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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丹乌里克:那个被斯坦因发掘的于阗裸女竟是鬼子母?

摘要: | 佛教传入 |于阗(tian)是中国最早传入佛教的地区,是佛教传入中原的必经之地。佛教进入古代于阗,大约是在公元前1世纪。也有人认为,早在公元前2世纪佛教从印度传入西域(今新疆),最先就驻扎在于阗,佛教传入西域后,于阗成为小乘佛教的重镇之一。根据《洛阳伽蓝记》记载,北魏使者宋云曾在于阗听到这样的传说:于阗国王原本不信仰佛教,后来,有个商人带领一位比丘毘庐旃前来,对国王说:“今天有一位异国沙门来到


佛教传入|

于阗(tian)是中国最早传入佛教的地区,是佛教传入中原的必经之地。佛教进入古代于阗,大约是在公元前1世纪。也有人认为,早在公元前2世纪佛教从印度传入西域(今新疆),最先就驻扎在于阗,佛教传入西域后,于阗成为小乘佛教的重镇之一。

根据《洛阳伽蓝记》记载,北魏使者宋云曾在于阗听到这样的传说:于阗国王原本不信仰佛教,后来,有个商人带领一位比丘毘庐旃前来,对国王说:“今天有一位异国沙门来到城南杏树下,愿王能信受供养。”国王因此受到比丘的感召而信仰佛教,并且建塔供养他。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也有类似的记载,并提到那位比丘名为毘(pí)庐遮那阿罗汉,来自迦湿弥罗。

公元3世纪朱士行出访于阗,大乘佛教开始在于阗占据主导地位,并对中国佛教后来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从晋僧朱士行在于阗抄录梵文《放光般若经》并托人带回洛阳,到唐武则天派使者去于阗,求访《华严经》并请实叉难陀到洛阳译经的事例便可见一斑。

公元400年,东晋僧人法显到达于阗时,于阗国中仅大型佛寺就有10余座,小型寺院无计其数。法显看到“其国丰乐,人民殷盛,尽皆奉法,以法乐相娱”的太平盛世。当时的于阗国王安排法显住在规模宏大的瞿摩帝佛寺中,寺院中的僧人多达3000多人。于阗国流行每年一度非常隆重的佛像行像仪式。法显为了观看盛大的仪式,特意在这里多住了一段时间。行像那天,举国倾城而动,“城里边扫洒街道,庄严巷陌,城门上张大帐幕”,装饰得华彩美丽,国王及夫人、公主等都聚集在富丽堂皇的帐幕中。各寺塑造的佛像先在城外集中,然后依次徐徐行进。高大的佛像装在四轮车上,车体上装饰着各色珍宝,悬挂着绢幡华盖,如同活动的殿宇。当行像宝车即将进城时,城楼上鼓乐齐鸣,城内万众欢呼,国王及臣民们散花焚香,顶礼膜拜,场面极其隆重而热烈。

|百年探险|

于阗国(前232—1006年)是古代西域佛教王国,中国唐代安西都护府安西四镇之一。君主国姓为尉迟(yù chí),因仰慕唐朝,有两位君主改姓李,他们分别是尉迟僧乌波(李圣天)、尉迟苏拉(李从德)国祚长达1238年。古代居民属于操印欧语系的吐火罗人。1006年被喀喇汗国吞并,逐渐伊斯兰化。11世纪,人种和语言逐渐回鹘化。

位于今新疆和田市策勒县南部的达玛沟水系南北长约120多公里,东西宽约20余公里。自20世纪以来,此地先后发掘出二十余处遗址,如丹丹乌里克遗址、喀达里克遗址、巴拉瓦斯特遗址、喀拉墩遗址……

丹丹乌里克(Dandān-Uiliq、DandanOilik)遗址是于阗最著名的佛教寺院。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现有居址,佛寺,果园,田园遗迹,曾出土有精美的木版画,壁画,汉文,梵文,于阗文文书。是一处北朝至唐代的遗址。遗址散布在各个孤岛沙丘上约有十余处,均为木骨泥墙的木框架式建筑形式。有民居、佛寺、畜圈等,大部分被流沙掩埋。遗址内还见有渠道遗迹。房屋建筑遗迹以佛寺为最多。佛寺平面呈“回”形。中央土台塑有佛像,土台四周围回廊,在回廊的墙壁上绘有壁画。壁画中有佛、菩萨、小千佛、供养人、动物等等形象以及波罗迷文题记。沙丘间空地上地表散布有陶器残片、石膏残片、石磨盘、木器残片等。陶器均为夹沙红陶器,轮制。石膏残片均为佛寺墙壁上贴塑的佛像和装饰用的图案等。石磨盘是圆形带齿槽的圆形石磨。木器多已残,不易看出其形制。据丹丹乌里克出土唐代文书,当时这里是唐朝毗沙都督府防御体系中桀谢镇所在地。

丹丹乌里克古城遗址于1896年由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考察时发现,此后,丹丹乌里克名声大噪,遂成中亚考古圣地。使亚洲腹地沉埋已久的古代荣光向着新世纪掀开了激动人心的帷幕。丹丹乌里克,其意为“象牙之屋”,是位于新疆丝路南道的于阗古国一个不明身份的古城,与赫定后来发现的罗布泊楼兰古城和斯坦因发现的尼雅精绝遗址同属南疆三大重要遗址。

1900年英籍考古学家斯坦因按图索骥,找到丹丹乌里克古城遗址,在此调查、发掘,从中发掘出大量佛教艺术品、古代钱币、唐代文书以及婆罗谜文写本。后在所著《古代和田》考古报告中介绍,共清理居址和庙宇14间,出土有汉文和婆罗迷文文书、木板画、雕塑像、壁画等大量珍贵文物。

1905美国地理学家亨廷顿,1928年瑞士博士哈特等曾到此地考察。他们在丹丹乌里克收集的文物,目前分藏于美国耶鲁大学图书馆和德国不来梅海外博物馆。西方探险队在这片沙漠之下发现大批唐代佛寺、文书及壁画等精美文物,再现了于阗王国昔日的辉煌以及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盛况。

此后近70年间,该遗址一直沉寂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之中。但奇怪的是,自斯坦因在丹丹乌依里克考察之后,这个遗址就突然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无论是“寻宝人”还是后来的专业考察人员,就再也没有找到这个遗址。直到20世纪末叶,新疆的文物考古工作者才宣布,他们在策勒县北部约90公里的沙漠中,发现了隐匿近百年的丹丹乌里克遗址,引起了世人的巨大兴趣。

斯坦因考察和发掘丹丹乌里克遗址的时间是1900年 12月。为了顺利到达新疆考察,他向印度当局呈交的申请书非常具有说服力。他写道:“众所周知,现今和田曾经是古代佛教文化中心。很显然,这种文化发源于印度,并且有明显的印度特色。”他列举了当地找宝人发现的许多古代文书、钱币、雕刻、绘画等文物后,接着写道,“如果对这些古遗址进行系统的发掘,将会得到对于印度古代文化研究极为重要的发现。”

发现浮雕人像

丹丹乌里克遗址分布在低矮的沙丘之间,一群群古老的建筑物在沙漠中时隐时现,残垣断壁随处可见,就是被沙丘埋没的废墟,仍可从立在沙丘上的一排排木桩或房屋框架上辨别出它的位置。斯坦因一行不仅发现了许多浮雕人像,还发现画在墙壁上的比真人还要大的佛和菩萨像。最使他激动的是陆续发现了一些各种文字的文书,进而在一所建筑物中发现了佛教寺院的藏书室,这更使他喜出望外。

手抄本文书

斯坦因获得的大量手抄本文书中,有波罗谜文的,也有不少是汉文的。汉文文书有一张是状告某人借驴不还的内容,上面注明的日期是大历十六年即唐德宗建中二年(782),文末标出写状人的地点是“桀谢”,这可能是丹丹乌里克当时的名称,也可能是城中某个更小的居民区的名称。除了“桀谢”,汉文文书还涉及到一个名为“护国寺”的佛寺。此外,斯坦因又发现了一只来自中原的彩绘漆木碗。从上述这些遗存,斯坦因推断“寺院组织中的最高佛僧首领是汉人,而皈依者显然都是当地人”。同时,从一些破碎的纸片上还可以看到公元8世纪时这里佛教仍很繁盛。于是斯坦因又得出如下合乎情理的结论:“这些琐碎内容的汉文文书散落下来不久,沙漠便吞没了这些小屋子。小纸片不可能抵挡住年复一年的春秋季节风沙对这个地区的冲刷。”接着斯坦因又发现了古梵文和突厥文的文书,还有一些精美的佛教壁画。这大大增强了他的兴趣和信心。这些重要的发现,伴着沙漠上灿烂的阳光,驱散了夜晚的严寒,使斯坦因在这里度过了圣诞节。

他写道:“在那辽阔无垠的平原里,我仿佛是在注视着地底下一个巨大的城市的万家灯火,这难道会是没有生命又没有人类存在的可怕的沙漠吗?我知道,我以后将永远也不能再看到这壮丽迷人的景色了。”

价值连城的木板画和壁画

斯坦因在获得了大量浮雕、文书之后,没有想到发生了更使他惊喜的事情:他发现了几幅价值连城的唐代木板画和壁画。这几幅画就是后来轰动世界美术界并在解释上引起争论的《鼠神图》、《传丝公主》、《波斯菩萨》和《龙女图》。颇为神奇的是,除了《波斯菩萨》之外,其他三幅图的内容完全与玄奘法师《大唐西域记》的记载符合。但在绘画风格上,基本上属于在印度流行的希腊美术风格。丹丹乌里克的绘画作品大约诞生于1300年前。当时于阗画家尉迟乙僧的声誉已经传遍了中原画坛。斯坦因认为,这些图画出现的时间虽然比印度犍陀罗艺术晚了好几个世纪,“但是希腊风格仍然反映得甚为清楚。”

意大利学者马里奥•布萨格里在其《中亚绘画》一书中论述于阗画派时说:“……惟一能够夸耀并为中国艺术家和评论家欣赏的伟大作品的画派是于阗画派。遗憾的是只有为数不多的幸存绘画证明这些作品在类型、源头、时代和主题上是异质的,于阗画派证明它已吸收了印度、萨珊波斯、中国、粟特甚至还可能有花剌子模的影响。”

他还认为,丹丹乌里克等处遗址的于阗绘画、雕塑中的人物、图案等,是从犍陀罗之源衍变而来的,但并不否认这些艺术品是经于阗艺术家“使用真正的创造力重新做成的”。丹丹乌里克《波斯菩萨》体形被特意拉长的处理正是于阗绘画与外来画风巧妙结合的实证。在《传丝公主》木板画上,中原艺术的影响显而易见。《龙女图》壁画则更是中、西文化交汇融合的一幅杰作,在所有绘画中显得卓而不凡。中国线描技法和西方凹凸法融为一体的画法,在这幅作品中得到精妙的体现。据记载,开封大相国寺碑称该寺有“十绝”,其第八绝即唐明皇敕车道政依于阗国传样画的北方毗沙门天王,说明于阗画样传入中原地区,成为中原画家临摹的范本。印度学者普里说,于阗绘画“因不失其本源的生命力和同化力而著名”。

于阗绘画在早期受到犍陀罗艺术影响是很大的,但到7世纪左右,丹丹乌里克绘画乃至整个于阗绘画,中国中原汉文化的成分明显加重了,这也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因为在唐代,中原与于阗的关系更加密切,交流日益扩大。隋唐时代,于阗的绘画艺术达到高度发展时期,其标志是集多种外来艺术形式于一身,使于阗画派以中西合璧、兼收并蓄的风格而著称于世,这一特点在丹丹乌里克的绘画得到充分体现。

艺术在展现美的同时也记录了历史,而佛教遗址丹丹乌里克的发现真的可以说是太珍贵了。遗憾的是,据说龙女图因为无法切割,斯坦因没能带走,在最新考古发现中也没能找到。

《鼠神图》

鼠神图正面

鼠神图背面

《鼠神图》木板画正面中间画一鼠头半身人像,头戴王冠,背有椭圆形光环。左右为两个侍者,二身主尊的像很大。左边的男像未完成,手持团扇,注视着头戴宝冠、身穿赤和青衣服的鼠头像。背面绘五身坐佛像,其中三身完全消失,剩下的两身着紫衣,坐在拱形的淡青色背光中。这些像与和田壁画断片中数排小千佛像相似。有关此鼠头像,斯坦因根据玄奘《大唐西域记》的故事,判定为鼠王。

斯坦因解释说:「在玄奘的于阗记载里,保存着一则鼠壤坟的故事。据说古代此地对鼠及鼠王俱甚尊敬。某次匈奴大举入侵于阗,全得鼠群啮断匈奴马具,因而敌军大败,国得以全云云。」他还证实,在他到和田的路上,有人还指出某地就是玄奘记载的鼠壤坟所在的地方。许多历史文献都有「于阗王锦帽金鼠冠」、「西域有鼠国、大者如犬、中者如兔、小者如常」、「于阗西有沙碛,鼠大如猬,色类金,出人群鼠为从」的记载。这些记载与玄奘法师《大唐西域记》的记载相吻合。斯坦因认为此木板画表现的即是《鼠壤坟传说》,所以他很果断的将此图命名为《鼠神图》。

鼠神是古于阗国崇拜的一种神。相传有一年匈奴数十万大军西进,欲吞并于阗,就在老鼠居住的鼠壤坟旁屯军驻扎。当时于阗国仅有兵力几万,难以抵挡匈奴大军。于阗国王素知沙漠有神鼠,所以摆设祭品,焚香求救于神鼠。当夜国王梦见一硕鼠说:「敬欲相助,愿早制兵,旦日合战,当必克胜」。国王得知有神鼠保佑,便命将士天亮前出发,长驱直入突袭敌兵。匈奴军队措手不及,惊慌失措。匆忙骑马披甲迎战,不料马鞍、军服、弓弦、甲链和系带都被老鼠咬断,匈奴军队完全失去了战斗力。于阗军队势如破竹,大获全胜。国王感激神鼠大恩,就建造神祠来祭祀,以求福佑。从此往后,鼠神成了古于阗国供奉的神灵。

《大唐西域记》记载:瞿萨旦那国……王城西百五六十里,大沙碛正路中,有堆阜,并鼠壤坟也……鼠大如猬,其毛则金银异色……昔者匈奴,率数十万众,寇掠边城,至鼠坟侧,屯军时,瞿萨旦那王……君臣震恐,莫知图计,苟复设祭,焚香请鼠,冀其有灵;少加军力。其夜瞿萨旦那王,梦见大鼠曰:敬欲相助,愿早治兵,旦日合战,必当克胜。瞿萨旦那王……令将士未明而行,长驱掩袭,匈奴之闻也,莫不惧焉。方欲驾乘被铠,而诸马鞍人服弓弦甲縺,凡厥带系,鼠皆啮断……于是杀其将,虏其兵,匈奴震慑,以为神灵所佑也。于是瞿萨旦那王,感鼠厚恩,「建祠设祭,奕世遵敬……上自君王,下至黎庶,咸修祀祭,以求福佑。」

《传丝公主》

斯坦因在丹丹乌里克遗址发现的木板画中,《传丝公主》图是最为引人注目的作品,由于是放在地板上,保存状态极好。发现它的丹丹乌里克D.X寺址是一个有数层千佛壁画以及一身塑像的小屋。现在塑像已没有了,只剩下中间细的漏斗状八角形台座,下面曾有放供物的宽架子,此木板画正好靠放在台座的一面。画的正是东国君女将蚕种带入于阗以后所展示的情节,脸部主要轮廓线用红色描绘,上睑和眉毛上加了墨色。那位头绾高髻的贵妇人是正是于阗王妃的东国君女,侍女用手指她的发髻,表明蚕种藏在那里,在她们中间篮子里装的是蚕茧。站在撑满经线的织机旁右端的像,右手拿着筬(织具)。纺车则进一步点明故事主题。画板右侧东国君女和侍女身后的四臂神是护法神,四臂神像被认定为掌管养蚕的编织守护神。为了同画面的主要情节分明,不使观赏者产生误解,作为近景处理,因而身材矮小,表明蚕种传人以及育蚕结茧得到神明的护佑。”

斯坦因认为,此主题与养蚕技术传到于阗的传说故事有关。斯坦因的记述,是根据玄奘法师《大唐西域记》的记载解释这块木板画的。该书《瞿萨旦那国》之八《麻射僧伽蓝及蚕种之传人》记载了这则故事:王城东南五六里,有麻射僧伽蓝。此国先王妃所立也。昔者此国未知桑蚕,闻东国有也,命使以求。时东国君秘而不赐,严敕关防,无令桑蚕种出也。瞿萨旦那(于阗)王乃卑辞下礼,求婚东国。国君有怀远之志,遂允其请。瞿萨旦那王命使迎妇,而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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