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fin 世界遗产之声

第42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今天结束了。大会涉及的内容很多，很难对所有热点都进行详尽的阐述，那我挑选其中争议最大的一个来说说。那就是——委员会和咨询机构的平衡被彻底打破，专业意见完全沦为国际政治的牺牲品。

第42届世界遗产大会会场

咨询机构认为应该列入濒危名录的遗产，被委员国否掉；咨询机构认为不应该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项目，被委员国直接列入；咨询机构认为应该尽快列入名录予以保护的遗产，因为当事国为了经济发展原因希望推迟，委员国也站在了当事国一边……

本次大会，世界遗产中心和咨询机构（尤其是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面对咄咄逼人的委员国，几乎是完败。

世界遗产专业咨询机构正在发言

很多人都在想，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想，现在这个状态，应该是提不出什么切实的解决方案。

我更关心的是，我们如何去解释这个现象。

根源在于，世界遗产自诞生之日起便形成的两大“特点”，既是其成功之道，也为其今天的沦落埋下了伏笔。第一个特点，是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旗下项目，世界遗产行动的最重要的主体是“缔约国”（States Parties）；第二个特点，是世界遗产的评审必须遵循由专业语言构成的“标准”。

关于这两大特点，下面介绍的两个与世界遗产无关的“理论”，能够很好地解释今天世界遗产的处境。

第一个理论是“世界社会”（world society theory）理论。

这个理论的核心是，当代国际社会是由一套“文化规范”构成的互动系统，无论是教育、环保、文化等国际事务，无论其始自哪里，当它形成一套规范之后，任何国家和组织，都不约而同的遵照这套规范行动。最终，这套国际文化规范不断渗透进国家和机构的体系中。就像今天中国的遗产制度和语言模式越来越和世界遗产体系趋同一样。

世界社会理论指出，这种“文化规范”的趋同化，是以国家（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为代表的行为主体为了融入世界社会、不被边缘化，而主动采取行动的结果。

上面这段话如果简单点说就是——作为世界社会的一员，必须和大家一样，才能不被大家所遗弃。共同的文化规范体系，也是世界社会更有效运转的基础。

世界遗产的话语体系和组织模式，是一个典型的“世界社会”。其在40多年的实践中取得了巨大的成效，因为大部分缔约国主动遵从这一套文化规范，采用同样的话语模式，构建了自身的遗产保护制度和规范。可以说，世界遗产事业最大的成功基础，就是它是由“国家”所构成的体系。因为，在当今的世界，国家（states）是所有文化规范实践及推行的最强大和可靠的助力。

但是，最大的成功，也是最大的隐患。

国家在遵从文化规范的同时，也是文化规范最大的破坏力。因为对于国家而言，一切行为，背后的肇始永远是国家利益。世界遗产事业的蒸蒸日上，世界遗产名录的巨大魔力，让“列入更多世界遗产”成为某种“国家利益”，因为更多的遗产，在缔约国看来可以意味着更悠久的国家历史，更强大的文化底蕴，甚至是更“合法”地解读某些充满争议的遗产的权力。

因此，当成为国家利益之后，缔约国的行动会反过来“重塑”世界社会中的“文化规范”，既有的一套规范会不断演变，最终与国家利益诉求相交。最初的规范让位于变了味的规范，也就不足为怪了。

德国瑙姆堡大教堂

总结起来，在制度层面，世界遗产的成功，依赖于它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框架下的“缔约国”机制，而这个机制，也最终导致了它的衰微。这是个无解的现实。

第二个理论不算理论，而是一个哲学概念，伽达默尔的“审美无区分”。

Hans-Georg Gadamer（伽达默尔）

在说这个概念之前，要回顾一下世界遗产的价值评价体系——由一套（10项）标准构成，符合其中1项，便可成为世界遗产。 而成为了世界遗产，便可为遗产地或遗产地所在国带来名誉上或物质上的财富。

不过，用“标准”去衡量“价值”，是消费社会的人们比较热衷的一件事儿。在消费社会，人们更多关注商品的符号价值、文化精神特性与形象价值。但遗产毕竟不是商品，其价值也不应强调为可实现的财富，而是一种人与物之间关系的见证，物与人之间意义的体验。运用一套评价体系去框选出遗产能展示其价值的部分，实际上是脱离单纯的审美，将遗产与遗产地人们的丰富情感经历区分开，是遗产意义的庸俗化。

就好比审美，作为一种精神体验，是不适合用理性标准来界定的。而语言也是一样，如果一套文字便可描述，那历史长河中所有的形象作品应该都已经沉到河底了。“审美无区分”的概念，便是针对审美的庸俗化而提出的反思。

在伽达默尔之前，以康德和席勒为代表的审美先验论，认为有一种纯粹的“美”存在于艺术品之中。在一个艺术品中，只有其纯粹“美”的一部分才被看成是真正的作品，而这个艺术品所承载的其他要素，比如宗教的、世俗的目的、作用、内容的意义等，不能被视为纯粹的美的一部分，所以，不被看成是真正的作品要素。

然而，伽达默尔认为，正是这些“纯粹的美”之外的因素，构成了艺术品丰富的意义。伽达默尔提出了“审美无区分”的概念，即所谓纯粹的美是不存在的，艺术和它的世界必然紧密地连在一起。这个概念的目的是要反对将审美经验孤立化、狭隘化的做法，避免使艺术仅仅成为一种享受的对象，因为“纯审美”的价值或性质并不代表一件艺术作品的全部。比如一部伟大的艺术作品，如果去掉了其中所谓非审美的伦理道德、情感、宗教等要素，它所谓的“美”也就不复存在。

从某种程度而言，世界遗产的标准评判，所基于的哲学基础便是伽达默尔所反对的“审美区分”——将其中被认为是“价值”的部分剥离出来，用特定的语言进行界定。这10条标准是保证世界遗产专业性的基础，好处是确保了40多年来世界遗产遴选的相对公平和透明；而弊端是将那些更为丰富的历史经验和文化情感排除在外。

更严重的后果是，由于将价值与“非价值要素”相剥离，导致“价值论述”本身在逻辑上的脆弱性。专业咨询机构可以形成自身的一套论述，这套论述虽然内在逻辑清晰，但很容易被缔约国站在自身的立场上驳斥。在这个角度而言，专业咨询机构的“专业性”越强，反而越容易受到来自各方的攻击。这不是咨询机构的问题，而是本质上世界遗产依靠一套标准进行价值衡量这一机制的弊端。

实际上，在新版的《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中，在原有的文物的历史、艺术、科学三大价值之外，提出了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就是以“审美无区分”的理念在力图突破“审美区分”的既有框架的尝试。只有将遗产价值放到其“表面”价值之外的社会、人文、情感、宗教等等要素的关系中去理解，遗产的价值才会真正显现。

以上，我们尝试分析世界遗产发展到今天，尤其是本届大会上所遇到的深度困境。简单总结起来就是：支撑世界遗产事业成功的两大支柱——作为实践主体的国家，作为衡量框架的专业标准，同时也是引发其危机的本源。或者说，问题一方面是制度维度的（institutional），另一方面是智识维度的（intellectual）。

第一，在一个世界社会的体系中，文化规范只有通过国家这一主体才能更好推行，但国家的行为模式必然会导致这一体系与国家利益的无限绑定。

第二，在以“审美区分”作为基本理念的评判标准下，世界遗产名录的信誉和声望迅速提升，但这一理念将价值“庸俗化”的方式，存在着天然的隐患。

这个隐患便是，当在世界社会体系中成长起来的国家，试图霸占世界遗产主导权的时候，极容易抓住“审美区分”的漏洞，给予整个世界遗产系统致命一击。

这也便是在这十天里我们所看到的经历的。

一切皆有原因，世界遗产衰落的原因，便是它太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