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5-16日，由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世界历史》编辑部与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世界史高原学科共同主办的“第二届全国世界史中青年学者论坛”在上海大学召开。根据《世界历史》副主编徐再荣研究员介绍，本次论坛经过半年多的筹备，从发布征稿启事到截稿，共收到了国内外八十多所高校共两百多篇论文，最终经过严格遴选质量较高的五十六篇论文入选。他希望论文作者能够利用此次论坛提供的平台充分交流和讨论，进一步对论文进行修改，最终经过专家匿名评审后，《世界历史》编辑部会从中择优刊发。
会议开幕

在会议的开幕式发言环节，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汪朝光研究员对本次会议论文的研究主题以及人文关怀给予高度认可。他指出，当前中国的世界史研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青年学者可以充分利用各种机会与国际学术界交流，而且还能前往国外搜集第一手资料。从事世界史研究中青年学者充分应该利用这一机遇，更加积极努力地工作，进一步提升中国世界史研究的科研水平。徐再荣研究员则回顾了《世界历史》编辑部扶持青年学者成长，促进学术研讨的传统。他指出，虽然本届“全国世界史中青年学者论坛”尚属第二届，但实际上这个会议的传承由来已久，其前身是全国青年世界史工作者代表学术研讨会，从1983年开始到2013年共举办了九届会议。2016年会议改革后，举办了第一届“全国世界史中青年学者论坛”。徐再荣研究员指出，这一转变并非只是会议名称上的变化，主要有三个方面的改革：第一，扩大了参会学者的范围。早期参会年龄限制在40岁以下，现在扩展到50岁以下；第二，改变了论文遴选方式。以前参会人选由各单位推荐，现在则通过征稿选拔的方式确定参会人选，更加看重文章质量，不计较出身；第三，研讨方式的变化。由过去报告人主讲，与会者听讲的方式转变为提前发布论文信息，会上以讨论交流为主的形式进行。本次论坛分三个小组的讨论同时进行，每位发言人有五分钟的个人陈述时间，十五分钟的评议讨论环节。由于本次论坛提交的论文多数尚在研究阶段，笔者就个人听取的部分报告的主旨内容略作介绍，以窥当前学界关注的前沿议题。
徐再荣研究员
全球史视野下大洋探险
本次论坛中有两篇论文涉及航路的研究。其中，中山大学历史系费晟的《论十八世纪后期大洋洲地区对华航路的确立与影响》通过对殖民地档案，港口记录与跨太平洋航海日志的发掘，尤其是以新西兰海洋史家瑞安·理查兹搜集整理的1790年代悉尼前往广州的航路图与航海日志为基础，探究以澳大利亚为代表的大洋洲区域如何与中国建立起稳定的远洋交通网络，同时也探讨了西方航海家打造通往中国的“极东航线”的意义。
费晟介绍说，从大洋洲航行到达中国的动力来自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海域海产品的开发与对华出口。这是一个大的趋势，其中的历史偶然性在于，有三艘创建澳大利亚殖民地的运输船返航时没有根据传统路线行驶，偶然走出了一条原本不合规定的新路，而通过这条新路进行海上贸易，形成了一条以悉尼为中转点，从南太平洋岛屿最终抵达中国广州的贸易路线——从大洋洲向中国贩卖海豹皮和鲸鱼油，换取中国的茶叶等物资。费晟指出，这条航线维持下来的意义在于，首先可以明显看到近现代资本主义扩张的路线，过去我们认为“敌从西来”，而事实上，大洋洲航线的开通使英国的扩张之路呈现出多向性，包括自太平洋东南部挺进中国的可能。其次，这个贸易路线的建立使北半球的人对太平洋中部的岛屿分布有了相对精确的地理认知，而且把大洋洲的海域和岛屿整合进全球经济网络中。对澳大利亚来讲，这条贸易线维持了殖民地经济的可持续性，否则在牧羊业和矿产业形成之前，维持澳大利亚殖民地的成本太高。这最终对英帝国在19世纪末成长为一个真正的全球帝国起了重要作用。当然，另一方面这条贸易线也导致了大洋洲非常严重的生态的损失。恰克图贸易衰落之后，中国市场上相当部分的皮毛品就来自包括大洋洲在内的太平洋海域，中国市场也造成了大洋洲海洋生态的损失。在评议环节，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同样致力于太平洋史研究的王华副教授对于这一研究的意义给予了肯定，指出在目前的学术研究中还没有能够清楚说明太平洋地区是如何被纳入整个世界贸易体系中的，这个研究是个有意义的尝试，同时就研究中的一些细节问题与费晟进行了切磋。
环境史：植树改造“沙漠”的失败尝试
环境史也是这次论坛中专题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其中，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李鸿美的《〈植树法〉与美国社会对大平原环境认知的变迁》以1873年颁布的《植树法》的出台及其作用为研究对象，揭示19世纪下半叶美国社会对大平原环境认知的变迁。
大平原地区一度被称为“美洲大沙漠”，十九世纪下半叶随着农业边疆的不断推进，“雨随树至”等乐观主义思想相继涌现，其中“雨随树至”假说由于得到科学家和政府官员的大力推崇而备受关注。受其影响，1873年美国国会顺利通过了《植树法》，以赠予土地的方式鼓励大平原地区的树木种植，这一土地法令为美国社会描绘了一幅通过树木种植改变大平原干旱的气候，从而为农业发展提供有利条件的美好愿景。但实际上，该法令所反映的美国社会对大平原的主观环境认知与客观环境现实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雨随树至”假说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挑战，许多人对降雨量受制于人类行为的说法表示怀疑。随着一系列的研究和观测结果，人们逐渐认识到，植树造林的影响有限，并不能改变气候环境。“雨随树至”假说的式微，直接动摇了《植树法》的思想基础，因而法令的实施步履艰难，国会虽然多次进行修订却于事无补，最终在1891年将其废除。《植树法》 的兴废反映了美国社会对大平原环境认知的变化，人们终于认识到大平原尽管不是“美洲大沙漠”，但也不能通过植树造林变成丰产的“世界花园”。在失败的尝试之后，大平原地区开始调整和转变农业耕作方式，转而发展灌溉农业、旱作农业发展，并根据大平原独特的自然条件对公共土地制度进行改革。
被遗忘与被发现的埃卡特·克尔
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赵光锐的《国内政治优先：论埃卡特•克尔关于第二帝国海权扩张问题的研究》以魏玛时期一位默默无闻、但在六十年代后被重新发现的青年史学家克尔及其德意志帝国海权研究为对象，反思了外交史和国际关系研究的问题及其改进方向。在评议环节，华东师大的孟钟捷特别对埃卡特•克尔做了一些补充。他指出，在国内学界以前几乎没有人真正对克尔展开过研究，所以赵光锐的这个研究无疑是很有价值的。克尔是一个很孤独的人，他在德国国内找不到教席，被迫去了美国，很快突发心脏病死去了，年仅31岁。他没有学生，在当时也没有谁注意到他。在历史学领域有人研究了克尔之前的历史，有人研究克尔之后的历史，却唯独少了克尔的研究。六十年代在对外政策的研究中，克尔才得以被重新发现。而将其置于史学史的领域看，孟钟捷指出德国史学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对世界史学界有所贡献，其理论资源就是来自克尔的实证性研究，这是克尔一个很大的贡献。所以，他建议研究克尔可以在史学史的角度再做努力，比如克尔的成长背景与其学术研究的关系，克尔与同时代人的比较，再比如从克尔的老师梅内克开始的学术谱系就展现了德国史学界的一个有趣现象。孟钟捷说，德国大学的教席是有限的，后进学者谁能得到拥有教席的人的投票，才能在大学找到工作，而这些拥有教席的人就是不投票给左翼学者，克尔也因此找不到工作。但有趣的是，克尔的老师弗里德里希·梅尼克是兰克的再传弟子，是《历史研究》的主编，是德国史学界绝对的主流，但是他却培养了一批和主流话语不相容的学生，这些学生在工作方面都不顺利，有的去了档案馆，有的在期刊编辑部里打下手，克尔就是这些学生中的一位。可以说，这个被遗忘又被发现的克尔在史学史的研究领域仍然有不少可待挖掘的空间。
分组讨论现场

在论坛最后的总结环节，三个讨论小组分别总结了各自的交流情况，对这次论坛的整体情况进行了总结。总的来说，本次青年学者论坛选题涉猎较广，传统大国研究、国际关系史研究在其中仍占据较大比例。很多论文将某一具体问题置于宽广的研究视野和时空框架中来加以考察。其中，《美国国务院与日元汇率的确定》一文将日元汇率调整事件置于远东地区冷战的框架下，探讨了它对美国远东战略转换中的地位和作用。《巴黎谈判中的美国对越赔偿问题研究》一文利用大量美国和越南的档案资料，通过详细的考证，探讨了赔偿问题在美越双方各自的外交战略与和谈策略中扮演的角色。《新加坡1963年的“冷藏行动”及对地缘政治的影响》一文认为该行动不仅使得人民行动党清除了政治对手，确立了威权政治，还改变了马来半岛的共产主义运动走向，深刻影响了东南亚的地缘政治格局。在史料使用上，这些论文不仅利用了公开出版的原始文件集，使用美国国家档案馆、英国国家档案馆的资料，而且打破单边档案及资料研究的旧有框架，越来越多地利用多国档案与资料研究。这些多边资料的使用，不但加强了这些问题的史料基础，而且也使得学者们能够就同一事件用不同国家的档案资料相互对证，研究它们之间的互动。
很多论文给人印象深刻的不仅仅是材料的翔实，而且是研究视角的独特。例如，有论文在研究战后对外政策时，摆脱了单纯从冷战和国家安全角度考虑问题的局限性，还涉及政府内部决策精英对国际行为的认知与判断。《秋明油田开发项目与日本对苏联的资源外交》一文指出，冷战时期的日本和苏联由于相互认知的错位和政治互信的薄弱，难以形成共同的利益诉求，认为日本放弃秋明项目并非是对中美苏三国态度的被动反应，而是基于长时段的收益性分析作出的主动选择。《1954年日内瓦会议与英国对华贸易政策的调整》一文在使用大量英国政府档案的同时，还有使用了英国工商界的资料，对中英贸易委员会等对华贸易官方与半官方渠道的建立等一系列问题做了精细研究，详尽阐述了这些官方、半官方渠道，以及民间渠道的对华贸易扩展对英国调整对华贸易政策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战后初期美国自由列车项目的政治动员及其影响》一文不仅仅从美国决策层的角度来研究冷战政治动员，而且把研究扩展到美国社会文化层面，分析了不同群体，特别是黑人群体的政治态度和利益诉求。
上海大学文学院院长张勇安进行会议总结

近年来，在国际上整个人文与社会科学的文化转向的潮流的影响下，文化研究的概念、方法开始被运用到国内世界史研究中。在这次论坛中就有论文借助了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中的他者、身份、记忆、认同等理论和概念进行研究。除了史学研究中出现的文化转向潮流外，国际史学界近年来出现了历史研究的“跨国转向”。有的论文注重从跨国视角考察文化输出，关注跨越国界的文化、教育、移民等方面的活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戏剧在苏联的传播及其影响》一文对中国戏剧在苏联传播的途径予以考察，探讨了中苏如何利用文化外交来巩固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盟友关系。《拐卖与反拐卖：利益博弈下的秘鲁华工身份游移》以“玛也西”号事件为例，指出不同利益群体对被拐之人的身份塑造及其冲突，揭示了拐卖与反拐卖现象的实质。还有几篇论文触及亚非拉国家，研究了印度、阿根廷国家的政治管理体制等问题。《1765-1772年关于英国东印度公司殖民统治印度的政治辩论》一文考察英国国内这对东印度公司统治所进行的政治大辩论，阐释了英国殖民统治印度的本质。《印度1956年设立“印度边疆文官体制”的历史考察》一文认为印度边疆文官体制充分体现了尼赫鲁政府对英帝国边疆政治官员制度的继承，凸显了1951-1956年印度扩展行政管辖为标志的“新前进政策”的单边主义实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阿根廷游击组织发展动因探析》以蒙托内罗游击队为个案，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角度分析了20世纪70年代阿根廷游击队发展逻辑和激进化原因。这些论文改变了倾向大国研究的不均衡局面，深化了对历史的认知和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