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前沿

谁的世界?何以遗产?——看专家如何给世界遗产大会开药方

摘要:   更多世界遗产资讯,请关注微博@爱世界遗产  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ICOMOS-CHINA于去年10月分两篇推送了由燕海鸣、王珏、罗颖、解立撰写的《谁的世界?何以遗产—第42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观察》,深入探讨了世界遗产大会近年来面临的诸多问题,并提出未来改进的方向。文章十分精彩,观点鲜明,金句频出。本文试着从中摘取了部分精华片段,供世界遗产爱好者们参考。    原文:  谁的世界?何以遗产?—

燕海鸣等 爱世界遗产 

  更多世界遗产资讯,请关注微博@爱世界遗产

  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ICOMOS-CHINA于去年10月分两篇推送了由燕海鸣、王珏、罗颖、解立撰写的《谁的世界?何以遗产—第42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观察》,深入探讨了世界遗产大会近年来面临的诸多问题,并提出未来改进的方向。文章十分精彩,观点鲜明,金句频出。本文试着从中摘取了部分精华片段,供世界遗产爱好者们参考。

  

  原文:

  谁的世界?何以遗产?——第42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观察(上)

  谁的世界?何以遗产?——第42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观察(下)

  世界遗产委员会的三大咨询机构ICOMOS、IUCN、ICCROM做出的专业评估结论,近年来屡屡被由部分缔约国所构成的委员会推翻。

  20世纪,绝大多数的文化遗产列入项目都是来自于最初ICOMOS给出的评估结论。本世纪初,这个比例有所下降,但也超过八成。但近十年来,这个数字骤降,仅有六成左右。

  将一项遗产列入遗产名录,并使其保留在名录当中,避免进入濒危名录甚至从遗产名录中除名,已经成为缔约国普遍坚守的政治诉求。遭到世界遗产名录除名对众多国家而言都是一件有失体面的事情,必然要通过一些途径避免这类事件的发生。

  借助外交手段,形成多国利益同盟,公然推翻咨询机构的意见而强行列入遗产名录,是近年来世界遗产领域最令人忧虑的变化趋势。此举严重背离了世界遗产的初衷。

阿布辛贝神庙

  最初建立《世界遗产名录》,基于的理念是全世界共同建立一种牢固机制,去保护那些对于全人类的过去和未来具有特殊意义的遗产。当某国无力维护而使遗产面临危机时,该机制能够及时发挥作用,有效化解危机,保全遗产。例如埃及的阿布辛贝神庙,由于阿斯旺水坝建设即将被淹没,国际社会通力合作,对其实施抬升处理,保全了这处杰出的遗产。

  评判世界遗产最核心的概念是其所应具备的“突出普遍价值OUV”,即对整个人类社会具有广泛而特殊重要意义的遗产价值。

  但实际上,没有任何遗产是纯粹属于全人类的,它们必然是首先属于某个群体、某个族群、某个国家。因此,在实践过程中,这些群体、族群和国家必然会力推符合自己利益的遗产申遗,以让自己的遗产成为“全人类”的遗产,让自己的文化获得普世的价值,从而确立自己在人类文明历史中的独特地位,进而在未来发挥更大的文化影响力。如此一来,OUV不仅作为评判遗产的标准,同时也成为遗产的一个光环。“最重要的”逐步演变为了“最荣耀的”,世界遗产大会也成为一年一度的角斗场,挑动各国的敏感神经,各国不仅要靠遗产价值说话,还会暗地进行政治、经济乃至宗教角力。

  造成这样的结果似乎是不可避免的。毕竟世界遗产项目的地理基础是缔约国,在这样的基础上,必然会造成国与国之间互相攀比的现象。1994年,面对欧美遗产占主流的情况,世界遗产确定了“全球战略”,以向非欧美地区倾斜;并在21世纪初将每个缔约国申报项目数量严格控制。不过这种“平衡”本质上也是对世界遗产初衷的某种背离。人类文明各版块的发展快慢有所差异,某一地区遗产数量更多,是历史发展的客观产物,通过搞平衡的手段去人为控制,是对从“最重要”转变为“最荣耀”的评判标准异化结果的一种默认。

  “全球战略”并没有扭转欧美遗产占主流的大势。反倒加剧了遗产大国之间的非理性竞争,助长了不择手段申遗的行为。因为每年名额有限,确保入围项目的成功率,保证本国名录遗产数量的稳步增长,已成为缔约国参加大会的首要任务。

地震后的加德满都

  设立《濒危名录》的目的是让国际社会更多关注,并给予必要的支持。为什么加德满都谷地这种亟需国际援助的遗产地,尼泊尔反倒采取了拒绝列入《濒危名录》的态度?一个主要原因是,《濒危名录》在今天已经被许多国家认为是一种惩罚措施,令当事国“蒙羞”。

  委员国质疑《濒危名录》本身的效果。他们指出,即使列入了《濒危名录》也并不意味着能够获得更多的援助。非洲有不少遗产已经列入了濒危名录十年以上,但状况并没有实质改观。有委员国指出,列入《濒危名录》反而会令缔约国蒙羞,更对旅游业造成负面影响,收入的降低会进一步导致遗产保护经费受到限制,列入濒危反倒令遗产地得不偿失。

  对于《濒危名录》实施效果的批评,揭示了目前世界遗产体系的一个困境——世界遗产中心和咨询机构是否具备足够能力支持濒危的遗产地?无论是从经费上还是人力、物力方面,随着世界遗产地数量的增多,现有的国际援助力量显得越发有限。“濒危”越来越表现为一种遗产地的身份符号,并不能从中获得实际益处。

  

  当今的世界遗产体系中,地缘政治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变量。阿拉伯、非洲、东南亚等地区的国家的集体意识更强,尤其是这些国家又往往会因“反抗欧美‘文化霸权’”的缘由共同团结在一起。对其而言,ICOMOS等国际咨询机构背后或多或少象征着某种欧美霸权主义的延伸,也就导致了近年来这些地区的国家集体抱团支持某一项目,反对咨询机构的情况时有发生。

  这种充满政治色彩的结果,却也恰恰源自于世界遗产自身与生俱来的制度设计。由专业性机构组成的咨询方,和由政治性的委员国构成的决策方,本身诉求的焦点就大不相同,分歧一旦出现,便是不可调和的矛盾。由于委员会构成保持不断的滚动更新,而咨询机构也随着内部新老面孔的交替在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风格和导向,因此,二者间的磨合会永远持续下去。

  尽管始终坚持评估过程中的中立与非政治色彩,咨询机构在评估遗产项目时相对不透明的机制,以及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的缺乏与缔约国沟通的模式,使其专业性受到了质疑。另外,因为近年来对于世界遗产的核心概念不断扩展,诸如文化景观、文化线路、工业遗产等新型遗产,相比传统的如建筑、建筑群、遗址等学科基础相对完整的类型有所差距。审议这类项目时,咨询机构本身的专业素养和标准都难免有所欠缺,发生了不能一视同仁的现象。在评估意见中出现的对项目的误读和内在逻辑错误,更令咨询机构的专业能力遭人质疑。

  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的二元区分,一向是众多学者诟病世界遗产之处。为了弥合文化与自然之间的区隔,IUCN和ICOMOS两大咨询机构于2013年开始联手,推出了“联合实践”计划。

  人们越发认识到,遗产保护的最终目标是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遗址

  在世界遗产的政治意义高度提升的今天,战争相关的遗产是否、如何成为世界遗产,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议题。

  ICOMOS发布的《关于评估近代战争记忆遗址申报世界遗产提名的讨论报告》,坦诚承认处理这类遗产时的困惑:如果承认历史从来不是中立的,那么战争同样不是——有胜有败,对于与负面记忆有关的记述也会有所偏颇。难道要让《世界遗产公约》成为给近代战争中胜利者歌功颂德以及展示胜利者视角的工具?

  一战没有所谓正义或邪恶阵营,双方皆是为了争夺殖民地而开火,因此,对于这种遗产的纪念和记忆的解读,谨慎不失为一种上策。战争的记忆已经成为了世界遗产这个政治战场争夺的对象,中国不应在这个战场上失语。

  中国更应该在记忆遗址这个议题上发挥作用。比如七三一遗址,作为一项战争遗迹,其价值如何能够展示、传播给后世,世界遗产的平台至关重要。对于战争历史尤其是二战历史的解读,在世界遗产领域已经在日本广岛和平纪念馆(原爆圆顶馆)的片面阐释下,产生了一定的扭曲。这个时候,更应该积极参与到ICOMOS等机构正在进行的主题研究中,发出中国声音。

广岛原爆圆顶馆

  掌握概念,引领理念的国家,永远不会在世界遗产的舞台上缺席。中国理应介入重要的专业议题,以更专业的姿态和实力,去竞争世界遗产的话语平台。

  如果每个国家都能够保护利用好自己的遗产,世界遗产最初可能根本不会出现。这项事业之所以能够为人所认可和尊崇,最大的魅力便是其跨越了国界和文明,将全球的力量和资源结合在一起。在这个“初心”的精神指引下,世界遗产不应成为国家竞争甚至冲突的对象,更不应成为某些国家拒绝国际援助和介入的理由。

  缔约国的初心:申报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是一个国家向国际社会做出的庄严承诺,意味着未来对遗产的保护不仅要对本国负责,更要对全人类负责。更多的遗产,带来的是更大的责任。从这个角度而言,控制每年增加的遗产数量,将更多关注力聚焦在保护本身,是世界遗产中心这些年做出的一个正确决策,也是未来多年内应该遵循的原则。

  咨询机构的初心:尊重专业,是世界遗产得以立身的根本。这项事业最初是由专业人士提议、践行并且促成的。我们不反对缔约国根据自己的政治诉求在大会上根据制度设计行使自身的权利,但这项权利如果失去了对专业的基本敬畏,那么这个体系沦为政治工具的命运便不可避免。因此,如何在政治和专业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是未来世界遗产急需解决的问题。

  世界遗产关乎国家形象是不争的事实。不过,两者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数量越多形象越好。近几届世界遗产大会有一个现象:广受赞誉的项目,不是通过做委员国工作得以列入的项目,而是承认自身在遗产研究和保护管理方面的不足,自觉回撤申报,甚至是在获咨询机构认可后自己主动要求暂缓列入的项目。从客观上讲,各国对于公约精神的理解是到位的,因为这本身并无难度,但在事关本国项目和利益时,采取何种行径则又另当别论了。

  更多遗产的列入,能够表现出国家的实力。而有时候,主动退一步,反而更加彰显文化自信。真正决定国家形象的,应该是这个国家在世界遗产事务上,对议题的领导力,对保护技术方法的持续力,以及在国际援助上的渗透力。

  在世界遗产的舞台上,老牌欧美国家(法国、意大利、澳大利亚)对于新的议题和理念的探讨保证了其行业引领的地位;北欧诸国(挪威、瑞士等)素来以坚持专业、客观的刚正形象立足;日本在非遗概念传播上的领导力,以及在国际援助上的全面影响,更是成为了东方国家在这一领域的代表。与之相比,中国的世界遗产国际形象是什么?申遗成功率固然是一方面,但还远远不够

  引入更多咨询机构并不现实。诟病咨询机构(如ICOMOS)评估不专业的声音,往往忽略了一个背景:ICOMOS作为一个中立的国际非政府组织,为了恪守专业性和中立非政治的形象,从不从缔约国获得经费,其评估世界遗产项目的经费来源是世界遗产中心。如果引入更多咨询机构进行竞争,经费渠道必然依旧是世界遗产中心,这会令本来就捉襟见肘的教科文财政出现更多负担。

  要变革。要对咨询机构的评估流程进行变革。考虑到委员国对专业机构评估机制的不信任,或可改进评估流程,使其更公开。比如公布每一个遗产项目审议环节的关键信息,或在讨论后采用匿名投票并公布投票结果等。更要对委员会进行改革。或可以对咨询机构建议的修正施行更严格规范,甚至一票否决制;或给予观察国或世界遗产中心更多权力,以制衡委员会。

  我们不应抗拒变革。当我们回顾世界遗产的进程,会发现除了这个制度及最核心的突出普遍价值的概念之外,今天我们所常用的一些主要概念:真实性、完整性、缓冲区、遗产监测都是不断演化发展而来的;而诸如文化景观、文化线路等遗产类型,也是随着认识的扩展而提出的概念。因此,世界遗产体系一直是一个与时俱进的体系。它总是在需要调整的时候,找到应对的方向,并因此不断进步。也正因为如此,世界遗产才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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