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摘要：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群西方考古探险家在中国西部挥舞着铲子、铁锹，肆无忌惮地掠夺考古文物资源，现这些保存在欧美、日本等地博物馆的中国文物诉说着一个世纪以来的文化沧桑、国史民运。一些有识之士，面对如此的文化流失，开始思考民族命运、文化命运，自发的或有组织的参与文化调查、科学考察中。韩乐然到新疆的时间是两次，一次是1946年4月，一次是1947年3月。他是带着宏大理想奔赴西北的，他在新疆高昌故城、拜城克孜尔 ...

摘要：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群西方考古探险家在中国西部挥舞着铲子、铁锹，肆无忌惮地掠夺考古文物资源，现这些保存在欧美、日本等地博物馆的中国文物诉说着一个世纪以来的文化沧桑、国史民运。一些有识之士，面对如此的文化流失，开始思考民族命运、文化命运，自发的或有组织的参与文化调查、科学考察中。韩乐然到新疆的时间是两次，一次是1946年4月，一次是1947年3月。他是带着宏大理想奔赴西北的，他在新疆高昌故城、拜城克孜尔石窟考古调查，临摹壁画，在民间市井记录绘画风情，并有筹建西北博物馆的宏愿。

　　柏孜克里克石窟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群西方考古探险家在中国西部挥舞着铲子、铁锹，肆无忌惮地掠夺考古文物资源，现这些保存在欧美、日本等地博物馆的中国文物诉说着一个世纪以来的文化沧桑、国史民运。一些有识之士，面对如此的文化流失，开始思考民族命运、文化命运，自发的或有组织的参与文化调查、科学考察中。韩乐然到新疆的时间是两次，一次是1946年4月，一次是1947年3月。他是带着宏大理想奔赴西北的，他在新疆高昌故城、拜城克孜尔石窟考古调查，临摹壁画，在民间市井记录绘画风情，并有筹建西北博物馆的宏愿。1946年春天，在路易·艾黎、张治中、陶峙岳等人的帮助下，抵达新疆。是年，经吐鲁番、胜金口，考察了柏孜克里克石窟，画了部分画作。并抵达高昌故城，对阿斯塔纳古墓做了发掘，发现一些尸体、墓志、文书、伏羲女娲绘画、陶器、珠子等文物，部分现藏甘肃省博物馆。1946年夏天，韩乐然到了喀什、库车，对库木吐喇石窟和克孜尔石窟做了考察，临摹了一些壁画，还考察了焉耆古城遗址。1947年和韩乐然先生一起考察新疆克孜尔石窟的《新疆日报》记者赵琦，在《关于克孜尔石窟考察活动的追忆》口述文中回忆这段岁月时说：“现在看来，当时韩乐然先生来新疆的背景，主要是做地下统战工作的。他是画家，好像又有一个中央政府的某专员的身份。……(克孜尔石窟)石窟无人管理，当地有几户人家，但他们并不了解这些洞子有多大意义，他们就在里边圈羊，烧火做饭，熏黑了墙壁。……当时，还有陈天，跟着韩乐然学画，帮忙对克孜尔石窟编号。……我们上去一看，壁画很完整，但有好几处都被连墙皮挖走了。……韩乐然先生随身带了书，有斯坦因《考古记》，斯文荷定的《亚洲腹地旅行记》……”

　　韩乐然在《克孜尔考古记》是这样评价新疆克孜尔石窟考古后的感受：“外国人不但偷走了壁画，并且将这里的汉字作有计划地破坏，存心想毁灭我国的文化，好强调都是他们欧洲的文明，但是他们做的还不彻底，好多佛像的名称和故事的解说都能看见模糊的汉字，画里人物的服饰也都是汉化的，他们怎能毁灭得了呢，中国文化总是中国的。壁画的画面虽然残缺了，从这残缺的画面上仍可看出色彩的绚烂和结构的严密，从各方面的证明确为我国的唐初作品。……不要说在我国，就是在世界上也难找到像这样的佛洞……，据我们整理编号的结果统计有画的75个洞，按数目当然是没敦煌多，但是画的价值比它高，画的年代比它早，这些画总在两千年左右，在那个时候他们已注意到光的表现和透视，最完美的就是他们的人体的描画不唯精确而且美，有几个没画佛的画洞里，上面绘有人体解剖图，骨骼和肌肉都有，看样子像传授似的，可以证明当时画画的人不是普通的画匠，而是有思想有训练的信徒们，所以在每幅画上都能笔笔传神，并且能表现他们的宗教思想和哲学基础，这些作品是有着高尚价值的。”

　　千佛洞历史照片

　　敦煌莫高窟

　　1952年浦熙修在《文汇报》撰文《莎车、阿克苏、拜城杂记》谈起新疆纪行时到达一个千佛洞，他用的标题是“黑孜儿的千佛洞”：南疆沙漠中丰富的古文物宝藏几乎全部被英、日、德、俄等国帝国主义“考古家”一网打尽了，其中尤以英帝国主义分子斯坦因盗窃最多。但我们这次在距拜城黑孜儿镇卅里外的千佛洞中，竟看见了一个完整的洞，令人惊喜交集。这里的千佛洞是与库车的千佛洞一脉相连的，前者在渭干河上游，后者在渭干河下游。……解放前湖南韩乐然君曾在此工作过，他临摹了不少壁画，并且收集了不少材料，但从迪化回关内途中，因为飞机失事，他本人和他辛勤工作的成果全部同归于尽了。……在第一个洞中有韩乐然先生的石刻题词，记述了他在此工作的梗概。

　　黄胄在《西塞椽笔，大漠飞虹—纪念老师韩乐然》一文中写到：“这年(1943年)冬季韩先生去了四川。以后我经常去赵望云家学画，到一九四四年九月，随赵先生迁居甘肃平凉，韩先生去兰州路过时，还专门找过我一次。他告诉我，家已经搬到兰州了。计划去新疆做旅行写生，叫我跟他一起走。我当时也很愿意去，后因赵先生不同意，只好作罢!没想到此次与乐然先生一辞，竟成永别!……一九四六年我在上海出版的画报上看到了韩先生发表的四幅画，有两幅是画新疆葡萄园的劳动场面，有两幅是表现维吾尔族婀娜多姿的舞蹈。”

　　龟兹佛光·克孜尔 新1窟

　　1946年8月28日韩乐然在《中央日报》发表《古高昌龟兹艺术探古记》，显然这是他新疆工作的一段总结。他说：“本来为了描写边胞生活画，……到了新疆尤其到达古高昌遗址所在的吐鲁番境三堡，禁不住伟大自然给我的兴奋及散在各处的古迹诱惑，开始巡礼于古高昌、车狮、龟兹等处遗址，同时做大胆的挖掘工作及古代壁画临摹工作。……到三堡第三天起就雇工挖墓。”从韩乐然自己的描述中，他在新疆的工作身份似乎主要是文化考古、文物保护之类。这是否是他身份的全部?可我们在后来的诸多追忆文章中，读到的多是和韩乐然从事的革命工作有关，这是个有意思话题!康冀民先生在《奋战在特殊战线的韩乐然》一文中说：“韩乐然是位奋战在特殊战线的同志，在统一战线工作上默默耕耘，为中国革命作出过重要贡献。但因为牺牲得太早，从事的又是秘密工作，他的革命事迹鲜为人知。”或许从韩乐然先生的儿子韩健立的描述中，可以知晓韩乐然当年所作的“秘密工作”!在《韩乐然与克孜尔的不解之缘》一文章，韩健立写到：“1937年，他和一些留法、留德的同学陪同抗日将领杨虎城将军乘“哲里波”号轮船回国。后，他被党组织安排在武汉‘东北抗日救亡总会’任党组成员，并负责宣传和联络工作。1939年，他被派到李济深领导的国民党战地委员会任少将指导员，来往于国共两地和抗日前线做统战工作和战地报道。1944年秋，韩乐然肩负着和平解放大西北的特殊使命到西北。国际友人路易艾黎曾写道：‘他同西北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交朋友，当时西北政府主席张治中，西北军区司令陶峙岳都是他的好朋友，并得到他们的尊敬!……赵寿山是驻甘肃的国民党部队的司令，与乐然的关系不错。最终他们都被争取过来，而且全心全意地同共产党中央政府合作。乐然坚持不懈地细致工作，他和所有的为此努力的人们都为西北的解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研究克孜尔石窟

　　这些片段的记忆刻画了韩乐然先生大约的面貌。韩乐然先生在两赴新疆短暂的时间内，做了大量的石窟、墓葬考古工作和绘画工作。他作为中国本土第一个研究克孜尔石窟的学者，在战争年代留下了宝贵的财富。他走遍探访了整个克孜尔石窟，调查的洞窟数目和今天克孜尔石窟是一致的，并对石窟的保护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在离开克孜尔石窟前，写了一段题记：“余读德勒库克著之新疆文化宝库及英斯坦因著之西域考古记，知新疆蕴藏古代艺术品甚富，随(遂)有入疆之念。故于一九四六年六月五日，只身来此，观其壁画，琳琅满目，并均有高尚艺术价值，为我国各地洞窟所不及。可惜大部分墙皮被外国考古队剥走，实为文化史上一大损失。余在此试临油画数幅，留居十四天，即晋关作充实准备，翌年四月十九日，携赵宝琦、陈天、樊国强、孙必栋，二次来此。首先编号，计正附号洞七十五座，而后分别临摹、研究、记录、摄影、挖掘，于六月十九日暂告段落。为使古代文化发扬光大，敬希参观诸君特别爱护保管。”旁边又有一则补记写道：“最后于十三号洞下挖出一完整洞，计六天六十工，壁画新奇，编为特一号。”

　　1947年7月30日，韩乐然因飞机失事遇难，终年50岁

　　韩乐然罹难，自然随身携带的画作、手稿等都灰飞烟灭，目前留下的作品，按中国美术馆的计数，韩乐然夫人刘玉霞女士捐赠的有135件，油画41件，水彩85件，素描9件。新疆的画作有《克孜尔80窟二菩萨》(1946)、《克孜尔67窟三佛像图》(1946年)、《克孜尔63窟飞天图》(1946年)、《克孜尔63窟听道图》(1946年)、《克孜尔38窟猴子献果图》(1946年)、《克孜尔佛像图》(1946年)、《克孜尔飞天图一、二、三、四》(1946年)、《克孜尔15窟弦乐飞天图》(1946年)、《克孜尔壁画千佛图》(1947年)、《克孜尔227窟树下观耕图》(1947年)、《克孜尔佛与持灯说法图》(1947年)、《克孜尔沉思的佛像图》(1947年)、《克孜尔坐佛图》(1947年)、《克孜尔38窟壁画宇宙图》(1947年)、《克孜尔太阳神图一、二》(1947年)、《克孜尔118窟乐伎图》(1947年)、《克孜尔菩萨立像图》(1947年)、《克孜尔悲伤的白衣信徒图》(1947年)等。还有一部分收藏在亲属手里，如《克孜尔全景》(1946年)、《新疆-殷切的款待》(1946年)、《新疆-清真寺》(1946年)、《静静的天池》(组画，1946年)、《天山脚下歌舞》(1946年)、《新疆女子独舞》(1946年)等。1993年在韩国汉城艺术殿堂美术馆展出“韩乐然遗作展”，展出其在30年代、40年代的油画、水彩、临摹作品近70幅，其中60幅便是中国美术馆永久藏品，余下的为韩乐然女儿韩健立的收藏。新西兰教育家、作家路易·艾黎回忆韩乐然《一位真诚的革命者》说“表明他是真正的画家和艺术爱好者。但他实在的主要目的是促进新疆的解放，尽管那里有众多的国民党特务，他还要挺身前往，为的是通过考古和艺术活动接近国民党上层人物，开展统战工作。这是他的光荣。”或许，从这些对韩乐然先生的只言片语中，我们渐渐明白70年前那个在甘肃敦煌旅游、考察、在新疆考古、临摹、写生的身影，实则是肩负民族大任的伟岸身躯，他不仅仅是一个扛着画箱画画或考古的韩乐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