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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故知新:《良渚玉器》读后
1989年,正当反山和瑶山的琮璜璧钺以令人惊叹的繁缛深邃刷新我们对中国史前时代的认知之时,苏、浙、沪考古学家联合编撰的《良渚文化玉器》出版。倏忽间近30年过去,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和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精印出版了《良渚玉器》,翻阅入神之际,在不同角度表现得细致入微的神人兽面、流云飞鸟之间,隐然有温故而知新的机缘闪现。
牟永抗先生在《良渚文化玉器》的前言里写道:“现在将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良渚文化玉器所指示的社会发展阶段。”严文明先生在本图录的序言里也写道:“解读良渚玉器,离不开对整个良渚遗址的认识。”我们“知新”的机缘,首先是因为30年来,丰富的考古资料已经充分展现了良渚社会的发展程度。良渚古城、大型水利系统、密集的聚落群、大面积稻田、数十万斤炭化稻谷……考古遗存表现出的规模惊人的人力物力和社会组织力,已令很多学者相信良渚社会是王者统治的古国,“反山12号墓埋葬的死者很可能就是一位王者,我们可以称之为良渚王”。那么,琮璜璧钺们自然是王者之器。山河寻璞、切割琢磨、精雕细刻、盛装威仪、仰天俯地、入幻通神……这些玉器从原料的获得到制作、使用、赏赐和入葬反映的是王者对珍贵资源的掌握、对特殊技艺的控制、对沟通天地权力的独占和宗教宣示、维护权力、构建强大政体的政治实践。考古学家们理应对此肃然起敬,试着给自己的研究增加些王者之情怀,获得新知。
“知新”的另一个重要机缘,是与30年前相比,我们对距今5300至4300年,即良渚孕育、成长、繁荣和沉沦的大时代里,中国各史前文化区的交融碰撞和波澜起伏有了更全面而深刻的认识。我们知道,在这个时代之前数百年,各地区的跨越式发展和以上层交流为核心的密切互动,已经催生了“中国相互作用圈”或“最初的中国”。江淮之间的凌家滩遗存和辽河上游的红山文化志趣相投,共同开启了以宗教凝聚人群的政治实践;而海岱和淮河之间的大汶口文化、环太湖地区的崧泽文化和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却更重世俗礼仪;以晋陕豫交界地区为核心的庙底沟类型则独具“集体取向”。我们也知道,距今5300年前后,庙底沟的解体造成中国西北的“西高地”广大地区的人群迁移和文化互动,而“东平原”地区则出现大汶口的持续发展和西进、大溪文化向屈家岭文化的转变和后者的北进,凌家滩遗存神秘消失。良渚的王者就是这样壮阔的动荡整合的时势造就的英雄,与凌家滩有公认的强烈关联。我们还知道,以玉为权力和法力最重要载体的良渚王们在持续千年的构建“神王之国”的创造性实践中,一直与大汶口和屈家岭有强烈的碰撞,对距今4300年后“东平原”地区的龙山文化和石家河文化以及“西高地”边缘的陶寺文化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在这样的“最初的中国”的视野下,我们会对良渚王们的地理知识、“天下观”、政治理想、宗教观念和统治策略的形成及发展有更深刻的理解,从玉琮与凌家滩玉筒形器和玉版的相似中领悟出传承,从琮的独特形制,以及璧、冠状器、锥形器和形式统一的神人兽面的骤然出现感受文明勃兴时刻的创造力,也会从良渚风格玉器的流传和演变中获得对良渚在中国文明形成中独特地位的正确认识。
“知新”的第三个机缘是已经出现、更让我们热切期待的中国考古学者正在形成的世界文明的视角。伦福儒先生已经正式提出良渚进入文明阶段,我们自己放开视野,在全球范围的早期文明中获得灵感的努力也已经开始。30多年前,张光直先生已经提出中国文明和中美洲文明实际上是同一祖先的后代在不同时代、不同地点的产物,并把这一整个文化背景叫作 “玛雅——中国文化连续体”。他立论的证据之一就是良渚玉器蕴含的萨满元素与玛雅文明的神似。今天,这本图册的主编者刘斌和方向明两位先生已经走进玛雅世界,面对科潘王宫区仪式大广场中玉佩琳琅、羽冠飘逸、入幻通神的十三王雕像,他们不能不联想到良渚的王者,不能不联想良渚人是否也像玛雅人一样,夜观斗转星移,由银河从横亘东西到纵贯南北的旋转构想出诸神树立起通天树和开天辟地的创世神话。良渚王手中的玉琮是否也像玛雅王怀抱的双头蛇形仪式棒一样,在致幻状态下,会有神灵探出头来?良渚王者盛装舞动之时,是否也像玛雅王一样想召唤电闪雷鸣、疾风骤雨?相信我们对良渚玉器和良渚社会的新知会在这样的联想中出现。
良渚玉器研究的科学方法有很多,数量种类统计、下葬顺序和位置分析、玉料产地探寻、制作工艺实验等等扎实功夫当然缺一不可。但我们有时也不妨静坐书斋,春花秋月也好,夏雨冬雪也好,一杯清茶也好,半壶浊酒也好,展开这样的图录,温故知新,细观器型方圆、纹饰连蜷、神目贲张、獠牙突兀的精微之处,在机缘闪现之际,心中生出般若,思绪如万千旋云中的飞鸟,与乘兽神王悠然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