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18年夏末，在盂县下曹明代壁画墓及彩塑窖藏的发掘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之际，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在盂县考古的发掘人员接到所里通知，要求对该县后元吉被破坏的古墓葬线索进行调查核实。鉴于事发突然及盂县后元吉一带古遗迹较多的情况，随即我与孙先徒、程玉龙等，在盂县文物局等相关部门的配合下，对两座墓葬进行了两次调查，了解到墓葬在一生态园内，是在当地新建坟墓时发现，其中一座墓顶可能因盗局部已在早年被毁，近期的迁坟中

2018年夏末，在盂县下曹明代壁画墓及彩塑窖藏的发掘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之际，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在盂县考古的发掘人员接到所里通知，要求对该县后元吉被破坏的古墓葬线索进行调查核实。鉴于事发突然及盂县后元吉一带古遗迹较多的情况，随即我与孙先徒、程玉龙等，在盂县文物局等相关部门的配合下，对两座墓葬进行了两次调查，了解到墓葬在一生态园内，是在当地新建坟墓时发现，其中一座墓顶可能因盗局部已在早年被毁，近期的迁坟中又破坏了部分。随后，根据省文物局指示，并报国家文物局批准，对其展开抢救性考古发掘，清理了两座元代壁画墓及墓地中的一处明堂。

　　此次发掘的具体地点位于盂县牛村镇后元吉村西北，该墓葬周边历史文化遗存丰富，以往曾发现汉及金元等时期墓葬，还有包含龙山、东周等阶段遗存的后元吉遗址。

图一 墓葬俯视图

一

　　
两座墓葬墓道均朝南，错列而置，M1居南，M2位于其北，明堂见于两者之间（图一）。墓葬均为土圹砖室墓，由墓道、墓门、甬道、墓室等构成，墓道位于墓圹南部，与墓室以土洞相通，洞内砌甬道。墓门为砖砌，青砖“人”字层层砌封，外侧砖砌门楼（图二）。砖券式甬道，系掏挖生土、券砖作拱而成。墓室为八边形仿木单砖室，甬道后接墓室。墓室呈八边形，以八根立柱衔接过渡，各柱头间以阑额相连。柱头之上承普拍枋，枋上也砌转角铺作，铺作间设栱眼壁。斗栱均单昂四铺作计心造。斗栱之上用三坯条砖作撩檐枋，再上各以一坯条砖设檐椽及瓦陇。瓦陇之上即墓顶，以条砖及半砖平砌，叠涩内收作穹隆顶。墓室四壁均涂抹白灰，彩绘仅见于立柱、斗栱、墓门门楼等部位，墓顶点缀繁星和日月（图三）。流行多人合葬（图四），随葬品主要为斗笠状的白瓷碗，M2墓底发现一块“太定元年”买地券。

图二 M1封门

图三 M2墓顶繁星

　　
以往在山西发现的元墓不少，包括阳泉东村、平定东回村、屯留康庄、长治捉马和司马乡、太原瓦窑村、文水北峪口、孝义梁家庄和下吐京、岚县丁家沟、兴县麻子塔和红峪村、大同宋家庄冯道真墓、大同白马城王青墓等，方向均南北向，与此次发掘的后元吉元墓方向一致，这应是山西元代墓葬方向的一个基本特点。

图四 M1墓室俯视图

二

　　后元吉明堂的发现实数偶然，原计划是借助清理现代墓壁面，进一步了解地层堆积及有无其他相关遗迹，不料在现代墓墓室东壁发现一个被打破的方形坑，经过再次确认，还暴露有条砖，瞬间使我联想到了墓地明堂这类遗迹。关于墓地明堂的讨论近二十年来，是宋金元考古的热议话题之一，部分学者根据相关发现撰文进行了梳理。

　　
该明堂位于两座墓葬之间，靠近出土买地券的墓道南端，方坑土坑，坑内用条砖砌成龟形，其内发现陶罐一件，罐内有八卦镜、铜钱等，外部放置犁铧等。

图五 明堂

　　
明清时期的明堂在考古发掘中时有发现，金元墓地中的明堂实例发现较少。山西是特别是其中部地区，明堂的发现较为集中且发展较为连续，从目前所见最早的金代明堂一一汾阳东龙观王立墓明堂，到本次盂县后元吉发现的元代明堂，传承关系明确，至明清时期，山西地区墓地中的明堂设施更是不乏其数，但也出现一些新变化，趋于简化。如2016年太焦高铁武乡西城墓地发现的明清“后土券”，立上方坑的龟形砖穴内，实则明堂位，正好居于墓地靠前排位置，符合墓地明堂设置及墓葬下葬的时间次序。据《重校正地理新书》“……于明堂上为坛，……坛上设神位……”。关于何者神位，一般认为是后土等，西城墓地明堂中后土券的发现，虽不同于一般明堂中买地券文，但也进一步印证了明堂祭祀对象，是明堂券文的一种简化形式。

　　
本次发现的明堂正好处于发掘的两座墓葬之间，该明堂应是这两座墓葬代表的这一墓地的公共祭祀设施，与其紧邻的M2出土有买地券，券文为朱书撰写，虽已不甚清晰，大体可以确定其基本内容，前为纪年，后为买地四至等固定格式。关于墓主姓名，已不清，但两墓均坐北朝南，其中M1位于明堂地心东偏南，处丙位，M2在地心西偏北，正当壬穴，墓主应属商姓或角姓。

　　
后元吉地点虽仅清理两座元墓，但在两墓之间的明堂为此次发掘的点睛之笔，墓葬出土买地券又证实了其年代为“太（泰）定元年”，两座墓葬代表的墓地及其明堂，构成了元代丧葬习俗的缩影。

　　相关链接：

　　山西盂县发现元代纪年墓 ——确认首例元代墓地明堂

　　作者：张光辉（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责编：岑蔚

　　审核：郑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