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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新伟：岱宗夫如何？——在广阔背景下理解中华文明特质
海岱地区汇聚淮河和古济水，为《禹贡》兖州、青州和徐州之地，在上世纪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的探索中，其考古发现一直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20多年来，这一重要地区的史前考古新发现较少。因此，最近山东章丘焦家大汶口文化遗址的发现就特别令人振奋。
遗址中发现的大汶口文化中期的城和环壕，在海岱地区时代最早，为龙山时代诸城林立的盛况找到了本地的源头。以前，大汶口文化墓地较多，但房屋遗存只有零星发现。焦家目前虽然发掘面积小，但已经显露出连间房屋，成排布局等基本特征，为讨论大汶口文化聚落布局提供了重要资料。
墓葬的发现尤其引人注目。大汶口文化墓葬已经积累了大量资料，但在焦家，因为精细的田野工作，高等级墓葬棺椁制度被非常清晰地呈现出来，丰富了我们对当时已经日趋完备，也极具特色的海岱墓葬礼仪的认识。玉器的大量出现最让人关注。无论随葬玉器墓葬所占比例，还是玉器在随葬品总数中占的比例，都超过了已经发现的其他大汶口墓地，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以前认为大汶口不重视玉器的看法。可见在大汶口中晚期开始，受到与良渚文化持续交流的影响，玉器在礼仪系统占有了日益重要的地位。
田野工作揭示出了复杂的聚落演变过程，包括居住区变为墓地、大型墓葬被人为毁坏等。以前多认为，在距今5000年前后，其他地区动荡整合之时，海岱地区持续稳定发展。但上述现象提示我们，该地区大汶口中晚期的社会组织和礼仪制度的发展同样经历了剧烈社会变革的洗礼。
更重要的是，焦家的发现激发我们从各地区文化互动的角度思考距今5000年到4000年间中华文明形成的波澜壮阔的历程。
距今6000年至5000年是中国史前时代灿烂的转折期。各地区同步发展，描绘出满天星斗的灿烂画面。并且，因为各地区的密切交流，形成了张光直定义“中国相互作用圈”的、“最初的中国”或“文化上的早期中国”。
距今5300年前后，以红山文化、仰韶庙底沟类型和凌家滩遗存的衰落为标志，这个相互作用圈进入动荡整合期。距今5000年，大致形成了“西高地”和“东平原”的东西并立格局：西北地区因庙底沟人群的扩散，开始大范围的互动，东南地区则表现为良渚文化的兴起和大汶口文化的持续发展和龙山时代的形成。距今4500年，与尧舜传说契合的陶寺文化崛起于晋南，距今3800年，与夏王朝对应的二里头文化勃兴于河洛。
苏秉琦将史前中国划为面向内陆和面向海洋的两大块，有诗曰：“华山玫瑰燕山龙，大青山下斝与瓮。汾河岸旁磬和鼓，夏商周及晋文公。”诗意地描述了庙底沟和红山的碰撞，河套地区因素南下催生陶寺，进而产生二里头这一“中国”形成路径。这是以面向内陆的“西高地”为重心的视角。但早有学者强调大汶口文化夸父追日般的西进引发的东西碰撞的深刻影响。栾丰实即指出，陶寺玉器中的钺、刀、璧、琮和圭，绿松石镶嵌器、鳄鱼皮鼓，还有毁坏大墓的特殊习俗均为东方因素。焦家的资料印证了这些推断，并以大量玉器的发现，消除了对大汶口是否重视玉器，是否有能力传播玉礼制的疑虑。焦家居岱宗之北，古济之滨，溯水西上，经太行八径中最南端的轵关径，可直达山西曲沃，进入陶寺核心区。
因此，焦家的发现再一次强力提醒我们，陶寺文化形成过程中，对东方礼制的吸收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必须在中国相互作用圈这一广大的背景下，东西合璧，才能理解距今5000年至4000年大汶口、良渚、龙山、陶寺和二里头诸文化的递进兴衰发展和其在中华文明形成中的位置。
最近，在更广大的欧亚大陆青铜世界体系的视角下观察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日渐流行，但似乎有强调以青铜冶炼技术为标志的外来影响的作用。焦家的发现也再一次提示我们，中国相互作用圈内部的互动才是中国文明形成的基础，正因为如此，中华文明才成为这个所谓“青铜世界体系”内唯一光荣绽放的文明之花。
中国的文明化进程就是这么气魄恢弘，在一个覆盖长江和黄河中下游的面积达300万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展开。如此辽阔的地理和文化背景是世界其它主要文明不具备的。如此壮阔的形成过程和由此孕育的宏大政治构想是中华文明最重要的特质之一。因为如此，周人才能在距今3000多年就以分封制完成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政治抱负，构建了人类文明史上第一个大一统政体，奠定了其后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历史发展的基础。在疆域上可以与之匹敌的古波斯帝国的形成是600年以后的事了，而且转瞬即逝。（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原文标题：在广阔背景下理解中华文明特质 原文刊于：《人民日报》2018年7月11日2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