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18年8月18—19日，“中国古代文明化进程模式研讨会”在郑州举行，研讨会由中国考古学会新石器考古专业委员会和郑州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会主办，郑州嵩山文明研究院承办。来自北京、河北、山东、山西、陕西、甘肃、安徽、吉林、辽宁、河南等地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吉林大学、安徽大学、郑州大学等科研院所及高校的专家齐聚郑州，共襄盛会。与会专家学者对中国文明化进程的模式等相关学术问题进行了广泛交流和深入 ...

　　2018年8月18—19日，“中国古代文明化进程模式研讨会”在郑州举行，研讨会由中国考古学会新石器考古专业委员会和郑州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会主办，郑州嵩山文明研究院承办。来自北京、河北、山东、山西、陕西、甘肃、安徽、吉林、辽宁、河南等地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吉林大学、安徽大学、郑州大学等科研院所及高校的专家齐聚郑州，共襄盛会。与会专家学者对中国文明化进程的模式等相关学术问题进行了广泛交流和深入探讨。

　　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先生出席会议并发表致辞。他重点谈了开展中国古代文明化进程模式研究的重要学术意义。他指出，开展中国古代文明化模式研究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意识到但未及深入开展的课题，在文明探源工程告一段落，并思考下一步如何继续展开的关键时期，召开文明化进程模式专题学术研讨会，对今后一段时期进一步开展文明起源研究是一个重要的奠基和引领。

　　之后，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李伯谦教授作了“中原地区在中国文明形成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的主题发言。李先生从广阔的地理空间范围和长时段的历史时期两个非常宏大的视角考察了中国古代文明化进程，总结出中国古代文明化进程“百万年的根系、一万年的起步、五千年的文明、三千年的帝国”的关键阶段。他着重指出，大约距今5300年前后，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北方地区的红山文化及稍后的长江下游良渚文化先后进入了高于部落之上的、稳定的、独立的“古国”时代。此时，中原地区考古学文化表现并不突出。但在此后的进一步发展中，各地区“古国”则选择了不同的发展道路或演进模式。中原地区“仰韶古国”表现的是以军权和王权结合为基础并突出王权的道路，“红山古国”则选择了神权道路，“良渚古国”选择的是由军权、王权和神权相结合并突出神权的道路。以“神权”为核心的演进模式是崇尚祭祀奢华、耗费社会财力“竭泽而渔”式的发展，后续发展动力显然不足；以世俗化的“王权”为核心的演进模式却是更务实、更加稳健，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具有较强且持久的发展动力，以“灵宝西坡遗址”为代表的中原地区即是此种模式的典型代表。由于这种模式具有强大的发展潜力和动力，所以在随后的时间里它后来居上，最终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形成华夏文明的主干和根脉。他认为：中原地区的发展更多的是融合了中国北方地区社会运作的特征，并在这个基础上广泛吸收周围文化的影响而发展起来。尤其是在中原地区为我们创造了文字记录系统，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无论如何，它毕竟为我们保留的一个这样长期的记录，这个文字书写系统它的出现对整合一个更大范围的人的文化、思想、政治、制度等等它是一个发挥，它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之后、戴向明、李新伟、雷兴山、赵春青、高江涛、方燕明、张爱冰、薛新明等十多位专家做了书面发言。

　　中国国家博物馆戴向明研究员作了《简论中国早期国家形成的动力机制》的报告，他采用了一种多变量分析、系统论考虑的角度，对以良渚为代表的长江下游社会的发展模式和以中原地区为代表的北方地区的发展模式进行了地理环境、社会财富、经济、权力的特征等全方位的比较，指出文化动因在不同演进模式中起着重要作用的见解。他认为研究文明起源和国家形成的模式，最终是要总结出不同区域不同模式的共性和个性；社会的变化，是围绕权力来运转的，国家的形成，实际上是一种权力形态的变化，因此重点要考察社会权力是如何形成、发展、集中和提升的。在重点围绕生产经济、武备军事、宗教信仰等几个方面重点讨论了几个不同区域的变化情况之后，他认为中原社会的演进动因在于资源的有限性和人口之间的矛盾，从而导致了战争、暴力频繁的区域特点而与南方的模式有显著区别，在这种社会环境下世俗权力起到了主导社会、扮演运作社会主要角色的作用，从而构成了中原模式的基本特征，而这些特征恰如李伯谦先生说的那样，又被以后的中原社会所继承，造成了较为持久的历史影响。

　　李新伟研究员作了《西方关于前国家复杂社会发展不同模式的研究》的发言，他借鉴西方文明模式的分类理论与观点，考察了中国各地古代文明化进程模式，将中国史前文明划分为两个大的类型：一是集体取向的类型，另一个是个人取向的类型。他认为公元前2300年，尤其是公元前1800年以来，中国文明的主流是一种以中原地区为代表的世俗的权力型社会（倾向于集体取向的社会模式），他的结论和戴向明先生的认识有异曲同工之处，只不过表达角度不尽相同而已。

　　赵春青研究员、高江涛副研究员分别以《中国古代文明化进程刍议》、《试论中国早期国家形成的模式和动力》为题，重点探讨了中原地区的文明化进程，对中原地区文明化重要时间节点、发展程度的评估做了非常好的梳理和介绍。

　　王炜林、孙波等几位学者也做了即兴发言，他们根据西北、山东、安徽等地的考古资料，分别发表了各自对文明化进程模式研究的见解。

　　最后，赵辉教授发言，对本次学术研讨会进行了详细的总结，他认为本次会议在一天半的时间里边，一共有10位专家做了书面报告，还有5位专家即兴发言，学术水平都很高，是一次高水平的学术会议。同时，他也指出：在中国史前文化多元一体发展的格局背后，各地方的社会应存在着不同的演变方式，通过进一步的工作，应该能总结出各自不同的文明化演进模式。开展文明化进程模式研究对中国史前考古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他指出，在进行不同文明模式的比较研究的同时，更应该放眼于探讨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思想、传统政治等这样一个更大的中国文明发展的汇集和形成的问题。要认真考虑开展中原地区文明探源这个课题研究，要在这个方面多做一些工作。他提出两点期望，一是要探讨研究中原地区自己是怎么发展的，二是研究中原地区与周边文化的交流互动。要搞清楚中原地区汇集和吸纳了周边文化的的哪些因素，最终成为中华文明的主流和“骨干”。

　　本次会议内容丰富，紧张有序，各位专家踊跃发言，各抒己见，充分交流，气氛热烈，收获丰富。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高端学术会议。（审稿：孙英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