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观点

郭侃如︱评几种当代欧亚文化综述类读物的质量

摘要:     文︱郭侃如这几年,随着“一带一路”概念的推出,各种以之冠名、作为卖点的图书层出不穷。然而,短时间内纷纷出炉的此类图书,质量到底如何呢?经贸、政治类书籍超出了笔者的专业范畴,不敢妄评,本文所涉及的,仅为笔者比较熟悉的题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语言文化风俗。以笔者迄今所见,单从行文来看,这类一般由国家级出版社出版的书籍都还算严肃,但如果深入考察内容,则不免令人失望。一个“好用”的反面典型《一带


  

  

文︱郭侃如

这几年,随着“一带一路”概念的推出,各种以之冠名、作为卖点的图书层出不穷。然而,短时间内纷纷出炉的此类图书,质量到底如何呢?经贸、政治类书籍超出了笔者的专业范畴,不敢妄评,本文所涉及的,仅为笔者比较熟悉的题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语言文化风俗。以笔者迄今所见,单从行文来看,这类一般由国家级出版社出版的书籍都还算严肃,但如果深入考察内容,则不免令人失望。



一个“好用”的反面典型


《一带一路旅游概览》


《一带一路旅游概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旅游局编,中国旅游出版社,2015年版)就是一个“好用”的反面典型。为什么这样说呢?且看如下一段话:


中国与哈萨克斯坦之间的合作与交往源远流长,双方民众素来怀有友好感情,双方发展旅游合作有着很好的民意基础。作为“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哈萨克斯坦有着灿烂的文明史和独特的自然景观,其古老文明、伊斯兰文化、西部高原、戈壁景观、独特的风俗人情均对中国游客有着很强的吸引力,而中国的海滨度假、中医疗养、传统文化、现代都市风貌深受哈萨克斯坦游客喜爱,双方开展旅游合作互补性强,潜力巨大。(29页)


这段话本身似乎没什么毛病,然而把“哈萨克斯坦”改成“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以后,分别出现于33、41、45、49页。“而中国的海滨度假、中医疗养、传统文化、现代都市风貌深受哈萨克斯坦游客喜爱,双方开展旅游合作互补性强,潜力巨大”这句,其中的“哈萨克斯坦”改成“阿富汗”“巴基斯坦”“不丹”“尼泊尔”以后,又分别出现于121、127、131、145页。


又如这段关于马来西亚的介绍:


在马来西亚的原始森林中,栖息着濒于绝迹的异兽珍禽,如善飞的狐猴、长肢棕毛的巨猿、白犀牛和猩猩等,兰花、巨猿、蝴蝶被誉为马来西亚的三大珍宝。(83页)


短短一段话里,错误集中出现:狐猴并不是马来西亚特产,而是马达加斯加特产;白犀产于非洲大陆,马来西亚只有苏门答腊犀;至于“巨猿”,现今世界只有四种类人猿可以称“猿”,生物学上说的“巨猿”是一种史前动物,而如今分布在马来西亚的类人猿则是长臂猿和猩猩。也不知编者依据的是何种资料来源。



不通语言的语言手册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国情手册》


下面这本书的情况,更为难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国情手册》(杨亦鸣、赵晓群主编,江苏高校语言能力协同创新中心、江苏师范大学语言能力高等研究院、《语言科学》编辑部组编,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这本得到国家语委重大项目“语言文字能力建设与文化强国的关系研究”等基金支持的书,对各大语言的介绍还中规中矩,一旦涉及小语种,则很不乐观。


此书介绍摩尔多瓦语时,关于 “使用西里尔字母的摩尔多瓦语示例”样本,是一段俄文:Спасибо вами сердцем и рукой(251页),这其实是苏联时代俄罗斯诗人茨维塔耶娃《我喜欢》俄语原作中的一句,“谢谢你的心和手”,而且原文的вам和и两个单词被误合在了一起。


介绍哈萨克斯坦时,该书称:“在哈萨克语中,手抓羊肉名为‘别什巴尔马克’,意思是‘手指’,即用手来抓着吃。”(134页)然而哈萨克语的бесбармақ,按普通话对音应为“别斯巴尔马克”,即“五指”的意思,确实指的是用手指抓着吃,但吃的东西并不是单纯的肉,而是油焖大面片,配洋葱和肉之类的配菜,肉也不一定是羊肉,比如笔者2017年5月在哈萨克斯坦旅行时就曾吃到过配马肉的。


介绍阿塞拜疆语时,该书所给的阿塞拜疆文样本,一切在普通拉丁字母形态上变化形成的字母,ə,ü, ı,ğ,ş,都没打印出来,成了普通的拉丁字母(29页),该书提到,国内已有五所高校开设阿塞拜疆语专业(32-33页),其中的三所国家级综合性大学或外语类院校,北京外国语大学2016年开设阿塞拜疆语时,曾明确宣布这是中国第一个阿塞拜疆语专业,北京大学、西安外国语大学的网站上则根本没有本校开设阿塞拜疆语专业的说法(北大2017年秋季学期有公共阿塞拜疆语课,只是一门全校公选课;西安外国语大学方面,笔者尚未查到任何相关信息),不知此书所据为何。


介绍格鲁吉亚时,该书说格鲁吉亚人分为三大部族,“卡特人、美格里安人和斯万人”,然而就在同一页,上一节说“美格里安人生活在西部塞末格力罗省”,下一节出现的地名就成了“塞米格瑞里欧” (125页)。根据“美格里安人”这个称呼,可以断定是英文的Megrelian。他们的主要居住地,格鲁吉亚语称作Samegrelo,也就是英文习见的Mingrelia,俄文的Мегрелия,中文原先多译作“明格列里亚”。查诸格鲁吉亚地图,“塞末格力罗”和“塞米格瑞里欧”,可能对应的地方只有这一处。具体到该书,且不说译名应当尽量使用通名,同一页译名两出就很不妥。


所谓“卡特人”,这个名词本身就实在古怪。格鲁吉亚民族的族名,内地习惯用的译名“格鲁吉亚”,是按照俄语翻译的;如果按格鲁吉亚语本名翻译过去,叫“卡尔特维利”。格鲁吉亚境内,格鲁吉亚族人说的语言主要有三种:格鲁吉亚语、明格列里亚语和斯万语。除了有自己语言的明格列里亚人与斯万人之外,其他格鲁吉亚族人并没有一个按语言的总称。所以把“卡特人”跟“美格里安人”(即明格列里亚人)和“斯万人”并列,很令人费解。和“卡特”这个字眼最接近的格鲁吉亚地名“卡尔特利”,只是说格鲁吉亚语地区的一部分,“卡尔特利人”不能包括所有母语是格鲁吉亚语的人。而且这段里还说“卡特人”“主要居住在西部,如卡海迪安人……”,但实际上,母语是格鲁吉亚语的人在格鲁吉亚分布最广,遍及东西。所谓“卡海迪安人”,也就是同一页上此段下方译为“卡海缇”那个地区的居民,他们的居住地Kakheti省,就位于今日格鲁吉亚最东部。而卡尔特利则是格鲁吉亚中东部省份。至于明格列里亚人和斯万人,只是格鲁吉亚西部,分别拥有一个省大小土地的小分支。


介绍亚美尼亚语时,该书给出了两句亚美尼亚文范文:


Ես քեզ կարոտում եմ
Ինչպե՞ս եք


没有句末标点符号,译文为“我好想你,你好吗?”然而,在亚美尼亚语里,没有句末标点意味着句子未完结。第一句在亚美尼亚语里更常见的说法,是Ես քեզ եմ կարոտում,语序略有不同。而且前一句的人称代词是第二人称单数,第二句的动词则是第二人称复数或敬语,等于“您好吗?”或“你们好吗?”


关于亚美尼亚的介绍,书中提到所谓“亚美尼亚马米科尼扬家族其祖先是中国三国时期迁居亚美尼亚的中国人马抗”(364页),中文资料出处据说最早见于苏渊雷先生某文章,然而笔者遍索不得。对亚美尼亚的马米科尼扬家族起源,根据亚美尼亚学界一百多年来的研究,基本达成共识,早已不再讨论:马米科尼扬家族所来自的Čenk`,实际是北高加索的车臣;Čenk`与亚美尼亚语的“中国”Č`inastan,只是词源的发音相近。亚美尼亚民间至今仍然流传着的各种附会,包括马米科尼扬家族来自中国的说法,可能正是源于这一点。此外可能还有政治原因——把自己的起源说得离本土越远,外人就越莫测高深(这方面比较简明的文章,见Robert Bedrosian, “China and the Chinese according to 5-13th century classical Armenian sources”, Armenian Review, vol. 34, No. 1-133, 1981, pp. 17-24)


至于“中国人马抗”这个说法,在国外学界可谓闻所未闻。而中国方面,上世纪三十年代张星烺先生编《中西交通史料汇编》时,研究尚未深入,故将“马米科尼扬家族来自中国”一说收入备考。近年来此说似乎又有流行,则是中国与中亚的交流扩大,但水平并不高明的体现——本世纪初《环球时报》某篇题为“马超后代扎根亚美尼亚”的报道(http://www.people.com.cn/GB/paper68/16697/1469716.html),似乎也促进了它的流行,2017年8月15日笔者参与的北京香山相关会议上,与亚美尼亚合作建设孔子学院的中方大学校长对此也信以为真。


该书提到,1828年土耳其将东亚美尼亚割让给沙俄(362页)。事实上,割地给沙俄的不是土耳其,而是波斯。1828年,波斯与沙俄签订《土库曼恰伊条约》,将埃里温(今亚美尼亚首都)与纳希契万(今阿塞拜疆飞地)割让给沙俄,而在两年前签订的《古利斯坦条约》里,波斯则将巴库、卡拉巴赫等地割让给了俄国。该书阿塞拜疆部分明明已正确交代,这两个条约是波斯与俄国签订的(30页),这里却出现硬伤,这是编辑统筹的问题。


该书又提到,亚美尼亚人名结构是“教名+父名+姓氏”,父名一般有-vich作为后缀,表示“某某之子”(364页)。事实上,这只是比较俄化的姓名表达法,在亚美尼亚人名俄译时比较常见。一般情况下,亚美尼亚人,尤其是海外亚美尼亚人,并不经常使用父名,日常生活中的使用频率尤其低,只有当面对某人仿效俄式称呼的时候,才可能用“本名加父名”的说法。亚美尼亚语里父名也不用斯拉夫语的“维奇”后缀,而是用亚美尼亚语的属格词尾。


以上这些,肯定不是此书相关章节的全部问题,因篇幅和时间所限,权做如上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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