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议程

讲座通讯|沈卫荣:西夏佛教之汉藏与显密圆融

摘要: 2018年9月14日晚,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沈卫荣教授应我所之邀,以“西夏佛教之汉藏与显密圆融”为题,在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111会议室为大家带来了一场精彩的学术讲座。本次讲座由霍巍教授主持,熊文彬教授担任评议人。我所张延清副教授、玉珠措姆副教授、黄博副教授以及西边中心励轩副教授等出席讲座并参与讨论。本次讲座系“珠峰名家讲坛第十七讲”,吸引了川大、西南民大的众多师生及其他社会人士前来聆听。讲座伊始,


2018914日晚,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沈卫荣教授应我所之邀,以“西夏佛教之汉藏与显密圆融”为题,在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111会议室为大家带来了一场精彩的学术讲座。本次讲座由霍巍教授主持,熊文彬教授担任评议人我所张延清副教授、玉珠措姆副教授、黄博副教授以及西边中心励轩副教授等出席讲座并参与讨论。本次讲座系“珠峰名家讲坛第十七讲”,吸引了川大、西南民大的众多师生及其他社会人士前来聆听。

讲座伊始,沈卫荣教授简单介绍了他所从事的宗教研究领域,即元代、元前后藏传佛教在汉地、西域传播的历史,以及藏传密教的研究。他说世界佛教研究领域通常被分为三个分支:1、南传佛教(小乘佛教);2、印藏佛教;3、汉传佛教(东亚佛教)。国际学界一般将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的研究分开,而沈教授从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之间的交往、联系以及历史发展等角度出发,认为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二者之间实际上是密不可分的,这点体现在藏传佛教形成之初受到汉传佛教的影响,和从西夏时期开始藏传佛教,特别是其密教对汉传佛教产生的影响这两个方面。基于这点认识,沈教授近年来一直呼吁在国内建立“汉藏佛学”这一新的研究领域。

在研读了大量黑水城出土的汉文藏传佛教文献后,沈教授发现西夏、包括元代出现的汉文的藏文文本来源并不纯粹。以《四字空行母记文》为例,这是一部金刚亥母仪轨,单从名称上看属于藏传佛教文本,沈教授一直寻找其藏文原本未果,但在研读过程中发现其并非纯粹的藏文文本。对于西夏佛教及其历史,学界的关注点不是藏传佛教影响西夏佛教,就是汉传佛教影响西夏佛教,在对源自西夏时代的部分汉文和西夏文藏传佛教文本做了初步的解读和研究之后,沈教授对西夏佛教及其历史提出了一个十分大胆的构想:即“不能简单认为藏传佛教影响了西夏佛教或者汉传佛教影响了西夏佛教,而是在同一时代汉、藏佛教都传到西夏,二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西夏佛教最典型的特色。可以说,西夏佛教是汉、藏佛教的有机合流,它是‘汉藏佛教’的最好典型”。接着,沈教授从以下几个文献展开文本分析,论证其上述观点。

首先,沈教授从西夏、元、明三朝汉译藏传密教文献《大乘要道密集》说起。该文献与黑水城出土汉文、西夏文佛教文献是研究藏传佛教于西夏、元、明三代在中原和西域传播历史最重要的文献资料。《大乘要道密集》中有一系列有关“大手印”修法的文本,它们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一,《新译大手印不共义配教要门》,二,《新译大手印顿入要门》,三,《新译大手印金璎珞等四种要门》。对这些在《大乘要道密集》中出现的大手印要门之渊源的探讨中,过去学术界有两种不同看法:一是将所有与大手印之义理及修法相关的文本全部归结为噶举派传统;一是将在《大乘要道密集》中出现的这些大手印要门归属为萨思迦派道果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沈教授认为,这些文本在西夏时代传承时,藏传佛教各教派的划分尚未成型,简单地将它们划归噶举派或者萨思迦派显然有违藏传佛教历史发展之时代顺序,略显武断。在藏传佛教最终于十五、十六世纪形成噶举派、萨思迦派、格鲁派和宁玛派等四大教派前,讨论西藏佛教后弘期之传承历史应当只能以“道果法”、“大手印法”等几种主要的教法传轨为重要线索。所以,确定这些大手印要门实际上均来源于印度大成就者铭得哩斡上师之传轨,就显然更能帮助我们理解它们对于西夏佛教形成和发展之历史的意义。

对于西藏所传“大手印法”的最初来源,在学术界也曾有过激烈的争论。沈教授认为应从理性和学术的角度入手,深入地探寻大手印法于印度佛教中的来源和变化,通过细致的文本梳理和比较研究来理清它自印度传至西藏、并于西藏传承和发展的历史过程。沈教授特别提到维也纳大学的印藏佛学研究专家Klaus DieterMathes教授近年来在这个领域的研究中做出的令人瞩目的成绩,Mathes通过对铭得哩斡上师所造的一系列圆融了大手印修习与显乘“极无所住中观”的论典作仔细的文本与义理研究,清晰地呈现了显教大手印在印度的起源及其在藏土的接受过程,他的研究成果对于我们今天理解西夏时期所传的大手印法具有很深刻的启发意义。

《心印要门》是见于《大乘要道密集》中之二十余种“大手印法”修习要门中的一种,可以确定它是西夏时期所传的藏传密教的一个修习仪轨类文本。尽管从其形式和传承来看,《心印要门》毫无疑问是一部藏传密教的修法类文本,但仔细研读之后,却发现其用辞、名相与汉传佛教、特别是禅宗佛教十分接近,其中与藏传密教修法直接相关的内容却反而很少。此外,《心印要门》中提及的“心印”与汉传禅宗之心印或者汉传密教之《大日经》也无关。可是,尽管这部《心印要门》看似与“大手印”无关,可事实上它就是大手印的一种修法,只不过在名相上以“心印”代替了“大手印”。 沈教授将《心印要门》与《新译大手印顿入要门》中的那几部大手印修法要门,特别是其中的《大手印赤引定要门》和《大手印伽陁支要门》比较,发现它们所述之求修法同出一辙,甚至其中措辞也有不少是完全一致的。由此沈教授认为它更像是由某位兼擅汉藏两种佛教传统的西夏法师或者学僧自己创作、传习的一篇要门。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至今未寻到与《心印要门》相对应的藏文原本,也未能对文本中出现的大师名号和地名等作出可信的认定和解释,甚至无法构拟或可与“心印”相应的藏文词汇,故对这篇要门的来历几乎一无所知。但沈教授认为解读这篇《心印要门》、弄清其源流,对于理解西夏佛教之形成及其特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它和与之形成为同一个系列的那一组大手印修习要门,或即代表了西夏佛教之汉藏和显密圆融的特色。于此,沈教授将见于《大乘要道密集》中的一些大手印修法要门类文本中的内容与禅宗达摩祖师传《二入四行论》中的“理入”部分乃至六祖以前诸祖师所著论典做了比较,他发现从外相以及佛教了义的角度来看,西夏所传的“大手印”密教修法与汉传禅修十分相似,汉藏、显密于此达到一种圆融的境界。

随后,沈教授讨论了《心经》研究中目前存在的一个问题: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对《心经》的理解相去甚远,汉传佛教将《心经》纳入显宗范围之内,而藏传佛教则同时把《心经》看成是显、密二教的重要经典,德格版《藏文大藏经》中,经续二部同时包括了《心经》。沈教授重点介绍了黑水城出土的一部与新译《心经》一起的修持《心经》要门——《持诵圣佛母般若多心经要门》,它们都是西夏著名大译师德慧所译。这部修持《心经》要门的内容与我们所能见到的传为龙树菩萨所传的《心经》修法非常不一样。沈教授猜想,德慧翻译的《心经》的母版极有可能是梵文版《心经》。沈教授通过对《持诵圣佛母般若多心经要门》这一文本所做的十分精细的文本分析,判定其内容应当是密教四续部中的“行部”的修法,它甚至不完全是一部修习《心经》的仪轨,而是一部常见于西夏时代汉文佛教文献中的施食仪轨,究其内容既不完全是藏式,又不完全是汉式,而是汉藏佛教相融的集成。

紧接着,沈教授提及黑水城出土的另一部藏传密教文献——《欲护神求脩》(俄藏TK321.1),它是一部十分稀见的密教求修仪轨,题记称它是西天得大手印成就班麻萨鉢瓦造”,即它是藏传密教之开山鼻祖、宁玛派祖师莲花生大师(Padmasambhava)所亲传的一个密教文本。《欲护神求脩》是一部属于黑色天母部类的长篇仪轨,修习的护法是被黑色天母所调伏的欲护神,这篇仪轨中包含有三十八种不同的修法,它们应当是密乘佛教下三续部的修法。沈教授提到见于《欲护神求脩》中的那些密教修法与我们通常所见的西夏和元代在西域和中原所传的大部份藏传密教修法很不一致,其中有些看起来甚至会让人联想起汉地民间流行的魇胜之法,如其中的“冤人哩俄行”等等。但从其结构和形式来看,它与宁玛派的“伏藏”(gter ma)十分类似,应当可以确定它们确实是藏传佛教的修法。接着沈教授提及在俄藏黑水城出土汉文文献中还有一部题为《大黑求脩并作法》(B59)的元代写本,将其与《欲护神求脩》对比研究发现其中所描述的种种修法与《欲护神求脩》中的修法十分类似,明显是属于同一种传承和类型的修法。除此之外,在北宋著名译师天息灾(?-1000)翻译的一部题为《佛说大摩里支菩萨经》的密教文献中,沈教授也发现了与《欲护神求脩》和《大黑求脩并作法》中出现的这类修法十分类似的仪轨,这或可证明类似“冤人哩俄行”的修法应该是印度密乘佛教下三续部中比较常见的修法。进而言之,汉传密教、藏传密教二者实际上具有同一来源,它们差不多在相同的时间内从印度分别传到了中原汉地和雪域番地,并随即又被传到了西夏、蒙古等地区和民族中间。

沈教授以《四字空行母记文》开始,又以之收尾。通过对汉译《四字空行母记文》与西夏文译《亥母耳传记》的对照阅读和比较,沈教授指出,如果说《亥母耳传记》或确实是根据一个藏文原本所作的直接的翻译的话,那么《四字空行母记文》则是一个已经被其汉文传译者做了不少有意的改译和增删的文本,其中明显被掺入了不少应当不见于其藏文原文的、纯粹属于汉传佛教或者汉文化因素的内容。这些内容的掺入显然是传译者为了使这个文本及其它所传达的密教义理和仪轨更容易为汉人信众所接受和理解而有意为之的一种善巧方便。沈教授以《四字空行母记文》和《亥母耳传记》中对“金刚”“亥母“等词不同的解释来论证他的观点。再次说明西夏佛教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有机地圆融了汉藏和显密两种佛教传统而形成的一种新的佛教传统,是我们努力要构建和研究的汉藏佛教的最好代表。

在讨论阶段,在场师生向沈卫荣教授提出关于黑水城出土文献资料年代的界定以及沈教授文本分析研究的方法论等问题,沈教授一一作了解答。熊文彬教授对本次讲座作出精彩点评,并赞扬了沈卫荣教授对西夏佛教研究所作的贡献,强调了语言作为文本研究载体的重要性,积极鼓励各位学子学习各种语言。随后霍巍教授对沈教授向我们展示其团队的最新学术研究成果表示感谢,并积极鼓励川大学子今后在此研究领域能有所突破。最后讲座在大家热烈的掌声中结束。

  

  

  

撰稿:唐露恬

周亚玲

审阅:沈卫荣

李志英

摄影:周亚玲

编辑:孙昭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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