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这个科学昌明的时代，科学家的洞察力几乎是无可置疑的。科学史上有几个经典的例子,如伦敦霍乱原因的发现、产褥热病因的发现等都印证了科学家的才智。科学家秉承理性，尊重事实，探究现象背后的规律与机制。科学家除了洞察疾病的原因之外，他们还洞察物质、宇宙乃至社会。他们利用所掌握的规律与机制，让我们“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 　　艺术家同样是非常有洞察力的群体，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也是科学家。好的艺术家有一 ...

在这个科学昌明的时代，科学家的洞察力几乎是无可置疑的。科学史上有几个经典的例子,如伦敦霍乱原因的发现、产褥热病因的发现等都印证了科学家的才智。科学家秉承理性，尊重事实，探究现象背后的规律与机制。科学家除了洞察疾病的原因之外，他们还洞察物质、宇宙乃至社会。他们利用所掌握的规律与机制，让我们“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

　　艺术家同样是非常有洞察力的群体，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也是科学家。好的艺术家有一双如X光刀般的眼睛，能够透视这个时代。好的文学家同样如此。在我看来，最好的清史莫过于《红楼梦》。好的文学家用无数真实又不那么真实的材料编织起一个认识模型，让我们能够深入时代、社会的内核，于是，我们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真实！

　　面对这些优秀的群体，我在想，考古学家有着怎样的洞察力？洞察力又立足于何处？我们常说考古学研究人类99%以上的历史，人类有文字的历史非常短暂，真正有确凿记录的历史就更短了。要全面考察人类历史，考古学家自然不可缺席。他们的洞察力首先就来自所秉持的时间尺度。“风物长宜放眼量”，这样才能看得比较清楚。古希腊人在地中海地区牧养山羊，破坏了植被，恶化了生态，这是通常的看法。然而，用更长的尺度来看，就会发现，这里如果不牧养山羊，实在不能发挥什么作用。虽然会导致水土流失，但流失的水土堆积在河谷平原上，造就了农业的沃土。这个例子说明对事物的利弊进行长尺度考察的重要性。

　　最近看了有关战争、不平等方面的书，这些无疑是当代社会的核心问题，然而考察它们绝对离不开考古学的帮助。著名学者伊恩·莫里斯、史蒂芬·平克等都提出人类社会越来越和平，而不是越来越暴力了，立论的重要基石就是史前社会更加暴力。得出这样的结论自然需要考古学的研究。伊恩·莫里斯本来就是考古学家出身，他的研究从史前狩猎采集社会一直到当代社会，跨越数百万年。他注意到狩猎采集者可以容忍暴力，但不能容忍不平等；农业社会相对更能容忍不平等，不能容忍暴力；现代社会是两者都不能容忍。目前由于有关史前暴力的证据还不是那么充分，姑且将这个结论的可信度放在一边。作为广义的历史的科学，考古学对长时段的考察无疑更出色。

　　考古学不像一般历史学那样排斥规律，因为人类早期，也就是解剖学上的现代人出现之前，其生存状态更类似动物，这个时候就要用到进化论。人之由来，源于进化，史前考古学需要考虑进化这样的自然规律，并由此追溯到超越普通生物进化论的阶段，我们由此转入了一个关键的问题：人的属性，即什么是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考古学注意到了天人之辩，与哲学家形而上学式的思考不同，这里考古学家更多地像科学家，凭借证据说话。人何以成为人？经历了怎样的历程？考古学家的追溯是其他学科所不能取代的。又由于在人类文化比较原始的阶段，环境的作用意义巨大，考古学家几乎像关注人本身一样关注环境的变迁、人与环境的关系，这是“究天人之际”另一层意思。

　　福柯写了《知识考古学》，其实跟考古学没有什么关系，只是借用了考古学这个词——追根溯源，严密考证。考古学家习惯做这样的事，探究人类什么时候开始狩猎，暴力、不平等、信用乃至于文化、社会本身的源头在哪里，如此等等。所有与人类相关的重大问题都需要了解其根源，此时就需要一批职业战士冲锋在前，他们就是考古学家。经过两三百年的发展，我们的确比从前更了解这些问题。我们不会再轻易地设定史前社会就属于平均的、和平的社会，不会简单地认为史前人类就很容易得到肉食，不会相信什么是从来就有的。凡事究其本源的结果是对本源的质疑，考古学家一定意义上也成了哲学家。著名考古学家戈登·柴尔德晚年的著作基本可以归为哲学范畴。好的考古学家某种意义上也就是哲学家，柴尔德如此，过程考古学的代表先师路易斯·宾福德如此，后过程考古学代表伊恩·霍德同样如此。

　　我一直把司马迁列为考古学的宗师，“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正是考古学家的工作，考古学家把历史学的范畴从时间上、空间上乃至于研究对象上都大大地扩充了。传统上，考古学是以研究实物遗存材料为对象的，实物材料就像历史文献一样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但它比文字资料更具体、更细致、更接地气（历史更多是胜利者的历史，实物遗存要公平得多）。当代考古学的发展不仅注意尽可能多地从实物材料中获取科学信息，更注意到物质材料对人之思想的限制与改造。物就是人，人就是物，人与物之间的联系更受到强调。从前考古学家可能是“格物”的科学家，如今我们也可以说“格人”了。考古学家不仅仅研究物，真实的目的还是要研究人。

　　考古学家探究过去，一方面为了了解过去究竟发生了什么，另一方面为了回答现实问题。我们固然可以说为了知道而知道，为学术而学术——所有学科都有这样的意义；我们也同其他学科一样关注现实。比如我们生产有关人类过去的科学知识，从此摆脱推测、八卦与神话；我们还参与社会工程，为国家、民族以及社会群体的文化认同添砖加瓦；我们还在传承我们的文化传统，“为往圣继绝学”，文化传统不仅仅见诸文字，更铭刻于具体的实物材料之中——这正是考古学家研究的对象。

　　考古学家也是生产者，除了像农民一样在野外经受风吹日晒，也像工人在生产线上似的围绕数以万计的遗物进行日复一日的整理，也像科学家一样在实验室中运用仪器设备观察，还会像哲学家一样坐在书斋的沙发上就着一杯茶或咖啡玄想。这是一门跨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学问，很简单，也很复杂；很科学，也很文艺。

　　最后，考古学家所说也就“成一家之言”了。在我们当代的语境中，所说可以泛指一切的表达，包括见诸文字的，也包括那些不见诸文字的，而“成一家之言”可以泛指能够成立、接受或传承的表达。在这方面，考古学家应该是最豁达的，无论多么宏大的表达，经过时间的磨砺或折腾，最终剩下的都是雪泥鸿爪。我们并不期望任何表达都能永恒，但是会期望表达之间有那么一点坚韧的内核，经得起岁月的侵蚀。这或许是“一家之言”最终的追求。

（图文转自《北京晚报》2019年7月9日第33版）