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观点
军事考古学与秦直道研究——访西北大学教授赵丛苍
军事考古学作为考古学分支学科，具有多学科交叉的特点，其基本理论来源于考古学的相关理论，并吸纳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相关理论如系统论、中层理论、场域理论、历史想象理论等理论思想。研究方法得益于考古学基本方法的发展成熟，如考古地层学、考古类型学与文化因素分析等。如何通过解读秦直道这样的古代军事活动遗存，还原古代军事状况？记者近日采访了长期从事军事考古研究的西北大学教授赵丛苍。
通过军事遗迹还原历史
《中国社会科学报》：军事遗迹、遗物作为军事文化系统的部分指示物，如何构建古代军事的部分历史？
赵丛苍：考古学所研究的物质资料是“死的”，它不会自己阐释自己。当我们将考古材料置于文化系统中研究时，它才是鲜活的、比较完整的。军事遗迹、遗物作为军事文化系统的部分指示物，可以构建古代军事的部分历史。比如我们可以根据特定战争遗址和周边地理环境，结合出土的兵器组合、阵地布局来推测古代的战争过程。
军事考古学是对古代军事活动遗存的研究，能否正确解读古代军事活动遗存是其还原古代军事状况的关键，历史想象就是古代军事状况得以正确解释的基础理论之一。在历史不可能重演的事实基础上，历史遗留的物质文化无疑间接地传达了该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信息。考古学家对物质文化遗存的掌握有着独到的方法，从中获得了大量翔实可靠的信息，而信息是还原古代社会的重要材料，文物并不能直接诉说历史，依靠“想象”，我们能够感知到汉唐雄风、青铜流光，乃至远古的呐喊。
《中国社会科学报》：军事遗存的类型学研究有哪些特点？
赵丛苍：考古学研究古代人类的物质文化遗存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其基本的理论支撑仍然是考古地层学和考古类型学。考古发现的任何军事遗迹、遗物，都必须借助于地层关系来确定其相对年代，如果失去了地层依据或层位关系混乱，就会使出土文物失去应有的科学研究价值。因此，在对军事活动遗迹进行田野考古的过程中，必须较以往遗址发掘更加细致，注意收集各种有用信息。军事遗存的类型学研究的目的，是通过对古代军事遗存的形态演变规律和谱系的认识，获得军事遗存的相对年代信息，探讨同一时期不同政治主体之间的军事互动；探讨不同时期某类军事遗存的发展序列及其与其他遗存间的相互关系。军事遗存的类型学研究希望从横向和纵向上对古代军事活动进行比照，以期获得军事文化外部和内部的互动信息，为达到深入认识古代军事发展及还原古代军事状况的目的提供必要的研究资料支撑。
获得对古代军事活动的合理解释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为什么经常强调文化因素分析对古代军事遗存研究的重要性？
赵丛苍：文化因素分析法是军事考古学研究当中的“中层次”的方法。通过地层学与类型学的研究可以反映器物本身的时空信息，而地层学与类型学在揭示古代军事活动的文化内涵上却难以有所作为，特别是源流演变之后的时代背景、流变原因等方面。文化因素分析法对古代军事遗存的研究能够补充地层学与类型学的不足，将器物的研究提升到文化的分析。古代军事遗存的研究不仅需要掌握其时空信息，更重要的是解释其起源、发展、消亡的原因，而原因的解释就需要具体分析当中文化因素的演变，其作用是其他方法所不能替代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什么是军事考古学研究中“长时段”的“人的科学”？
赵丛苍：军事考古学研究应当注重“长时段”的“人的科学”。“长时段”理论认为有三种不同的历史时间，即地理时间、社会时间和个体时间。与之相对应的即长时段、中时段以及短时段。分别表述三个不同层次的历史运动，而其中的长时段历史也就是结构史，即自然、经济和社会的结构，历史进程中演变缓慢的历史事物，这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一个阶段，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起长期的决定性作用。只有借助于长时段历史观，才能够更深刻地把握和理解人类生活的全貌。长时段理论为军事考古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高层次的空间，与低层次的田野发掘和中层次的类型学、文化因素分析研究，共同构成了军事考古学的方法体系。
在军事考古学视野下，运用考古地层学与考古类型学从古代军事遗存本体入手，比照不同军事集团或政治实体的军事文化特征，依据文化因素分析方法构建古代军事状况的时空框架，将军事遗存的内涵进行提炼，获得对古代军事活动的合理解释。同时，注重军事文化的整合分析，从而使得军事遗存的考古学研究不是仅仅停留在器物研究的层面以及历史价值的阐发，避免忽视“人的作用”，而使其成为全方位理解与解释古代军事与人类活动的“人的科学”。
秦直道归根结底是为满足战争攻防需求而出现的军事设施。引入军事考古学的理论方法将推动秦直道研究的发展。
（原文刊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8月10日第15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