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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凌云:“文帝行玺”是考古发现西汉最大金印

摘要: 在建国后的历次考古发现中,有不少秦汉时期的印章被发现。而在众多的印章中,有一枚印章十分独特:它是一枚“帝印”,这就是“文帝行玺”。虽然它不是真正的皇帝印玺,只是西汉时期南越国国王的王印,但它却是我国目前考古发现的最大的一枚西汉金印。这枚金印究竟是怎样被发现的,它有着怎样的历史意义,我们怀着这些问题采访了西汉南越王博物馆馆长吴凌云。吴凌云石破天惊的发现1983年6月,广东省政府基建部门正在风景秀美的


在建国后的历次考古发现中,有不少秦汉时期的印章被发现。而在众多的印章中,有一枚印章十分独特:它是一枚“帝印”,这就是“文帝行玺”。虽然它不是真正的皇帝印玺,只是西汉时期南越国国王的王印,但它却是我国目前考古发现的最大的一枚西汉金印。这枚金印究竟是怎样被发现的,它有着怎样的历史意义,我们怀着这些问题采访了西汉南越王博物馆馆长吴凌云。

吴凌云

石破天惊的发现

1983年6月,广东省政府基建部门正在风景秀美的越秀山西侧名为象岗的小山岗上作业,原本近50米高的山体经过3年的施工已经削掉了17米。突然,挖墙基的工人们发现了一块块平整的石板,从石板之间的缝隙窥探下去似乎是一座地下建筑。闻讯赶来的专家经过三天的勘察并冒险探墓之后,初步得出结论:这是一座西汉南越国时期的王侯级大墓。

发掘现场

7月4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及广东省博物馆联合组成庞大的“广州象岗汉墓发掘队”,麦英豪任队长,8月25日,发掘正式开始。10月6日上午,最后一批南越遗珍运出墓室,历时43天的发掘圆满结束,共出土1000多件(套)珍贵文物,震惊世人。

东耳室出土情形

前室出土情形

墓室坐北朝南,南北长10.85米,东西最宽12.5米,建筑面积约100平方米,整体中轴对称,并按“前朝后寝”的布局分为前后两部分,共七室,功能各不相同。前部有前室、东耳室、西耳室,三室平面呈横长方形。墓室的后部有四室,主棺室、东侧室、西侧室三室平行纵列,主棺室的后端为后藏室。

墓室结构图

在墓室的主棺室,考古队员在墓主胸腹位置发现一枚龙钮“文帝行玺”金印,印面边长3.1厘米,宽3厘米,通高1.8厘米,重148.5克,含金量为98%。印面阴刻“文帝行玺”四个字。

“文帝行玺”金印

金印的印钮是一条游龙,盘曲成“S”形,龙头伸向一角,龙身上的鳞片和爪是铸成后凿刻的,龙腰隆起可以用来穿印绶。出土时,金印印面沟槽及印台四壁都有使用和碰撞的痕迹,显然,是墓主生前的实用物。

文帝行玺是识别墓主身份的重要物证

在墓葬的发掘过程中,有一个谜题始终困扰着考古队员们:墓主人是谁?文帝行玺的发现成为打开这一谜题的关键钥匙。

吴凌云说道:“首先墓中发现了大量的文物,可以断定是汉武帝时代的。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了当时的广州属于南越国,南越国的第一代国王自尊号武帝,第二代国王自尊号文帝。“文帝行玺”金印恰恰与《史记》的相关记载相符。同时,墓中还发现了“帝印”玉印、“泰子”玉印、“赵眜”玉印等印章。种种证据都表明了墓主人就是《史记》记载的第二代南越国国王文王赵眜。”

“帝印”玉印

“赵眜”玉印

据《史记》、《汉书》等史书记载,南越国创建者赵佗曾是秦始皇平定岭南的一员战将,后任南海郡龙川县县令。秦朝灭亡后,公元前204年,赵佗发兵兼并了桂林郡和象郡,建立了南越国,自称南越武王。南越国自赵佗起,共经历5世93年。第一代南越王赵佗自称武帝,第二代南越王名赵眜自称文帝。

行玺是什么呢?吴凌云介绍到:“据说秦始皇称帝之后,用和氏璧造了天子六玺。因为没有发现实物,专家就有不同的考证,这种六玺可能是‘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但是这些玺印还没有被发现。日本东京博物馆收藏有一块“皇帝信玺”印泥,可能为西汉皇帝的“皇帝信玺”的印泥。信玺可能是用于国与国之间交往的印章,行玺可能是从上到下发布命令的时候使用的。”

“皇帝信玺”印泥

文帝行玺有很多独特之处

文帝行玺有很多与众不同的地方。“文帝行玺在中国印章史上有独到的地位。总的来说,既学中原又有别于中原。对我们了解汉代玺印制度,汉代的中央和边疆的关系也有重要的意义。”吴凌云说道。

印章的独特之处,首先表现在它的形制上。汉代帝王印章的边长一般在2.5到2.8厘米之间。在陕西西安发现的“皇后之玺”印章,边长为2.8厘米,而南越王墓的文帝行玺是3.1厘米。“远远超过了秦汉印章的规制。”

第二个特点是文帝行玺直接用自尊号,而不是用“皇帝之玺”,或者“皇帝行玺”的概念。玺印中自称“文帝”,这是南越国王很有自身特色的称谓。在中原王朝中,“文帝”并不是皇帝在位时的“尊号”,而是在其死后,对其一生所作评价的“谥号”。而在南越国则是生前的尊号。“这可能是沿用了战国自尊号的风格。”吴凌云解释到。

第三个重要的特点是用龙做钮。“这也是目前我们国家秦汉印章里面发现的孤例,完全是用一个龙做钮。”考古发现的印章基本上是蛇钮、龟钮、虎钮等,龙钮是首次发现的。如“滇王之印”,是1956年在云南晋宁发现的,墓主为一国藩王,印钮作蛇形。“汉倭奴国王”印,于1784年在日本九州志贺岛出土,印主为一邦之王,印钮也是蛇形。1968年发现的“皇后之玺”,钮作螭虎形。西汉的“轪侯之印”,是1973年在湖南长沙汉墓中发现的,墓主为侯爵,印钮作龟形。这颗南越王金印,钮作龙形,在已发现的大量汉代玺印中没有见过。“而且这条龙是非常成熟的龙,有猪的鼻子,蛇的身子,整个身体呈S形盘踞在印台之上。这是非常有特点的。”

轪侯之印

皇后之玺

谈到为什么南越王会以龙为印钮,吴凌云认为可能与秦始皇自称祖龙有某种渊源关系。“龙是从秦始皇开始才成为皇帝身份的象征。第一任南越王赵佗,本身就是秦始皇手下的大将。所以“文帝行玺”采用龙作为钮就可以理解。事实上,南越王的印章更多承袭的是秦印的规制。如秦印一般都有田字格或日字格,“文帝行玺”的印文上也有这样的特点。”

“文帝行玺之所以有这些特点,是因为岭南地区在当时属于汉中央的一个自治区。汉朝给了岭南地区充分的行政自主权。在南越王称帝野心膨胀的情况下,自制印章,僭越礼制,既学中原又有别于中原。”吴凌云最后总结到。

“文帝行玺”金印是我国目前考古发现的最大的一枚西汉金印,也是唯一的汉代龙钮帝玺。它与先前发现的“皇后玉玺”玉印和“皇帝信玺”封泥共同印证了史书记载秦汉实行的印玺制,此外,它还是墓主人身份最可靠的物证,具有十分珍贵的历史和文物价值。是当之无愧的国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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