]。对岳钟琪率兵进入里塘的情况,《里塘志略》载:

达哇朗章巴阴谋把持二营官,遂有逆,甫驻计诱达哇朗章巴及二营官至营擒以正法,革去堪布喇嘛,于是裡塘头人百姓咸凛军威,各举素相悦服之人议立堪布并正副营官开造本营大小堡寨十五处头人三十名,百姓五千三百二十户,大小喇嘛寺院四十五座,喇嘛三千二百余众,倾心投诚,输纳贡赋,承应差使,而附近裡塘之瓦述崇喜毛丫、毛茂丫、长坦、曲登五处酋长亦各呈户口,上纳粮马革面来归。[34]

由于岳钟琪果断将里塘达哇朗章巴及二营官正法,当地各头人俱畏惧军威,遂“倾心投诚,输纳贡赋,承应差使”。这样,里塘被归入清朝的直接管辖和控制之下。

岳钟琪招抚里塘之后,清朝按照年羹尧的建议,设置了从打箭炉到里塘的驿站:“自打箭炉以至里塘,共设置十站,每站设马六匹,照打箭炉养马之例,倍付草料,另拨银两支给。”[35] 这样,清朝就完全控制了打箭炉至里塘一线之地域。

岳钟琪在里塘的招抚行动,对邻近的巴塘产生极大震慑。史料记:“巴塘第巴惧,献户籍”[36]。雍正《四川通志》载:

五十八年冬,总统四川绿旗官兵至巴塘该地碟巴头人僧俗百姓迎师,倾心投诚,愿作天朝子民,开呈本管地方寨堡三十三处,头人三十九名,百姓六千九百二十户,大小喇嘛二千一百一十众,按年上纳粮赋,承应差徭,輓运军粮。[37]

清朝招抚里塘、巴塘之后,即安排官兵二千七百名驻守[38]。

   除了上述地区以外,康区木里一带也被清朝所招抚。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七月,四川总督年羹尧上奏:

原任提督岳升龙剿抚打箭炉之时,阿王滚住克曾献墨里地方,岳升龙恐系拉藏所属,未准。今拉藏已被准噶尔之兵杀害,而鄂穆布年扎卜将所属墨里地方诚心投顺,应收纳给印,于建昌边境地方有益。应如所请。从之。[39]

清代所置建昌道,辖雅州、宁远、嘉定三府及眉、邛二州等地[40],从这一范围看,奏书中所记“墨里”当指“木里”。木里为格鲁派在康区的重地,木里地方的诚心投顺,起到了稳定清朝进军道路南部地区的作用。

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九月,乍丫、察木多、嚓哇(今西藏察隅)三处呼图克图相继归诚, 并于次年愿输纳钱粮,其钱粮暂留在军前支用[41]。清朝颁给呼图克图印信,仍令其管辖这一带地域以保障稳定[42]。

所以,至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末,清朝已将打箭炉以西里塘、巴塘、乍丫、察木多、等地均予招抚,这就为清朝由此线路进军西藏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对进兵沿线进行招抚方面,清朝还采取了一项特殊措施,即利用里塘为六世达赖转世灵童家乡这一因素,来招抚当地百姓。最早提出此动议的是都统法喇,其在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五月的上奏中言道:

又闻自里塘以外,直至西藏,敬信胡必尔汗有如神明。今胡必尔汗生长里塘,其父现在西宁之宗喀巴庙。应传谕其父,令伊遣人转谕营官喇嘛及居民人等,使知驻兵里塘乃圣主保护胡必尔汗之本乡,不使贼人惊扰,并无他故。[43]

清廷显然采纳了此建议。在抚远大将军允禵的奏文中,我们发现一份里塘灵童晓谕康区喇嘛、居民的文告,全文如下:

驻锡古木布木庙小呼弼勒罕谕传知巴尔喀木地方首领等,现在准噶尔人背逆无道,混乱佛教,贻害杜伯特生灵,上天圣主目不忍睹,扫除准噶尔人收复藏地,以兴黄教,使杜伯特众生太平如恒,特派皇子封为大将军,不分畛域,率领大兵至西宁驻扎,不日大军由各路进讨,自驻锡古木布木庙以来,仰蒙圣主重视黄教,举凡衣服饮食无不受恩甚重,今大将军王钦奉上谕来至西宁,不日亲临本庙会见,受恩尤深,况圣上振兴黄教,普济杜伯特众生,溯念厚恩,尤当尽力报效,圣主军事再以雄壮兵一队由打箭炉前进,驻扎喀木裡塘、巴塘等处,此军之举,籍期仰副圣主振兴黄教,普救天下众生深仁之意,大军所到之处,凡杜伯特人众皆一致顺从妥为辅助,仍旧安居,断不至有所骚扰,此举确为杜伯特众生,尔等尚不知此中情节,兹恐尔等畏惧,以致妄行躲避天兵,故特遣使速为晓谕,尔众勉之,勉之。[44]

该文告以里塘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名义颁布。晓谕沿途康区民众不要躲避,要诚心辅助由此进藏“扫除准噶尔人等收复藏地,以兴黄教”的清朝军队。这一举动对争取沿途民心产生了重要作用,使得康区民众由于对转世灵童的虔诚信仰而对清朝的进军予以了极大支持。

(二)积极筹措和准备粮草,保障沿途的粮草供给

俗话说“大兵未动,粮草先行”。清军能否顺利由打箭炉入藏的一个重要条件,在于能否保障沿途的粮草供给。由打箭炉入藏沿线的粮草主要由年羹尧调拨统筹。在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三月,年羹尧已经开始筹划粮草运送,奏报曰:

臣以炉地素不产米,山路险远,粮运为难。动支库银,买米一万石,遴选人员,先运六千石抵炉,余米收贮雅州。如有需用,再行酌运。所需草料,亦委官采买,运送交给。自此源源买运,必不迟误军需。[45]

年羹尧派人先运送粮草至打箭炉,余粮收贮于雅州,为清军进兵做准备。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末,里塘、巴塘、乍丫、察木多等地均被招抚,年羹尧奏请在沿途设置台站,以保障信息畅通与粮草继续向西运行[46]。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二月,在年羹尧呈送的奏报中,就如何保障进藏军队粮草供给做了详细周密的安排。考虑到从打箭炉至察木多道路狭窄,年羹尧指出:“今每兵止给驼马一匹,自打箭炉起行,不必多带口粮,里塘、巴塘现有捐运米石,随处支给,足资饱腾。即巴塘裹带,亦约计可至叉木多而止。裹粮既少,则马力裕如,蓄力前进,可无疲乏。”[47]里塘、巴塘一带既经招抚,开始向清朝输纳粮赋,这些粮赋留在军前支用,另外,当地藏人也开始帮助清朝运输粮草,这使打箭炉至巴塘段的粮草供应得到保障。

察木多(今昌都)为从打箭炉进藏的适中之地,为进一步解决自巴塘向西至察木多段的粮草运送问题,年羹尧又自打箭炉派兵六百名 “将巴塘之米预为运贮叉木多”[48]。年羹尧认为,待进藏大军到达察木多后,这些巴塘之米可以为其提供两月口粮,而他又将竭力筹措四个月口粮随军挽运,则“直抵西藏军糈可以无误”[49]。

事实证明,年羹尧的安排非常妥善,不仅保障了南路大军粮草的供应不断,而且在南路大军进藏之后粮草仍有剩余。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十一月,在大军准备自拉萨返回之际,年羹尧奏报:“臣查凯旋之兵所带口粮,按日计之,尚属有余,不必随路接济。”[50]

(三)加强对道路及分支路线的探查

年羹尧从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正月,先后两次派人对四川路进藏道路进行探查。同年正月13日,年羹尧在《预备进藏兵数折》中详细奏报了从打箭炉进藏道路的情况:

至打箭炉进兵,由里塘、巴塘、由乍丫、由叉木多、由擦瓦岗(按:擦瓦岗指怒江和澜沧江之间)、由书班多而至招地,此南路也。道迂山险,蛮客来往皆由此路者,因利沿途居民为换买口粮,雇觅驮脚之故。又自打箭炉由霍耳、由得尔革、由春料儿,由诏乌、由春科纳鲁、由索克赞丹滚庙、由那出而至招地,此北路也。路平,近有水草,少居民,虽云无柴而皆言牛马粪可烧。[51]

从该奏折内容可知,年羹尧已经侦查到从打箭炉进藏有南北两条线路,其中南路路途较远,是当地客商经常通行之路,沿途居民较多,便于粮草补给;而北路距离相对较近,沿途人烟稀少,但是水草丰美有牛马粪作燃料。为确认信息的准确性,年羹尧曾于该年正月初九日,派遣贡生马光、千总马凌云前往上述地方实地探查,二人于三月返回,其所得情况与年羹尧奏折所言大致吻合,惟有南路“以西至书班多(硕般多,今洛隆县硕督镇)地方,闻有贼人把守盘诘,不能前进”,二人认为,“南路远而险,北路近而平,叉木多为适中要隘……目下贼人于叉木多、乍丫两处皆遣人与营官商议,欲以买茶为名至炉探听信息而未敢遽来”[52]。二人的探查不仅再一次确认年羹尧所探知的康区进藏南、北二路之路线,而且摸清了占领西藏的准噶尔部向察木多与乍丫渗透的情况,为清军的路线选择提供了重要信息。


三、清军由打箭炉进西藏过程

  

从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到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经过为时三年多的筹备,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四月,清朝的南、北两路大军分别从成都、西宁同时向西藏进发。

由成都-打箭炉方向进藏的南路大军由定西将军噶尔弼率领。噶尔弼先派岳钟琪率领四千名清军驻守察木多(今昌都)。在行军途中,岳钟琪探知准噶尔军队要派兵占据察木多西南的绕耶三八桥,该桥为自川进藏必经之路,如被占领则难以进藏。岳钟琪趁对方军队尚未集结迅速占领该桥[53]。六月,岳钟琪与噶尔弼所率南路清军主力同由云南中甸进藏官兵在察木多会合[54]。

《定西将军噶尔弼平定西藏碑记》记录了噶尔弼的进藏路线:

自成都拜疏起程,由蜀之打箭炉、里塘、巴塘、以致乍丫、察木多会集官兵,整队进发。一由类乌齐、结结树、冰噶、三达奔卡为正兵。一由洛隆宗、硕板多、达隆宗、沙工拉、鲁工拉为奇兵。订期会取拉里、墨竹工卡一带地方。宣布天朝恩威,晓以顺逆大义,抚归戮叛,败散贼番,降服准噶尔委受之藏达格咱第巴阿角喇布坦,兵不血刃,于八月十三日直抵昭地。[55]

噶尔弼所率大军是沿打箭炉—里塘—巴塘—察木多一线进发的,而此道路正是此前岳钟琪对里塘、巴塘、乍丫、察木多等地进行招抚的基础之上打通的。而在“察木多会集官兵”后,则分兵两路,主力即所谓“正兵”是从类乌齐、结结树、冰噶、三达奔卡抵达拉里(今嘉黎县);另一路所谓“奇兵”则由洛隆宗、硕板多、达隆宗(即边坝)、沙工拉、鲁工拉经抵达拉里,两路军队 “订期会取拉里、墨竹工卡一带地方”。两路军队在拉里汇合后,再由“拉里、墨竹工卡一带地方”向拉萨进发。据史料记载,清军自察木多向西进发过程中,一路较为顺利,洛隆宗、硕般多、达隆宗、拉里等地亦相继归诚[56]。噶尔弼所率南路大军在“兵不血刃”即未遇大的抵抗情况下,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八月二十三日顺利抵达拉萨。从成都出发算起,历时四个月抵达拉萨。而其抵达拉萨的时间比由西宁出发的北路大军提前了21天。

噶尔弼所率南路大军经打箭炉进藏的各站路线如下:

   1.打箭炉进藏南线:

   (1)打箭炉—里塘—巴塘—乍丫—察木多

(2)云南中甸入藏道路:中甸—阿墩子(德钦)—察木多

2.察木多进藏路线:

(1)察木多—类乌齐—结结树冰噶—三达奔—拉里—墨竹工卡—拉萨

(2)察木多—洛隆宗—硕板多—达隆宗—沙工拉—鲁工拉—拉里—墨竹工卡—拉萨

康熙五十九年清军南路进藏站程示意图[57]


四、开拓由打箭炉入藏道路的战略意义

  

   此次清朝南路大军由打箭炉经康区并分川、滇两路进藏,是前无先例的一个大胆尝试,但却出奇地成功,这是清朝始料未及的。首先,在未遇到任何抵抗即“兵不血刃”的情况下率先抵达拉萨,这让入侵拉萨的准噶尔部措手不及,毫无防备,原因是准噶尔部对清朝军队会选择由此崎岖山路进藏未曾预料到。噶尔弼所率大军进抵墨竹工卡时,这一带的准噶尔军队已经去藏北一带抵挡由北路进藏的延信军队,所以噶尔弼未遇到任何抵抗,直抵拉萨。进入拉萨后,噶尔弼令清军“在西藏附近重地扎营立寨,拨兵防守,截断准噶尔行人往来及运粮要路”[58],这奠定了清军取胜的基础。其次,南路大军由康区分川、滇两路进藏,虽然路途艰险、山道崎岖,但好处也十分明显。其一,如年羹尧所言:“打箭炉内皆腹地,外环土司。”沿途基本没有能与清军相抗衡的力量,故年说“南路可以无虞”[59]。正因为如此,南路大军一路上几乎未遭遇什么抵抗,“兵不血刃”,一路顺畅地率先抵达拉萨。其二,由于南路气候条件相对较好,同时沿途村寨较多,清朝先行对沿途土司等势力进行招抚并在里塘、巴塘、察木多等地储粮,又有当地民众帮助运送粮草,使粮草补给得以保障,这些均保证了南路大军的顺利通行。

相比而言,由西宁进藏的北路大军却面临了颇多困难。首先是“未入藏前,先经蒙古草地千五百里”[60]。很多地方“无人迹往来,无番夷住址,深山穷谷,罔识道途”[61],加之因海拔高,“瘴气独盛”(所谓“瘴气”,实为高原反应),“兵丁人等得病,吐淡红血水,不过两日必死,百无一生”[62];另外,西宁一路经常遭遇土匪出没,“番夷狡悍,剽掠成风,百十为群,潜匿幽僻,昼则夺物,夜则劫营”,大军刚过哈喇乌苏,“驮马抢去已尽”,令大军苦不堪言[63]。

南路经打箭炉进藏道路的开辟,使清军尝到甜头。清军在平定准噶尔叛乱从西藏返回内地时,其南、北两路大军“俱欲从巴尔喀木(即指康区)一路行走”。[64]抚远大将军允禵于康熙六十年(1721年)二月二十三日在《禀报徹驿改设折》中向朝廷正式提出此要求,并对南、北两路利弊作了如下阐释:

又闻由青海来蒙古等告称,本年雪大而冷,由木鲁乌苏驻驿马匹多有损伤,许多地方驻驿皆断等语,是以令延信共商由藏至西宁,期间地极远,格尔侧郭洛特等唐古忒人等妄行,夺取马匹,致驿路中段,我们陆续咨行在路耽延……将军噶尔弼来路驻驿,由藏至打箭炉,此路居人不断,而烧柴丰富,唐古忒人等又帮送运,显无耽误。[65]

这是对当时南、北两路进藏之利弊的客观描述。事实上,康熙皇帝也为由打箭炉进藏的便捷与顺利而大感意外,故同意由南、北两路进藏的清军均由打箭炉一线撤回。

此后,清朝大军陆续经康区打箭炉撤离,仅留兵三千名驻守西藏[66]。在清军撤离中还出现一个小插曲。康熙皇帝认为,留藏守军中没有满洲兵,特派都统武格、副都统吴哈纳领云南驻守满洲兵五百名和四川绿旗兵五百名再次由康区前往西藏,并令原任云南总督蒋陈锡、巡抚甘国璧接应粮饷以赎罪效力[67]。因延信自西藏返回时将“平逆将军”印信带回,康熙皇帝认为,西藏官兵无将军统辖实不妥当。此时延信刚到达四川,准备回西宁上任,清廷命其停止前往西宁,带着将军印信前往西藏,但延信称病未能前往西藏。清廷又令噶尔弼带“定西将军”印进藏,时噶尔弼行至泸定桥亦重病,未能前往。清朝只好将将军印信带入西藏,交由策旺诺尔布,命其署理驻藏清军。这表明,在清军经由康区进藏之后,康区已成为清朝进出西藏的便捷和主要通道。

事实上,此次“驱准保藏”军事行动所导致的对打箭炉入藏道路的开拓,很大程度上成为清朝治理藏区取得重要进展的一个转折和标志,这突出体现于以下两点。

   第一,打箭炉入藏道路的开拓,使清朝进藏道路由过去以西宁一路为主开始转向以南路为主,同时也成为清朝治理西藏及藏区战略依托及重心逐渐向康区转移的一个标志。

长期以来,内地人士以及中央王朝方面皆认为打箭炉入藏道路山高路狭、险峻难行,故一般多选择由西宁方向作为主要入藏道路。在“驱准保藏”行动中,清朝之所以选择此道路进兵西藏,一是鉴于喀喇乌苏战役的惨败,二是准噶尔入据西藏对清朝事关重大,可能影响到整个蒙、藏格局,必须确保军事行动取得成功。故清朝选择由打箭炉向西藏进兵,既是迫不得已,也是希冀出奇致胜的一着险棋。为保万无一失,清朝进行了近三年的筹措、准备。但大大出乎清朝意料的是,由打箭炉的进兵出奇地成功,不但便捷、安全,而且与西宁一路相比,“此路居人不断,而烧柴丰富,唐古忒人等又帮送运”[68],这使清朝开始充分意识到打箭炉一路作为入藏通道的价值。所以,在南路大军进藏之后,清朝自打箭炉至拉里设置塘汛共66站,留驻绿营军与土兵共计1 900名驻守[69],驻防西藏清军的粮饷及传送公文均由打箭炉一线的塘汛运送。塘站的作用得到地方大员的认可, 一度被保留下来[70]。此后,朝廷要员、驻藏大臣等人往返西藏与内地也大都经由这一道路[71]。此局面也使得康区在治理西藏中的地位与作用越来越重要,开始成为清朝治理藏区的前沿与依托。雍正时期藏区划界把康区的大部分划四川,1904年针对英军进入拉萨及西藏危局采取的“固川保藏”、“治藏必先安康”等策略,乃至民国时期西康建省等等,均无不基于经打箭炉进出西藏之川藏交通在沟通内地与藏区之间所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第二,在开辟由打箭炉入藏道路过程中,清朝以此为契机逐渐控制了康区,并使康区日渐成为清朝治藏的前沿与依托。

在开拓由打箭炉经里塘、巴塘、乍丫、察木多、洛隆宗进藏道路以及由云南中甸经阿墩子、察木多进藏道路的过程中,清朝对道路沿途诸土司、部落等地方势力均进行了招抚,沿途土司、部落等也多附归于清朝。这样,通过对穿越康区地域的交通道路的开拓及建立塘汛,清朝牢牢控制了康区大部分地方。自此,康区开始成为清朝经营藏区的主要依托和前沿地区。其后,清朝乾隆时期两次发动征金川之役,以及从雍正时期开始清朝历时一百多年的征瞻对之役,在很大程度上均是为了保障川藏道路的畅通,以确保对藏区的施政与管理。

如果把清朝“驱准保藏”行动中开拓由打箭炉入藏道路放在一个更大的地理空间和较长的时段中来看待,我们不难发现,“驱准保藏”固然是清朝在藏驻军并直接统治西藏的一个开端,但“驱准保藏”所导致的对由打箭炉入藏道路的开拓,对清朝而言同样意义重大。它不仅让清朝在原由西宁入藏道路外又发现并增加了一条更完全、更便捷的入藏道路,而且更重要的是,这条道路的开拓使清朝对进藏道路的使用逐渐由过去以西宁一路为主转向以南路为主,同时通过此道路的开拓与维护,清朝加强了对川、滇等东部藏区即康区的控制,从而也使康区逐渐转变为清朝后期治藏的依托与重心。


[责任编辑:李青果;责任校对:李青果,张慕华]


  * 收稿日期:2018011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大型藏区地方史《康藏史》编纂与研究”(10&ZD110);四川大学前沿与交叉创新研究项目

  []参见马国君:《远谋与近虑的兼容——对“驱准保藏”前后清朝西南边政决策调整的透视》,《广西民族研究》2010年第3期;马国君:《论康乾时期西南边政的决策调整——以“驱准保藏”之战为转折点》 ,《贵州民族研究》2010年第1期;[]伯戴克著,周秋有译:《十八世纪前期的中原和西藏》,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86页;邓锐龄、冯智编《西藏通史(清代上)》,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6年,第133137页等。

  [] 《清实录·圣祖实录》卷277,康熙五十七年(戊戌)二月壬辰条。

  [] 《胤禛密奏额仑特阵亡之战役详情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392页。

  []对于此次清朝损失的士兵人数,康熙皇帝曾言,“今值冬季,因气候尔兵亦死多半,对抗之兵亦多被杀,共亡二千余兵。”色楞所统领满洲、绿旗、土司之兵及自西宁调往之兵2 400名,加上额仑特等处绿旗兵二千名,合计4 400名,这其中有400余人被俘,后准噶尔人将其遣回青海或释放。宝音斯古特亦考证此次清朝伤亡约四千人,指出清朝为了粉饰战争,而虚报此次阵亡的士兵数目。参见《康熙帝为平定准噶尔所发上谕一道》康熙五十八年正月十四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汇编全译》,第1356页;《清实录·圣祖实录》卷二七八,康熙五十七年(戊戌)三月癸亥条;宝音斯古特:《十八世纪初期卫拉特、西藏、清朝关系研究》,内蒙古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110页;赵珍:《论康熙末年清军两次入藏的战略选择》,《清史研究》2002年第4期。

  [⑤] 《清实录·圣祖实录》卷281,康熙五十七年(戊戌)九月甲辰条。

  []《传问西路来人额仑特阵亡详情奏折》,吴丰培辑:《抚远大将军允禵奏稿》卷2,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印中心,1991年,第3336页。

  [⑦]周远廉:《喀喇乌苏惨败考》,《清史论文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199页。

  [⑧]《康熙帝为平定准噶尔所发上谕一道》,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汇编全译》,第1356页。

  [] 《清实录·圣祖实录》卷274,康熙五十六年(丁酉)九月壬子条。

  [⑩]《清实录·圣祖实录》卷281,康熙五十七年(戊戌)十月甲子条。

  [11] 《清实录·圣祖实录》卷277,康熙五十七年(戊戌)二月壬辰条。

  [12] 《清实录·圣祖实录》卷277,康熙五十七年(戊戌)二月庚寅条。

  [13]传统上,藏族将其居住地域分为三大区域即藏语三大方言区,包括“卫藏”、“安多”与“康区”。从三区所处的地理范围来看,西藏拉萨、山南和日喀则一带被称作“卫藏”;青藏高原东北部甘、青及川西北一带的广阔牧区被称作“安多”,主要包括青海省的果洛藏族自治州、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海南藏族自治州、海北藏族自治州、海东地区和黄南藏族自治州;甘肃省的甘南藏族自治州,天祝藏族自治县;四川省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等地区;川西高原的大部、滇西北及藏东一带被称作“康区”,习惯上是指西藏丹达山以东地区,大致包括今西藏昌都市、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的全部和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以及青海玉树、果洛藏族自治州的部分操藏语康方言的广大地区。参见石硕:《藏族三大传统地理区域形成过程探讨》,《中国藏学》2014年第3期。

  [14] 《清实录·圣祖实录》卷281,康熙五十七年(戊戌)十月甲戌条。

  [15] 《清实录·圣祖实录》卷283,康熙五十八年(己亥)三月辛巳条。

  [16] 赵尔巽:《清史稿》第20册,列传312,藩部8,台北:洪氏出版社,1981年,第14538页。

  [17]《清实录·圣祖实录》卷286,康熙五十八年(己亥)十二月丙辰。

  [18] 康熙五十六年八月,康熙皇帝接到西宁驻扎侍读学士查礼浑等奏报:“据西边拉藏汗咨文云:‘策旺阿拉布坦遣兵于七月初四日掠其纳克禅边内波木宝一部人众,且言又令策凌敦多卜领兵万人,前来征取拉藏’等语。”见《清实录·圣祖实录》卷273,康熙五十六年(丁酉)八月丁未条。

  [19] 《清实录·圣祖实录》卷273,康熙五十六年(丁酉)八月丁未条。

  [20] 《清实录·圣祖实录》卷281,康熙五十七年(戊戌)十月甲子条。

  [21] 《清实录·圣祖实录》卷280,康熙五十七年(戊戌)八月庚寅条。

  [22]参见Yingcong Dai “The Sichuan Frontier and Tibet—Imperial Strategy in the Early Qing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9, p.85.

  [23]参见Yingcong Dai “The Sichuan Frontier and Tibet—Imperial Strategy in the Early Qing ”, p.84.

  [24] 《清实录·圣祖实录》卷278,康熙五十七年(戊戌)三月丙寅条。

  [25] 年羹尧升为四川总督,同时还兼管巡抚事宜,直到康熙六十年这一安排才被取消。参见赵尔巽撰:《清史稿》卷295,列传82,《年羹尧传》,台北:洪氏出版社,1981年,第10356页。

  [26] 《清实录·圣祖实录》卷二七八,康熙五十七年(戊戌)三月丙寅条。

  [27]吴廷伟:《定藏纪程》,吴丰培辑:《川藏游踪汇编》,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第33页。

  [28] 参见王海兵:《唐蕃西川战争及相关路线考辨》,《江汉论坛》2008年第1期。

  [29] 《条陈西海善后事宜折》(雍正二年五月十一日),季永海,李盘胜,谢志宁翻译点校:《年羹尧满汉奏折译编》,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285页。

  [30] 《清实录·圣祖实录》卷278,康熙五十七年(戊戌)三月丙寅条。

  [31] 《清实录·圣祖实录》卷279,康熙五十七年(戊戌)五月壬申条。

  [32] 《清实录·圣祖实录》卷279,康熙五十七年(戊戌)五月壬申条。

  [33] 2000人包括成都满洲兵500名,绿旗提标兵1 000名,化林、永宁兵500名。参见《清实录·圣祖实录》卷283,康熙五十八年(己亥)二月辛未条。

  [34]陈登龙编,嘉庆十五年抄本:《里塘志略》卷上,建制,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年,第910页。

  [35] 《清实录·圣祖实录》卷279,康熙五十七年(戊戌)六月辛丑条。

  [36]赵尔巽撰:《清史稿》卷296,列传83,《岳钟琪传》,台北:洪氏出版社,1981年,第1037710378页。

  [37] 雍正《四川通志》卷21《西域》,钦定四库全书本,第1718页。

  [38] 《清实录·圣祖实录》卷285,康熙五十八年(己亥)九月己丑条。

  [39] 《清实录·圣祖实录》卷280,康熙五十七年(戊戌)七月己未条。

  [40] 段木干主编:《中外地名大辞典》,北京:人文出版社,1981年,第2419页。

  [41] 《清实录·圣祖实录》卷285,康熙五十八年(己亥)九月己丑条:昌侧集烈所杀,ing'kuang刎鄮ꀀ۟㰠跶﷽﷽﷽﷽﷽﷽﷽﷽訌醧腐萛﷽﷽﷽﷽﷽﷽﷽﷽

  [42] 雍正《四川通志》载:乍丫,“自康熙五十八年,大兵进取西藏之后均受圣朝所封,颁给苦图克兔印信(其印信系阐讲黄教额尔德尼那门汗之印,清字蒙古字夷字三样篆文),正苦图克兔住乍丫寺院,副苦图克兔住坐卡撒顶寺院”。察木多“在布政司西南三千五百二十五里,东至乍丫五百三十里,西至类乌齐二百二十里,南至结党北至隆庆里数无考”,“自康熙五十八年,大兵进取西藏始受圣朝所封,颁给正苦图克兔印信(其印信系阐讲黄教额尔德尼那门汗之印,清字蒙古字夷字三样篆文)住乂木多大寺,其副苦图克兔坐住边坝之西甲喇大喇嘛寺”。见 雍正《四川通志》卷21《西域》,钦定四库全书本,第2128页。

  [43] 《清实录·圣祖实录》卷279,康熙五十七年(戊戌)五月壬申条。

  [44]《译小呼弼勒罕告示》,吴丰培辑:《抚远大将军允禵奏稿》卷1,第31页。

  [45] 《清实录·圣祖实录》卷278,康熙五十七年(戊戌)三月丙寅条。

  [46] 四川省巴塘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巴塘县志》,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3年,第9页。

  [47] 《奏陈遣兵弹压叉木多规画进剿折》,季永海,李盘胜,谢志宁翻译点校:《年羹尧满汉奏折译编》,209页。

  [48]《奏陈遣兵弹压叉木多规画进剿折》,季永海,李盘胜,谢志宁翻译点校:《年羹尧满汉奏折译编》,209页。

  [49]《奏陈遣兵弹压叉木多规画进剿折》,季永海,李盘胜,谢志宁翻译点校:《年羹尧满汉奏折译编》,209页。

  [50]《清实录·圣祖实录》卷290,康熙五十九年(庚子)十一月壬午条。

  [51] 《预备进藏兵数折》,季永海、李盘盛、谢志宁翻译点校,《年羹尧满汉奏折译编》,第203页。

  [52]《奏明进藏路径番信情形折》,季永海、李盘盛、谢志宁翻译点校:《年羹尧满汉奏折译编》,第206页。

  [53] 《岳襄勤公行略》,《清史资料》第4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73页。

  [54] 清朝“驱准保藏”的行动由南、北两路大军组成,其中南路包括从四川打箭炉及云南出发的两支队伍。此次云南一路进藏士兵共3 000名,包括满洲兵1 000名,绿旗兵1 500名及丽江麽些兵500名,由都统武格、副都统吴纳哈率领。云南路官兵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二月,自中甸出发,经阿墩子,六月至察木多,与四川打箭炉路官兵会和一同进藏,所以,实际上此次清朝 “驱准保藏”行动不仅开通了打箭炉入藏通道,也首次开通了云南经中甸-阿墩子-察木多进藏的路线。 参见倪蜕:《滇云历年传》卷十一,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564页;青浦杜昌丁:《藏行纪程》,方国瑜编:《云南史料丛刊》第12卷,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69页。

  [55] 《定西将军噶尔弼平定西藏碑记》,《西藏研究》编辑部编:《西藏志卫藏通志》合辑,《卫藏通志·纪略上》,第350页。文中所书八月十三日直抵昭地,有误,实际为八月二十三日,参见《噶尔弼疏报领兵克取拉萨折》,中国藏学中心等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2)》,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第335页。

  [56]雍正《四川通志》卷21《西域》,钦定四库全书本,第31—34页。

  [57]结结树冰噶、三达奔二地即结树边卡及三大偏关,参见《西藏研究》编辑部编:《西藏志卫藏通志》合辑,《卫藏通志》卷13,第169页。

  [58] 《噶尔弼疏报领兵克取拉萨折》,中国藏学中心等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2)》,第336页。

  [59]《清实录·圣祖实录》卷284,康熙五十八年(己亥)六月丁未条。

  [60] 黄沛翘:《西藏图考》卷2,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78页。

  [61] 焦应旂:《藏程纪略》,吴丰培辑《川藏游踪汇编》,第12页。

  [62] 吴廷伟:《定藏纪程》,吴丰培辑《川藏游踪汇编》,第27页。

  [63] 焦应旂:《藏程纪略》,吴丰培辑《川藏游踪汇编》,第12页。

  [64] 《清实录·圣祖实录》卷290,康熙五十九年(庚子)十一月壬午条。

  [65] 《据延信禀报徹驿改设折》康熙六十年二月二十三日,吴丰培辑:《抚远大将军允禵奏稿》卷14,第240—241页。

  [66] 留守西藏的3 000名士兵包括扎萨克兵500名,额驸阿宝兵500名、察哈尔兵500名、云南兵300名、四川兵1 200名,供策旺诺尔布总统管辖。参见《清实录·圣祖实录》卷291,康熙六十年(辛丑)二月己未条。

  [67] 《清实录·圣宗实录》卷291,康熙六十年(辛丑)三月己丑条。

  [68]《据延信禀报徹驿改设折》康熙六十年二月二十三日,吴丰培辑:《抚远大将军允禵奏稿》卷14,第240—241页。

  [69] 《 清实录·圣祖实录》卷299,康熙六十一年(壬寅)九月戊子条。

  [70]邹立波:《清代前期康区塘汛的设置及其作用与影响》,《西藏研究》2009年第3期。

  [71] 参见任乃强:《西康图经》,民国新亚细亚学会边疆丛书之十二,1934年,第89页。

来源:《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分类: 中文 研究 专家观点
关键词:

最新评论


img

地址: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友谊西路68号小雁塔历史文化公园
邮件:secretariat#iicc.org.cn
电话:(+86)029-852463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