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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研究院第50期“敦煌读书班”简讯

摘要: 由敦煌研究院主办的第50期“敦煌读书班”2019年4月11日下午于兰州院部一楼敦煌文献研究所阅览室举办。读书班负责人人文研究部部长杨富学研究员首先介绍了参加读书班的各位嘉宾,除来自敦煌研究院各部门的同仁外,还有兰州各高校的师生和甘肃省博物馆、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读者集团的代表,还有远道而来的吐鲁番学研究院、南开大学、高台县博物馆等地的代表,计有60余人。

由敦煌研究院主办的第50期“敦煌读书班”2019年4月11日下午于兰州院部一楼敦煌文献研究所阅览室举办。读书班负责人人文研究部部长杨富学研究员首先介绍了参加读书班的各位嘉宾,除来自敦煌研究院各部门的同仁外,还有兰州各高校的师生和甘肃省博物馆、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读者集团的代表,还有远道而来的吐鲁番学研究院、南开大学、高台县博物馆等地的代表,计有60余人。

李永平研究员

此次读书班适逢开班50期,从2010年举办第一期以来走过了10个年头,甘肃省博物馆研究部主任李永平研究员就敦煌读书班50期进行回顾与展望。他讲到五十而知天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等闲识得春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要实事求是,立足于兰州、立足于敦煌学,立足于现有的学科优势和人脉资源。

1、坚持下去,持续下去。任何“玉汝于成”的事和人,都要经过岁月的考验,但愿一些年轻人在此得到锻炼,培养出自己的兴趣点。读书班需要大家的热心热情呵护。

2、学术聚焦的点还是要突出地域特色,重点应该放在学术积淀厚重,长期积累的领域,比如:敦煌学、简牍学、写本学、图像学以及丝绸之路、西北民族史等方面。

3、敦煌研究院人文研究部年轻的研究人员,能在其中发挥出更大的作用。大家的学术敬业精神是没有问题的,需要的是更多的投入和对学术的热心,向开这个班先河的杨富学、沙武田、高启安诸位学习。发挥敦煌的品牌优势、学科优势。

4、希望以后来兰州从事学术交流的港澳台学者、日本学者、以及其他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能出现在读书班上,学习他们的治学方法、路数。

本期读书班聚焦于河西考古,高台县文物局局长寇克红副研究员、甘肃省考古研究所蒋超年馆员、敦煌研究院编辑部丁得天馆员分别做了题为《高台近年考古工作新进展》、《辅郡佛光——武威亥母寺西夏洞窟考古新发现》和《孩母寺还是亥母寺:金昌亥母寺遗址的现状与问题》的讲演,不仅为大家分享了最新研究成果,更重要的是分享了很多尚在整理之中的新发现,让大家大开眼界。

武海龙博士

三个讲座分别由吐鲁番学研究院编辑部主任武海龙博士、敦煌研究院丁得天博士和兰州文理学院副教授赵天英博士主持并评议。

寇克红局长

寇克红局长讲到,近年来,河西武威、临泽、金塔、酒泉、嘉峪关、瓜州和敦煌等地都有出土与高台文书同时代的衣物疏、买地券、镇墓文等墓葬文书,同时南方也有出土六朝时期相当数量的买地券和遣册,与高台出土简帛进行横向对比研究,可拓展该课题的研究空间。魏晋十六国时期,中原大乱,河西独安,为避战乱,中原大批流民迁入河西,与河西本土各民族,融合杂居,形成了河西发展史上政治、经济、文化相对繁荣的高峰时期,民间宗教活动十分活跃,中西文化频繁交流,学术文化高度发达,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以儒家文化和民间道教文化为凝聚力,形成了历史上动乱时期各割据政权反对分裂、向往统一的向心力。
高台出土简帛是研究这一文化现象的原始资料,保存了传统文献不载的历史文化信息。通过对高台出土十六国时期简牍、帛书的研究,能够向学界提供一个比较完善的出土文献文本,进而复原河西五凉时期繁荣的学术文化氛围,探索各民族文化相互融合的历史进程,结合该时期出土文物,对河西地方割据政权在政治、经济、文化乃至衣食住行各方面进行研究,填补河西五凉文化的空白。

蒋超年馆员

蒋超年馆员介绍到亥母寺遗址位于武威市凉州区新华乡缠山村七组西南侧的祁连山北麓余脉。北邻杂木河斗渠,东距磨嘴子墓群2千米,西距茂林山遗址3千米,西北距新华乡人民政府3千米。地理坐标东经102°37′07″,北纬37°47′44″,海拔1821米。遗址由4个洞窟及窟前建筑遗存组成,面积98000平方米。

现存洞窟皆由窟前建筑和洞窟主体两部分构成。窟前建筑遗存以清中晚期的地面式排房建筑为主,另残存晚期青砖建筑基址、近现代护坡和庙宇等建筑。洞窟主体因各窟形制差异略有不同,但整体来看,皆由形制各异的窟室和连接窟室的内外通道组成。01窟平面形制极不规整,洞窟主体由窟门、前室、后室以及连接前后室的窟内通道四部分构成。02窟由入窟通道、Ⅰ室、Ⅱ室、Ⅲ室及窟内通道构成。其中,01窟南壁与02窟Ⅰ室有通道相连,将两座洞窟连接为一个整体。这两座洞窟出土物均以佛教类遗物为主,与03窟出土生活类遗物为主的文化内涵差异较大。据此,初步判断亥母寺遗址各洞窟具有使用功能上的差异。
目前共清理发掘洞窟3座,发现各类遗迹单位37处。其中,擦擦堆积7处、佛造像残块堆积3处、覆钵式佛塔5座、灰坑5座、房址7座、护坡2段、坑3座、炕1座、台基1座、路2条、壁画残垣1段。出土遗物文献、佛教遗物、生活用品及建筑构件四大类为主,兼有碑刻、钱币、卜骨等物。文献以西夏文文献为大宗,兼有汉文、藏文文献。其中,西夏文文献有印本和写本两类,字体有楷体和草书两种形式。内容以佛经为主,另有辞书《音同》残片、军抄条律残片、习字纸残片等社会文书和世俗文献。汉文文献以佛经为主,并发现有至元、万历、道光等纪年文献,另有帐簿残片、工尺谱残片及符咒残片等。佛教遗物主要为擦擦,可分为脱佛和脱塔两类。另有唐卡、经幡、小型佛造像、佛造像泥范及佛画像残片等物。生活用品以麻毛织物为主,有毡帽、毡靴、皮鞋底、麻布口袋、羊皮袄等,另发现有陶纺轮、瓷碗、木筷、木勺、木碗、角梳、针等物。建筑构件主要为长方形青砖、瓦当、板瓦、筒瓦、滴水、铁钉及木构件等物。此外,还发现有藏文碑刻及汉文碑刻各一通,另有箭镞等兵器发现。
经过三个年度的考古发掘,基本明确了亥母遗址的空间布局、窟内结构及遗址的营建方式。即先在山坡底部修整出一个完整的平台,然后自平台向山体凿挖开窟,最后以窟口两侧的山体为界,在平台上搭建庙宇。这对探讨西夏时期的佛教建筑布局及形制演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出土的各类遗物,数量大、种类多、内涵丰富,为深度解析亥母寺遗址的历史沿革和文化内涵,提供了客观全面的直接材料。大量西夏文文献的发现,则对西夏语言文字、社会历史、宗教仪轨和装帧印刷等方面的深化研究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丁得天博士

敦煌研究院丁得天博士介绍了甘肃金昌市金川区宁远堡镇的孩母寺遗址。分别从孩母寺遗址现状、“孩母寺”名称及问题的提出和意义、出土文物、传世文献与古地图的记载、初步认识等五个方面综合讲述了孩母寺的现状与问题。

青铜菩萨像

对寺院名称作了考述,与武威的西夏亥母寺进行了对比,认为亥母寺、亥姆寺系孩母寺同音之讹误,该寺的原名应当是孩母寺或孩母洞寺。 从出土文物和文献记载的互证看,其始建年代目前最早应是在明代,清代、民国陆续有修缮。根据出土的明代青铜菩萨造像和清代有道教八卦的柱础石,再结合三种方志和古地图的记载,推测其应是汉传佛教寺院,并且有佛道并存的情况。对“孩母”佛像的崇拜以及民间百姓在滴水洞内取山泉水以祈愿“祷嗣”“已疴”的现象,实则是人们基于对“孩母”佛像的崇拜而赋予了山泉水求子、治病的功德,是金昌乃至河西地区明清以来较为典型的一种民间佛教信仰。

赵天英副教授

一如既往的传统,读书班特别重视学术讨论环节,每次讲演结束后都要留下足够的时间供大家交流与沟通,或提出问题,或提出补充意见,或提出修改建议,使讲座者与听众都有满满的收获。例如高台发现的许多文物,此前多未发表,寇局长的展示与解说,引发了大家对高台的关注,对敦煌学的研究也极具意义。敦煌研究院副研究员勘措吉博士讲到“亥母”“孩母”之读音极有可能来自藏语的音译,多为求子时所用,目前青海地区仍有此用法。引起了大家广泛的兴趣。赵天英博士精通西夏文,对亥母洞出土西夏文文献进行了初步的观察与判断。杨富学研究员通过展示的照片,认为将武威亥母洞定为西夏遗物值得怀疑,因为没有一件可确定其为西夏之物的证据,与之相反,其中的六字真言、八思巴文字、“大朝西凉府”文书、佛窟发现的铠甲残片,都将亥母洞的时代指向元代。这些交流与深入讨论,不仅引人兴趣,而且有助于亥母洞断代研究的进展,引起讲演者极大的关注。

敦煌读书班不拘形式,内容多样,讨论热烈,使与会者各有收获,期待读书班越办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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