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一、师贤造像太武灭佛时，任“道人统”的师贤“假为医术还俗，而守道不改”。文成帝复法后，十分器重师贤。在师贤重为沙门时，“帝乃亲为下发”，仍命其为道人统。在师贤的主持下，除修复了灭佛时被毁的大部分佛寺外，还“诏有司为石像，令如帝身”。这尊按照文成帝形象造出来的石像，被当作佛像加以供拜。紧接着，兴光元年（454），又在文成帝的敕令下，“于五级大寺内，为太祖已下五帝，铸释迦立像五，各长一丈六尺，都用赤金

一、师贤造像

太武灭佛时，任“道人统”的师贤“假为医术还俗，而守道不改”。文成帝复法后，十分器重师贤。在师贤重为沙门时，“帝乃亲为下发”，仍命其为道人统。在师贤的主持下，除修复了灭佛时被毁的大部分佛寺外，还“诏有司为石像，令如帝身”。这尊按照文成帝形象造出来的石像，被当作佛像加以供拜。紧接着，兴光元年（454），又在文成帝的敕令下，“于五级大寺内，为太祖已下五帝，铸释迦立像五，各长一丈六尺，都用赤金二十五万斤”（《魏书·释老志》）。此举声势浩大，以致吸引了师子国（今斯里兰卡）胡沙门邪奢遗多、浮陀难提等五人，奉3尊佛像来到平城，给平城造像增添了异域色彩。

二、昙曜始凿“云冈石窟”

和平元年（460），师贤死后，文成帝任命在太武灭佛时誓不还俗的高僧昙曜继任“道人统”，更名“沙门统”。昙曜上任后，便向文成帝建议，在京城西的武州山开凿石窟，镌刻佛像。这一建议得到了文成帝的肯定。于是，昙曜在皇室的强力支持下，以全国财力物力的巨大支撑，在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驰名世界的云冈石窟，就是在这时候开始开凿的。昙曜所开凿的五所洞窟，就是现在云冈石窟中的昙曜五窟（第16~20窟）。

云冈石窟从和平元年开凿，一直到正光五年（524）止，前后共计65年。其中，从开凿始到孝文帝太和十八年（494）迁洛前，为北魏皇室营造洞窟。太和十九年，“六宫、百官俱迁洛都”，云冈石窟皇室营造工程基本结束。但是不愿南迁的中下层官吏、民间人士却继续了开凿之风。到正光五年三月，“沃野镇人破六韩拔陵聚众反，杀镇将，……”（《魏书·肃宗记》），七月，官兵镇压叛乱失利，天下大乱，云冈石窟营造工程终止。

三、献文崇佛

文成复法为佛教发展创造了极佳的社会条件。献文帝即位后，继续弘扬佛法，北魏佛教发展势头更甚。可以说，从文成复法至孝文和冯太后弘佛，献文崇佛起到了很好的承上启下作用。

（一）献文帝对佛教的态度

1、献文帝其人

拓跋弘，为高宗文成皇帝的长子，生母李贵人。兴光元年（454）秋七月，生于阴山之北。太安二年（456）二月，立为皇太子。和平六年（465），文成帝死于宫中，拓跋弘继位，是为献文帝。献文帝执政后，继续执行文成帝的治国方针，并实行如下政策：严格选举制，整顿吏制；设立郡学，实行官医制度；救济六镇贫民以防止流亡，并改革赋税制。经上述措施实行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国力逐渐强盛后，献文帝便开展了对外扩张战争，先是夺取淮岱，廓清朔漠，于皇兴四年（470），御驾亲征，于女水之滨大败柔然，“虏众奔溃，逐北三十余里，斩首五万级，降者万余人，戎马器械不可称计”（《魏书·蠕蠕转》）。

献文帝虽即位时年仅12岁，但是，他以其聪明的天赋，过人的能力，在政治、军事上颇有建树。魏收在《魏书·显祖记》中云：“（显祖）聪睿夙成，兼资能断，……故能更清漠野，大启南服”。

皇兴五年（471），献文帝在与冯太后的政治斗争中处于下风，迫于冯太后压力，禅位于长子拓跋宏。让位后，移居崇光宫，但他仍“国之大事咸以闻”，与冯太后的斗争还在继续。从延兴元年（471）到延兴六年六月期间，献文带兵南征北讨，一会儿打柔然，一会儿又准备进攻南方的刘宋，几乎每年都要亲率大军远征数次。延兴五年冬十月，“太上皇帝大阅于北郊”（《魏书·高祖记上》）。献文帝的一系列行为对冯太后构成极大威胁。冯太后于延兴六年六月，“诏中外戒严”，后献文帝被毒死于永安殿。上尊谥曰献文皇帝，庙号显祖，葬云中金陵。

2、献文帝崇信佛教

献文帝少年时亲眼目睹了文成时代经复法后，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盛景（虽复法不完全是其原因），认为弘扬佛法对他的统治是功莫大焉。故献文帝即位后，在宗教取舍上，继承了其父对佛教的态度。再有献文即位之时，佛教在北魏社会各界已有很大的发展，其高潮就是武州山的开窟造像。年幼的献文耳濡目染，不会不对佛教“敦信尤深”。

《魏书·释老志》载：“显祖即位，敦信尤深，览诸经论，好老庄。每引诸沙门及能谈玄之士，与论理要”。献文帝是北魏皇帝好浮屠之学第一人。天安二年（467）秋八月，献文帝行幸武州山石窟寺。此次行幸，记载于《魏书·显祖记》，是史书中第一次记载北魏皇帝行幸“武州山石窟寺”。

（二）献文帝对佛教的贡献

天安二年（467），孝文帝出生，献文帝非常兴奋，为庆贺其子诞生，“……起永宁寺，构七级佛图，高三百余尺，基架博敞，为天下第一。又于天宫寺，造释迦立像。高四十三尺，用赤金十万斤，黄金六百斤”。孝文出生后，献文如此庆贺，先是建塔，又是造像，显然是借此弘佛。皇兴三年（469），“又构三级石佛图。榱栋楣楹，上下重结，大小皆石，高十丈。镇固巧密，为京华壮观”（《魏书·释老志》）。皇兴四年，又“幸鹿野苑石窟寺”。

皇兴五年八月，献文帝让位后，做起了“太上皇帝”。并“移御北苑崇光宫，览习玄籍。建鹿野佛图于苑中之西山，去崇光右十里，岩房禅堂，禅僧居其中焉”（《魏书·释老志》）。献文帝所建的鹿野苑石窟寺，在今大同市西北小石子村西、大沙沟的上游。循河湾西行进山二里多，沟北有大石崖，崖壁凿有洞窟11个，东西长约30米，中央为礼佛窟，两侧各五个坐禅窟。

献文帝好浮屠之学，致使后来的高祖、世宗、肃宗，以至胡太后无不通晓而弥信。佛教的狂热影响到政治，统治者的狂热更加速了佛教的发展。

四、孝文与冯太后弘佛

孝文帝是中国古代史上杰出的政治家、改革家和军事家。为了消除鲜卑族和汉族的差异，加强对中原地区的统治，一生致力于改革。同时，孝文帝大力提倡佛教，不但在宫中亲自讲经说法，还数次行幸武州山察看武州山石窟寺（云冈石窟）的开凿，使佛教得到空前的发展。作为国内仅存的佛、道、儒三教合一，位于山西大同市浑源县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悬空寺，就是在孝文帝的支持下，于太和十五年（491）始建的。

（一）孝文帝与冯太后

1、孝文帝其人

拓跋宏，皇兴元年（467）八月生于平城紫宫，生母为献文帝思皇后李氏。皇兴三年，生母李氏被文明皇后冯氏赐死，拓跋宏被立为皇太子。皇兴五年献文帝禅位于拓跋宏，改元延兴，是为孝文帝。承明元年（476），献文帝死后，“躬亲抚养”孝文帝的文明皇后冯氏被尊为太皇太后，临朝称制。冯太后临朝称制的十几年内，孝文“雅性孝谨，不欲参决；事无巨细，一禀于太后”（《魏书·皇后列传》），直到太和十四年（490）冯太后病逝，孝文帝独掌政权。太和二十三年四月，孝文帝在南征归途中病死。庙号高祖。

孝文帝在位期间，和冯太后进行了一系列政治制度的改革，颁布了俸禄制、均田制和三长制。并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尊崇儒学。还对鲜卑族的民族风俗进行改革，学习汉族的生活方式和典制。极大地缓和了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并完成北魏王朝的汉化，使北魏迅速强盛起来。魏收在《魏书》中给予孝文帝极高的评价，“有魏始基代朔，廓平南夏，辟壤经世，咸以威武为业，文教之事，所未遑也。高祖幼承洪绪，早著睿圣之风。时以文明摄事，优游恭己，玄览独得，著自不言，神契所标，固以符于冥化。及躬总大政，一日万机，十许年间，曾不暇给；殊途同归，百虑一致。至夫生民所难行，人伦之高迹，虽尊居黄屋，尽蹈之矣。若乃钦明稽古，协御天人，帝王制作，朝野轨度，斟酌用舍，焕乎其有文章，海内生民咸受耳目之赐。加以雄才大略，爱奇好士，视下如伤，役己利物，亦无得而称之。其经纬天地，岂虚谥也！”。

2、冯太后其人

冯太后，为文成帝文明皇后，原籍长乐信都（今河北冀县）。其祖父冯弘是十六国时北燕最后一代国君。其父冯朗，在太武帝灭北燕时降魏，封秦、雍二州牧，西城郡公。太平真君三年（442），冯氏出生于长安。后其父“坐事诛”，其兄冯熙逃亡至氐羌地区。冯氏被掳至宫中，做太武帝左昭仪。兴安元年（452），文成帝即位，冯氏被选为贵人，太安二年（456）被立为皇后。和平六年（465），文成帝薨，献文帝即位，24岁的冯皇后被尊为皇太后。献文帝年少，冯太后临朝听政，并在其一手安排下，诛杀谋乱的太原王乙浑，稳定了朝政。皇兴元年（467），拓跋宏出生，冯太后躬亲抚养，归政于献文帝。后来。以冯太后为首的“后党”和以献文帝为首的“帝党”展开激烈的政治斗争，最终，“后党”占据上风，献文帝被迫让位于长子拓跋宏，并于延兴六年（476）被毒死。冯太后以太皇太后的身份，复临朝听政，控制了北魏最高统治权，太和十四年（490），冯太后病逝，谥曰文明太皇太后。葬方山永固陵。冯太后是北魏历史上杰出的女政治家，她推动了北魏文明进程，繁荣了北魏王朝，对北魏历史有着深远的、积极的影响。

3、冯太后对孝文帝的影响

冯太后第一次临朝称制后两年，遂归政于献文帝，专心抚养刚出生的拓跋宏。拓跋宏在冯太后的“躬亲抚养”下，雅好读书，手不释卷，《五经》之义，看完便可讲解。诸子百家，无不涉猎，尤其精通《老子》、《庄子》。诗赋铭颂，随口而出，不改一字。还认真学习历代帝王的统治思想与经验。冯太后作《劝戒歌》三百余章，又作《皇诰》十八篇，以此来教育孝文帝。自太和十年（486）以后的诏书、宣册，都是孝文帝亲自撰写。

在冯太后的引导下，孝文帝逐渐开始参与政事。并于太和八年开始，在冯太后的主导下，陆续颁布了俸禄制、均田制和三长制，并建设平城，倡明礼乐、督课农桑、修筑道路、整顿吏风、选贤进士。这些措施为以后的孝文帝彻底汉化打下了坚实基础。

冯太后一家奉佛，世代相袭，其祖父冯弘，北燕时曾大力提倡佛教。其兄冯熙佞佛更甚，《魏书·外戚第71上》记载：熙“信佛法，自出家财，在诸州镇建佛图精舍，合七十二处，写一十六部一切经。延致名德沙门，日与讲论，精勤不倦，所费亦不赀”。冯太后立“思燕佛图”于龙城（即北燕故地）。孝文帝自幼深受冯氏的影响，崇奉佛法。

（二）“二圣”执政，共弘佛法

孝文帝即位后的十余年间，冯太后临朝称制，政务决断多出其手。时称孝文帝和冯太后为“二圣”、“二皇”。

延兴五年（475），帝“幸武州山”。当是去察看云冈石窟的开凿情况。承明元年（476），孝文帝“于永宁寺，设太法供，度良家男女为僧尼者百有余人，帝为剃发，施以僧服，令修道戒，资福于显祖”，冬十月，“又诏起建明寺”，并大赦天下。太和元年（477）二月，“幸永宁寺设斋，赦死罪囚。三月，又幸永宁寺设会，行道听讲，命中、秘二省与僧徒讨论佛义，施僧衣服、宝器有差”，五月，“车驾祈雨于武州山”，少顷，便倾盆大雨而至。太和二年六月，幸鹿野苑。太和三年七月，在方山建思远佛寺。太和四年七月，又幸武州山。太和六年三月，幸武州山，并赐贫老者衣服。太和七年五月，幸武州山石窟佛寺（即今云冈石窟）。可以说，孝文帝是平城佛教和云冈石窟繁荣的积极倡导者。

从兴光元年（454）到承明元年（476），京城已有佛寺近百所，僧尼两千多人，四方诸寺六千四百多，僧尼七万七千多人。太和十六年（492），又下诏曰：“四月八日、七月十五日，听大州度一百人为僧尼，中州五十人，下州二十人，以为常准，著于令”。次年又诏立《僧制》四十七条。于是，“内外之人，兴建福业，造立图寺，高敞显博，亦足以辉隆至教矣”。佛教发展大大地超越了前代。

（三）孝文改革对云冈石窟的影响

孝文帝在位期间，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有以下几方面：服制改革、禁鲜卑语，定南迁人籍贯，改姓氏、鲜卑与汉族通婚、定姓族。定度量、改官制、改礼制等等。北魏从道武帝建立政权，经太武帝、文成帝、献文帝等几代帝王的努力，又经孝文帝一系列的改革后，在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思想体系上完成了其封建化，成为彻底的封建王朝。孝文帝的改革对武州山石窟寺（云冈石窟）的开凿也产生很大的影响。

鲜卑族最初生活在大草原，过着畜牧生活。故鲜卑男子服装一般为左衽装，鲜卑女子着夹领、小袖口装，戴帽。后鲜卑族南迁，转向定居的农耕生活。原来适应马背上的服装已不适应新生活习惯，故服制改革成为必然。北魏的服制改革，以孝文帝时代最为关键。其制，酝酿于太和五年（481）。《魏书·蒋少游传》记：“诏尚书李冲与冯诞、游明根、高闾等议定衣冠于禁中，少游巧思，令主其事，亦访于刘昶。二意相乖，时致诤竞，积六载乃成，始班赐百官。” 太和十年，孝文帝“始服兗冕，朝飨万国”，朝臣颁给五等公服。491年，颁赐刺史已下衣冠。太和十八年，革衣服之制。历时14年，基本完成。

孝文帝改革后的服饰，参照了南朝士大夫服饰样式，衣下宽、衣袖阔、衣带广，称之为褒衣博带式服装。一时，官绅争相模仿，风行全国。云冈石窟的开凿受该潮流的影响，亦给所雕佛像穿上了褒衣博带式袈裟。云冈石窟内有明确纪年的是太和十三年（489），位于第17窟明窗东壁。在第5、6窟，第11、13窟的七佛也采用了相同装束，之后的佛像雕刻服饰主流即为褒衣博带式，这无疑是太和服制改革的反映。

（四）孝文迁都洛阳以后佛教的发展

太和十九年，孝文帝迁都洛阳，政治、文化中心南迁。由于鲜卑族拓跋部为游牧民族，习惯凉爽气候，皇室贵族不大习惯洛阳炎热气候。孝文帝下令特许“冬朝京师，夏归部落”（《魏书·尔朱荣传》），平城作为北都，与洛阳往来甚密，仍是北魏佛教要地。

孝文帝对佛教义学的发展也很关心，他提倡《成实》、《涅槃》和《毗昙》等学，曾宣称“朕每玩《成实论》，可以释人深情”（《魏书·释老志》）。还提倡佛教义理之学,既礼禅僧，又敬法师，禅、理并重。孝文帝对一些名僧也表示崇敬，如沙门道顺、惠觉、僧意、惠纪、僧范、道弁、惠度、智诞、僧显、僧义、僧利，“并以义行知重”。孝文帝常于禁中亲讲经论，还为西域来僧在洛阳建永明寺，组织了以菩提流支为首的译场，影响遍及北国。

（五）“二圣”弘佛对北魏后世的影响

受孝文帝及冯太后影响，后来几代帝王都崇敬佛法，佛教在北中国空前壮大起来。上自帝王将相，下至黎民百姓，莫不崇佛。世宗宣武帝元恪“笃好佛理，每年常于禁中，亲讲经论，广集名僧，标明义旨。沙门条录，为《内起居》焉。上既崇之，下弥企尚。至延昌中，天下州郡僧尼寺，积有一万三千七百二十七所，徒侣逾众”（《魏书·释老志》）。元恪即位不久，就“诏大长秋卿白整准代京灵岩寺石窟，于洛南伊阙山，为高祖、文昭皇太后营石窟二所”（同上），即为龙门石窟之宾阳洞。随后，就轰轰烈烈地开始龙门石窟的开凿。永平中期，中尹刘腾上奏为宣武帝元恪造一石窟。龙门石窟的开凿，“从景明元年至正光四年六月已前，用功八十万二千三百六十六”。

肃宗孝明帝元诩于熙平元年（516）即位后，派遣沙门惠生出使西域，采诸经律。正光三年（521）冬，惠生还京师。共带回经论一百七十部，流传于社会。熙平中期，在城内太社西，建永宁寺。元诩母灵太后在洛阳城内“亲率百僚，表基立刹。佛图九层，高四十余丈，其诸费用，不可胜计”。到北魏末年孝明帝后期，“天下多虞，工役尤甚，于是所在编民，相与入道，……略而计之，僧尼大众二百万矣，其寺三万有余”（《魏书·释老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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