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
考古材料里的海上丝路
摘要: 1990～199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海上丝绸之路综合考察”,将“海上丝绸之路”变成一个家喻户晓的概念。
除丝绸外,海上贸易的大宗商品另有其类,是以不断有人相继提出“陶瓷之路”“香料之路”“宝石之路” ...
1990～199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海上丝绸之路综合考察”,将“海上丝绸之路”变成一个家喻户晓的概念。
除丝绸外,海上贸易的大宗商品另有其类,是以不断有人相继提出“陶瓷之路”“香料之路”“宝石之路”等说法。实际上,“丝绸”本身更多地扮演的是古代中外贸易及文化交流符号的角色,传递的是中国文化向外输出的历史背景。“海上丝绸之路”也是如此。
蓬莱仙山不死药
“海洋”概念之于中国传统文化,起初笼罩在颇具神幻色彩的迷雾之下。自战国以来,沿海的燕(河北)、齐(山东)等国相继派遣方士入海寻找“不死之药”。实际上,通过目前考古学发现和研究,我们能发现的远远超出虚无缥缈的历史传说。
自20世纪中期以来,从云南晋宁石寨山墓地、山东淄博市临淄区大武乡窝托村汉墓、广东广州象岗山西汉南越王墓等墓葬中先后出土11件裂瓣纹金属盒,其中6件的器身部分皆为银质,经捶揲而成,呈上下交错的凸瓣状,十分引人瞩目。这种技法与公元以前古代中国制器传统(铸造)不同,具有明显的域外风格,确切来讲,与波斯第一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公元前553～前330年)晚期至帕提亚帝国(公元前247～224年)的关系最近,在中国流通的时间集中在战国晚期到西汉年间。由于山东、江苏、广东都是沿海地区,一部分学者认为这类器物来自海路。
奇石异物碧流离
西汉时期出现了官方主导的海外贸易。《汉书·地理志》中记录了一条从越南北部及两广出发,抵达印度东南海岸的贸易路线。当时海外贸易我们的主要输出品是黄金和丝织品,而意图获取的主要对象是“奇石异物”,甚至包括活犀牛这样的生猛活物。我们不仅在广州地区的汉墓中发现许多陶质犀牛角,远在长安的帝陵中也发现了域外进献的犀牛。
如果我们参观两广地区的博物馆,看到最多的一类海外奇珍就是琳琅满目的宝石与玻璃。文献中提及的“碧流离(即琉璃)”通常被认为是玻璃,玻璃制作的历史悠久,来源复杂,但两广地区发现的玻璃器中,甚至有与罗马玻璃十分接近的产品。
葡萄美酒夜光杯
唐代晚期开始,陶瓷成为对外贸易的大宗商品,从海底沉船中大量出水的陶瓷产品可窥一斑。以著名的“黑石号”沉船为例,此船1998年发现于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东南海域勿里洞岛附近,根据发现地点命名为“黑石号”,其中出水中国瓷器和金银器多达6万余件。据调查,沉船多数文物的年代集中在9世纪中期,有纪年铭文的瓷器皆晚唐之物,其中瓷器约占90%。
印度尼西亚爪哇岛北岸海域出水的“井里汶号”沉船也是震惊国际的重大发现,船中出水完整瓷器约15万件,中国晚唐五代瓷器占全部船货的75%,以越窑青瓷为主。学者们推测这是一艘在印尼岛屿之间游弋的接驳船,来自中国的贸易船只一般在沿岸的小岛停泊,以换取食物、水以及其他配给,同时也进行商品贸易,船中的中国瓷器也许要运送到中东等地,而玻璃器和原料的目的地可能是中国。而这种辗转接驳的方式是明初郑和大宝船下西洋以前海外贸易的主要方式。
宋元时期
宋元时期是中国古代海上贸易的鼎盛时期,其规模之大、影响之广可谓空前。除了自行出海贸易的商人和番船之外,宋元时期两代官府都参与经营海上贸易。
目前发现的宋元时期沉船及港口遗址凸显了当时陶瓷器在亚非各国的风靡盛况。当时的外销陶瓷以龙泉窑青瓷、景德镇窑青白瓷和青花瓷为大宗。例如目前发现的最大的宋代沉船“南海一号”,南宋时期沉没于广东阳江市附近海域,应是从中国海域驶出,赴新加坡、印度等东南亚地区或中东地区进行海外贸易的。其中出水瓷器有白瓷、青瓷、青白瓷、黑瓷、铅绿釉陶和酱黑釉陶等品种。这批陶瓷器分别来自我国宋代南方地区著名窑址,包括景德镇青白瓷、龙泉青瓷和福建地区与外销瓷密切相关的磁灶窑、德化窑产品。
另外,元代中后期出现的新品种青花瓷,一经烧成便迅速扩散到海外各地,尤其是目前收藏在伊朗、土耳其、印度等国的大批精美绝伦的青花巨件,是元时期文化交融和海外贸易兴盛的印证。
土耳其托普卡比博物馆的中国元代青花大盘
器成天下走
明清时期中国的海外贸易仍然继续发展,但与宋元时期不同,其发展趋势呈现出矛盾重重的困局。
明初郑和下西洋,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官方贸易。从随行译员马欢在《瀛涯胜览》中的记载来看,郑和船队携带的龙泉青瓷和青花瓷在海外各国均广受欢迎;从考古发现来看,文献所记载的郑和船队行经的东南亚、南亚、西亚、北非及东非地区都有15世纪以后的中国瓷器遗存。
郑和船队和中国瓷器相关的遗存在肯尼亚也有发现,在肯尼亚沿海中部的拉穆群岛上,位于大陆沿海的格迪古城遗址中就出土了数量众多的明初龙泉窑瓷器和景德镇青花、釉上彩器。前文提到的埃及开罗市郊的福斯塔特遗址,也出土了数以千计的15～18世纪中国瓷片,主要包括龙泉青瓷、景德镇青白瓷、青花瓷、单色釉瓷器以及各类彩瓷。（原文刊于《三联生活周刊》2015年7月27日总第846期）
除丝绸外,海上贸易的大宗商品另有其类,是以不断有人相继提出“陶瓷之路”“香料之路”“宝石之路”等说法。实际上,“丝绸”本身更多地扮演的是古代中外贸易及文化交流符号的角色,传递的是中国文化向外输出的历史背景。“海上丝绸之路”也是如此。
“南海一号”出水的铜鎏金龙纹开口环
蓬莱仙山不死药
“海洋”概念之于中国传统文化,起初笼罩在颇具神幻色彩的迷雾之下。自战国以来,沿海的燕(河北)、齐(山东)等国相继派遣方士入海寻找“不死之药”。实际上,通过目前考古学发现和研究,我们能发现的远远超出虚无缥缈的历史传说。
自20世纪中期以来,从云南晋宁石寨山墓地、山东淄博市临淄区大武乡窝托村汉墓、广东广州象岗山西汉南越王墓等墓葬中先后出土11件裂瓣纹金属盒,其中6件的器身部分皆为银质,经捶揲而成,呈上下交错的凸瓣状,十分引人瞩目。这种技法与公元以前古代中国制器传统(铸造)不同,具有明显的域外风格,确切来讲,与波斯第一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公元前553～前330年)晚期至帕提亚帝国(公元前247～224年)的关系最近,在中国流通的时间集中在战国晚期到西汉年间。由于山东、江苏、广东都是沿海地区,一部分学者认为这类器物来自海路。
奇石异物碧流离
西汉时期出现了官方主导的海外贸易。《汉书·地理志》中记录了一条从越南北部及两广出发,抵达印度东南海岸的贸易路线。当时海外贸易我们的主要输出品是黄金和丝织品,而意图获取的主要对象是“奇石异物”,甚至包括活犀牛这样的生猛活物。我们不仅在广州地区的汉墓中发现许多陶质犀牛角,远在长安的帝陵中也发现了域外进献的犀牛。
如果我们参观两广地区的博物馆,看到最多的一类海外奇珍就是琳琅满目的宝石与玻璃。文献中提及的“碧流离(即琉璃)”通常被认为是玻璃,玻璃制作的历史悠久,来源复杂,但两广地区发现的玻璃器中,甚至有与罗马玻璃十分接近的产品。
葡萄美酒夜光杯
唐代晚期开始,陶瓷成为对外贸易的大宗商品,从海底沉船中大量出水的陶瓷产品可窥一斑。以著名的“黑石号”沉船为例,此船1998年发现于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东南海域勿里洞岛附近,根据发现地点命名为“黑石号”,其中出水中国瓷器和金银器多达6万余件。据调查,沉船多数文物的年代集中在9世纪中期,有纪年铭文的瓷器皆晚唐之物,其中瓷器约占90%。
印度尼西亚爪哇岛北岸海域出水的“井里汶号”沉船也是震惊国际的重大发现,船中出水完整瓷器约15万件,中国晚唐五代瓷器占全部船货的75%,以越窑青瓷为主。学者们推测这是一艘在印尼岛屿之间游弋的接驳船,来自中国的贸易船只一般在沿岸的小岛停泊,以换取食物、水以及其他配给,同时也进行商品贸易,船中的中国瓷器也许要运送到中东等地,而玻璃器和原料的目的地可能是中国。而这种辗转接驳的方式是明初郑和大宝船下西洋以前海外贸易的主要方式。
宋元时期
宋元时期是中国古代海上贸易的鼎盛时期,其规模之大、影响之广可谓空前。除了自行出海贸易的商人和番船之外,宋元时期两代官府都参与经营海上贸易。
目前发现的宋元时期沉船及港口遗址凸显了当时陶瓷器在亚非各国的风靡盛况。当时的外销陶瓷以龙泉窑青瓷、景德镇窑青白瓷和青花瓷为大宗。例如目前发现的最大的宋代沉船“南海一号”,南宋时期沉没于广东阳江市附近海域,应是从中国海域驶出,赴新加坡、印度等东南亚地区或中东地区进行海外贸易的。其中出水瓷器有白瓷、青瓷、青白瓷、黑瓷、铅绿釉陶和酱黑釉陶等品种。这批陶瓷器分别来自我国宋代南方地区著名窑址,包括景德镇青白瓷、龙泉青瓷和福建地区与外销瓷密切相关的磁灶窑、德化窑产品。
另外,元代中后期出现的新品种青花瓷,一经烧成便迅速扩散到海外各地,尤其是目前收藏在伊朗、土耳其、印度等国的大批精美绝伦的青花巨件,是元时期文化交融和海外贸易兴盛的印证。
土耳其托普卡比博物馆的中国元代青花大盘
器成天下走
明清时期中国的海外贸易仍然继续发展,但与宋元时期不同,其发展趋势呈现出矛盾重重的困局。
明初郑和下西洋,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官方贸易。从随行译员马欢在《瀛涯胜览》中的记载来看,郑和船队携带的龙泉青瓷和青花瓷在海外各国均广受欢迎;从考古发现来看,文献所记载的郑和船队行经的东南亚、南亚、西亚、北非及东非地区都有15世纪以后的中国瓷器遗存。
郑和船队和中国瓷器相关的遗存在肯尼亚也有发现,在肯尼亚沿海中部的拉穆群岛上,位于大陆沿海的格迪古城遗址中就出土了数量众多的明初龙泉窑瓷器和景德镇青花、釉上彩器。前文提到的埃及开罗市郊的福斯塔特遗址,也出土了数以千计的15～18世纪中国瓷片,主要包括龙泉青瓷、景德镇青白瓷、青花瓷、单色釉瓷器以及各类彩瓷。（原文刊于《三联生活周刊》2015年7月27日总第84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