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前沿

遗珍重拾: 拉斯海马考古调查记略

摘要: 遗 珍 重 拾拉斯海马考古调查记杜伦大学考古系故宫博物院考古研究所阿联酋拉斯海马古物与博物馆部引言:一个明代青花瓷盘的“破镜重圆”祖尔法(Julfar),位于阿联酋拉斯海马市西部的潟湖岸边,从新霍尔木兹王国时期(NewHormuz Kingdom)到葡萄牙人殖民时代(约14世纪至17世纪)一直是与印度洋贸易的重要港口。虽然历史文献对于它的记载只是寥寥几笔,但是最近几十年在波斯湾地区的考古工作又把这


遗 珍 重 拾

拉斯海马考古调查记

杜伦大学考古系

故宫博物院考古研究所

阿联酋拉斯海马古物与博物馆部

引言:一个明代青花瓷盘的“破镜重圆”


祖尔法(Julfar),位于阿联酋拉斯海马市西部的潟湖岸边,从新霍尔木兹王国时期(NewHormuz Kingdom)到葡萄牙人殖民时代(约14世纪至17世纪)一直是与印度洋贸易的重要港口。虽然历史文献对于它的记载只是寥寥几笔,但是最近几十年在波斯湾地区的考古工作又把这个沉寂许久的古城带到了世人的面前:从热闹的街区到繁忙的港口,从不断扩建的清真寺到坚固的城墙,这些古老的遗迹仍然伫立在荒芜的沙丘中。然而,追溯到600年前,祖尔法曾经是波斯湾地区一个热闹而重要的港口城市。


位于阿联酋北部的拉斯海马市


在祖尔法考古众多出土物当中不乏大量的中国外销瓷、伊斯兰陶瓷、玻璃器、本地陶器与钱币等重要的考古资料,而在发现的中国外销瓷瓷片中还蕴藏着一个美丽的故事:1977年,在祖尔法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一些明代青花碎瓷片。经过修复考古人员发现这些瓷片可以基本复原出一个明代晚期的花鸟山水纹盘。可惜的是,瓷盘在口沿处缺少了一部分。遗憾的是这个瓷盘并没有被完整的复原,但这也足以让考古工作人员十分高兴了。毕竟在印度洋考古工作中,能发现如此完整的器物已经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了。随后,这个复原的明代青花瓷盘收藏在了拉斯海马国家博物馆。十年后(1987年)的一天,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这个明代瓷盘被刊登在了英国报纸上。文章发表后不久,一位名叫卡尔·格罗斯(Mr Karl Gross)的英国人来信联系到了博物馆,信中说1983年他曾经在拉斯海马度假,在海边散步时无意间捡到了一枚青花瓷瓷片,为了纪念他的这次旅行他便把这个瓷片保存了起来。在看到这篇报道后,格罗斯先生发现这个瓷片正是文章中提到的明代青花瓷盘所缺少的那部分。随后他将这个瓷片捐给了拉斯海马国家博物馆,使得这个破损的明代瓷片得以“破镜重圆”。为了纪念这个浪漫而巧合的的故事,拉斯海马博物馆并没有将这个瓷片组合在青花瓷盘中,而是与修复的瓷盘一起并列摆放陈列。



考古工作不仅仅只是为了讲述这样浪漫而巧合的故事,而是为了让我们有机会更多地了解人类的历史的变迁与文明的发展。在拉斯海马的考古工作与调查就是这样众多印度洋考古工作中的一个。2017年8月,故宫博物院考古研究所与英国杜伦大学考古系(Archaeology Department, Durham University, UK)有幸应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拉斯海马酋长沙特·本·沙克尔·阿勒卡西米殿下(HH Sheikh Saud bin Saqr al Qasimi)与拉斯海马文化旅游发展局的邀请,在当地展了为期七天的调查访问。在此期间共调查考古发掘遗址八处、现代港口调查一处,赴两所博物馆调查学习,并与拉斯海马酋长国建立了友好的合作联系。此次考察主要基于过去将近半个世纪的拉斯海马考古工作,并为以后的联合考古考察项目奠定了基础。我们将结合过去的考古工作与这次实地考察,介绍古代印度洋海上贸易之路的历史发展与中国陶瓷贸易对古代经济贸易发展的影响。

见微知著:拉斯海马的历史变迁


历史上,古代伊斯兰文明的中心地处波斯湾北岸的伊朗与伊拉克地区,而今天的科威特、卡塔尔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地区则很少被提及。但是,没有历史的记载并不是说这些地区没有文明与历史的发展。过去几十年在波斯湾地区的考古发掘工作则弥补了这些历史空白,也帮助我们深入了解了波斯湾南地区的历史发展脉络。

拉斯海马(Ras al-Khaimah)地处波斯湾入海口南岸、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北部。从整个亚欧非大陆来看,拉斯海马位于印度洋海陆的中心点:无论是从中国去往非洲,还是从欧洲到达印度,拉斯海马都处在海陆与陆路交通的要地。虽然有着如重要的地理位置,但是因为鲜有史料记载,拉斯海马地区一直被世人所遗忘。甚至到了近现代时期,人们对于拉斯海马的认识还只停留在游牧迁徙的原始部落状态。20世纪中叶开始,各国学者在拉斯海马的考古学调查不断展开,在拉斯海马进行考古学研究与历史重建工作均取得了突破性的认识和进展。从而也解开了拉斯海马作为海上重要港口城市的神秘面纱。


拉斯海马市西马尔村


早在青铜器时代,拉斯海马地区就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和印度河谷地区有着密切的联系。位于拉斯海马市东北部八公里左右的西马尔村(Shimal)保存着阿联酋规模最大的史前墓葬群,其包括史前墓葬250余处,年代跨度为公元前4500年至公元前500年左右。本次故宫博物院考古研究所与杜伦大学考古系的联合考古队首先对拉斯海马乌姆阿尔纳文化(Umm al-Nar Culture)时期的墓葬进行了细致调查,这些墓葬年代约为公元前2600年至前2000年左右的青铜器时代文化遗迹。墓葬主要为合葬石碓墓,墓葬结构为弧壁平顶,中间墓室狭长、内部呈拱形。墓葬主要为石砖垒砌、设有祭祀用小平台,墓外壁经过精细打磨。出土的器物主要包括美索不达米亚地区风格的陶器碎片、滑石器皿、黄金首饰以及印度河谷地区生产的铜制品等。而青铜时代晚期的墓葬形制稍有变化,墓葬外壁打磨工艺已经消失,石砖堆砌不甚规整。由于当地墓葬多被盗掘,所以其墓葬形制尚不确定,据推测墓室约可埋葬一百余人。根据墓葬规模与数量,可以看出当地在青铜器时代已经形成了出具规模的人类据点,其社会形态还应当处于公有制阶段。


拉斯海马地区青铜时代墓葬遗址


进入到萨珊王朝时期,拉斯海马地区出现了一次经济社会的长足进步。这次联合调查访问了库什遗址(Kush)与示巴女神宫遗址(The Palace of Queen of Sheba)。库什遗址以一处人居遗丘为主,其南北长120米,东西宽100米,中心部位距地面高度为6.5米,地下部分约为1.5米,地层总体厚度为8米,是阿拉伯联科酋长国最大的人居遗丘遗迹。库什遗址相较青铜时期墓葬群遗址大举西迁,距山更远,反映了当时海滨已向西退至此处。库什遗址出土了大量考古遗物遗存,其中包括中国陶瓷的种类包括越窑青瓷、广东青瓷、德化青白瓷和龙泉青瓷和青花瓷等品种。示巴女神宫则位于拉斯海马西马尔村东侧哈扎尔山(Hajar)西麓延伸出的一处丘陵顶端,应当为库什遗址统治者的宫殿,年代为公元11世纪左右。根据古兰经与希伯来圣经记载,示巴女王是非洲东部示巴王国的女王,生活在约公元前1000年左右。但是此处宫殿遗址得名仅仅是根据当地传说,并无任何历史与考古佐证。宫殿遗址结构相对完好,地面与墙壁灰面仍清晰可见。起居室、走廊、储藏室与蓄水池等设施结构保存完整。站在宫殿前,可以尽览库什与拉斯海马市全貌,远眺可见波斯湾。宫殿遗址背后为哈扎尔山脉,与阿曼毗邻,仍保存有堡垒或城墙等设施的遗迹,为宫殿的防御工事。

继西马尔村诸遗址以及库什遗址之后,联合调查队继续向西南侧海滨推进调查范围,在现代临海的潟湖区域考察了祖尔法遗址保护区,其年代为14至16、17世纪。祖尔法遗址区可分为的核心区域——阿尔马塔夫遗址(al-Mataf),及其周边地区阿尔努杜德(al-Nudud)区。前者为一个约900平方米的人工丘陵,并根据史料记载与以前的考古工作可认为这应当是祖尔法古古城的中心地带,现已列入考古遗址保护区。后者,阿尔努杜德区将在考古发掘之后用与城镇化建设。从1970年代开始,在整个祖尔法地区已经展开了多次试掘和发掘工作,推断祖尔法城址中心是由14世纪的一个渔村发展而来,在15世纪成为了波斯湾入海口地区的一个重要的城镇中心,主要遗迹包括有清真寺、城市遗迹、墙基等。城市随后在16至17世纪逐渐被遗弃。

阿尔马塔夫的清真寺遗址最早建于14世纪中早期,在之后的一两个世纪中经历过四次重建和扩建工作。清真寺不断的扩建应该与当地人口的增长有着联系。清真寺北部区域发掘的或者可以与清真寺地层相吻合。祖尔法的城市化发展变化也是从14世纪中早期开始的,由原本的棕榈叶小屋组成的村落发展成为了砖石结构建筑的城市,随后在16世纪开始衰落。16世纪中期,又有棕榈叶小屋村落出现,随即遗址完全废弃。


祖尔法遗址古代城市发展演变图


从库什遗址到祖尔法遗址,我们看到了拉斯海马地区随着海岸线的变化而产生的城市化进程,以及当地和印度洋海洋贸易的紧密联系。从11世纪开始,随着阿巴斯王朝(Abbasid Caliphate)逐渐衰落,波斯湾地区的经济和贸易重心开始转向红海地区。但拉斯海马因为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仍然在印度洋贸易中扮演者重要的角色。尤其从14世纪以来,作为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港口与城市,拉斯海马呈现了一派贸易繁荣的景象。虽然祖尔法遗址与拉斯海马的考古工作只是众多印度洋中世纪考古工作中的一个,但是其连贯的历史架构和出土的大量中国贸易陶瓷遗存为我们了解古代印度洋贸易打开了新的局面。

透物见人:考古学视野下的古代经济贸易


考古学研究为我们了解古代历史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尤其在历史文献因为种种原因有着缺失和记载不详的时候,考古学在研究古代器物遗存的基础上,提供给了我们了解古代人类活动的新的启示。一条沉船或一个遗址所能带来的历史信息往往是崭新和具有突破性的。对于我们不甚了解的历史,考古工作能够填补我们认识古代历史与人的空白。

在拉斯海马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从唐代到清代的各个时期的中国陶瓷,并根据不同时期陶瓷品种和数量的变化,分析出中国陶瓷贸易和波斯湾经济的历史发展变化。例如在祖尔法遗址中,我们可以很容易的采集到元代至明代早期的龙泉窑青瓷碎片,以及大量的明代中后期至清代的青花瓷器碎片。通过分析和与其他陶瓷的对比,我们发现在库什与祖尔法遗址发现陶瓷遗物中,伊斯兰釉陶和中国瓷器可以被看做是高质量的陶瓷制品。在13世纪时伊斯兰釉陶的进口达到了顶峰,而此时期的龙泉窑瓷器刚刚进入到拉斯海马地区。然而到了祖尔法遗址,大约在13世纪后期至14世纪早期,伊斯兰釉陶完全消失了,这应该和伊斯兰釉陶制造业的衰落相关。而为了弥补高质量陶瓷消费品的空缺,龙泉窑青瓷大量进入了拉斯海马,占据了市场的主导地位。但在随后的地层中,龙泉窑重要的市场地位逐渐被青花瓷取代。这个市场消费品的变化无疑是与中国陶瓷业的发展息息相关的。


拉斯海马祖尔法遗址出土的元代釉里红玉壶春瓶残片(王琎摄影)


此次联合考古队调查的着眼点不仅仅是出土的器物和出土物的研究,更是着眼于人类创造的过去与历史以及古代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我们通过考古学的观察,不仅仅看到了拉斯海马地区的经济发展与历史变迁,而是看到了古代中国与伊斯兰世界的经济文化交流、技术交流和人的流动。这也正是中世纪中国与印度洋和欧洲经济繁荣的见证,也是早期全球化进程的开端。

结束语:历史的回声


作为考察的尾声,故宫博物院与杜伦大学联合考古队最后来到迪拜老城市场(DubaiOld Souq)和现代海运港口,通过与老城市场商贩和来自各国的贸易船商的交流来实地调研阿拉伯地区的贸易形式。通过调查发现,迪拜老城市场仍依稀可见古代阿拉伯地区贸易市场的风貌,贩卖的特色商品主要包括印度洋货物、各国织物、中国丝绸、香料、乳香、香水和阿拉伯当地的手工艺品、金银首饰和水烟烟草等。商店的售货员可以使用各国语言简单地揽客与叫卖。大多商贩可以流利说出“你好吗”、“很便宜”、“你从哪里来”这些简单的汉语来吸引中国游客。此外,除了近东地区的语言以外,也经常听到英语、日语、法语、意大利语的叫卖声。随后,考古队在市场北部的阿尔库柏巴港口(al Ghubaiba Marine Station)乘船来到潟湖对岸的黛拉老市场港(DeiraOld Souq Station)。在那里来自各国的现代商船正在停泊靠岸、卸货进货。所载货物包括来自各国的各类商品,可见的货物包括电器、饮料、轮胎、文具、织物布料等。联合考古队与一艘来自伊朗的商船进行了细致的交流,得知商船来自伊朗南部,不到十个小时就可以达到迪拜。船员的母语为波斯语,但是可以简单地使用印地语和阿拉伯语,以及非常有限的英语。这种市场与海运贸易方式很有可能在阿联酋地区有着上百年的传统,与古代贸易最大的不同在于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现代传播、贩卖的是现代商品,这只是替代了古代的阿拉伯商船与中国瓷器。然而商人的运作方式、语言交流方式和潟湖边简单的靠岸港口的搭建方式可能没有太大的改变。作为历史的回声,我们感到了古代与现代印度洋贸易方式的惊人相似,现代的商业社会调查也对于我们理解考古工作和古代历史、经济和文化的变迁有着重要的意义。


迪拜老市场仍旧保持着古代伊斯兰集市的风貌

附记:


故宫博物院与杜伦大学合作大事记


2016年12月6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的见证下,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与英国杜伦大学副校长David Cowling代表双方签署了《中国故宫博物院与英国杜伦大学合作谅解备忘录》。其中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双方在“一带一路”体系下开展中东、欧洲以及印度洋地区的考古学探究,并对该地区出土的中国瓷器等文物资料进行合作研究,从而促进双方在考古领域的共同发展。

2017年5月,杜伦大学考古系师生四人在故宫博物院进行了为期三周的考古学交流活动,跟随故宫博物院院内考古工地工作进度,进行了十个工作日的中、英两种发掘记录,比较其中异同,探讨双方考古学方法。故宫博物院前任院长、考古学家张忠培先生与杜伦大学考古系师生进行座谈,讲解了考古发掘与遗址保护的关系以及故宫考古的方法特点——“最大程度保护、最小程度干预”的“微创”发掘。故宫-杜伦考古学交流团队一行八人赴浙江省考察,参观、走访了龙泉地区金村——大窑古代窑业文化群落,上林湖后司岙龙窑遗址,龙泉市博物馆和浙江省博物馆。活动期间,杜伦大学副校长考布里奇教授、国际关系院长多诺霍教授以及考古系系主任斯基德教授来京考察了此次交流活动。

2017年8月,经杜伦大学考古系DerekKennet博士联系,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哈伊马角酋长国古物博物馆邀请故宫博物院考古所、杜伦大学考古系在当地展开为期7天的调查访问。故宫-杜伦联合调查团一行受到了哈伊马角酋长沙特·本·沙克尔·阿勒卡西米殿下(HH Sheikh Saud bin Saqr al Qasimi)的热情接待。联合调查团实地调查考古发掘遗址八处、现代港口一处,赴两所博物馆调查学习,并为我国驻迪拜总领馆工作人员讲座一次,并与哈伊马角酋长国建立了友好的合作联系。


注:本文原载于《紫禁城》2018年第5期。部分图文转自“杜伦考古”公众号,内容略有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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